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育法修正案：佛教成为中小学正修课

南无三宝

微博上有同修发了一条消息：英国国会立法佛教成为英国各中小学校的正修课，据主管肯特郡宗教教育的韩利普先生说，佛教以缘起法、四圣谛为基石，符合当今科学，易为西方人所接受；倡导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又主张和平、非暴力，对提升社会道德、维护社会安定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佛教成为正修科。


检索了一下此消息的出处，发现其背景很有意思，也反映出佛教在英国发展的现状：


1988年，英国进行了教育政策方面的改革，特别是针对宗教教育方面作了空前的改革。传统以基督教为唯一宗教教育的法案被“1988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第三款（The 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 Section…9（3））代替，改为中小学宗教教育。但是此教育法案立法后，因无增上缘之助，故而此法案一直默默无闻。

1994年7月5日，英国的教育部长、大英王国大主教与全英国科教书决策委员会主席三人，招集了全英各大宗教代表会议，正式推广与促进此新教育法案的实施，宣布政府主办的公费学校的所有学生由五岁至十六岁，在中学(GESC)会考之前，必需修读五种宗教科目，除基督教为必修科外，选读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等宗教中的四科，具体科目由各地方教育部与学校磋商决定。


中学会考的宗教考试，最少要考其中两科，即基督教必考科与另外任何一宗教科，各私立学校亦不能例外。1994年，全英国教科书决策委员会公布了二种模范教科书与课目选择的指南，以促进与协助辅导各学校对此新教育法案的实行。


全国一百零八个大小州郡以此为依据，分别制订出各自的宗教教学大纲，譬如肯特郡(Kent Country)为全英国最大之州郡，也拥有最多学校（共有六百三十所中小学校)。该郡之教育部(地方教育部)已议决公布，并指示其所管辖的所有学校,选择佛教为第二宗教必修科(基督教是当然的第一必修科)。


据主管肯特郡宗教教育的韩利普先生(Mr. Hannibal)所言，佛教以缘起法、四圣谛为基石，符合当今科学，易为西方人所接受；倡导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又主张和平、非暴力，对提升社会道德、维护社会安定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肯特郡教育部宗教组的官员，尤其是他本人都非常乐意，并积极促成佛教在每一所学校成为正修科。


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佛教能得到承认，并由政府立法，列为全英国中小学校之正修课，不但是在英国，就是在全世界(除东方的泰国与斯里兰卡以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可以预见，这对整个西方社会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一九○六年英人杰克森（R.F. Jackson）在海德公园（Hyde Park）宣扬佛教教义，并自营书店，流通佛教书籍之后，佛教渐为一般民众所知晓。一九○七年，他与多人在伦敦发起成立“不列颠爱尔兰佛教会”（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以研究佛学为宗旨，并推举戴维兹教授为首任会长，阿难陀.弥勒长老（Anada Metteyya）为副会长，成员大多为学者及高知识分子。


弥勒长老俗名贝尼特（ Charles Henry Allan Bennett），生于伦敦，于十八岁时展读阿诺德的《亚洲之光》之后，大为感动，于一八九八年至锡兰学佛，一九○二年在缅甸披剃出家，法名弥勒，一九○三年在仰光召集佛教徒成立“国际佛教会”，在哈拉翁夫人（Mrs. Hla Oung ）的资助下，组织弘法团到英国展开弘法工作，使佛教在当时受到瞩目。一九二三年，弥勒长老逝世。“不列颠爱尔兰协会”成立二十年间，重要干部老成凋谢，幸有培因（Francis J. Payne），继续把会员聚合起来，在艾萨克斯会堂（Essex Hall）主持一系列的佛教讲座。一九二四年，他发起创办“佛教徒联合会”（Buddhist League），自任第一任会长，虽然不久也解散了，但他仍以无比的热忱继续演说佛法，度人学佛。


一九二四年，韩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合并灵智学会伦敦分会与“不列颠爱尔兰佛教会”，成立“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Society），自任会长，出版《中道季刊》，撰文著书，宣说佛法妙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赴各国访问，得到缅人支持，在伦敦印刷各种刊物，宣扬佛教，并将日本铃木大拙的著作介绍给英国民众。可惜自韩福瑞于一九八三年逝世后，“佛教协会”也随之没落。


摩诃菩提协会的创办人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志在复兴印度佛教， 有鉴于弘法工作的重要，在一九二八年组织“佛教布教团”（Buddhist Mission），派遣法师轮流驻英弘法。一九五四年，在该会协助下，锡兰佛教徒在伦敦创建“伦敦佛教精舍”（ London Buddhist Vihara），这是南传佛教在欧洲的第一座佛寺。一九二八年秋天，太虚大师环游世界弘法，从法国来到英国，受到摩诃菩提伦敦分会及伦敦佛教会的热烈欢迎。大师希望在欧洲设置“世界佛学院”，伦敦的佛教徒被大师为法忘躯的精神所感召，立即组成“佛教委员会”以为响应，可惜在大师赴往他国弘法之后，委员会的工作就告停止。


一九六四年，泰僧智成上座（Nansiddhi）与随侍翻译——帝须达多（Tissadatta）比丘，应加拿大籍比丘阿难陀菩提（Anandabodhi）的邀请，在泰英两地信徒的出资供养下，远赴伦敦弘法，受到西方高知识分子的欢迎，泰国皇室认为在英国组织僧团有其必要，所以在一九六六年成立“佛光寺”（Buddhapadipa Manastery）。


