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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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与佛学








爱因斯坦曾经说：“人生最后的领域，只能在宗教中才能找到答案。”  



万法无常是佛法的主要宗旨，源自佛所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诸行无常即万法无常，意思是宇宙空间天下万物分分秒秒都处于“生、住、异、灭”的变化之中，既没有什么独立存在，也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事物，甚至在人们眼中似乎永恒的时间和空间也包括在内。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读过《金刚经》《坛经》《道德经》《易经》等，对于佛法中世界万事万物互相联系变化的观点，阴、阳互变的原理，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在他多年以后攀登科技高峰过程中对此不但没有淡薄反而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终于启发他后来与李政道一起打破了宇称守恒定律，发明了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



1972年10月23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中说：“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这条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任何物体假如我们能完全测定它在任何一刻时间的位置，那在同一时间，它的动量（即质量乘速度）就无法能固定。



对普通一般物体来说，动量不固定，就是速度不固定；既然速度不能固定，那也就无法完全预定这物体将来的路线了。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佛法中的万法无常以及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的诸多发现，与佛经中的许多宗旨和意趣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吻合与相似。”



假如当时牛顿和其他众多的科学家们在研究物理力学时，如果同时对佛学和《易经》有所了解的话，这些天才的科学家们带给人类的贡献也许更加辉煌更加伟大。

      

爱因斯坦（1890-1955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相对论的发现者，在他的下半生曾经耗尽心血试图解决统一场论的课题，但一直到他逝世以前，并没有解决，含恨而去。



物理学家牛顿（1642-1727）以力学三大定律闻名于世。他的名字，以及他发明的物理力学公式，在中国只要念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无人不晓，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科学的化身，而恰恰就是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对于自己发明的力学规律，始终解释不了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于是，他晚年的时候，只好无可奈何地违心地将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归纳说成是“上帝之手”。



从现代物理学时空观念的发展来看，牛顿的绝对时空是想象的非真实的惯性时空，所以无法解释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其次牛顿所说的静则恒静，动则恒动的力学概念，仅仅适用于部分物理现象，但对于太空外的大宇宙（MACRO COSMIC）和原子内部的小宇宙（MICROCOSMIC）牛顿的定理就无法应用。

  

这个课题起源于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P.S.LAPLACE，1749-1827）。他曾幻想：“如果有一种智慧能了解在一定时刻支配自然界的所有的力，了解组成它的实体各自的位置，如果它还伟大到足以分析所有这些事物，它就能用一个单独的公式概括出宇宙万物的运动，从最大的天体到最小的原子，都毫无例外，而且对于未来，就象对于过去那样，能一目了然。”（《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下半期物理学的影响》）。



既然这些大科学家都找不到答案，那么我们换个思路，看看从博大精深的佛学中能不能找到？佛法认为：大千世界从微小的細菌，到聪明的人类，从山川大地到日月星辰，无一不是我们人人都有的如来藏所直接或者间接的化现，这就是佛说的“世出世间第一义”，就是佛为“一件大事”化现人间的“大事”所在；也正是牛顿用了后半生时间苦苦寻找的“宇宙第一推动力”，佛学将她称为人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尽管她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无影无踪，无音无色，无善无恶，无做无为，但是人们通过如理如法的修行，就可以亲身验证她的真实存在。



除了佛学，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承认如来藏学说，更不能说清楚如何能够找到如来藏。既如此，人类几千年来绞尽脑汁想认识自我，认识生命，认识自然，岂不成了南辕北辙的水中月镜中花？这一点上，恐怕无数人至今尚在推崇的当代西方文化显然已经走进一条死胡同（这里主要指的是包括哲学、自然、心理学在内的人文科学）。



追求宇宙的简单性、统一场这一最终极的、也是最极至的“美”，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这些伟大人物未竟的科学遗愿―――摘自《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下半期物理学的影响》。遗憾的是，虽然爱因斯坦从他的友人那里已经得知了佛学的大致且心存好感，但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不知道，这一切问题的答案，早已出现在2500年前的古老佛经当中！



近年又见报道说：有人研究发现，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太极八卦图，竟可以推导出宇宙统一模式图和宇宙统一方程式。顺便一提，若有从事科学又有意于佛学的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涵盖一切事物的“五法（心王、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入手，所有一切答案尽在其中。

   

杨振宁、李政道说他也是从佛经“一切在变化中”和《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量子初学的创始人玻尔选择太极图作为他的爵士徽章绝非偶然。量子力学有一条“测不准的原理”，李政道指出，这个原理与佛学和《易经》学说都有相似的的地方。杨振宁博士在学习《佛经》和《易经》以后，对奇偶性不灭定律也产生了怀疑。

    　

一九○五年，爱因斯坦预测物质与能力可以互相转变，他把物质和能的关系立出一个公式　E＝MC＊C，Ｅ代表能，M代表物质，C代表光速，C就是光速的自乘，换句话说，物质乘光速自乘的数字，就是能。光速每秒三十万公里，即是说极小的物质可以转成庞大到惊人的能量。他的预测已由原子分裂的成功而得到完全的证实，确切地证实了物质和能可以互相转变的，更重要的，是把不可想像的假设；极小的物质变为极大的能力变为现实。这是科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发展。毫无疑义，对于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原子分裂及其它科学上的新发现，对于一神教的宗教来说，不啻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大大动摇宗教的神造万物的理论基础。唯一的例外就是佛教。科学的发展，不但不足以否定佛学，反而是替佛教理论作了有力的论证。



在二千多年前，佛经中的《阿含经》就有大量关于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理论论述，其中，用“芥子纳须弥”来说明一种力量收缩的时候可藏之于芥子这样小的空间，释放时可以大过宇宙最大的山如须弥山；用“一霎那不异三千劫”来说明时间也是相对的，是“依他而起”的；例如释迦牟尼佛说他在过去讲法华经时一坐就是五十劫，（劫是亿万年的长时间），新中国第一任佛协会长虚云和尚当年在终南山修行时，在灶台前一次打坐不吃不喝十七天才出定，他的感觉是“好像刚刚过了一霎那”；至于佛学中的微观世界，经中则以“佛说一杯水，八万四千虫”来以此说明；这些，都无不是佛家对于我们眼中的这个并非真实的“世界”和“时空”的一一体证。



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中，如果乘坐数倍于光速的飞机在太空飞行，时光能停滞或倒流，甚至看到自己过去世的种种事物，这种科学的时空概念，与佛家的时空体证正好相符，只不过在科学家和世人心目中，这一理论还是一种人人都半信半疑的“科学假设”，而在佛门中早已是尽人皆知坚信不移的事实。笔者就有几位坐禅多年的朋友，他们可以在定中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和别人几百年前的过去世在什么地方并且在做什么，佛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宿命通”。



这一切，都无非是在证明：科学界的分裂原子，使极小的物质变成极大的力量，打破了原子不能分裂的理论从而改变了物质世界；在佛教的理论中，无论是谁，如果他能打破“我执”，同样可以产生无可比喻的精神力量，不过物理上的力量人们可以看到，而精神上的力量则无法衡量，“如人饮水，唯人自知”，从外表上，他仍然与一个普通人毫无两样。如果用比喻讲，觉者破除我执后所产生的大智慧与大慈悲，与物质界原子释放后所产生的光和热十分相似。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西方有智之士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学科提出的崭新的科学系列理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一系列的理论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大改造。



中国物理学家黄念祖，半生注释佛经，著有《大乘无量寿经解》等。中国电学家王季同，著有《佛法与科学的比较研究》。科学家尤智表，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任浙江大学教授，著有《一个科学工作者研究佛经的报告》，宣称佛学高于科学。日本科学家松下真一，著有《法华经与核子物理学》。   

  

西方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在他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说道：“《大方广佛华严经》与现代物理学理论有惊人的相似性。”  



