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病还须心药医----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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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济群法师

今天是佛诞日，世界各地的佛子都在以各种法会和香花供养佛陀。“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最好的供养，莫过于忆念佛陀的品质，成就佛陀的品质。

——佛陀所以成为佛陀的品质

佛陀，意为觉者，乃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悟道者，故觉性为佛陀核心品质，即《坛经》所说的菩提自性。《坛经》开篇，六祖告众曰：“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开宗明义，直畅本怀。这是因为，佛陀的各种功德皆建立于觉性基础上。正是觉的力量，使佛陀成就断德、智德和悲德。

断德，亦名解脱。谓如来断除一切烦恼惑业，净除无余。在无尽生命延续中，我们因无明造作种种业力，不断流转生死，轮回受报；还因无明产生种种烦恼，时时颠倒妄想，沉沦苦海。人们不断追逐外在享乐，试图减少烦恼。但在这无常危脆的世间，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无论财富还是地位，无论家庭还是亲友，其作用皆是有漏而有限的，至多使烦恼得到暂时缓解，却无法从源头解决。怎样根除烦恼？佛法告诉我们，生命内在本具化解烦恼的能力，即觉性。当它作用后，烦恼将自动化解。佛陀便因圆满觉性而成就断德，超越二执束缚。所以，觉性和解脱是一体的。

智德，即般若智慧。谓如来以平等智慧，照了一切诸法，圆融无碍。诸佛成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是至高无上的觉悟，故名一切智者。所谓一切智，包含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两方面。如所有智，即了知事物本质的智慧。尽所有智，即了知世间一切缘起现象差别的智慧。由成就差别智，而有度化众生的无量方便。

悲德，即圆满大悲。谓如来乘大愿力，救护众生，有缘莫不蒙度。佛陀的慈悲是平等无别、无量无边的，与凡夫的小慈小悲有着天壤之别。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凡夫的悲悯之心极为有限，因为它是以狭隘的自我为基础，只是关心我，我的家人，至多扩展至民族和国家。即使能够心怀全人类，也很难将这份关爱遍及所有众生。而佛菩萨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将众生和自己视为一体，没有任何条件和亲疏之别。所以能达致这一境界，也是觉性使然。佛陀已超越我法二执，证得一切有情的平等性，故能本着清净无染的悲愿利益众生，尽未来际，永不间断。

觉与不觉，是佛与众生的根本差别所在。正如《坛经》所说：“前念迷即众生，后念悟即佛”，迷为众生（不觉），悟即是佛（觉）。迷与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生命形态，二者皆存在于我们现前一念中。而烦恼与菩提的区别，也仅在于著境和离境之间，所谓“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之所以会著境，还是因为不觉。当心沾于境界并产生我、法二执，烦恼就随之生起。一旦觉悟现起，离开对境界的执著，当下就是菩提。佛陀，正是因为开启生命内在的觉性，而能圆满大慈悲、大智慧，证得大解脱、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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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什么


问：那么是否可以从超越于门派的高度，也可以说是基于各门派的共性，概括地说明一下佛教到底是什么？

　　答：如何来定义佛教？我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认为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佛法是人生的智慧，是真理的指南，是完善的道德，是解脱的途径。

　　说佛法是人生的智慧，是因为佛法能使我们如实认识世界，解决人生的各种困惑，而唯有智慧能使我们摆脱无明和蒙昧的状态，使人生趋向光明。

　　说佛法是真理的指南，是因为通过经教的学习，能使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修学佛法，非常重视正见和如实见，无明使人类无始以来沉溺在生死流转中，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就要改变对生命的错误认识，而闻思经教、树立正见就是使我们通达真理的基础。修行中的见道位，便是体证宇宙人生真相的过程。

　　说佛法是完善的道德，是因为学佛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趋向解脱，而这个目标的到达是要以善行为基础。佛教所说的善行不同于神教的以神为本，也不像唯物主义者那样，仅仅是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佛教的道德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依因缘因果的规律建立德行。

　　说佛法是解脱的途径，是因为佛法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有种种困惑、烦恼和痛苦，所以才需要修学佛法，才需要通过对佛法的实践来获得究竟解脱。

