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爱好者们，醒醒吧。”

梁知行

你所知道的有机都是错的

　　随着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有机农业从小众走向大众，也从一种社会运动变成了一门庞大的生意。消费者花高价买有机食品，以为自己买到了一张健康的通行证，但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有机食品更健康、更营养。

　　记者_徐卓君 实习生 刘梦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1月的一个周末，雾霾笼罩了整个北京城，室外的PM2.5指数高达800。

　　魏晓青驱车30公里来到了东北五环外的启明星双语学校，有机农夫市集在这里开集。魏晓青是市集的常客，150元一只的走地鸡，20元一块的豆腐，10元一斤的蔬菜，90元一斤的猪肉，她习以为常。

　　穿过人流，挤到熟悉的摊位前，和摊主们寒暄两句，熟稔地挑了两只鸡，三包肉，几把蔬菜……不到1个小时，魏晓青自带的一个小型购物车，和一个巨大的购物袋，已经鼓鼓囊囊。她为这次赶集付出了超过1000元。除此之外，魏不定时地去沃尔玛山姆会员店、BHG超市、乐活城购买有机食物。

　　魏没有仔细计算过每个月用在购买有机食物上的消费，“外面糟糕的空气是我控制不了的，吃的总得买最好的，这是健康投资。”

　　农业的进步？

　　讽刺的是，有机的兴起并不是为了生产出更安全、更优质的食物。

　　回溯农业的发展，自从19世纪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揭示了植物生长的奥秘——氮肥、磷肥、钾肥施入土壤，庄稼的产量就成倍地增长。随后，杀虫剂、除草剂、兽药、饲料、生长激素都被投入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有虫害，就用杀虫剂，长草有除草剂，生长激素和合成饲料让动物们迅速长大。现代农业也因此养活了全球60亿人口。

　　上世纪初，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了对抗西方在快速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最早进行了有机农业的思考。他们提出了“石油农业”一说，批判现代农业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上，耗费了大量的能源，不可持续。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代替人力，导致了乡村加速衰败；依赖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的施用破坏了生态系统。

　　人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石油农业的新生产方式，有机农业应运而生。“西方人最开始做有机，是为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不是为了食品安全，不是为了挣钱，”中国农业大学[微博]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教授杜相革说，“有机农业核心是什么，不是去小岛上找一块特别好的处女地去开垦，生产有机食品，而是通过有机生产把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地球的法则》一书作者、美国生态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说，他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有机食品，因为有机农业能减少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对土壤、水和野生动物的影响，“我多花的那部分钱其实是在服务社会。”

　　虽然有机农业的概念和标准在各国略有不同，但内核大体一致：不使用化学合成的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生长激素、饲料添加剂、抗生素等物质， 不使用离子辐射技术和基因工程，希望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保持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的可持续性。

　　有机农业要求在生产中所有投入的技术和物质，和环境都是相容的，不投入环境中没有的化学物质。

　　“这不涉及对化学物质好与不好有毒没毒的评价，化学合成物质或许对人类是安全的，但对环境不一定是安全的，”杜相革说，“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是有机农业的基本定位点，生产功能不是有机农业的核心点。”

　　在诞生的最初几十年里，有机农业还是非主流的。

　　然而，很快它就得益于全球范围内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西方1990年代疯牛病和大肠杆菌的肆虐，中国2000年之后多起食品安全事故，让有机农业从小众走向大众，也从一种社会运动变成了一门庞大的生意。

　　截至2010年，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产值高达800亿美元有机市场，每年还在以20%-30%的速度增长。

　　消费者只在乎结果？

　　和西方环保主义的刺激不同，对外贸易刺激了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发展。

　　1990年代，进口商来中国寻找有机茶叶，浙江省临安县生产出我国第一批有机茶叶出口荷兰。杜相革回忆，直到2000年，中国有机农业的核心就是出口和认证，出口到哪个国家，就照哪个国家的有机标准生产认证。

　　如今，杜相革感叹，中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理解是，只要对我好，我才买。“宣传它的环保理念，公众也不理解，也不接受，只有宣传它是安全的食物，把它置于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地位，公众才关注它。”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常天乐注意到，大型的有机企业的宣传都是强调食品安全，“这是很好笑的，因为食品安全在中国不会永远是个问题，中国食品安全没有问题了呢，谁还来吃你的东西，这是自掘坟墓的恐吓式营销。”

　　“最近几年，比较强调有机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小毛驴农庄的创始人石嫣说，“大部分人，包括消费者脑子里都存在一个概念，有机是对结果的认证，消费者也并不在意过程如何，更在意的是，产出的食物是完美的、零污染的。”

　　魏晓青坦言，只要买到手的食物是无污染的就满足了，不在乎整个过程中是不是完全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

　　商人们愿意迎合这种消费趋势。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总工程师郭春敏告诉《南都周刊》，“很多企业说检测结果证明我的产品就是有机食品，没有这种说法。有机不是产品检测，也许用了化肥农药，也检测不出来。”

　　实际上，有机与其说是对结果的检测，还不如说是对过程的控制。有机认证与其说是对产品的认证，不如说是对生产过程的认证。

　　“国外的有机就是一个过程控制，产品不用做检测的，中国最后落在产品检测上，农药不得检出，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比较敏感，所有大家最后落点落在产品检测上了。”郭春敏说。