“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他们所描述的经验与原子物理学家所使用的语言是极为相似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写道：“一一微尘中，各现无边刹海；刹海之中，复有微尘；彼诸微尘内，复有刹海；如是重重，不可穷尽。”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宇宙在超宏观与超微观上的无限层次。  



“关于量子原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它推翻了关于世界可以‘座落在外’的概念……宇宙永远不会再次处于同样的状态。我们不是宇宙的‘观察者’，而是‘参与者’。宇宙就是自己的‘参与者’。”《楞严经》中写道：“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现代量子力学的发现却是佛在无量劫前早就亲证了的境界。  



佛教关于宇宙年龄的定量竟接近于科学。许多佛籍，包括现代佛学家著述如方立天先生的《佛教哲学》都说世界的一大劫是128亿年。真是难以置信， 现代宇宙运用最先进检测手段如荷兰天文学家通过测定土和女两种元素比例，测得宇宙年龄是120亿年。   



大科学家薛定鄂，是量子力学的权威，近来研究生命科学，薛氏说：“我在母胎时，并不是我生命的开始，我是依照了过去的蓝图，而出现我的生命。我的死亡，也并非我生命的结束。”



薛氏之说，生前已有蓝图，死后生命并不结束，恰恰否定了人死如灯灭的俗论。至于“蓝图”，则相似于佛教所说的阿赖耶识，即第八识，此识含藏一切种子，我们的现在世与将来世都决定于此识中的种子。



爱因斯坦提出了“四维空时”，认为时间空间不可分割。而“世界”这一概念在诸佛经中屡次被提到，“世”代表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代表空间上的东西南北上下，表明时间空间本不可分。当佛经传入中国以后，汉语中才有了“世界”这个名词，之前只有“天下”的说法。  



爱因斯坦说：“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在这种新的物理学中，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的存在。物质和时间只是人们的错觉。”而佛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缘起性空，诸法无我。”  



原子弹的爆炸，证明了爱因斯坦质量－能量转换定律的正确性。更让人们惊奇地认识到，这就是佛早已开示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理。  



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设有佛学系、禅堂。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成立了佛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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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行者——国学大师梁漱溟
  作者： 谭特立     









梁漱溟是蜚声中外的儒学大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佛教的关系。他一生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用“无我”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一、   我前生是个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九十四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梁漱溟一语惊人，他与佛结缘说来话长。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九日，北京米市一个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驰名文坛的梁漱溟。时任内阁中书官职的父亲梁巨川，寓光大鼎新和长寿之意，给孩子取名焕鼎，字寿铭。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岁，在父亲的启发下，逐渐从糊涂中清醒过来。他历经两度私塾，十三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习惯。他看到家里的佣人天天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了，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纳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十六岁的他开始对思考人生的烦闷，倾向印度出世思想。



梁漱溟十八岁时，母亲张太恭人病重，她拉着梁漱溟的手亲切地说：“儿呀，娘最挂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你就和她订婚吧。”早有出家为僧之念的梁漱溟听了之后，很久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指着梁漱溟说：“你胡说！”这时，梁父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梁漱溟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社会的黑暗、官场的下流行径，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攻读佛典，从二十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梁漱溟喜和僧人接近，并和他们交朋友。民国十三年春夏之交，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头大脸长，身高体瘦，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省圆法师住西厢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地投缘。可是有一次，当梁漱溟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梁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得知他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



　二、   非同凡响的《究元决疑论》

　　

　　梁漱溟为何当上北大教授？话得从他的佛学著作《究元决疑论》说起。



西安有个古庙，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经》，康有为到西安时，看到这部经，便将它带出陕西，据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为震惊，将《大藏经》追了回来。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书，听到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师兼记者黄远生请教。他当时穿着长衫，一副中学生的样子，但黄很热情地接待并指点了他，使他深受感动。梁漱溟又拿出他写的《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黄远生请教，黄看了之后，写了一篇长文《晚周汉魏文钞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对梁的编写作了极高的评价。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袁世凯称帝前夕，黄远生在袁的亲信的威逼利诱之下，写了一篇对帝制既赞成又不赞成的前后论调不一致的文章。因为黄是名记者，袁的亲信硬逼他再写赞成帝制的“劝进”文章，黄于是逃到美国，不料刚落脚，就被华侨误为袁世凯的亲信杀死了。这消息引起梁漱溟的极大伤感，他后悔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人生道理讲给黄远生听，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6—7月的《东方杂志》上。



文章归结佛法，开头就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拨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



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中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性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讼百世而不绝者，以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淑？呜乎！希有希有！”



文章谈及人生苦乐，梁漱溟认为：人间苦乐我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并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来高，永无止境。



文章从“究元”（究竟元真）与“决疑”（行止之疑）两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此文非同凡响，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注意。蔡元培在上海看到这篇文章，认为很好，立即聘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没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因此却当上了北大教师。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读过《究元决疑论》单行本。1938年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员，读到你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你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三、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由于梁母与北洋政府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的姊弟关系，梁漱溟担任了司法部秘书。张勋复辟后北洋内阁改组，梁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窃，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天哪，天哪，我们不能再活了”的呼号声，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梁漱溟返回北京，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



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怀着出家念头的他极相矛盾。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自治建设。



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演讲中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



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这是梁漱溟1954年春初住进北京医院写下的在佛前顶礼的《发愿文》。他为何发此深宏大愿表示忏悔？话得从不久前和毛泽东闹别扭的事情说起。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梁漱溟发言表示对总路线的拥护。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梁的座位，向他致意，期望他明天继续发言。表示一定不负重托。



国难时期，梁漱溟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解放后，梁应邀从四川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工作、私生活、住居作了妥善安排，并派车接他到中南海，征询对国事的意见。晚餐时，梁漱溟称自己是素食的，有一二个蔬菜就行，可是毛泽东知道后，就大声传话：“我们也统统素食，全用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梁为此很激动。在席上，毛泽东告诉他：“梁先生，我也吃过素，那是在沙滩，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后来回湖南又吃荤了。”梁漱溟觉得和主席感情融洽。以后，每一二个月就有一次交往，两个都共进素食。



梁漱溟是一位善于解剖自己，真正有勇气承认有错误的人。有人以他一生著作等身，《乡村建设理论》、《东方学术概论》、《儒佛异同论》，以及高龄晚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在学术界影响极大，而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者”，而他则自称只是一位笃信佛学的教徒，说“我一生所忙碌的事业，都是以出世者悲天悯人的心肠，从事入世工作”，由此乃能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结束了他九十五年的一生，弥留之际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我们似乎听到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写于“文革”期间被抄家后的偈诗,轻轻地走了，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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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政坛大人物的学佛心路历程——陈履安

http://www.zhibeifw.com/fjgc/fjyj.php


陈履安小档案　



陈履安，1937年出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获得美国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他曾任台湾“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和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



他早年与连战、钱复等人并称为台湾政坛“四大公子”，与连战有两代交情，1996年因与李xx政见不和，退出国民党，并作为独立侯选人，参加了台湾首届“总统”选举。



51岁开始学佛，在历经10多年的“实修实证”后，陈履安相信：“每个人，生生世世都在补修学分；今生最苦恼的，就是最需要学习的。”师父要我向大家讲几句话，我首先要向诸位同学报告，自从我学佛以来，我整个人生改变了。可以说给我带来许多欢喜。



今天来讲几个小故事之前，我先自我介绍：

我出生于江西庐山，是佛教圣地。民国四十九年(1960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于民国五十七年（1968年）在美国纽约大学获得数学硕士与纽约大学获得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做过计算机工程师及大学教授。



回到台湾以后，在明志工专担任校长，台湾科技学院院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会主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行政院”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及“经济部”、“国防部”部长、“监察院”院长。现职为陈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在世俗而言，是累积了一些人脉与经验。