　　试图解决人生的痛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当今这个高科技时代，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寻求更幸福的生活。但这些努力只能使外在的世界得到改变，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而其他宗教，则是通过对神的祈祷获得救度，通过对神的信仰最终获得幸福。和一般宗教不同，佛教认为人类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对人生的困惑，在于我们的错误认识和观念、在于我们无始以来的贪、嗔、痴烦恼。因而，对生命的正确认识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解决方式上，佛教的着重点是自力，虽然也有他力的成分，但他力也是建立在自力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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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对立的窍诀


——摘自“辅导员的责任”

　　我们现在还很难达到真正的无我，但要尽可能地弱化我执我见。怎么做？窍诀就是转换中心。通常，我们所有的表达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或是炫耀自己的观点，或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中心的转换，是以每个学员而非自己为中心，说什么，怎么说，都取决于大众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以自我为中心，你会非常在意我的观点、我的看法能否得到大家的尊重，这就比较麻烦。当有人不认同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会使当事者产生抵触情绪，还会影响共修的氛围。而当我们以学员为中心时，你首先会有耐心去倾听，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在这个前提下，以适合他们的方式将之导向三级修学，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辅导员要把自己定位为服务员。因为菩提书院是以班级为重点，以帮助每个人修学为重点。辅导员所做的，不是高高在上地说些什么，而是承担服务、辅助、协调的工作。


　　在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中，有一条是“恒顺众生”。这就告诉我们，大乘佛法的修行不是以佛菩萨为中心，而是以众生为中心，所谓“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可见，这个中心的转换非常重要。


　　对个人来说，这种转换就是无我的修行。有些学员刚进班时，尤其那些学佛多年者，可能会带着一点挑战心理：“我都学了十年二十年了，你有什么水平来辅导我？先问些问题考考你。”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要你有我执我见，很容易形成对立。因为他的挑战心理就来自我执，这时，你的我执会立刻跳出来应战。就像有人出拳打来，我们会本能地出拳抵挡，结果双方都挨了一拳。但如果你是虚空，他打过来根本就没有对象，那就打不响。这样的心态和认知，是辅导过程中避免对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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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群法师 并非名僧的高僧

　　“是否高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命品质，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声。”

　　济群法师 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至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教书育人，学修并重，为沩仰宗第十代传人。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


   



，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唯识、戒律的研究及讲授。

　　教学之余积极致力佛法弘扬，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港台及欧洲、澳洲等地。此外，出版发表各类著述、论文百余万字，如《真理与谬论》、《菩提心与道次第》、《济群法师谈人生》等。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苏州西园寺

　　见到济群法师，他正坐在西园戒幢律寺一间独居的禅房内盘腿打坐，墙壁上的一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法师的名号，“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法师身前的小几放着茶道的全部用具。合十见礼，彼此坐下，法师一袭灰衣，面带祥和微笑，斟泡手法娴熟。

　　法师现在的功课和生活分处苏州和厦门两地。在苏州西园寺时，以教学、弘法为主，并处理佛学研究所的一些事务，接待高校、信众、专家的来访也要占据一些时间。剩下的时间，就用于禅修。在厦门南普陀寺，他有一间单独的禅房在半山上，在那里可以静心修学，并修订一些佛学文稿。另外，会有一些外出演讲的任务。

　　何谓“高僧”

　　济群17岁剃度出家，这在佛教中称为“童真入道”，而他与佛教结缘，却在更早之前。他说：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

　　出生闽东的济群，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双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济群幼年的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而母亲总是热情招待，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一年秋天，母亲发心到福建东部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当时14岁的济群也跟着同去。

　　人物周刊：童真未开时便身入佛门，等成年后了解自己将终生寂寥山门，会不会动摇幼年的直觉选择，曾有过困惑迷惘的时期吗？

　　济群法师：童真入道有利有弊，弊端就如你所说，有些人出家时年纪太小，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能力，且多半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但这也是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年龄小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有利僧格的养成，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就我个人来说，机缘一直比较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好的环境，而且，我天性就非常喜欢、非常适合寺院的生活。

　　在我看来，寺院生活是清净自在的，而非大家以为的寂寥。当然，如果还有世俗需求，便很难享受这份清福。就像很多来到寺院的人，虽然也喜欢这种清凉之境，但呆上几天后，却宁愿回到红尘中打拼。因为他们还需要到社会上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来获取自己向往的一切。我的出家虽然比较感性，但随着修学深入，却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尤其是因弘法而对社会有更多了解之后，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相比之下，我觉得追求真理、智慧、解脱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判断一个僧人是否是“高僧”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现代、当代史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