　　由于有机农业排斥化学工业，它禁止了化学合成物质的投入，在生产过程中不允许投入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激素、饲料添加剂等物质，因此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碰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无法用以往的简单而直接的成功方案解决，它自有一套生产流程。

　　按照杜相革的说法，有机是个系统的工程，从选址、选品种、育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灌溉、轮作、采收、包装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细致的标准。“有机重在过程，它是一个风险控制，如果完全按照有机的标准做，可以不去检测产品。”

　　有机农业对选址有要求，远离城区和交通主干线，方圆5公里内没有煤矿、火电厂、工业污染、生活垃圾场等污染源，与传统农业的种植区之间必须设置隔离带，土壤、灌溉用水和大气符合国家二级标准。

　　不能投入农药，病虫害的防治成为难点，从选种上就要选择那些不易被侵害的植物，物理性的防虫网、防虫罩、杀虫灯可以用，虽然远不及农药迅捷高效。

　　轮作是农业生产当中防治病虫病害重要的方法，有机农药要求3种以上的植物轮流耕作，今年种小麦(2480,-19.00,-0.76%)，明年就要种玉米(2433,-2.00,-0.08%)，后年就要种大豆(4725,-60.00,-1.25%)，不同的植物产生的害虫不一样，轮作不同的植物可以切断害虫的食物链，害虫没有食物吃就死亡了。

　　“国外很多农场，控制不住算了，都是虫子吃了就拔掉。只有虫子多了，天敌才会出现，循环体系就建立起来了，”杜相革说。

　　有机农业还要求有转化期，按照有机的生产方式运作两到三年后，出产的产品才能被称之为有机食品。

　　这还只是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极小部分的要求，畜牧和水产品又有一套不同于传统养殖的过程控制。

　　要认证为有机食品，生产过程，收获、加工、包装和运输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各自有规矩：食物加工时不不允许添加矿物质和维生素；包装要采用可降解的生物材料；在运输和屠宰动物时应尽量安静、温柔，电棒等工具不允许使用，运输时间也不允许超过8小时……

　　“有机生产的过程控制更多的是控制在企业手里，我们不可能一年到头盯着它，”从事有机认证的郭春敏说，“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诚信，也许我去10天看不出什么，也许走了之后他用药，那也没办法。”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从事认证的专业人士称，有机认证首先看这些企业申报的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然后再去田间地头考察，但去考察的次数并不多，一个生产周期去两次，生产季节去一次，加工季去一次，如果仅仅是简单生产，就去一次。“有机的过程控制主要是根据企业申报的材料。”

　　常天乐对这一套认证程序有些疑惑，“认证员去农场的频率甚至没有我们市集的工作人员去我们农户的次数多，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确定农场交给他们的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不太懂，他们可能有一套方法。”

　　翡翠湾农场主孙德玮更是直言，不少号称有机的农庄都在干“洗澡”的活：明天要配菜了，农场里没有菜，就开始组货，去其他的农庄甚至是市场配菜，“我春天刚收了1000斤胡萝卜，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孙总，给我支援胡萝卜，明天我就要配菜了，我的农场里才三四种菜。’”

　　“总体来讲，大家离有机技术体系都还很远，这个行业还处于萌芽阶段，圈内的有机造假，多多少少，程度不一、普遍现象。”孙德玮说。

　　食品金字塔尖？

　　孙德玮提到，他的消费者里有一些工薪阶层的母亲，自己不吃，都是买给孩子吃的，“她们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健康保障。”

　　魏晓青愿意花上普通食物8-10倍的价格，也是因为相信有机食品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在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里生产出来的纯净、无污染的产品。

　　商人们言之凿凿：有机食品不使用杀虫剂、化肥、生长激素、抗生素，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在安全、营养等方面是传统食物所不及的。

　　农业专家也来背书，有机食品更是位于食品金字塔的塔尖——有机食品代表食品质量的最高层次，在食品安全金字塔中是最安全的食品。

　　魏晓青这样的消费者也因此笃定，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有机食品比传统食品更安全更健康，特别是在中国的当下。

　　魏是2008年三聚氰胺危机爆发后，开始热衷有机食物。“绿叶蔬菜都有农药残留，鸡肉和猪肉都是速成的，有机食品是贵，我就当买份健康保险，和以后可能付出的高昂的医药费比起来，还算值得。”

　　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门都试图证实有机产品的优势。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成功。

　　近两年的研究结果尤其让人失望：2009年英国食品标准局和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两项大型研究证实，有机食品和普通食物的营养成分相差无几。英国食品标准局的评估报告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完成，他们对过去50年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对过去40年内 237项研究中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指出，虽然有机食物不比普通食物更营养，但确实减少了农药的残留——7%的有机食品有农药残留，常规食品的这一数字是38%。

　　消费者认为，更少的农药残留意味着更安全更健康。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符合标准的农药残留量会危及健康，同样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使用有机食品会更健康。

　　“公众买的是心理上的安全和安慰，”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直言，“你买到的是真正的有机食品吗？大大的问号！有机食品和非有机食品有多大的区别呢？大大的问号！”