我什么时间才开始有因缘学佛呢？

是在50多岁以后才学佛！



其实，在一岁时候，母亲就带我皈依了，可是，到了50多岁才又重新回到佛门，才又皈依。



我反省自己，为什么这么迟才学佛呢？



我想，我这一生，是来“补修学分”的，业力太重，走了不少冤枉路。不像在座的各位，很年轻就开始学佛。



当然，现在你们在学的时候，往往也会彷徨，或许心中有很多疑惑，也不一定很精进，听讲的时候．或许也会打瞌睡，对修行或许也没有信心。



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不用担心，业力深重的我，都可以学。

我怎么开始学的呢？

我是学科学的，因为好奇对气功与灵异现象有了兴趣。



在国科会时，我邀请了十几位教授作研究。经过十几年，他们才有了一点成果。有关教授研究的心得过程与结果，以后有缘有时间时，再向各位作详细的报告。



今天，只介绍一下最近我们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实，“人具有用手指认字的能力”。我们都认为，只有眼睛才能识字，手指看不见怎么能识字呢？



台湾大学李嗣涔教授，已经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手指认字”的学术报告，发现十岁左右的孩子，经过训练，约有十分之一的孩子，可以用手指认字及图案！这是非常大的突破。



实验的过程，是由任何人写一个字或几个字在纸上，将纸揉成一团放进一个小盒内，孩子坐在黑房中眼睛蒙住，将手指放在小盒上，居然不久可以无误地知道盒中纸团上的字！



同样动作做了千次实验之后，又一个惊人的发现，只有一个字孩子认不出，那就是“佛”字。他们可以认出“佛教”、“佛经”，并清楚地写出“佛教”、“佛经”，唯独单一个“佛”字，孩子脑海中呈现的是“光”！而且是非常强的光！



科学家们非常不解，继续在探讨为什么唯独“佛”字认不出来，而呈现的是光呢？



我们知道，人的六根是可以互用的，佛经早已有开示。教授们是难能可贵。我们常说，佛法不是一般的宗教，是真理，是要我们用自己的身、心来做实验，来求证的一门学问。



十几年前，我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家居士：孙春华居士，是在她的带领下，我开始学佛，开始接触很多位高僧大德。



以下，我介绍一下，我在学佛过程中的四个功课：

1．禅修；

2．布施；

3．礼佛；

4．读经。



我的一位好朋友郑心雄教授，告诉孙居士：“陈大哥在学气功，好象不太对劲，能不能指导他一下？”



孙居士当时已打算去尼泊尔闭关，不过心想，如果能让陈履安学佛，怎说也是件好事，会对佛教有正面的影响。



于是，她向很多位高僧请教，很多位高僧都佩服她的勇气，不过也警告她说：“做大官的，尤其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习性、业障特别重，不容易度化。”



话虽如此，孙居士仍然发了个大愿，决定要尝试，要把我带入佛门，我是永远感恩的。



她知道我在学气功，就先介绍静坐的方法，而后，再带我去惟觉老和尚处学习。



我在去“国防部”上任之前的一个星期，在山上打了我平生第一次“禅七”！



七天中，有非常令我难忘的经验。禅七，让我体会到，除了我们熟悉的日间醒时境界，及夜间梦中境界之外，居然还有一个禅定中的境界！



这种禅定中的觉受，使我这个学科学的大为惊奇、好奇。因此，只要有时间，就去打七。开始对佛法、佛经有兴趣，生活也有了变化，不再（热衷）吃喝玩乐。



当然，很多人觉得我变了，也有很多过去一起玩的人，包括我的亲人，对孙居士并不认识，也不谅解，认为可能是我学佛太入迷，太快了吧。也可能是当时一般人，尤其是一些官场的人及知识分子，对信佛教、学佛法，认为是愚夫愚妇的事。



每当我禅坐之后，有感应，觉受增强，孙居士就会告诉我“放下”，不要执着觉受。



因为她知道，我非常对特异功能好奇，开始要我读经，强调见地的重要，孙居士也默默的带领我开始学习菩萨行。



真感谢孙居士，不畏艰惧的来度化我！

她首先教我修布施，她说：“你家里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不送一点给别人？”



因为我们做大官的，天天有人送礼品，礼尚往来，但收的比送的多。东西很多，是可以送一点给别人！



我家领带有上百条，实在太多了！心想，要挑选自己绝对不会用的给人，一点都不难！一般人心理大概也是这样的嘛，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



我送出一些以后，家里还有一大堆的，送不出去，因为平常无缘无故送人东西，别人会觉得奇怪，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大量送礼给人。



孙老师知道了我还有点犹豫，就说：“可以大量地捐啊！捐给寺庙或孤儿院、养老院，看哪些地方需要的就送去。”



开始捐的时候，心里确实有点舍不得，挑选自己不喜欢的，用不到的东西捐给别人。我们的心是不喜欢人家讲真话的，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孙老师说：“我看你这个人很小气。”



当时听了，心那能服气。心想：我把礼物、礼品、什么好东西都捐了，还要说我小气？



有时候，回到义卖会场，看到我捐的东西，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呢！心想，这个“水晶”很好，我怎么也捐出了！想用钱再买回来，但也觉得怪怪的，拿回来也不对。当然，这就是舍不得，但怎会承认自己舍不得呢？



心想，我送掉这许多东西，孙居士还说我“小气”，如说我“不大方”，那还可接受。说我“小气”，实在有点太不客气了。



其实，自己毛病被人挑出来了，心中很不以为然！所以，当师父讲同学的问题毛病时，如果能够马上“欣然接受”，这表示我们的心已经较谦卑、柔和了。



我们要努力地学习改变自己的业力与习气。如果师父、老师讲我们的问题，自己心中不悦、内心挣扎，例如，对于捐舍的东西舍不得，心里还有挂碍，或不承认自己的缺点，那自己业力习气转不过来，就不会进步了。



我们为什么来学习佛法？学佛有什么好处？我们来佛学院做什么？求今生能解脱吗？怎么解脱呢？



我们要学习把所知障、烦恼障、无明障去掉，学习发菩萨心，不仅为自己解脱，也要为度众生而求解脱。



诸位福报好，业力比我轻，年纪轻轻就懂得开始学佛，如果当师长教诲你的时候，内心一定要“欣然接受”，这就是功课，这就是真忏悔。



在学院，同学们天天有机会与法师们学习“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方法，使菩提心生根发芽，真令人羡慕啊!



孙老师告诉我，千万不要执着神道感应！

她说：“你暂时放下禅修，改学礼佛拜忏。”

她要我拜《万佛忏》，我就开始每天拜佛。



我学科学的，一心想要求“效率”，是非常“实践主义”的，我拜了二千多佛后，洋洋自得地想：“自己发现一个方法：就是把两页的二十五尊佛号念完后，才拜一拜，一面拜一面持咒！一举数得。”



老师发现我投机取巧，不老实拜忏，就说：“不在真心上用功，贪图便宜，是不对的。”强调“不算！从头来！”



当时，我心里真是不平，至少已拜了五分之一佛，都不能全算，实太可惜了!



