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办医：明星破冰医改之道

梁知行

去年7月正式开业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私立的非营利性医院。作为最主要的创始人，李亚鹏是国内第一个开创慈善办医新模式的探索者。

位于望京东园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安静得有些冷清。

13 元、8 元、6 元，挂号处的价目表上的这三个数字，对应的分别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的挂号费，和北京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挂号标准并没有区别。

但这又不是你所熟悉的公立医院。挂号处没有焦虑的家长排成长龙，医院里没有消毒水味，你甚至在诊室门口听不到孩子们哭闹喧哗声。

以柠檬黄为主色调的墙壁，装扮成树一样的柱子，五颜六色的色块和线条，长长的皮沙发摆在大厅中央，医院内部的一切看上去有点像一所幼儿园，当然远没有幼儿园热闹。大厅醒目处挂着王菲、李亚鹏和孩子们的照片，甚至单单就“嫣然”这两个字，已经很明确地透露出它的身份——这是中国最知名的明星家庭李亚鹏、王菲夫妇创办的医院，理所当然，这是一家私立医院。

一家实行公立医院收费标准的私立医院？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早在 2012 年 5 月 27 日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在朝阳区望京东园落成之时，李亚鹏宣布这将是中国第一家私立的非营利性医院，随之而来的是无数好奇、不解，甚至质疑的声音。

简单地说，这意味着这家由私人力量建立起来的医院，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股东只有注资的义务，没有分红的权利，医院所有的收益都持续投入到运营中。

这家非营利性私立医院将如何存活下去？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开创的是慈善办医的新模式，试图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中寻找一块空白的夹缝，费力地拓出一条新路。

距去年 7 月 1 日开业至今，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已经走过了九个月。从最开始每天几个的门诊量，到现在每天上百的门诊量，每一天，这个全新的医院都在经历着来自各种体制和经营上的挑战。

体制的苦恼

49 岁的李滨加入嫣然医院是为了“赎罪”。“我曾经从事的医疗美容行业充满了罪恶和黑暗，所以我来做一些慈善的事情，代表这个行业来向社会赎罪。”身为嫣然医院院长的李滨坐在四楼的院长办公室里，哈哈大笑，回忆起他与李亚鹏的初识。

2006 年 5 月 27 日，李亚鹏与王菲的女儿李嫣出生，先天患有唇腭裂。李亚鹏日后曾感慨道，女儿的出生改变了他的人生。同年 11 月 21 日，嫣然天使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是由李亚鹏、王菲夫妇倡导发起，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支持和管理下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目的是为了救助家庭贫困的唇腭裂患儿。

与基金会联系最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就是医院。也是在找合作医院治疗唇腭裂儿童的过程中，时任伊美尔整形医院总经理的李滨主动与李亚鹏取得了联系。

李亚鹏当时并没有想过要自己办一家医院。“嫣然天使基金会在全国发展了八家定点合作医院，我们的救助任务都是交给医院完成。”站在丽江束河古镇温暖的阳光下，李亚鹏回忆道。在这个过程中，频繁与医院接触的他开始对医院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几年，嫣然天使基金已经在中国做过 8000 多例唇腭裂修复手术，这些手术都是通过和八家定点医院的合作完成，除了伊美尔整形医院是民营的之外，剩下的都是公立医院，比如四川成都儿童医院、新疆第一人民医院、西藏人民医院等。加上每年举办的中美学术交流会、慈善救助行动“天使之旅”，“我们在医疗领域里有了一个广泛的志愿者、医生团体，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医疗资源。”

当然和医院合作会受到一些限制，需要救助的儿童远远多于合作医院能承受的名额；再者，合作医院能提供的仅仅只是一次的救助手术。“在国外特别是美国，针对唇腭裂儿童有一个很先进的治疗理念，对孩子的治疗会持续到 19 岁，除了唇腭裂的修复，还有口腔牙齿的治疗，语音训练，咽部的整形，甚至包括面部的美容修复、心理指导等等。这是无法通过定点合作医院来完成的。”李亚鹏告诉记者。

也正是在救助的过程中，李亚鹏慢慢发现儿童医院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全中国最短缺的就是儿童医院”。

但李亚鹏依然没想过自己去办一家医院，他只是遇到了一些更大、更难解决的苦恼，这些苦恼来自于体制。嫣然天使基金和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一样，都是红十字会下属的基金会，也是其中相对比较活跃的基金会。也正因为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两者都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基金会，所以基金会做的每一件事，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得到批准。

作为日常性的基金会，嫣然的活动很多，甚至比壹基金更多，毕竟后者的重点放在灾害救助上。频繁的报批导致了效率的低下，“比如说，一件事情已经在嫣然内部讨论完了，我们要向红十字会申报，必须把所有事情重新解释一遍。只有让专项基金管理部的人和我们同步工作，这才是高效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要同时管理 30 多家基金会，不只是我们一家。”李亚鹏说。

很多急事就这样被拖慢了。当机制和它自身发展的需求发生矛盾时，总有人会在痛苦中谋求转变。

2011 年 1 月 11 日，壹基金宣布脱离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从此具备独立法人身份。