　　济群法师：现代人，往往将“高僧”和“名僧”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时期，慧皎所著《高僧传》中，即对“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作了区分。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名声来作出判断，就像社会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养未必能作为大众楷模。当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实归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净无染的言行；其次是得定，拥有祥和寂静的心态；第三是具慧，拥有透视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了这些内在学养，还要有济世的悲心，平等关爱社会大众。所以说，是否高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命品质，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声。

　　在近现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许多，如太虚大师的博大胸怀、弘一律师的严谨作风、虚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人物周刊》：具体地说，您认为一个出家人、特别是寺庙的方丈、高僧，他/她的主业应该是什么？他/她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扮演(担当)怎样的角色？

　　济群法师：作为一个出家人，主业就是内修和外弘。内修，即通过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觉醒和解脱；外弘，即帮助大众达到同样的目标。换言之，就是自觉觉他。如何才能抵达这一高尚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听闻佛法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念，其次是以佛法观念重新认识人生，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消除生命的迷惑与烦恼，从而完成生命的觉醒和解脱。作为出家人，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看到芸芸众生也深陷于迷惑和烦恼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觉的基础上，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愿望，并将之作为尽未来际的使命。

　　作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个出家人，自然也离不开内修和外弘两大任务。当然，应该比普通僧众做得更出色，因为他们还肩负着领众修行的责任。至于在社会上，则应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起到化导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清修还是旅游的发展之争

　　对少年济群来说，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他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给客人开门。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千百年来高僧辈出。“文革”期间，寺院被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济群刚出家时，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

　　济群出家几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遁入空门。1980年，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苏州西园寺作为您的弘法基地，也是众多僧侣的清修之地，但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这中间如何平衡？

　　济群法师：现在各地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大环境如此。但西园戒幢律寺并没有特别在旅游方面下功夫，没有跟旅游部门“主动挂钩”(笑)，所以游客不是很多，比很多名刹古寺差得远。这里的普仁大和尚发愿弘扬佛教文化，专门成立了佛学研究所，一方面是教育培养人才，一方面是弘法净化社会。西园寺的僧人不参与旅游服务，所有给游客提供方便的服务都由在家人承担。

　　《人物周刊》：对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为发展旅游推动地方经济有功，政府奖励名牌汽车这件事情所引起的争议，您如何看？

　　济群法师：我对少林寺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无法具体评价这件事。目前，确实存在鼓励寺院发展旅游经济的大环境。过去我们很重视寺院的清净，但是清净跟发展之间，有时也会有深层次的矛盾。以西园寺为例，这里游客不算多，每年收入如果维持僧人的生存和清修还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建设发展，就需要资金来源。西园寺最近新盖了“三宝楼”，未来将成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弘法场所，这个楼的基建成本就是几千万。钱从哪里来，就一定有困难。又想保持清净，又要保持发展，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无奈。

　　但无论如何，如果放弃佛教之本，一味追逐利益，那肯定是“不如法”(违背佛教教义)的。

　　寺院，佛教也称为“道场”，是提供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对社会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一是净化世间，普度众生。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众生净化心灵，解决人生烦恼和困惑。二是承担相应的慈善事业。因为寺院的信誉度较高，可以牵头组织善行义举，这在传统寺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你们一定在电影电视及文学作品中看过，古代的饥荒之年，寺院会出面散粥，并为一些贫苦的读书人提供帮助等等。目前，台湾教界在佛教慈善事业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佛教界对善款的管理有哪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

　　济群法师：善款首先要来源正当，其次要尊重施主意愿，若施主说明款项用途，不可随意更改。至于具体管理，佛教中最权威的规定就是戒律。此外，佛教特别强调的因果法则，也是培养自觉性有效途径。丛林中，老和尚经常会教导大众珍惜施主供养，所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真正体认到这一点，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管理隐患。当然，仅仅依靠自觉还不够，还需要相应制度进行制约和分配管理，使每一份善款得有最有效的利用。

　　佛教是心灵的智慧

　　“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问题。”他在厦门南普陀寺清修的禅房，位于后山半山腰的阿兰若处，远离喧嚣，每天爬山很方便。