　　《环境污染与毒物学文献》上的一项研究，试图确定人类精子质量与有机食品、饮食中的农药暴露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摄入有机食物的男子，与摄入含有少量农药残留的普通食物的男子的精子质量没有差别。

　　虽然全球有超过20个国家制定了有机的国家标准，但官方从未对有机食品的质量发表评论。负责监督和规范有机生产的中国认监委的官方声明称，没有统计学证据证明有机产品比常规产品更安全；美国农业部也不允许商家宣称有机食物比普通食物更营养，更安全，更健康。

　　即使是搞有机认证的郭春敏，也反对把有机食品看作是食品安全的金字塔尖。“这是公众的误会和某些人的误导，很难讲有机必绿色，绿色比无公害更安全，更健康。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个有机食品是食品的金字塔尖的说法，我是反对的。”

　　美国前农业部长丹·格里克曼甚至认为，有机标签只是市场的行销工具，并不担保食物的安全性，也不能拿来评价食物的营养成分和品质。

　　破灭的神话

　　2010年，墨西哥湾出现了一幅巨型的惊人画面——密密麻麻的死鱼浮在水面，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与美国新泽西州大小相仿。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调查后发现，罪魁祸首就是美国传统农业使用的大量氮肥，这些肥料通过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造成不可挽回的污染。

　　那么有机农业是解决之道吗？并非如此。

　　据《外交政策》报道，若完全停止使用合成氮肥，美国的环境问题只会变得更加糟糕。道理很简单，如果不用合成肥，就需要更多的牲畜粪便混合肥料，粗略估计，那么美国本土必须养比现在多4倍的牛，最终结果是，基本上整个美国都快沦为牧场了。

　　而且，与传统作物相比，有机作物会大幅降低单位产量。“如果欧洲尝试通过有机作物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就需要再另外开拓2800万公顷农田，其面积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和丹麦各国剩余森林覆盖面积的总和。”《外交政策》总结，有机并不是可持续的、绿色的，不仅无法保护环境，反而会加剧粮食危机。

　　“有机爱好者们，醒醒吧。”《外交政策》不无讽刺地说道。

　　正如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在《杂食者的困境》中所说，商业化的有机，已经违反了有机运动最初的理念。有机产业越成功，有机农业也就越向它原先想取代的工业系统靠拢。

　　全食有机超市和沃尔玛超市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将其触角延伸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制造出最廉价食品的地方，然后，再将食品运往任何一个能高价卖出的地方。

来源：南都周刊

chjysh

好文！谢谢老师分享。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大过所有世界发达国家，但不可能不吃不喝不活吧。老祖宗的法宝“疏而不堵”应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whyma

       越来越多，大地自然生产的方式提供不了那么多，所以只好使用一些所谓高科技手段实现。比如这个肉，以前过年过节才吃的，吃的都是精品，现在天天吃，甚至一天三餐都吃，其实吃的就垃圾肉。还有水果和蔬菜是吃当地时令产的，现在当天要吃一年四季全国各地的，所以各种温室大棚反季节的就出现了。
想解决这个矛盾，那是不可能的，以后人造青菜水果肉类必然成为主流食品。
       我无法站在国家和社会那么高的地方看问题，幸好单位有空地，于是我开一片出来种菜，蔬菜基本能自给自足，并且能经常送给朋友们一些。
肥料的问题：一方面是自产，大小便基本不浪费，存起来发酵再用，另一方面就是上班路上(过几个小村庄)碰到牛粪就收起来，改良菜地土质。数月之间竟然也拾得几百斤。
病虫的问题：肯定是不能用药了，平时都是手工抓的虫，实在抓不完也就算了。
虫害以各种飞虫为主，抓一段还是颇有成效的，但老鼠比较麻烦，可以一夜之间啃去十多棵成熟的大白菜，放铁夹也捕不完，两个月之间竟然捕得一百多只，但还是没有消停，于是买了电猫设备，总算安静一些了。
所以这些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市场上一块多钱一斤的青菜，我的菜，五块一斤都舍不得卖。
投入人工成本也是相当高，每天至少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在菜地那里，连浇个水都花差不多一个小时。

何彬

回归农村，搞什么城镇化。反正我迟早要回农村。

梁知行

政协委员周健民揭秘：有机肥污染物比化肥还多

土壤专家：不能盲目迷信有机蔬菜

政协委员周健民揭秘：有机肥里的污染物比化肥还多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这些卖点抬高了“有机蔬菜”的身价。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昨日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表示，须警惕有机肥中的各种污染。

周健民委员今年特别关注环境问题，在谈到目前流行的“有机蔬菜”，他作为一名土壤研究学者，表示有话要说，因为公众在这方面存在着不少误区。“以我们的土地资源，不用化肥的话可能饭都没的吃，没有化肥，我们粮食一半就没有。”周健民说，用化肥和过量使用这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食品安全的概念上，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好像用化肥就是不安全的，用有机肥是安全的。”他以专业角度为化肥证明，化肥里面就是养分，本身没有直接有害作用。一系列研究表明，有机肥安全性隐患非常大，特别是牲畜粪便中除了病原菌，还有重金属、激素及其他有机污染物。

在他看来，如今的有机肥里的污染物比化肥多得多。“使用化肥的时候我们能注意不过量，但在有机肥的使用中，没有更好注重它的安全性。特别是蔬菜。”