到后来，我才明白，拜佛要用心，不是计数，也不能贪图便宜，想一举数得的，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做功课，才是正途！



拜了万佛，心中生起法喜。

老师又指导说：你可以开始读《大般若经》。

在这之前，我已读了很多部经，又拜了万佛。



老师要我读《大般若经》，那时是“十月”底，我信心十足地说：“没问题，年底前一定读完。”



老师说：“君无戏言。”

我那时是当“国防部长”，立即很爽快地说：“当然君无戏言！”



等到我回家翻开《大般若经》一看，才知道有六百卷！把自己吓呆了，只因自己一念不清楚，就随便答应孙老师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因为自己已经承诺的事，就得想办法完成。



学数学的人，总是要计算一下：每卷要念二十五分至三十分钟，共六百卷，每天至少要费五小时念十卷，才可以在年底内完成，大约还有60天。



所以，我就每天早点起床，早上念，中午念、晚上也念。如果要出差，没有时间念，我就利用周六、日补念。



但是，不管如何“赶工”，到年底还是念不完，差了50卷。只好告诉老师说：“中国人过的是阴历年（阴历年是阳历元月十八日），当时没有说阴历还是阳历要完成，就让我阴历年读完吧！”



老师知道后说：“又在搞心机。好吧！阴历年就阴历年吧！”。

我才松一口气，最后终于完成任务！



读完了六百卷《大般若经》，心中是蛮得意的。正好在佛光山有一次聚会，被请上台讲读经心得，讲完下台，老师评论说：“不知你讲些什么！白读了！”。补了一句：“重来！”



拜佛时，曾重来过，但六百卷《大般若经》要重来，可是件大事，当然要自我辩护一番。不过，心中也很清楚，以急功好利的心，赶工读经，不重来怎么可以？



老师说：“重念之前，先读《华严》！”

经数次的经验，我已学乖了，立刻问老师：《华严经》有多少卷？



当知道有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八十华严，我选择读《八十华严》。《大般若经》六百卷都念了，八十算什么？



我的心，还是不在经上，是在数字上，在计较分别上。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深入经藏，广读很多经，如《大般涅槃经》、《法华经》、《大宝积经》等。



虽然，我开始是被“逼”上念很多经，但是，越念越觉得法喜充满。

回想起来，起先我的动机是不纯正的，只是一种急功近利、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心。



同学们在此不能有此心，你们有的是时间，要踏实去做每一件事情。用真心虔诚恭敬心去念，念的当时，虽然不能懂，只要虔诚恭敬，好象佛陀就在我们面前一样，很恭敬诚恳的念给法界一切众生听，读经是有大功德的。



我自己很惭愧，以前动机不纯正，所以，效果就有限。佛说：“因地不真，果遭迂曲。”



现在，我每天除礼佛、读经、拜忏，还有很多功课做。

这几年，到处行脚，只要是有益佛法的事情，我才做。我发愿生生世世护持三宝。



很多修行人、学佛人，会被神通迷惑，我就是其一。

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会盖一座两层楼高的金字塔，人在其中待上三个月，就可以“开悟”。



有神通的人说：“院长，你根器不同，在里面待两个星期就够了。”

当时，高帽子一戴，心里非常欢喜。



心想：我多待几个星期，那何止“开悟”，说不定出来后还会飞呢！充满了幻想。

当然，我了解正法，是不可能替他盖金字塔的，他就把我批评得一无是处。



我上了这一课，从此不再执着走“快捷方式”。学佛，要踏实的修，老老实实地用功。骗不了人，更骗不了自己。



我渐渐明白，神通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叫报通，是天生带来的，很多小孩有这种特殊能力，年纪渐长，学世间知识，就渐渐失去功力。



第二种，依通，是被鬼绅依附体内产生的现象，在台湾很普遍。跟鬼神打交道，是危险的，很多人通灵，却不知通是通到哪里了，见地不清楚。



很多有神通的人，自以为其通的“灵”是佛祖、菩萨，严重的，最后成了精神病患者。



比如，我曾遇见一位女士，她也不识字，但她可以通灵。她是因生一场大病以后．她才通灵的，她的庙盖得很大，各式各样的人，都去求她。



她要人家把问题写下来告诉她，到了晚上，她再去问神明，神明就指示她。第二天，她就能替这些人解决问题。所以，香火非常鼎盛。



可是，这位女士见到我以后，却很悲伤神情说：“院长，我心里很烦，我想自杀。”



这位通灵的女士，她自己烦恼来了，我问她怎不去问她的神啦？

她说：“神帮不上忙。”



同学们想想：她自己的毛病，那个神都帮不上忙，而她却天天讲给人家听，良心自然不能安。



因此，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佛门有很多人被误导，跟这种人跑掉了！

第三种，叫咒神通，是持咒而产生的现象。



我亲自见过，持咒后乌云被打开，阳光从云间中照下。数小时后，乌云又覆盖天空。这是持咒而产生的奇异的景象。这是要经过修练的，不是一般人可行的。



第四种，叫证神通，是修行证悟而产生的。

在佛门里，有证悟的高僧很多，他们绝对是不告诉别人，或随意示现神通，这是佛门的规矩。因为有些神通是不究竟的，往往会把人带错了方向，使人迷失了学佛的焦点。



真正的神通，是“续发菩提心”！

我要向各位报告——菩提心就是神通！



千万记得：不管是盖金字塔也好，吃仙丹、或有人教你如何如何修练就可以“成道”，只要不是教你在“菩提心”上用心修持，都不要去理会它！



你们在佛学院，很幸运有老师带领，在社会上的人，他们很可怜，遭遇到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各位要珍惜在学院学习的机会，在五浊恶世之中，有师父照顾，同学一起学习，大家相互扶持，要存感恩的心，珍惜它，好好学习。否则，下一世不一定能再有这样好的机会了，要珍惜啊！珍惜！



最后，怎样修菩提心呢？

我想报告一下：我很受用的修行方法，就是“自他交换法”。



看到别人的苦，心中想：如果我是他会如何？如果我是他的亲人会如何？我会采取什么行动？



另一个方法，是“承担一切众生的苦”。

譬如：你头痛，或心中有烦恼，立刻想：“但愿一切众生的头痛及烦恼，都由我此刻来承担！由我来受痛苦，能使别人的病苦消灭！”



此心一发起，头痛、烦恼都成了发菩提心的因，岂不是“赚”到了！

有人会担心，如果我得了癌症，发心把世界上得癌症的人的痛，全转到自己身上来，岂不是死定了？



别怕！没有人是这样死掉的！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的承担、使别人的病都好了，自己却真的死了，那也是死得其所，死在大悲心上，又有什么好怕的？



当然，上课打瞌睡的时候，不可玩花招说：我在打瞌睡，但愿所有打瞌睡的人的睡意，都到我身上我承担。不能把这个方法，用到不对的方面去。



事实上，我们是平凡人，要用心念把别人的病痛转到自己身上，是做不到！“自他交换”真正的目的，在从体会别人的痛苦中，帮助我们打掉“我执”、“我的病、我在痛、我在苦”一切都是我我我！要练习把心投射在别人身上，来忘掉自我。



以后有缘，希望能有机会再与大家分享我个人学佛的过程，把我个人各种痛苦换回来的经验与心得，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传孝法师结语：

非常感谢陈院长用最短的时间，把佛法精神，非常的正确、简单、明了、清楚、精彩、重点式的道出，尤其强调同学“如何运用佛法在生活中”，配合他个人实际修行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受益匪浅。



随时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的毛病与习气，改变自己的业力，也就是代表持戒的精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大家要应用佛法的“菩提心”、“大悲心”来测验自己，激励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接受院方老师的指导，“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做人做事，好好修行用功，“只怕不成佛，不怕没众生可度”，好好安心修学，才不辜负陈院长对大家的勉励与期望。



谢谢陈院长的莅临指导，希望能有机会再来与同学开示指导。

同学起立，向陈院长问讯、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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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炳伟：与稻盛和夫做灵魂的朋友


作者：王伟






向炳伟带给我们两个启示：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课堂，历经苦难的人生是稳健而扎实的；信仰是人生坚持的力量，有信仰的内心是强大而充盈的。而这两点，恰恰是当今很多企业家所缺失的。



2009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来得都要早一些。11月1日晚6点30分，窗外大雪纷飞，五洲皇冠假日酒店贵宾厅内却洋溢着春日的温馨，西安伟志集团董事长向炳伟，怀着虔诚期盼的心情，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创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日本经营四圣之一，也是唯一健在的稻盛和夫先生。