　　济群法师在我身前时走时停，为我指点，我注意到他走路的方式与我大相径庭。他提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上身也不会因出脚而起伏或改变左右重心，仿佛在平移，只有大褂的后裾随之均匀地飘忽拂动，状极优雅。

　　济群法师称自己是“山野之人”，甚至，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因此，在教学之外，他谢绝一切社会头衔和行政职务。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期间，济群等法师萌生了向大学学子传授佛教文化的念头，他们与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他们又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大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后来，他将这一做法带到苏州西园寺，寺院弘法部专门开办了“青年学佛组”、“青年学佛进修班”，利用周末的时间为青年人开办讲座，举行共修。

　　人物周刊：人们对宗教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而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教派众多，您修学近三十年，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佛教，什么是佛教？

　　济群法师：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人物周刊：佛教中，“受”与“施”的界限如何设定？即佛教界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又应该为社会贡献什么？

　　济群法师：佛教有接受供养的传统。佛陀时代，僧众不事生产，托钵乞食。其意义有二，一是令僧众全身心地追求解脱，利益众生；一是令众生通过供养而培植福田。至于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这涉及发心等问题。佛弟子中，有“声闻行者”和“菩萨行者”之分，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发愿带领大众共同解脱。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依声闻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医药外，个人生活不必拥有更多。依菩萨戒，则应广泛利益众生，这就必须多事、多业，凡对众生有利的事都尽力而为，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力和物力。如果是发愿利益大众，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弘法事业，并且不违背戒律的基本规范，那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为了个人享乐。

　　佛教能为社会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佛教能为社会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如果传统宗教得到保护，并有良好的传播环境，以此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并为他们阐明辨别真伪的标准，各种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机。其次，佛教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在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症与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缺乏省思，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为社会发挥慈善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现象日益悬殊，这也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安定现象的产生。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赖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活动，是调节贫富关系的必要途径。宗教团体具有较高可信度，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第四，寺院能作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间，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让心灵休息、让精神升华的驿站，在这方面，寺院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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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群法师是国内从事佛学研究及教学、弘法的知名法师。法师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一个佛教家庭，曾在宁德支提寺、闽侯雪峰寺体验寺院生活。1979年从鼓山涌泉寺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1981年于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到莆田广化寺等处参学。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主讲唯识、戒律、阿含等课程。 近二十年来，法师在修学之余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佛学论文，并积极从事弘法事业，时常在欧洲、澳洲、港台及大陆各地高等院校、信众团体、寺院应邀演讲。著有《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金刚经的现代意义》、《心经的人生智慧》、《学佛者的信念》、《幸福人生的原理》等人生佛教系列丛书。 　　1999年出版《人生佛教丛书》三本，在社会各界影响广泛，并陆续推出《人生佛教小丛书系列》三辑，包括《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等十五本，与社会大众广结法缘。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是生活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走入生活。此后，更将弘法重点转向道次第、菩提心、皈依的弘扬，着重佛法基础建设，希望佛弟子们能在菩提道上稳步前进 　　法师继承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生活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融入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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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对少年济群来说，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他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给客人开门。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千百年来高僧辈出。“文革”期间，寺院被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济群刚出家时，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
      

济群出家几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遁入空门。1980年，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济群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偏僻的地方继续学习。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济群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这清静自然的环境，对他的学习、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由此，济群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期间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海外的法师，并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于是萌生了弘法的念头。他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了“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他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一因缘使他们得以在厦大举办了“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了面向高校的弘法。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他们又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大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后来，他将这一做法带到苏州西园寺，寺院弘法部专门开办了“青年学佛组”、“青年学佛进修班”，利用周末的时间为青年人开办讲座，举行共修。 　　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从此以后，济群就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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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佛教


　　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佛教有接受供养的传统。佛陀时代，僧众不事生产，托钵乞食。其意义有二，一是令僧众全身心地追求解脱，利益众生；一是令众生通过供养而培植福田。至于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这涉及发心等问题。佛弟子中，有“声闻行者”和“菩萨行者”之分，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发愿带领大众共同解脱。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依声闻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医药外，个人生活不必拥有更多。依菩萨戒，则应广泛利益众生，这就必须多事、多业，凡对众生有利的事都尽力而为，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力和物力。如果是发愿利益大众，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弘法事业，并且不违背戒律的基本规范，那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为了个人享乐。   