另一个让周健民委员忧虑的问题是，长江黄金水道正面临化工厂的危险。“现在存在问题严重，最主要是沿江有很多化工区。这是最大隐患。一旦这些化工厂排放不安全、储藏出问题，都会对长江这条生命线带来巨大隐患。”他说，出于大量取水和运输方便，大量化工企业选址在沿江，但这给长江生态保护和环境安全带来巨大负担。根据一项调查，目前长江沿线有40多万家化工厂，有多个化工基地。他建议，要一下子清理掉这些化工厂很难，但一定要逐步清理，对一时不能迁走的企业必须确保安全，政府主管部门要做好应急预案。“因为很多城市的水源都是在长江。

记者：刘璞 石小磊 仇惠栋

来源：扬子晚报

hawkinglee

我去，扯淡，不提生产化肥产生的污染，真2

hawkinglee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狗屁，破烂玩意

厚朴艾灸

不看不知道，不然又被廣告忽悠。

梁知行

茅台假有机调查:30万亩原料基地滥用化学农药


本报特派记者 姚海鹰 发自贵州仁怀

　　贵州茅台(600519)酿酒原料，以劣充好、有机造假，滥用化学农药。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集“中国有机产品”和“OFDC有机认证”于一身的贵州茅台，一直以酿造高品质白酒著称，由此成为证券市场的A股股王。

　　自春节前夕，有关贵州茅台酿酒核心原料“假有机”和质量问题的举报，就进入了时代周报视野。记者历时一月，跨越几千公里深入茅台种植基地和茅台集团总部进行追踪调查。

　　记者辗转查证，贵州茅台对外宣称—神秘酿酒原料“糯高粱”和“小麦”是通过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下称南京国环或OFDC)有机认证、产于本地的纯天然有机原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实为来源地造假、数量造假，品质以劣充好。

　　而隐藏于贵州茫茫大山深处更令外界震惊的事实是，30万亩遍布仁怀21个乡镇的有机生态原料基地，在种植过程中常年大量使用“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等高效化学农药，严重违反国家《有机产品标准手册》规定，完全背离了有机产品应遵循自然和生态学原理的种植规定。

　　然而，更匪夷所思的是，这30万亩弥漫着化学农药的原料基地，却顺利通过了南京国环的有机认证，摇身变为“茅台原料有机生态种植基地”，而产出的糯高粱和小麦则成为有机产品，以此为原料酿造的茅台酒及系列酒，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绿色有机食品。

　　“有机种植只能用生物方法，绝对禁用任何化学农药，这是有机产品的基本要求。”3月8日，环保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国家有机认证评审专家张纪兵向本报记者明确表示。

　　针对上述事实，就在3月12日本报截稿前，贵州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自力予以了正面回应。刘自力承认，每年茅台酒15万吨原料中，糯高粱大部分来自基地种植，而小麦主要来自外地。针对记者提问“化学农药种植出来的原料还能酿出有机茅台酒吗？”，刘婉转表示：“我们会加强对种植基地化学农药的控制管理，会要求质量部门往后加强监督规划。感谢你所反映的情况，茅台集团肯定会认真调查。”

　　至于“30万亩茅台基地”如何顺利通过南京国环有机认证？刘拒绝作答。

　　“有机原料”大量以劣充好

　　对茅台酒原料的产地、数量和有机品质，贵州茅台一直讳莫如深，自2012年3月后尤甚，彼时国家认监委要求执行一瓶一码有机防伪标签。

　　“茅台的原料都是本地有机糯高粱和小麦，数量充足能满足生产”，3月10日，茅台总部一位关键人士这样告诉记者，语气不容置疑。

　　然而，记者通过采访茅台高管和原料供应商所获取的信息，却显现绝非如此。

　　2月22日，茅台五车间总经理梁宗保在办公室向记者呈述了如下事实。

　　梁介绍，茅台酒近几年的产能都在3万吨以上，王子酒只占几千吨，全年需有机原料十几万吨。梁披露，茅台的原料和出酒比例是5：1，酿1斤茅台酒需2.5斤有机糯高粱和2.5斤有机小麦。以此推算，茅台酒每年有机原料的刚需则高达15万吨以上，糯高粱和小麦各占7.5万吨。梁强调，“实际上小麦的量更大，在制曲过程中有损耗。”

　　然而，贵州茅台的专职原料供应商仁怀市粮油收储总公司(下称仁怀收储)，每年却只能提供6万吨左右的原料。

　　2月21日，仁怀收储总经理王建华和副总赵福舜向记者介绍，因当地产能所限，2012年仅为贵州茅台提供了6.9万吨有机原料，5.1万吨糯高粱和1.8万吨小麦：“收购价3.6元/斤，向农发行贷了5亿收购资金。”

　　两方数据显示原料缺口8.1万吨，有机糯高粱2.4万吨，有机小麦5.7万吨。

　　众所周知，茅台酒的神奇在于，原料必须是本地有机糯高粱和小麦，酿造工艺不可更改。梁指出，如果酿酒原料掺假，对酒的品质会有重大影响。

　　那么，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之前每年的缺口包括2012年的8.1万吨缺口将如何补给？能保证有机品质吗？外界关于“用火车皮从河南等地拉来高粱和小麦以次充好”的传闻，是否属实呢？