为会见稻盛和夫先生，向炳伟已准备了许久，特意把几十年都不练的书法重拾起来，练了好长一段时间，并专为稻盛先生题写了一幅字——“修心悟道、觉己觉人、福佑天下”。



稻盛和夫对向炳伟说：“你先做泥瓦工，后做缝纫工，成就了中国知名的成衣企业，还如此用心感悟佛教，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3岁的向炳伟和77岁的稻盛和夫进行了自然而又深刻的对话，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了共鸣。他们在“如何将佛法思想融入企业的管理哲学之中，从而帮助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问题上，形成统一认识。



临别之际，稻盛和夫先生握着向炳伟的手，真诚地说道：“我们是心灵相通的人，这很难得……我们是灵魂的朋友！”



然而，向炳伟锻造灵魂的过程是艰辛的，是沉重的。



一、孤苦的童年和佛教徒钟姑



1956年，向炳伟出生在陕西汉中南郊的一个贫穷的菜农家庭。



这一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24岁的稻盛和夫先生，新的人生分水岭刚刚开始。就在前一年，23岁的他强烈地感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差点加入黑社会，做除暴安良的黑社会老大。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自暴自弃，选择了正道来发展自己，进而改变社会。他至今回忆起来，还庆幸自己当初的抉择。



向炳伟在家里排行老四。他的童年是在饥寒和父亲的苛责中度过的。幸好，母亲的慈爱化解了父亲的暴戾苛刻，使孩子们多少感到生活的温暖。



7岁时，向炳伟在村里的五祖庙小学开始了他短暂的学子生涯。他在上课之余，要帮母亲干家务、照料小妹妹，还要拾肥捡粪、打草喂猪，忙完屋里屋外。他左手哄抱着妹妹，腾出右手写字算数。每写完一篇，他都要把字擦掉重新再写，一个作业本往往要反复用多次。在劳碌与穷困之中，知识为他打开了一片新视野，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求知欲，他的成绩在班上始终数一数二。



1968年4月，向炳伟正读小学四年级，“文革”击碎了他的读书梦。再者，家里的境况也不允许他继续读书：父亲已年过五旬，母亲卧床不起，妹妹尚年幼，如果自己再上学，父亲就太辛苦了。在12岁的炳伟心中，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一要想办法挣钱给妈妈治病，二要想办法挣钱修房子。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年幼的小炳伟曾在田间野外割每斤才5厘钱的猪草卖给生产大队、去城里居民区收酸臭的泔水。5厘钱在年少的向炳伟眼中极为珍贵，因为在他们吃红苕、槐树叶、野菜根时，至少病弱的母亲可以吃上二分五厘钱一斤的豆渣来“滋补”身子。攒够了两三毛钱，炳伟就惦记着给母亲买药。当时卖药的康大夫至今还记得那个十来岁的孩子，手里攥着几枚硬币，央求他把开好的药方压缩了再压缩，因为他的钱只够开出廉价的几味药。躺在寒风薄衾中终日咳喘的母亲终究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稍不顺心就对孩子拳脚相加。没有人能像向炳伟那样深刻地感受亲人相处却不能相通的切肤之痛。



在那些孤独与苦闷的日子里，小炳伟喜欢去“钟姑”家。钟秀玲老太太是一个乐善好施、虔诚有文化的佛教徒。她常常一边做手中的活计，一边劝慰炳伟说：“孩子，父母对你好，你孝敬父母，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父母对你不好，你还是孝敬他们，这就难得啦！”



这个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德的老太太，用她淳朴、善良、博爱的心怀温暖并影响着向炳伟幼小的心灵，让他对生活始终怀有一种憧憬，无论环境如何险恶。



向炳伟是幸运的。在他成长的最关键阶段，他遇到了钟姑。这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以及日后的处世哲学和企业经营风格。创业至今，他确定的公司企业文化核心精髓是“善诚智勤”，其中“善”放在第一位！



稻盛和夫先生也是从很小的时候便接触佛学，他曾坦言，中国传统文化和佛学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以佛教思想为基础从事企业经营，远远比一般企业经营高尚得多、成功得多。



二、从泥瓦匠到缝纫工



向炳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禀性，即凡自己做的事，无论多微小，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做好。1972年，他被安排在市委党校修厕所，修下面的粪坑时，别的师傅认为这里反正看不见，抹浆时很粗糙。向炳伟却趴在下面细致认真地把浆抹得光滑平整。师傅们直说他傻，他憨厚地笑笑，不作声，继续干。



“不管怎么说，”他想，“这些砖、这些墙要立在这儿很长时间。”正是从最不起眼的小事做起，他练就了一手好活计，也养成了踏实严谨的好习惯。



向炳伟绝不甘于只是砌墙抹地做个泥瓦匠。



1975年，他开始钻研炉台灶膛技术。白天他在工地干活，下完工回到家，他就在钟姑和自家的“试验灶”上摸索探究。灶膛高一点、低一点，薄一点、厚一点，他反复地试，然后趴在灶门前看火力，修了拆、拆了修，来回试了近百次，耗时一年多。



终于有一天，灶膛里的火出奇得旺，关着炉门也能听得到“呼呼”的火苗声，以至于从烟囱里飘出的火星溅落到草房上着了火，幸亏有人发现及时，把火扑灭了。



几年不分昼夜的劳累下来，向炳伟感到腰痛。经医生拍片检查，被诊断为“腰肌劳损”，是长期弯腰、超负荷劳累所致。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再干弯腰时间过长的重体力活。



可是上要奉养年近七旬的老父，下要抚养正上初中的妹妹，自己又只有四年级的文化，不能做重体力活，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怎么办？24岁的向炳伟又一次落入人生的低谷。



向炳伟一边忍着腰痛，坚持干瓦工以维持生计，一边苦苦寻找着新的生存机遇。直到1980年3月的一天，向炳伟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他们在南郑湘水寺小镇上刚开了一个缝纫店。急于摆脱困境的向炳伟当即决定拜师学艺。



客人走后，向炳伟随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变卖了自己身上唯一可变卖的一块蝴蝶牌手表，到商店里左挑右选，倾其所有115元，买了一台断了机架、减价出售的敦煌牌脚踏缝纫机；第二件事是向工友们东拼西凑借了点钱，作为生活费留给父亲和妹妹。之后，向炳伟背着他那断了腿的缝纫机告别家乡踏上了新的求生之路。



起初，操惯瓦刀的手拈针引线怎么也不听使唤，十分笨拙。刚开始师傅还比较有耐心，没过几天就不耐烦了，经常指点几句然后就开始长一声短一声叹气。自尊心极强的向炳伟把自己埋在衣服堆里，全身心投入缝纫。从师傅那儿学不到的，就从书上学，而且注重全面掌握缝制、裁剪、熨烫、锁眼等技术。



冬天的夜晚，寒风呼啸着透过窗棂直扑四壁。向炳伟坐在缝纫机旁，或者加班干活，或者读书。他不时地揉着布满冻疮的手，实在忍不住时就在斗室里一圈圈地跳动取暖，来恢复冻僵的腿脚的知觉。转眼已近年底，向炳伟终于学会了做中山装、男女裤、衬衣等，并有了自己的裁缝铺。



三、从裁缝铺到西部最大的服装生产企业



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从缝缝补补发展到后来做成衣。1984年，汉中市一家公司搞了一批日本生产的旧西服，以15元一件的价格倾销，买者云集。“我一定要让中国人穿上中国人制作的西服。”向炳伟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



只读过四年书的向炳伟通过看一些时装书，学会了做西服。为招徕顾客，他把门口的牌子换上了一个正式的店名“新时代服装店”。由于他做的衣服合身，找他做西服的人常常把小店挤得满满当当。



1987年，靠着5000元贷款，“汉中市伟志西服厂”正式成立，向炳伟从缝纫店主变身为一名厂长，他的西服制作也从手工作坊扩展为流水线作业。



向炳伟有着朴素的企业理想：“我创办企业至今，始终坚持着一个理想，就是让更多的人穿得更好、穿得更舒适。”这和当时稻盛和夫先生创办第二家世界500强企业KDDI时的初衷——“要让日本国民享受更优惠的通信费用”也是相通的。



