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 路在何方？

梁知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专家对记者说，对于那些在上一轮撤并校狂潮中幸存下来的小规模学校，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倾斜政策予以扶持，并帮助其提升其教学质量。

因为这些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利、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的微型学校，往往扮演着传承一地文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经验亦可借鉴，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小规模学校在得到政府充分扶持之后，从“小而差”变身为“小而美”，并在其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版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幸运”的白家姐妹

这是晋中吕梁山区里的一户普通人家。

中午十二点刚过，路边的小卖铺里，三个女娃围坐在一张方木矮桌旁埋头吃面条，旧窑洞里此起彼伏的吸溜声。

40多岁的老白，是这家的男主人，正斜倚在床上看着娃吃饭。他身体不太好，再加上家里负担重离不开人，就和媳妇在路边开了这间杂货铺子谋生。

老白所在的村子叫田家岔村，是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小蒜镇所辖的一个小山村，距镇上有30多里的山路，到石楼县城70里地，开车少说也要2个多小时。

老白有四个女儿，两个读小学（一个五年级、一个六年级），两个读高中（一个高一、一个高二）。在他那孔住家兼商铺的破窑洞里，进门左手光线最好的墙壁上，挂满了一排排的三好学生奖状，写着几个女儿的名字。

“嗯，都是娃娃们得的，今天三个在家，还有一个读高二的没回来。”老白骄傲地说。

吃过午饭，两个读小学的女儿还可以去里屋躺上一会再去上学。她们就读的学校离家不过两三百米的样子，听到上课的预备铃声再跑过去都来得及。

学校在村子北面，紧挨着山脚。

校门是新修的，红墙，拱形门廊上竖着七个白底红色大字——“田家岔中心小学”。这学期，学校有34个学生，都是本村的孩子。其中14个是幼儿，剩下的20个，一到六年级都有。

相对于白家姐妹以及田家岔村其他孩子而言，中国很多农村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往往要走上十几里甚至是几十里的山路去上学。从去年开始各地频频爆发的校车惨剧，也让很多人知道，如今农村孩子去上个学，要这么难。

这一切，肇始于十余年前中央政府出台的一项教育政策。

2001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同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列入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

随后，就像在油水浸泡过的毡布上扔了一根点燃的火柴，一场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至全国农村地区。包括吕梁在内的中国广袤中西部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消失湮灭，原本“村村有小学，户户有学童”的景象成为历史记忆。

有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到2009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校数由59.78万所（含教学点）减少到了30.5万所（含教学点），减少了48.96%。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农村地区原有的中小学就被砍掉近一半。

这股撤点并校风潮，也曾刮到田家岔中心小学头上。据村民介绍，2007年左右就听说这所小学要被撤并。后来，村民联合起来向县里面多次反映，学校才勉强被保留了下来。

“有学校在我们省了很多事，娃娃们读书方便多了。旁边村子学校给撤了的，只能送到镇上县上去读书，大人孩子都跟着受罪。”有村民对记者说。

有的孩子被家长送到70里地之外的石楼县城读书，因为孩子小，家长为了照顾方便，就在县城的学校附近租一间小平房，妻子过来专门给孩子做饭照顾日常起居，丈夫每天骑着摩托车回家去种地，晚上再回来。“租个非常一般的房子，一个月也要100多。”在县城读高中的老白二女儿说。

在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刘善槐博士主持的一项 《我国农村地区学校撤并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东中西六地的调查分析》中，仅在上学费用这一个方面，寄宿制就使得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付有较大增加，其幅度甚至超过了国家颁布义务教育免学费、书本费的政策所带来的实惠。

刘善槐博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家长而言，由学校撤并带来的经济负担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于上学距离变远乘坐交通工具而产生的交通费用，二是学生住宿所产生的食宿费用。

在其所调查的847位住宿生中，一年的交通费、伙食费和住宿费超过4000元的有21位，占2.48%；2000元到4000元的有82位，占9.69%；1000元到2000元的有289位，占34.16%；1000元以下的有454位，占53.66%。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达到1157.38元/年。