　　面对记者的轮番追问，仁怀收储副总赵福舜解释：“茅台还从习水和金沙收了一些。”但销售总监马勇却向记者承认：“茅台酒的小麦原料大部分来自外地，不是有机的，还有其它供应商向茅台提供小麦。”

　　如前所述，在15万吨原料刚需中，即使2012年仁怀收储提供的6.9万吨均为货真价实的本地有机原料，那么，至少也有8.1万吨是来自外地的普通高粱和小麦。如此，在产能和酿酒配比固定，而核心原料却大量掺杂外地普通原料的情况下，能酿出真正高品质的有机茅台酒吗？

　　对此，茅台五车间总经理梁宗保只向记者强调：“产于仁怀之外的高粱和小麦，绝不能用来酿茅台酒，只有本地有机原料才含有90%以上支链淀粉，才能满足九次蒸煮、八次发酵和七次取酒的酿酒工艺要求。”

　　一位谙熟茅台战略的人士指出：“原料紧张一直是茅台最棘手的问题。”

　　如其所言，从2003年至今茅台已新增10个车间，原料需求新增3万吨。公司宣布，到“十二五”将达到茅台酒产能4万吨、系列酒6万吨规模。那么，每年至少需当地提供40万吨原料。然而，在仁怀一千多家酒企争夺原料且产量有限的背景之下，“原料缺口至少30万吨”。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大量使用外地高粱和小麦”，上述人士一针见血。

　　而实际上，马勇向记者披露，茅台的系列酒如王子、迎宾都是以外地和东北高粱为原料，但和茅台酒一样，它们均宣称是由本地糯高粱酿制而成，王子和汉酱明确标明“以本地优质糯高粱和小麦为原料”，迎宾酒则标明“以本地优质高粱”。

　　一个事实是，贵州茅台从未对外公布究竟有多少原料为本地有机原料？多少来自外地采购？这俨然已成茅台最高商业机密。

　　然而，更令消费者瞠目结舌的事实却是，就算数量有限被冠以有机之名的糯高粱和小麦，实际上也是“假有机”种植下的产物。

　　化学农药弥漫下的“假有机”种植

　　“贵州茅台宣称的有机生态原料，实际都是靠化学农药种出来的。”

　　2月20日晚，绥阳和遵义多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这在仁怀当地并非秘密。

　　众所周知，禁用化学农药是有机种植的最基本原则，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记者驱车前往主产区鲁班镇和茅坝镇采访，这两个镇是“茅台有机种植生态示范基地”，其产量占据了仁怀总量的三分之一强。

　　2月22日，记者来到鲁班镇位于赤水河畔的山水村，该村约300户，户均3亩耕地。44岁的公路组村民陈思乾，从2005年开始种糯高粱，6亩多地，每年大概收购2500斤，近七年来一直都卖给茅台酒厂。同组村民袁图良、刘贤强和瓦房组的村民都纷纷向记者证实，近十年来所种糯高粱都卖给茅台酒厂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该村800多亩耕地在2010年才统一转为“有机地”，但该村之前非有机种植的几万斤糯高粱，也被贵州茅台用作了有机酿酒原料。

　　随着采访深入，记者发现了一个惊人事实：山水村的所有农户，在种植糯高粱的过程中，均大量使用“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等化学农药。据村民介绍，自划为“有机田”后，除镇里发放的酒糟“有机肥”之外，村民花销最大的就在农药上面。

　　以陈思乾家为例，他一年要花250多元购买蓝瓶的“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农药。陈介绍，每年2-3月高粱出苗不到一尺就开始长青虫、蚜虫等，这时就必须打农药，要连续打3-4次，“不打高粱苗就会断颈”。如遇气候等因素害虫增多，每月还要增打一次。到高粱成熟收获的前几个月，又要打药治棉虫，至少要打1-2次。

　　记者在龚兴江等多户村民家里见到这种农药，大家习以为常，毫不避讳。陈思乾大方透露：“我们用的农药，都是镇上农技站指定打高粱的。”

　　在村民韩怀学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鲁班镇街上的农药销售点，门口挂着匾牌“仁怀市鲁班镇农技站农资综合门市部”，货架上摆满各色化学农药。

　　店主刘汉伦正是农技站职工，他指着上述“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推荐道：“高粱打青虫、棉虫包括任何虫都是用这个药，毒性很强，基本上打过了虫就没了。”刘身为农技站职工，不仅销售农药，还负责指导村民操作。刘介绍，他所卖农药是经农技局和茅台酒厂认可的，鲁班镇多数种植基地都由他供药。

　　记者在随后数天的采访中发现，常年违规使用高效化学农药绝非鲁班镇一地，茅坝、五马、九仓、龙井等十几个乡镇的茅台原料基地普遍存在。

　　在茅坝镇雄丰村，全村300多户种植糯高粱，使用的是一种名为“高效氯氟氰菊酯”的农药，其毒性较美邦蓝剑更甚。该村小岩口组村民潘兴乾，从偏屋拿出一瓶600毫升的“高效氯氟氰菊酯”和一瓶浅绿色未见标识的农药，说：“就是用这个治高粱地里的虫，我们村用了好几年了。”