“伟志西服厂”以稳定的生产投入、好的质量和模范纳税户的形象在政策扶持和当地政府的呵护下一步步成长起来。



“对我来说，最大的机遇应该是1992年。”向炳伟说，“邓小平南巡讲话把私营企业的地位，从有益补充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中国私营经济在历经三年徘徊后，爆发出强大的活力。”当年9月，“伟志西服厂”更名为“陕西伟志服装有限公司”，向炳伟任总经理。他把这家陕南小厂的第一家分公司开到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上。



1994年，伟志终于以超常规的发展跨上了时代快车。集团设立销售网点近50个，销售突破2000万元大关，上缴税金过百万元。



1998年7月，陕西伟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顺利挂牌，向炳伟任董事长。这一次股份制改革，不但夯实了伟志集团未来发展的根基，也顶住了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服装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企业一举在山西、河南等省份扩张了400多家专卖店。也在同一年公司顺利实施了整体股份改制，成立了陕西伟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至2001年，集团实现生产、销售双过65万套，销售收入3.2亿元，利税过3000万元的大企业。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服装生产企业。



生命的重量总是和所能承受的苦难成正比。新东方教父俞敏洪坦言，其成功是能够挺立在失败、孤独与屈辱的废墟上；马云也说成功的企业家都是熬出来的。



向炳伟终于熬出来了。



四、向炳伟关于“5.12”的记忆



2008年5月14日早晨7时，我本应该坐飞机去香港，赶赴公司事先安排的一趟商务行程。我放弃了，前一天晚上的电视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想去救灾。



这样的想法立即遭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我知道，这些反对是有道理的：我们没有专业的救援知识，也没有相应的设备和救灾经验，而且灾区情况还不稳定；我作为公司的领导者，去灾区也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但是，灾区遇到的是生死问题，企业经营只是赚钱多少的问题。企业既是环境的塑造者，也是环境的分享者，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安排好公司的工作后，我带领公司的10名员工来到了四川青川灾区，从5月15日一直干到5月27日。我只是想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一名志愿者履行社会责任的理想。



虽历经多次余震、塌方、路桥塌陷的危险，虽经历疲劳、饥饿、淋雨的艰苦，但是在灾区群众最危难的时候，用上了我们送去的帐篷、棉被，吃上了我们送去的馒头，喝上了我们运去的矿泉水——我们觉得很值。



在一线灾区的亲身体验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思想。看到那么多人失去亲人、失去家园，才真正理解什么是苦、什么是难，平时遇到的很多都不是困难，活着就好！这次行动，让我们变得更坚强，也更平和了。



事实上，此行对公司是有益的。留下来的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并全力配合我们在一线的需求。我们在川期间，员工们对小分队的人非常关心，每天都给我们发短信，表达牵挂和祝福之情，还对救援队人员家属非常照顾。



此次救灾之行让公司更和谐了。而且，愿意当志愿者的员工多了，有不少员工愿意抚养孤儿，捐款、捐血者也都很踊跃。



地震再一次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地无常、人生无常，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缘分，学会感恩，学会相互理解、相互帮助。



5月25日，我在帐篷里奋笔写下了《致灾区父老兄弟姐妹的信》，勉励自己，也勉励灾区同胞。信里说：



自31岁创办企业至今，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回顾总结如下：一是无论遭遇多大灾难，都不怨天尤人，不消沉、不灰心，坚定生活的信念；二是从挣一分钱、种一两粮做起，坚持不懈、坚韧不拔地抗争下去，生活一定会慢慢好起来；三是以感恩的心和助人的态度去生活，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周围的人。这样，不仅自己能生活地更好，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



来源：《新财经》杂志







附：

我的嫉妒心

作者：向炳伟








向炳伟肖像 徐萌 画



年过五十的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有嫉妒心，也从来没有别人指出我有嫉妒心。2006年四月我皈依佛教后，常常受到极为慈悲和智慧的上师教导和指引。上师广阔的胸怀在不断地开阔我的胸怀；上师竭尽全部身心地帮助众人的慈悲行为和他那节俭到极点的生活，经常感动得我流泪顶礼。自己有意无意地就会做些自我反省。



在与佛友交往相处中，佛友常常使用“随喜”这个词，其意是，与他人一同高兴。当他人获得任何成功、成就、荣誉或者好机会、好事情，自己不产生任何嫉妒，而是发自内心地去祝贺、称赞并与他一块分享成功和快乐。此类情况见识次数多了，我就开始反省自己，发现自己存有嫉妒心和幸灾乐祸的念头已经很多年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发现呢？追溯记忆到十岁左右，自己上学时期、泥瓦工时期、裁缝时期、创办企业时期都算得上是表现较好，也常受称赞，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骄傲自满，忘乎所以。对于超过自己的人要向他学习。也做到了不诋毁、不贬低任何人，特别是对哪些曾经以不正当手段伤害伟志公司、诋毁伟志公司的竞争对手，也以宽容大度待之，认为把公司管理好才是根本，经验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近期深刻反思，我在这数十年中心中却生起过对他人无数次嫉妒的念头，也生起过很多次幸灾乐祸的念头，可能都是一闪而过，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过什么行为，所以自己数十年都不认为这是嫉妒和不良心态。



近期发现不仅属于嫉妒心和不良心态，而且有害无利。其一，影响情绪、影响思维、影响学习、影响对他人的真诚欣赏和赞美等，于己于他人都不利。其二，不好的心念就种下了不好的因，有因必有果，这些因必然带来不好的果。其三，给自己的身心留下了不良的烙印（据资料得知，每个人一生自始至终有一台犹如24小时全程摄像机的自身系统，一刻不漏地跟踪，将自己所有心念和行为一丝不漏地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一切好或坏记录，都会对自己的身心产生相应好或坏的影响。）



近期常常反省，猛然省悟，发愿改过，已有成效，产生嫉妒心的念头大为降低，幸灾乐祸的念头基本消除，对他人的成就欣赏大为增多，对所有人的危难、困难产生同情、怜悯和助人心念的量大为增多，自己心境宽阔、平和、愉悦大为增多，周围人亦觉受到我的尊重、认可、欣赏增多而快乐增多，彼此更为和谐，真乃利己利他之大好事，但自己的不良念头并未除尽，还需长期不懈努力，也望大家监督帮助。



近日内心叹曰：人要明白一点事理真不易也，五十一岁方识此理，实乃不易，以此献给大家分享与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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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人谈佛教







   佛教是东方人的宗教，是东方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是东方智慧的结晶， 确是东方文化宝库中稀有难得之瑰宝。佛教自释迦牟尼创始以来，历经两千五百多年，一直影响着东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几乎涉及了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刻、音乐、美术）、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伦理道德等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大学问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如唐代高僧玄奘，大诗人谢灵运、王维、白居易、苏轼，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理学家朱熹、王阳明，以及李贽、袁宏道、黄宗羲、龚自珍、魏源、曹雪芹、林则徐，还有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革命家孙中山等等，至于历代高僧大德更是灿若繁星，不胜枚举。



而现代，随着计算机科学、模糊科学、生命科学（如自然疗法、克隆技术）、精神分析学（及各门类的心理学）、量子物理学、毫微技术、全息理论、航空航天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当前面临的各种困境（人口、环境、气候异常、金融危机、高犯罪率等），都在不断证实释迦牟尼佛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向人类提出的善意劝告，和佛对宇宙宏观微观的认识，对生命本身的认识，是无懈可击的。

　　

　　佛陀的教诲是如此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如此真实不虚，讲求实效，再加上佛陀严密无误的思想体系，佛陀的慈悲精神和积极务实的作风，正使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所瞩目，于是更有东学西渐，佛光普被欧美之势，诚为东西文化交流之新潮。

　　