“自从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许多有子女上学的贫困农村家庭从中受惠，但是近年来实施的学校撤并却又增加其教育支出，最终淡化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刘善槐博士说起来不无遗憾。

薛校长的担忧

55岁的薛校长是田家岔中心小学的校长，他在这里教了一辈子的书，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可最近有件事，却让他很操心。

“现在学校的校舍设备基本上可以了，就是教师危机，太缺人了。”薛校长说。他的担忧非常现实，因为现在这所村小的老师，满打满算不过五个人。

五个人中有两位公办教师，薛校长是一个，他爱人魏老师是另外一个，两口子在学校干了一辈子，魏老师今年下半年就要退休。剩下的是两个代课教师，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志愿者，这五个人就要给34个孩子上所有的课。

由于缺老师，田家岔中心小学至今还是复式教学。所谓复式教学，就是一个教室里安排两个年级的学生，老师给这个年级上完课后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孩子上。

据薛校长介绍，现在学校把2年级和6年级编在一个班，4年级和5年级编在一个班，还有个混合班是把1年级和幼儿园的孩子放在一起。

“2年级和6年级的班上，除了英语课，所有的课我一个人都带，语文、数学、科学、社会都是我一个人，英文课我不懂，就有一个专门的老师带。”薛校长说。

他口中的“专门的老师”，其实是上海来的一位80后志愿者。这位志愿者原本在一家外企任中层管理职位，后来辞职到这里以志愿者身份给孩子们教英语，已经来了半年多。不过，这学期结束，就要返回上海。

至于剩下的两位代课教师，都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田家岔中心小学当老师的。薛校长坦言，“这两个都不稳定，随时可能要走”。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忧，主要还是因为学校给人家开的工资太低了。

“杂七杂八加在一起每个月也就800块，教育局没有出钱，都是村里面出一点，基金会出一点，凑出来的。”如果这两个代课教师再流失，以现有的工资，薛校长说自己很难再招得到人，“年轻人出去打工，就是女娃娃一天也能挣个100多，男的一天能赚到二三百”。

上学期学校开家长会，家长们提得最多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再增加一两个老师，尤其是教英语的老师，教音、体、美的老师。薛校长也有此意，“这个学校想要办好的话必须搞单式教学，要增加教师，现在是有教室没教师。”谈到现状，他颇为无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薛校长跟县教育局协商了好多次，希望县上能不能安排一些公办教师来这里，或是派一些特岗教师来。不过，他也很清楚这并不容易。

田家岔中心小学的困境，是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教师匮乏症”的典型缩影，也是近年来制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为了缓解农村地区师资紧张的情况，中央政府也采取了包括培养特岗教师、招聘资教生等在内的一系列举措。

不过，这些政策并没有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相反，在撤点并校政策执行之后，上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基层学校的师资匮乏。

以特岗教师为例，2006年国家出台这项政策时的初衷本意是想招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是从各地的执行情况来看，并没有那么乐观。

从2009年起，石楼县连续三年招收特岗教师，每年一百名。然而，这些好不容易招聘来的大学生最后大多都选择留在县镇上条件较好的学校，导致这些学校教师人满为患，而最基层的村小、教学点却见不到年轻老师的身影。

“给的钱都一样，为什么要下到村子里？再说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些村小就给撤了，何苦呢？”一位刚刚入职的特岗教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镇上一所小学当体育老师。据他讲，有自己这种想法的特岗教师不在少数。

另一位特岗教师曾下到一所村小教英语，班里只有3个孩子，且基础都很差，基本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现在回忆起那段日子，她用“很绝望”来形容：上课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课堂上都可以听到讲课的回声，“我是喜欢当老师的，可真是受不了那里的条件啊，你都不知道自己在那教书的意义何在？”

薛校长说自己能理解这些新来的小同行们的心理。

不过，对他而言，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本人就是田家岔村人，在外面读完书后回到故乡当老师，后来又做了校长，他朴素的认为，如果自己对孩子管得严一点，操的心多一点，孩子的成绩也就会好一点，“也算对得起乡亲们”。