　　事实证明，使用化学农药防治虫害，已成仁怀当地普遍的种植手段。

　　对此乱象，南京国环总工、环保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高级顾问周泽江在3月3日向记者严肃指出：“有机种植严禁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类的化学农药，这样导致的农药残留会危害身体健康，严重违背了有机种植的标准。”

　　作为国际有机农业联盟驻亚洲首席代表，周泽江强调：“有机种植只能通过生物方法杀虫灯、烟叶水等防治虫害，化学农药不能沾边。”

　　备受质疑的“30万亩”有机认证

　　不难理解，30万亩基地能顺利通过南京国环的“有机认证”，对贵州茅台的品牌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自此，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宣称：贵州茅台已形成了“有机耕地+有机原料+绿色有机酒”环环相扣的有机食品产业链。

　　然而，30万亩有机基地的认证环节，却饱受各界质疑，矛头直指大名鼎鼎的南京国环(OFDC)。

　　在采访中，多个乡镇的茅台原料供应签约农户均向记者表示，他们从未与南京国环接触过，谈到耕地被“有机认证”时，村民们纷纷失笑，称无人到田里进行土壤或种植标本调查，也没人禁止他们使用化学农药。袁图杰说：“镇里就要求我们种糯高粱，规定只能卖给茅台酒厂。”

　　记者了解，操盘南京国环对茅台基地进行认证的，正是贵州茅台的原料供应商仁怀收储。总经理王建华向记者介绍，认证工作始于2003年，截至2013年已完成30万亩有机认证。他强调：“我们要求从育苗、移栽、管理到收获，整个过程都只能生物杀虫，用石灰水、杀虫灯，不能用化学农药，否则就取缔有机认证资格。”

　　但村民们反映，乡镇除提供一点“琨恩牌”有机肥外，并无其它任何实质的种植要求。谈及生物方法杀虫，村民们直呼不可能，高粱地里易生棉虫、蚜虫、青虫和飞蛾。“石灰水和烤烟水根本无效，只能打农药杀虫。”至于杀虫灯就更成奢谈了，仁怀收储党办副主任涂再森向记者客观解释，杀虫灯只适用成片耕地，因瓦数高、功率大，一根电杆的成本至少在1万元以上。“要求99%的丘陵农田里使用杀虫灯不可能，巨大的成本费谁掏啊！”

　　在日常监管方面，南京国环每年仅派员来仁怀“认证巡查”一次，而承担种植监管重任的仁怀收储，则主要依靠各地粮站仅有的几名员工巡视，监管形同虚设。

　　至于收购检测环节，仁怀收储分公司一位曾经的中层这样告诉记者，收购时只看一项指标：是否有霉变？他感喟道：“哪有精力去检测其它指标啊，其它酒厂都在抢，能收到高粱就不错了。”

　　那么，人们不禁追问，南京国环在短短几年时间，能完成对散布于仁怀1700多平方公里大山深处、30万亩基地的有机认证吗？

　　对此，著名绿色农业专家、山西大学副校长刘滇生质疑道：“对30万亩这么大面积的有机认证，简直是天方夜谭，执行这个认证的机构肯定有问题。”

　　刘滇生指出，真正的有机产品投入巨大，价格应是普通产品的8倍以上。而事实上，产于上述耕地的所谓“有机糯高粱”，2013年的收购价仅3.6元/斤，而本地普通高粱为2.8元/斤。

　　但是，正因有了南京国环的认证，贵州茅台才以“中国有机产品”的身份进入国际有机产品市场。也正因此，外界指责南京国环和贵州茅台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实为通过仁怀收储支付高额费用“购买”有机认证资质。

　　对此，仁怀收储总经理王建华含糊其辞：“我们为认证当前只花了100多万。”而党办副主任涂再森却向记者披露：“认证费至少已花了400万-500万”。

　　虽然，目前还不能清晰呈现双方的利益关联，但毋庸置疑的是，南京国环作为权威有机认证机构未能履职尽责。

　　依照OFDC《内部质量控制》在“病虫草害防治”环节的规定，只要发现使用化学农药，就应立即取缔有机认证资格。难以想象的是，面对茅台原料基地常年滥用化学农药的事实，南京国环却长期置若罔闻。到底是失察？还是利益驱使下的装聋作哑呢？南京国环方面拒绝回应，要求记者去采访环保部认监委。

　　一位正直的仁怀官员向记者回忆，就在2013年6月，分管农业的副市长陈华还在有机认证大会上，狠批了种植基地存在不规范种植、使用化学农药等问题。

　　“当时南京国环的负责人就坐在主席台上，实际的情况应该清楚。”

　　“裙带体制”下的管理渊弊

　　刀锋再锋利，也砍不掉自己的刀柄。

　　难以想象的是，常年稳坐A股头把交椅的贵州茅台(600519)，其命脉原料的种植、有机认证、生产和收购，竟然还处在封闭的非市场化运营体系中，这势必会对产品质量造成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前正谋划上市的仁怀收储，或许正是这种障碍的制造者和导演者。