　　这正应了一句话：真理，是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超越时空的，真理是没有专利权的。为了扫荡迷信、确立正信、消除误解、矫正俗见，此将古今中外，名人学者对佛教的看法， 编成语录， 辑录于后， 以饷读者。（本辑收录了卡尔·马克思、恩格思、尼采、罗素、爱因斯坦、尼赫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鲁迅、杨振宁、沈家祯、朱光潜等名人对于佛教认真、客观的评价。）

　　
　　卡尔·马克思（德国）
　　辩证法在佛教徒那里已达到比较精致的程度。弗里德利希·科本送我两卷他的著作――《佛陀的宗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


　　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
　　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历史上所有宗教中，我对佛教最具好感，尤其是它初级的形式，含有最少压迫性的因素。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一些别的宗教。


　　章太炎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梁启超
　　吾常见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辄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侪所能及也，是何异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与民共见也。 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 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康有为
　　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
　　

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陈独秀
　　佛法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许寿棠
　　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 民气益衰， 一般国民懦弱、浮华、猥贱、诈伪， 视清末或且加甚。 自非一面提倡佛教， 以勇猛无畏治懦弱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妄语治诈伪心；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力。 否则，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张君励
　　盖世尊之说法，因众生而起大悲心，因大悲心而生菩提心，而成正觉。既有觉，自然不离智慧。悲智双修者，佛教之最大特色，为世界其它宗教之所不及。他教之教徒，谓起于迷信可也；归依佛法，则智者之事也。


　　毛泽东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 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之下太平无恙。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李石岑
　　我以为佛学的提倡，不特于对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一层深密， 科学的分类上加一层正确， 科学的效用上加一层保证。


　　沈家祯
　　我本人是科学家， 对科学很感兴趣， 我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和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科学只能帮助我们多明了一些开悟， 如佛陀的人所说的话，但不能引导我们到悟的境地。如果我们要悟得正觉，我们须以佛陀所教示的方法去切实修行。


　　杨振宁
　　佛教是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之一，两千多年前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季同
　　哲学家对这个（佛家的真如，即宇宙万有的本体， 终极真理）不过是推测， 佛教却是亲证。 所以佛教哲学大旨和近代西洋哲学仿佛， 而精密过西洋哲学好几倍。


　　朱光潜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爱因斯坦（美籍德人）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 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尼赫鲁（1889-1964）杰出印度政治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它时，我们得按照佛陀的教诲，平平静静地，民主地去考虑它。佛比起所有的学说和教条显得更加伟大，千百年来，他的启示一直震撼着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其它时候比现在正身处苦难与心烦意乱之中的人类更需要他的和平的启示了。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风波，仇恨与暴力的世界中，佛陀的教理就象太阳一样大放光芒。 在这个充斥着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这个教理了。人类两千五百年的经历只不过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理的持久性与真实性。让我们记住这永恒的教理，努力按照佛陀的教法来革新我们的思想和修正我们的行为。 这样，即使是处在令人恐惧的原子弹时代，我们也会镇定自如地面对它，为促成正思正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尊者W·罗睺罗博士
　　佛教是现实的，因为它对生活和世界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现实的态度。 它并不是错误地把我们领向愚人的天堂，也决不用所有的那些虚构的恐惧和罪恶感来威胁恐吓、折磨摧残我们。它精确而客观地描述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彻底自由、和平与安宁的幸福之路。


　　弗朗西斯·斯托利
　　佛法的原则在今天就象在它最初表述出来时一样，并不受时间变化和知识爆炸的影响。无论科学知识的增长如何扩展人类心理的地平线，在‘法’的框架里总是有接纳和消化更多科学发现的空间，但它又不是靠依赖原始思想中有限的概念来投合一些人的心意，也并非仰仗了其否定思想的力量。



鲍罗登博士（英）

佛教为今日人类之救星！现今研究佛学者渐多，实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 虽科学、哲学长足进步， 然其发明之最如理处，要亦和佛法可通。况佛法有最甚深处、最广大处、最真实合用处，决非现世一切学术宗教所可企及。


　　哈兹拉特·依拉亚特·可汗
　　佛陀的使命性质非常特殊。因此它与世界其它宗教有着相当不同之处。 佛陀的使命是让那些“理想主义的鸟儿们”飞得离大地更近一些，因为，滋养他们身体的食物毕竟来源于地球。


　　萨拉乃浮夫人（美）
　　佛教在其长远历史中，无时不在向前迈进。 它不但保持了它的与近代科学之并进，并且超出而立在科学的前面。 佛教在今日， 正如科学一样，崭新而适用。何以故？ 因为佛是以颠扑不破的真如之理为基础故。


　　乔治·万雷（美）
　　现在世界急需拯救。 我认为只有佛的光明和佛的圣洁，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拯救，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弗朗基博士（荷）
　　世界战乱的根源，是由于某些国家贪婪心太重， 权利心太浓，恃强凌弱， 称王称霸，以致发展成残酷的战争。 摩西十诫已经提及，但道理没谈透，故没能收弭兵之效。独有佛说非常究竟，特别是佛教戒律非常精粹。假使能使佛教普及，则世界大同就可拭目以待了。


　　曼特森夫人（德）
　　佛教的生活准则，能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净化与安乐，并使生活充实、美满而合理。佛教的思想能导致和平，使人类确知非正义战争是野蛮行为。佛教不强人盲从，而是引导人们深思，接受其教义。凡有智慧的人，就佛学的道理深思谛观，尽皆会达到心智开悟而感到心底光明。


　　佛之教义，不仅为东方人设，并为一切西方人所需要。 凡能精研佛法者， 皆能得到不可思议之智慧及思想威力。如今，时机已至，东方人应速将大乘佛教诏示西方，西方人应速起研求之。东方对世界文明之大贡献，盖即大乘佛教是也。


　　克里柔夫人（英）
　　宗教与科学是相互排斥的，两者不能通融。这大半是由于某些宗教信守神的启示， 它们固步不前，不肯去研究宇宙的自然法则。唯独东方的宗教---佛教，它提出了因果律和缘起法，能从事研究佛教和人生，并经得起科学的推理和验证。所以佛教是启人智慧的宗教，只有它可以与科学相提并论。佛教所开示者，乃是一种使心和意共同满足的思想法则，其所含内容之高深，乃无与伦比者也！


　　荣赫司鹏爵士（英）
　　我在东南亚国家旅游和佛教徒接触，最感动的是他们周围有一种庄严和安和的气氛存在；而且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佛像，以一种高尚、宁静、慈爱、端庄的姿态趺坐着，单是这种气氛和神态，已经将佛的基本特质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而使我神往了。


　　弗那多博士（斯里兰卡）
　　佛教之生活法，能使人们得到安乐，并使生活成为合理，至诚和平；使人类确知战争是野蛮愚痴的最良方法，无过于宣传佛教之道理及见解。佛教不强人盲从，但凡有思想智慧之人，就佛教道理深思谛观，则未有不怡然焕然，心安理得者。


　　隆斯佩雷女士（法）
　　佛教意义的高尚，道理的纯正，对于法国很多意识纯正而好道的人，及不满意于宗教信条的人和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具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既看到现在全世界的混乱与痛苦，又感觉到适用佛教的道理可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那么，我们便可唤起人类，使注意佛教的这件工作是怎样的急切了。


　　韦尔斯博士（英）
　　佛陀之法音，佛陀之根本教义，由今研究其原本所得，乃知极简单明晰，且与近世观念最相合，其为自古迄今最锐利理智之成功，盖不待辩也。佛陀原始之教，只要稍加整理、涤清而发扬，对于人类命运前途，仍大起作用而弘传于世。


　　诺曼裴耐斯教授（英）
　　佛教是医治‘崇尚’摩登病的良药。在我们这个痛苦疲惫的欧洲，我们断然需要佛陀教理，这教理就是‘中道之教’。 它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觉悟，引导我们达到和平光明的大道，并能获得大智慧。