然而，留给这个男人的时间并不太多了。

“魏老师今年后半年就退休了，我也快了。等我们都退了，谁来接我们的班？”薛校长忧心忡忡。

黄河边上的小学：农村“撤点并校”再审视

中国农村教育， 路在何方？

田家岔中心小学的存在，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下中国农村教育的诸多尴尬。

如果这所村小在上一轮撤点并校的狂潮中被撤掉，白家姐妹要想读书，就必须到几十里地之外的镇子上，老白为女儿们支付的教育成本也将大幅飙升。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由于师资的严重匮乏，白家姐妹所接受到的教育质量堪忧，刚刚能达到“及格线”而已，跟东部教育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愈发拉大。

如何看待田家岔中心小学这样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存在价值？

显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更多将其定位于“小而差”的学校，亟待进一步的调整撤并。

2009年4月，田家岔村所在的石楼县政府颁布了一份名为《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的实施意见》的文件。文件中明确提出，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保留小学30所，普通初中4所，九年制学校6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教育中心1所，共42所”的目标；2012年，县教育局网站的信息显示，全县有学校32所，另保留教学点20个，教师1649人，学生22300人。而在2003年，石楼县当时还有中小学365所。

“我们这很多学校并不是主动撤并的，而是因为没有生源自然而然消失的。很多老百姓带着孩子到县城里的学校读书了。”当地教育局负责人辩解道。

据他讲，当地政府更多是采取“政策诱导”的措施，让老百姓看到留在村子里上学校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不如到县城的好学校里去。

但有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士表示，所谓“诱导”其实是变相的排挤。政府教育部门对基层村小、教学点不再投入资源，任其苦苦支撑、自生自灭，造成学生流失、老师离职，最后学校自然被迫关门。

“举个例子，冬天学校要烧煤取暖，教育局给中心校一年拨好几万取暖费，到了村小最多给你拨个几百块，根本不够用，逼得孩子和老师到处拾柴火取暖。”上述人士称。

地方政府此举并不难理解。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制度，县级政府承担了主要的财政负担。

以石楼为例，2011年全县生产总值才6.4亿元，在山西全省排在倒数第五位，在吕梁全市排倒数第一位，被国务院列入吕梁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支持的四个县之一。

“一面是财力的拮据，另一面却是项目配套资金等刚性支出的缺口越来越大，文教、卫生等民生事业的需求越来越多，许多急需办的事不能办，许多想办的事无力办。”石楼县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得很明白。

自然，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集中办学，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减轻地方财政压力。“撤并学校还是省了钱，一个教学点几个老师，那都是要开销的”。当地教育局负责人亦坦承。

而在长期研究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的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雷万鹏教授看来，这就涉及到一个终极性的问题——是否消除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中国农村教育最终的发展方向？

“我想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无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农村小规模学校有其存在的价值。”雷万鹏教授表示。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湖南湘西武陵山区考察当地村小。在考察结束后表示，学校调整布局需实事求是，从农村实际出发。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学生年龄、上学路途、安全等问题，建立或恢复一些农村教学点，不要让孩子们的精力都花在路上。“有的教学点学生虽然少，但也要办好，要想办法帮助边远的教学点提高教学质量”。

显然，最高决策层对于农村地区学校撤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已开始有所反思。

而主管此项工作的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高洪在近期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也明确表态，认为鉴于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学校撤并后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当务之急是稳定现有布局，解决突出问题”。

雷万鹏则建议，中央政府应该与地方政府携手，共同实施“教学点及小规模学校振兴计划”，建立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特区”。

具体而言，该计划包括提高小规模学校拨款权重，按照生均标准拨款的2-3倍拨付给小规模学校；以班级或科目为基准核定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编制，增加农村小规模学校编制；在教师工资、津补贴、食宿条件和职称评聘等方面提供优厚条件，提高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吸引力等。

“关键是要统一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中央一级政府应该向地方提供更多的资源倾斜。”雷万鹏表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地方发展小规模学校的积极性。

或许，田家岔中心小学——这座黄河边上的学校，会有一个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记者：马晖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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