佛教能为社会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佛教能为社会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如果传统宗教得到保护，并有良好的传播环境，以此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并为他们阐明辨别真伪的标准，各种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机。其次，佛教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在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症与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缺乏省思，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为社会发挥慈善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现象日益悬殊，这也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安定现象的产生。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赖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活动，是调节贫富关系的必要途径。宗教团体具有较高可信度，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第四，寺院能作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间，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让心灵休息、让精神升华的驿站，在这方面，寺院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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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支提寺，许多人可能会很陌生。在过去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又不方便，所以不为人所知。据说现在公路已经通车了，但因为不是重要的风景名胜，也很难引来远方的游客。所以支提寺还能保有它的清净、纯朴。 “支提寺”是人们对它的俗称，完整而规范的称呼，应该是“支提山华藏寺”。支提寺在福建东部的宁德境内，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是天冠菩萨道场。据《华严经》记载：东南方有山名支提，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天冠，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经典中有依据的除五台山外，便是支提山了。寺中现有明成祖仁孝皇后所赐的千尊天冠菩萨像，每尊高一尺，重二十余斤，供奉在大殿中。

　　我和支提山的因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小生长在佛教家庭，在父母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14岁那年秋天，母亲和赛岐万寿寺的戒修尼师，发心到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我也记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跟她们去了。

　　我在支提寺以一个行者的身分住了三个多月。当时寺内大约有僧众三四十人，住持是妙果和尚。那时候的人真是很单纯，每天的工作就是锄地、种菜、砍柴；有时师父们带着到山里采菇、挖笋，过得很有趣。肚子饿了，就盼着快些收工。这么一来，吃饭也成了每天开心的事。  

当时的出家人，了生死的观念很强，个个都很讲修行。大家白天干活，早晚上殿诵经，称为做功课。既然是功课，每天都必须要完成，即使白天干活干得再累，也很少有人会落下。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吃饭的本钱，祖师们订下的重要修行方法。如果不做功课，不但了生死无门，更是信施难消。

　　除了早晚功课，每个人大都有自己另外的安排。有的人拜经，比如拜《华严经》或《法华经》，一字一拜，连续拜上几年。有的人诵经，长期诵一部《金刚经》或《地藏经》等。有的人念佛或参禅，夜不倒单。他们不懂得很多道理，平常也不太讲教理，最多交流一下修行心得。寺庙没有安排集体学习，有的只是师资间的单独传授，做些警策性的开示，但大家都很自觉。

　　很难想象，我那时身体瘦小，却天天跟着大家干活、念经，起早摸黑真不容易。寺院做功课的时间很长，有时三点多就起床，迷迷糊糊地来到大殿，跟着大众诵经，经常诵着诵着，抱着柱子就睡着了。我在支提寺只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时是被宁德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起单的。他们到支提寺来组织僧众学习了一周，然后就把寺院中的一些青年僧人遣散了。他们说：宗教就要消亡了，你们年纪轻轻的出什么家，快回去吧！就这样我们被赶走了。

　　支提寺我已有十多年没去了，据说现在变化很大，公路已经开通了，不必像从前那样走几十里的山路；寺中的大量农田已包给附近的居民耕种，僧众不必像农民一样每天忙于种田，只要种些菜，砍砍柴，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学习和修行。听说山上现在还办了一个律学班，成就十多个比丘在那里发心学习戒律，而整个丛林生活也从原始的朴素走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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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峰寺

　　稍微了解一点禅宗历史的人，都知道雪峰义存这个名字。雪峰是地名，雪峰寺全称是“雪峰崇圣禅寺”，这里是义存祖师当年修行弘法的道场。今天去朝拜雪峰寺，还能见到义存祖师留下的遗物。如枯木庵，是义存祖师当年坐禅的地方。这是一棵很大的树，树心是空的，祖师当年坐在那里修定放光，才感动了当地长者舍地盖寺；天王殿门前，耸立着四棵高大的树木，其中两棵是义存祖师亲手植的；还有义存祖师的塔，塔上石头呈绽放状，像一朵朵花，据说这预示着祖师要再来人间弘法度生。 雪峰，正像这个名字一样，是一个清凉的世界。雪峰寺地处福建闽侯县，海拔很高，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晚上睡觉也可以盖棉被，白天则异常凉爽，真是禅修、避暑的好地方。雪峰寺是禅宗祖庭，自然以禅修出名。寺中有老禅堂一座，木质结构，冬暖夏凉。在这座禅堂里，出了很多祖师。据说当年义存祖师在世时，住众达几千人，曾经有一次坐香，一犍槌敲下去，开悟了几十人。