一九六七年，僧护法师（Ven. Sangharakshita）深感英国佛教若要在西方落实发展，必需在经济上独立自足，并且在戒律上予以改革，因而组织“西方佛教僧团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展开他的革新佛教运动，以实践八正道中的“正业”为弘法的经济后盾，在世界各地成立禅坐中心及餐馆、印刷、建筑等各种合作事业。


六○年代，西藏喇嘛纷纷出走西方，藏传密教因此传入西方，例如：一九六七年，阿贡仁波切（Shetrop Akong Tarap）和创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在英国创立的“三耶林西藏佛教坐禅中心”（Kagyu Samye Ling Tibetan Center）及奇美仁波切（Lama Chime Rinpoche）创立的“康藏之家”（Kham Tibetan House）等都是噶举派的寺院；一九七七年，提列因仁波切（Karma Thinley Rinpoche）及其英籍法嗣塔耶（Jampa Thaye）所创的“萨迦派佛法中心”（Thinley Rinchen Ling）是萨迦派的寺院；一九七六年开办的文殊师利佛学院（Manjushri Institute）主要在宣传格鲁派教义；索甲仁波切（Lama Soygal Rinpoche）主持的“莲华生佛法中心”（Dzogchen Orgyen Cho Ling）则是宁玛派的寺院。七○年代，日本佛教传入英国。像“斯卢所洞修道中心”（Throssel Hole Priory）、“英国净土真宗协会”（ Shin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英国真言宗佛教协会”（The Britain Shingon Buddhist Association）等分别属于曹洞禅宗、净土真宗及真言宗系统。


一九九○年十一月，星云赴欧洲弘法暨成立佛光会，途经英国考察时，赋予当时正在当地深造的依益法师及永有法师两项任务：一、在伦敦成立道场；二、在当地成立佛光会。他们不负众望，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在伦敦最热闹的牛津街及里仁街侧，觅得一座基督书院（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Studies, opened by ArthurMichael Ramsay in 1973）作为寺址，旋即筹组伦敦佛光协会，并于翌年四月邀请星云前往主持成立大会暨佛学讲座，承蒙当时台北驻英代表莅临参加。道场于六月二十日与屋主签约，经装潢后，在九月二十八日落成，名为伦敦佛光山，一九九三年七月，又应曼彻斯特信众的要求，于该地成立曼城佛光山。一九九四年，雅适士市许琼华女士舍宅为寺，供法师领众薰修。星云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应邀至英主持佛学讲座，并为曼彻斯特佛光协会、雅适士佛光分会主持成立大会，英国佛光山的道场及佛光会合作无间，经常协力举办各种多元化的弘法活动，例如供僧法会、冬令营、才艺班、中小学教师研习营、各国寺院巡礼、中文班、慰问老人院、捐血救人、家庭普照、信徒联谊会、素食品尝会等，其中一九九四年元月，由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及台北驻英代表处主办，伦敦佛光山协办的第一届伦敦海华文艺季，内容包括书画展、音乐演唱会、国剧、舞蹈等，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同年由伦敦佛光协会暨伦敦佛光山主办的梵之旅——佛教艺术季与中华文化系列慈善义演，有来自十国，三千多人共同参与，台北驻英代表暨伦敦数位国会议员及当地侨领等贵宾均莅临观赏，全部门票收入都捐给英国医疗机构，反响热烈；一九九五年，曼城佛光山暨曼城佛光协会在皮卡迪公园（Piccadily Garden）及唐人街举办的庆祝佛诞园游会，当地市议员及政府官员均前来游观，并获曼城首报《曼彻斯特晚报》全版报导；同年的僧宝节，伦敦佛光山于汉摩斯密千人大会堂.


佛学研究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后，殖民当局鼓励对印度巴利语和梵语的研究。英国传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发表的《巴利语语法和语言》为其滥觞。随着法国东方学家鲍诺夫与拉森发表了《巴利语论集》（1826年），英国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1850年）和从僧伽罗文译出《现代佛教手册》（1853年），这些著作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文献，分赠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鲍诺夫根据霍格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导论》（1845年），在鲍诺夫门下的马克斯·缪勒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编译出版了《东方圣书》49册，其中包括了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经典。英国佛学家李斯·戴维斯夫妇，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圣典协会，把浩瀚的巴利语三藏和注疏用罗马字刊出，并把其中一部分译成英语，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国新疆和中亚“考察”，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在西方展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兴趣。由于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传。亚诺尔特所写的《亚洲之光》（1879年）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年），用优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
　　
佛教传播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贝纳特（法名阿难陀弥勒）。他于1898年去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研究佛法，在缅成立了国际佛教会；1908年率布道团去英国传教，但遭到了失败。1906年杰克逊、埃仑等人在伦敦首先组织了英国佛教协会，公推李斯·戴维斯为会长。两年后，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并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出版《英国佛教》；1926年又从灵智学会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伦敦佛教会，并在丹佛、爱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国佛教》改名为《中道》。这个会提倡大、小乘并行，参加的人数较多，迄今还有重要的影响。1926年锡兰的达摩波罗去伦敦传授佛法，创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这个组织主要宣传南传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佛教一度衰落，战后即又复苏，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继续发展外，还引入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派别。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来，英国佛教徒人数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联合王国有佛教徒约3万人，1975年骤增至8万多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藏传佛教信徒约占50％，上座部佛教徒约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约占25％。出现了12个主要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