　　据仁怀市经信局一位负责人介绍，仁怀收储的前世今生，均打上了计划经济的深重烙印。早在1985年，仁怀县粮食局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贵州茅台收购原料，但当时的量较小，从1995年开始，随着茅台扩大产能对原料需求的增加，粮食局剥离成立了仁怀收储，专为贵州茅台供应原料。其运营模式是，先由贵州茅台把计划下达给仁怀市政府，再由市政府下达给仁怀收储，由仁怀收储和农户签订收购合同，采取基地+农户+工厂的种植形式，到了收获季节，再由贵州茅台和仁怀收储签全年购销合同，由仁怀收储利用农发行贷款资金进行原料收购、仓储，最后再溢价卖给贵州茅台。

　　也正因仁怀收储和贵州茅台的唇齿关系，贵州茅台才委以“有机认证”的重任，而组织南京国环顺利完成30万亩基地的有机认证，则成为了两大公司的共同目标。

　　市场人士指出，上述看似合理的商业运作模式，实际存在两大弊端。

　　其一，同为国资背景，在当地原料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仁怀收储几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脉，贵州茅台无法对仁怀收储实行有效监管。因此，原料的质检和来源均无法做到较真、公开和透明。

　　其二，长期的利益结盟，导致双方针对原料种植过程中昭然若揭的违规种植和农药残留均视而不见，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对本地“非有机原料”的高价收购，实为与当地酒企争夺酿酒资源，涉嫌价格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而在仁怀当地，人们对两家公司之间的裙带关系耳熟能详。

　　据仁怀收储内部员工透露，公司每次找茅台集团拿酒时，均以红头文件形式对接，通过茅台的高管直接审批，其飞天茅台的出厂价被压低至700元左右/瓶，而每逢节假日，还以无包装的形式直接派送茅台酒。

　　而且，茅台集团多位中层向记者证实，仁怀收储400多名员工中就有近一半家属在茅台公司上班，有的还处在关键岗位。“总经理王建华的儿子，副总赵福舜的儿子和儿媳，都在茅台上班任职。”



　　而且，这种管理之弊，还体现在对30万亩种植基地的有机肥垄断上。

　　记者调查发现，为30万亩基地提供有机肥的公司贵州琨恩生物，实为贵州茅台子公司，董事长为陈治丽，该公司的有机肥是以茅台酒糟为主原料配以少量氮磷钾而得，从2005年开始向基地专供，并在2008年扩大产能至1.8万吨。知情人透露：“一直宣称经过了南京国环有机认证，实质只是有机评估，负责人杨明开要求从2013年不准再提有机认证。”

　　更有知情者披露，因为贵州茅台复杂的裙带关系和管理体制使然，即使在茅台集团总部戒备森严的酿酒、酒库和包装车间内，也经常会有内部员工带熟人朋友潜入其中开怀畅饮。

　　一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他经常被带到酒库里喝酒：“我们自己带卤菜进到老包装车间，都是喝50年的茅台，味道很醇入口很绵，就算喝半斤也不会口干上头。”

　　而另一位茅台中层则向记者炫耀：“以前我管酒库，每次带朋友过去都能喝30年、50年的茅台酒，喝半斤八两都没问题，管够。”

来源：时代周报

梁知行

委员谈茅台假有机:认证不能成忽悠消费者的道具

本报特派记者 姚海鹰 发自北京

　　说话简洁有力、切中要害，娓娓道来的理性表达中带有一份民生情怀。

　　“这种有机认证实质是商业炒作，是忽悠老百姓，是把消费者给忽悠了。”

　　3月7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山西大学副校长刘滇生，就“茅台30万亩原料基地”通过有机认证的话题，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作为中国绿色农业发展的主要倡导者，刘滇生对当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利用“有机认证”镀金的商业行为深恶痛绝，更对这种日渐严重但却缺乏有效监管的现状颇感忧虑。

　　令记者肃然起敬的是，在已明确获知采访所指实乃大名鼎鼎的贵州茅台(SH600519)和南京国环(OFDC)时，刘滇生并没有回避访谈，更没有要求记者发表时隐却其名。

　　能低价收购到的绝不是有机产品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贵州茅台多年来一直对外宣称，其酿酒的核心原材料—糯高粱和小麦，是通过贵州仁怀当地的30多万亩“有机生态种植基地”种植出来的，负责为贵州茅台收购这些有机原材料的供应商—仁怀市粮油收储总公司，向记者提供的权威数据却是，2012年有机糯高粱和有机小麦的总产量为6.9万吨，之前的年份均在6万吨左右。对这个有机种植的面积和产量，你作何评价？

　　刘滇生：有机种植的面积可以达到30多万亩吗？有这么多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要说中国的有机食品，小规模的种植也许还可以做到，几亩几十亩的范围，好好管理和监控，应该还是有可能，但几十万亩绝对做不到。

　　时代周报：你为何断定无法做到呢？

　　刘滇生：道理很简单，大面积种植区的病虫害扩展肯定很严重，根本无法按有机种植的操作方法来对付和控制虫害，而且，面积过大，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符合有机种植要求的管理。而且，从另外三方面也无法做到大面积有机种植：第一，真正的有机种植产量很低，太低了；第二，有机种植首先是绝对不用化肥和农药，它的用料非常科学非常苛刻，有机肥用的是矿物质原料，制作过程要经过科学处理高温发酵；第三，有机种植必须进行轮作和兼作耕种，不能每年都种高粱，否则耕地品质和肥力无法跟上，可能种出来的高粱品质是最差的。国外搞有机种植是非常讲究的，今年种什么？明年怎么种？耕地的肥力如何保障？都有严格的科学监控，日本和英国都是这样种植的。