　　雪峰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地处边远的闽侯山区，所以“文革”中僧众也没有间断过。我18岁时到雪峰寺，正式开始了我的“出家”生涯。当时自以为出家了，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行者的身份。“文革”中的雪峰寺，一直以生产队的形式出现，寺院拥有几十亩的田地和菜园。僧众也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每天在田头师的带领下，到田里干活。


　　那时寺中有一大班老和尚，他们都在雪峰寺住了几十年。有的老和尚从小在雪峰寺出家，到老都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们经历了解放前艰苦的物质生活，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都不曾使他们动摇过对佛法的信心和道念。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丛林生活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和他们住在一起，比起读《百丈清规》，体会更要深刻得多。


　　有的老和尚熟悉丛林的各种规矩。他们年青的时候为了寻找善知识，四处参学，住过金山寺、高旻寺。和他们接触，他们会和你大谈金山香、高旻腿，你会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丛林轶事。有的老和尚精通敲打唱念，翻开《禅林赞本》，能从第一条唱到最后一条。我住雪峰寺时，跟他们学会了唱很多赞。我现在的唱诵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有的老和尚禅修的功夫很高。在雪峰寺的周围，有很多茅蓬，那里住的都是修行人。他们觉得丛林的集体生活不利于他们专修，于是就在寺外找一座或临时盖一座简陋的茅蓬，常住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在那里专修。有的人日中一食，夜不倒单。枯木庵住有一位叫瑞兴的老和尚，专门诵《法华经》、拜《法华经》，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冬天也不穿鞋，吃的很简单。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在这里修行多少年了。印象中，我刚到雪峰寺出家时，他就这么做了。今年暑假期间我到雪峰寺去拜访他老人家时，发现他体力虽然不如从前，但修行的态度却依然没有改变。


　　我在雪峰寺的工作是跟随僧众干农活。记得在雪峰寺后山砍柴，因为山很陡，我当时的个头又小，砍了柴没法挑，只得从山上滚下来，挺好玩的。雪峰寺门前的放生池，“文革”时期被填起来当水稻田，淤泥很厚，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整个人都有被淹没的感觉。雪峰寺保有中国传统丛林的遗风，农禅并重，僧众除了干农活，早晚二时课诵从不间断。


　　寺院成就一些禅修者专心坐禅修行，禅堂每天都有人在打坐。其他僧人没事时，也喜欢到禅堂坐一坐。寺院到了冬天，安排禅七，组织大众共修。打禅七的时候，供斋的人特别多，好吃的东西源源不断，令人大饱口福。如果坐禅时没有得到禅悦的人，此时就能满足一下食欲，也算是种补偿。到了夏天，寺院有时会请法师来讲经，记得当时有位江西的海灯法师给大家讲《心经》，一口江西土话，边讲边笑，每次我们都只能听到他老人家的欢声笑语，总觉得他讲得很好，但就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大多数僧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法门，以念佛、参禅或禅净双修者居多。我在雪峰寺时亲近过一位老参师父，是参禅的，推崇《六祖坛经》、《传心法要》、《临济义玄禅师语录》。他老人家叫我看这几本书，时常给我开示一些修禅之道。他自己的修行则不拘形式，重视行住坐卧中对念头的观照，现在看来他修的是祖师禅。我对禅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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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泉寺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开山祖师是雪峰寺来的神晏禅师，千百年来高僧辈出，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住持过鼓山，并对寺院的道风作了整顿。 鼓山涌泉寺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有喝水岩等十八景。历代文人士大夫参观游玩时留下不少墨迹，都刻在石头上。在喝水岩一带，有三百多块摩崖题刻，著名的有朱熹、蔡襄、赵汝愚、郭沫若等人的题字。寺内收藏有多种版本大藏经以及单行本的经论，还有刻印经书的经版上万块，尤其是保存了清代为霖道霈禅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的版本。民国年间，弘一大师特别发心刷印了几十部，分赠国内外的各个藏经楼、图书馆保存。  