人人能成佛，不信来看看，若只是盲信，所信是否正，也犹未知道，如此是枉然。正法不须信，只需细思忖，不耻下问，其心应随顺，多闻多实践，实践人自辨。这个世界很复杂又很简单，愚者执迷不悟钻牛角尖。智者明理、脚踏实地心、坦然，一切随顺安稳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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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贵34岁退休 非洲弘法济贫22年










来自非洲马拉维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圆通小学的艾滋孤儿





22年前，黄意昇在人生最辉煌时刻，毅然从竹科股王公司离职，投入非洲马拉维救济孤儿，那年他才34岁，5年前成立育幼院认养照顾256个孩子，近年身心过劳至少12次濒临死亡边缘，但他坚信“不要将财富留在地下，要将福报存在天上”，身体倒下仍能满心欢喜。



56岁的黄意昇生于竹苗交界的深山，自小家境穷困，小学毕业就被送到士官学校，从军多年后凭学得的本事考进联电上班，并与同事彭秀琳结为连理。当年股王联电身价不菲，夫妻都是科技新贵，但每週在外应酬至少4天，甚至晚餐过后还要参加第二次聚会，完全错过孩子成长与家庭生活，他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忠实地做自己！”34岁那年，黄意昇跟着佛学团到南非宣扬佛法，2週的行程才到了第8天，就下定决心要移民，在慧礼法师感召下，只身前往非洲有如人间炼狱、全世界最落后最穷的国家─马拉维。刚到马拉维时，才知什麽叫家徒四壁，不仅没水没电，乡下更处处是“濒死的无助眼神”，他和妻子冒险到各部落，请酋长找出最可怜的孩子让他们照顾，还一砖一瓦地盖育幼院，连砖块都自己烧，辛苦可想而知。



虽然语言不通，但士官长带部队的经验，这时候完全派上用场，他教孩子们独立、惜福，掉到地上的一颗饭粒，也要捡起来，许多孩子是因患爱滋病遭弃，9成更患有传染病，但他不以为意，整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5年前，黄意昇在马拉威布兰岱成立育幼院，又在外围成立9个救济站，受他供养的孤儿超过2700人。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前往马拉维，看见黄意昇照顾孤儿的辛苦，抱着他泪流满面，感慨“真是人间的活菩萨！”



黄意昇一直过着“没有自己、只有别人”的日子，终因过劳而倒下，日前不得已返台治疗才知全身已有多处器官衰竭，但佛心支撑他的意志力，早已超脱肉身疲惫，他说，“这不也是一种福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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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悲翻译] 智者与佛教思想的对撞（7）

       1、美国发明家、社会工程师和哲学家富勒

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东方的佛陀处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他们都是具有无比强大、敏锐思维与行为的人，都有可以注定成为国王的过去，然而人类虽然是全方位不可替代的小卒、其所创造的数学工具和哲理此后永远都可适用。

他们虽来自于过去年代，那时国王被秘密地委以圣职，人民被任意摆布，但他们创造的数学工具及哲理，却永远适用于后世。

R.巴克米斯特·富勒（1895 – 1984）

美国发明家、社会工程师和哲学家

       2、印度思想家和非暴力使徒甘地

我毫不犹豫地宣布，我非常感激我的灵感来源于觉悟者的生活。亚洲具有可以启发整个世界的理论，当然要去实践它。亚洲到处都有佛教对其影响的印记，其中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缅甸、锡兰、和马来联邦。但这种影响并不意味着只适用于亚洲，实际上也适用于整个世界。

因此需要重新界定佛陀的启示，并将其传播于整个世界。他的爱、那无边无际的爱，同样给予了低级的动物和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类，而他自己则坚持纯净的生活。

马哈马·甘地（1869 – 1948）

印度思想家和非暴力使徒

       3、英国作家、诗人哈维

在1970年代的早期，当我还在牛津时，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那时）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和苦难，但我在佛教哲学中发现了一种思想方式，通过平静地和理性地分析欲望、

它对我生活中所有不同程度的戏我的抛弃，以及它对一个坚强的和不感情用事的诚意的承诺，佛教深深地吸引着我。

使我摈弃生活中小题大做的痛苦，它具有的坚强和不感情用事的富有诚意的承诺，佛教深深地吸引着我。

安德鲁·哈维

英国作家、诗人及牛津万灵学院研究员

       4、澳大利亚总理霍克

我离开印度回到了科伦坡。在那儿，我是一位在波斯认识的僧伽罗学生的客人。他们是佛教徒，其房子处在一座庙宇的底层，家庭的气氛非常和平和难以置信地温暖。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佛教的话题，并拜访了康堤山上的一个寺庙，在那里遇到一些僧侣，并同一位年长的住持讨论佛教教理，他向我解释了更多的佛教见解。我发现佛教非常迷人，特别是当你透过很多对现实的分析朝着不可言喻的境界迈进时。

他们的概念，在我看来，比基督教的信仰更加富有智慧和令人满意，因为基督教的教理是，你只来人世一次，有可能掌有巨额财富，或处于伟大的时代，并在这样的环境中铸塑自己，但你能或是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只是这一生的事情。

印度的所有经历，佛教逻辑学的吸引力，成为我进一步突破自我的一部分。我还从来没有到达过佛教的这一点，但是我发现，而且还在不断地发现，佛教比犹太——基督教哲学更加圆融。

罗伯特·J·罗兹学者，

自1983年起为工会领袖，澳大利亚总理

来源：《智者赞——名人赞佛及佛教》

（澳大利亚达弥卡法师编辑）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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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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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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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佛教之缘




和僧人结缘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极受重视，家人担心养育不大，还未足岁，即由父亲领着去拜他的第一位师父。他们前去的寺庙，是被誉为绍兴八大寺观的长庆寺，孩提时，父母让他皈依，送去长庆寺拜当家和尚为师，取法名：长根。后来鲁迅以“长庚”作为笔名撰写杂文《唐朝的钉梢》，就是取其谐音。



目前，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一个银八卦，上面刻有：“三宝弟子法号长根”。拜的师父为长庆寺的主持龙祖法师。龙祖法师替鲁迅取法名为“长庚”，师父赠他银八卦一件，上刻“三宝弟子法号长庚”；鲁迅还有一件百家衣，即“衲衣” ，非喜庆大事不给穿上；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用以避邪。鲁迅年幼时，遇到该寺做水陆道场，都会随家人到该寺去看热闹。



鲁迅一直到他临死的那年，即1936年4月他还写下《我的第一位师父》的文章（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追忆去世已有40年的龙祖法师；鲁迅也推测龙祖法师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文章写道：“我们（指与他的师兄弟）的交情依然存在，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文情并茂，真挚亲切，显示了鲁迅感情丰富的一面，感人至深。



鲁迅也结识、结交不少是佛教徒的朋友，如许寿裳、许季上，日本人内山完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等人。其中与鲁迅交情最深的，当推许寿裳。



和佛教经典结缘

相对而言，鲁迅与佛教经典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且终其一生，都与佛教经典保持善缘。



根据鲁迅日记，他从日本留学归国，于1914年，在北京担任教育部官员时期，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努力研究佛学。这一年，他购买佛学书籍多达70、80种，占全年购书数量的二分之一，这些佛书有《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阅藏知津》等。



他不但自己看佛书，研究佛学，还不断给绍兴老家寄去佛书。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1914年以后，鲁迅除了自己买佛教书籍、研究佛学外，还与许寿裳订下协议，合购佛书，互通有无，这很可能是基于经济不甚宽裕的原因。



鲁迅不但大量购买佛书，对出版佛书，也作出贡献。《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喻经》，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是佛教寓言作品，南朝齐时，由印度僧人求那毗地带到中国，并译成中文。鲁迅亲自校对，并出资刻印，可以想见他对此书极为重视，他这样评论该书：“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鲁迅也利用刻印《百喻经》剩余的款项，刻印《地藏十轮经》。



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曾记述鲁迅向他这样剖白：“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