　　时代周报：所以，你认为贵州茅台不可能拥有30多万亩的有机种植基地？

　　刘滇生：不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从成本和价格上进行考量，真正的有机种植要投入很大成本，如果真是有机糯高粱，它的价格会高得不得了，一般都是普通高粱的7-8倍，如果普通高粱2块钱一斤，有机糯高粱的价格就应该在16块钱一斤。如果你们了解到当地有机糯高粱的收购价格只有3块多不到4块钱一斤的话，那就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机产品。做酒的企业要讲成本，它对酿酒原材料糯高粱的需求量这么大，怎么可能高价收购呢？只能说明酿酒原材料用的绝对不是有机糯高粱。如果是，根本不可能是这个价格收购，能低价收购到的绝不是有机产品。

　　有机种植绝对禁用化学农药

　　时代周报：你所了解的国际通行的符合标准的有机产品，是如何种植的？

　　刘滇生：就是要在有机耕地上用非化学农药的手段种植，用纯粹物理的方法，甚至都不用生物有机农药，只能用各种各种样的物理方法灭虫。

　　时代周报：记者在针对贵州茅台原材料糯高粱种植基地的调查中，发现种植农户长年累月使用诸如“美邦蓝剑高效录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和“红高粱阿维啶虫脒”等化学农药防治害虫，这种操作符合有机种植要求吗？

　　刘滇生：这些菊酯农药都是化学农药，相比其他烈性农药而言，不算是剧毒农药，农药残留会好一些，使用范围也非常广。但是，有机种植绝对禁用化学农药，只能用生物发酵办法产生的生物农药，只消耗矿物性的原料，是可循环可再生的。有机农业和有机种植的最大特点是，不仅要求结果是有机的，而且种植过程也必须是有机的，就是说种植过程如果不符合有机操作，即使你的种植结果是符合有机检测要求的，也是不行的。所以，使用菊酯类的农药是不符合有机种植国标规范的，有机种植只能使用生物合成的农药，要求非常非常高。

　　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这些有机耕地种植糯高粱时，所用的“琨恩牌”有机肥，是由贵州茅台子公司贵州琨恩生物公司生产，主要以茅台酒厂提供的酒糟为主原料，所加氮的含量是5%，而且100斤有机肥卖给农民的售价是47块钱，公司是自负盈亏的，这些符合有机肥的要求吗？

　　刘滇生：首先，真正的有机种植只能用有机肥，但不是普通有机肥，必须是经过高温发酵和灭菌的，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要用特殊的设备装置，以五六十摄氏度的温度发酵5-7天，才能保证把大肠杆菌、回肠杆菌和蛔虫卵等全部杀死，这个成本非常高，不可能100斤真正的有机肥只卖几十块钱。现在，外界有一个误解，认为用农家肥只要不是尿素化肥就等于有机肥了。而且，现在所谓的有机肥在使用上有一个很大缺点，普遍是磷和钾大大过量，而氮却严重不足。

　　这种认证实质是商业炒作

　　时代周报：在调查采访中，很多当地农户反映，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认证机构来了解耕地状况，也没人来禁止他们使用“美邦蓝剑高效录氰菊酯”等化学农药，只是得到通知被认定为有机耕地了，然后仁怀市30万亩都被南京国环认证成了“茅台有机生态种植基地”。随后，茅台酒和茅台系列酒上就标明了本地优质糯高粱、绿色和有机码标识。这种认证过程说明了什么？

　　刘滇生：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有机认证一般都需要3年到5年，如果说南京国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几十万亩耕地完成了有机认证，简直难以想象。

　　时代周报：据全面负责贵州茅台有机认证工作的仁怀市粮油收储总公司总经理王建华介绍，当前在南京国环有机认证上已耗资100多万，而党办主任涂再森称“至少花了400万-500万”，这个认证费合理吗？

　　刘滇生：有机认证有收费标准，但这么高的收费是天方夜谭，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做到认证了！就有机认证现在的标准和规则来看，有很多，很完整，但实际上接受认证的耕地也好产品也好，都做不到，何况是对这么大规模农田的有机认证，绝对做不到，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所以说，这种认证实质是商业炒作，是忽悠老百姓，把消费者给忽悠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有机认证过程中一般存在哪些忽悠消费者的行为？

　　刘滇生：有的企业一接触到认证，就打着有机认证的旗号进行产品宣传甚至销售，老百姓对此一般不知道，企业也不会告诉老百姓，它实际上只处在有机认证过程中。有的企业是在种植过程中进行了有机认证，而加工过程不是有机的；有的是加工过程进行了有机认证，而种植和原料来源不是有机的，但企业统一对外宣称是有机的。第三个就是，有的企业想方设法和有机沾上边，借此进行商业炒作大肆渲染，其实就是商业镀金行为。

　　时代周报：你对当前我国的有机产品认证环节有何建议？

　　刘滇生：当前最大弊端是，只要产品被认定成有机了，基本上就没人去监管，因为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权威的检测机构，而且，检测费挺贵。我想说的是，国外有机农业的精髓我们没学到，它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有机产品可能是最安全的，但不一定是品质最好的，因为它是养分缺失状态下的产物。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