鼓山涌泉寺在“文革”中被园林部门占据，1979年在住持普雨老和尚的努力下，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我就是那时来鼓山的。普雨法师是北京人，毕业于北平艺术专业学院。出家后在青岛湛山寺亲近过倓虚法师。解放前南下，到圆明讲堂拜见圆瑛法师，由圆老写信给当时住持盛慧老和尚，推荐住涌泉寺。他先后在涌泉寺担任过佛学院的教务长、监院、住持。


　　老和尚自从住持涌泉寺以来，就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过。“文革”中，寺院被福州市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我刚出家时，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包括像妙湛老和尚、北京的正果老法师、巨赞老法师等人。


　　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人民币作生活费。“四人帮”垮台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老和尚就着手涌泉寺的恢复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到了1979年，涌泉寺才正式归佛教界管理。由于老和尚的道德学问以及爱国爱教的精神，先后被推选为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老和尚对福建佛教贡献是很大的。他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使得许多被园林、文物等部门侵占的寺院归还僧众管理，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参与成立省、市佛教协会，推动福建佛教事业的发展；开坛传戒，绍隆僧种；创办福建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接待海外侨僧、国际友人，出国访问，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加强国际友好往来；创办涌泉寺书画社，团结福建书画界人士，增进他们对佛教的了解。老和尚的种种努力，为福建佛教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是在涌泉寺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的。住涌泉寺期间，我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负责给客人开门。涌泉寺旁驻扎着军队，经常放映免费的电影。有个晚上我随着大人们去看电影，把客堂钥匙带在身边。那天电影一直放到十点多才结束，当我回到寺庙时，知客师告诉我，晚上8点多来了一帮客人，找不到钥匙，无法安单。我知道这下大事不好，第二天老和尚知道了这件事，果然让我写了五张检讨书才过关。


　　涌泉寺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僧众平常的主要工作是看护各个殿堂，给游客们提供方便。寺中设有小卖部、饮食部、佛经流通处，这些工作都由僧众自己担任。有时汽车到福州运货回来，客堂会敲钟，大家听到钟声都要去出坡。全寺上下倾巢出动，如蚂蚁搬家式的，或背或挑或扛，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汽车满满的货物就搬光了。


　　寺院到了大年三十会安排一次普茶。这是一种既庄严又轻松的宗教生活。普茶一般都安排在晚上7点开始，大众听到钟声，穿衣搭袍，三三两两地来到斋堂，恭候方丈的大驾。斋堂的监斋菩萨前，点着两根大红蜡烛，斋堂的条桌上，摆满了水果、花生、瓜子、糖果等，每人面前还放着一个茶杯。方丈在侍者的陪同下来到斋堂后，维那起腔，唱炉香赞，方丈拈香、礼佛、升座，开始给大家开示。这时巡堂拿着茶壶，依次给大众倒茶。在柔和的烛光下，在袅袅的香烟里，在方丈和蔼的话音中，大家静静地品着茶。

　　禅宗重视生活中的修行，有人问赵州禅师：“如何修禅？”禅师说：“喝茶去！”普茶，是禅与茶的结合，用平常心静静地品味茶的清香，清清明明，不取不舍，无爱无嗔。禅宗的普茶流传到日本，形成了日本的茶道。记得八十年代普雨老和尚在世时，日本某宗派的住持，还专门在大年三十率领一班僧众到涌泉寺观摩普茶。


　　寺院也非常重视僧众的学习。普雨老和尚本人对佛学、艺术都有很高的修养，他早就意识到提高僧众佛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初就创办了佛学培训班，招收本省的年轻僧伽到鼓山参加学习，既为寺院充实了新生力量，又能达到提高僧人佛学水平的目的。我在中国佛学院上学时，有年暑假回鼓山，培训班还请我去为班上的同学讲座。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讲，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没怎么紧张就完成了任务。

　　鼓山涌泉寺继普雨老和尚之后担任住持的是妙湛老法师，妙老圆寂后现在是普法法师。暑假期间我又去鼓山故地重游了一番，并得到普法法师的热情招待。普法法师很能干，把整个寺院的殿堂修缮一新，与园林管理部门、政府部门的关系也处理得较妥当，为寺院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普法法师和我谈了发展佛教事业的一些设想，我衷心祝愿他的规划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