李亚鹏也曾想过离开，嫣然也可以选择一条和壹基金同样的道路，但他没有。“壹基金选择了离开，离开之后它有了自己独立的法人资格，这其中我觉得有得有失。一方面你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这是所得；但是失去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这样一个背景支持。我们是做医疗的，有红十字会这样一个政府背景的全国性组织支持，每年不管是去什么地方，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帮忙。此外，独立的同时，你也失去了监管，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加严格的监管不完全是相悖的，有些时候你两者都需要。”李亚鹏说道。

在李亚鹏看来，脱离监管的壹基金，获得自由的同时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自我监管。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解释成本，这个思路在他后来决定自己办一家医院时，在性质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有一个监管机构，是利弊各半的事情。虽然让我们觉得束缚手脚，但实际上会帮我们发展得更稳健一些。在中国的公益环境下，做公益容易受到质疑。再加上我又是一个公众人物，明星做公益，更引人关注。”李亚鹏说。

李亚鹏不想冒险，身为“王菲的丈夫”和自己的明星身份，已经让他长期处于媒体和公众的焦点中。他不想挑战一个信任度不高的慈善环境，使自己遭遇一场信任危机。可是有没有一个不脱离红十字会，但也能获得相对大的自主权的方式呢？

梅奥的启发

2008 年底，李亚鹏得到一本书。这本书是李滨送给他的，名字叫《向世界最好的医院学管理》，里面讲的是美国著名私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梅奥医院的故事。看书一向不太快的李亚鹏翻开第一页就没有停下，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读完了这本书。

从一个小诊所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医疗机构的梅奥医院，是世界医疗史上的一个传奇。1864 年，一个叫梅奥的医生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创建了一个以救治美国南北战争伤员为主的诊所，他去世之后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梅奥兄弟。

1883 年，一场龙卷风席卷了罗切斯特，造成许多伤亡。办公室和旅馆被凑成临时医院，在修女院院长的请求下，梅奥兄弟把诊所扩建成一家医院，于是只有 27 张床位的梅奥医院在 1889 年正式开幕。

在梅奥诊所发展之初，梅奥兄弟就建立起一套“集体行医”模式：所有的医生领取薪水但不分红。这一模式强调每个医生都应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为患者利益着想。在这一模式下，医生可以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内学有所长，精益求精，没有后顾之忧。

梅奥诊所支付医师薪酬的方式也很特殊。在美国大多数医疗体系，医生薪酬取决于其所看病人的数量。梅奥诊所的医师薪酬不取决于病人的数量，而是参照可比的大型医疗集团医师的薪酬。这在当时，显然是个大胆的革新。

1919 年梅奥兄弟将他们的毕生积蓄、梅奥诊所的股份及梅奥诊所的名称，转移给一个私立、非营利的慈善组织，是为梅奥基金会。

现在的梅奥诊所已经发展成一个全面的医疗保健系统，包括门诊、医院、医学研究及医学教育机构，是明尼苏达州第二大非营利性组织。

医院每年接受大量的捐款来维持其庞大的开支。虽然许多医院由专业管理人员管理，梅奥仍保持由医生领导的董事会来管理，只有医生有权对医院的决定投票。

2004 年梅奥诊所营业额 56 亿美元，有 51 万新病人，总门诊量两百万，近 60 万人次住院。2009 年，诊所营业额居然达到 76 亿美元。

“这简直是一家梦想中的医院！”合上书后，李亚鹏很激动，他在家里不停走来走去，满脑子都是办医院的念头。如果说他一直没有想过办医院，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办一家怎样的医院的话，那么梅奥的故事，简直给他描绘了一个理想的范本。

再者，如果能拥有一家医院的话，那么嫣然基金此前遇到的苦恼也迎刃而解，医院带来的不仅是在救助唇腭裂患者方面更精心的治疗，还有他们渴望已久的自主权。

“医院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法人资格的机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两条腿在走路，一边在医院的运营上我们有完全自主权，另外一边我们也有红十字会在监管。嫣然天使基金会作为国家的一个基金会，我们可以开慈善免税收据，让我们的捐款人最大程度上享受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而医院本身是没有这样政策的。所以在合法合规的大前提下，我们既保留了公共基金的性质，又有了一个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 李亚鹏说道。

李亚鹏打算自己办一家医院。他想建立中国最好的唇腭裂治疗中心，并让它成为中国最好的儿童医院。2009 年初，这个消息在朋友圈里传开，但没人知道他到底想办一个什么性质的医院。

在云南束河古镇的一家茶轩里，李亚鹏和好友们正坐在一起喝茶。“当时他说要办医院，我们以为他只是要办一家私立医院而已，都觉得挺好。中国需要一所民营好医院，提供好的医疗环境和高医疗水平。就像国外的教会学校一样，教育水平很高，收费也很高。” 高古轩的艺术总监李曦说。

“不，我要做一个非营利的私立医院，收费很低，甚至不收费。”

李亚鹏说。朋友们很吃惊：“那医院怎么赚钱？”

“初期靠捐赠，后期实现自我造血，你们知道梅奥吗？我就要做那样的医院！”李亚鹏回答道。

他开始着手准备办医院所需要的一切，人不是问题，医疗资源不是问题，钱也不是大问题。有了嫣然基金的经验，不少人愿意信任他来一起办医院，他甚至婉拒了一些好友想成为创始股东的要求。他希望创始股东除了拥有不错的财力之外，还能有一定的医疗背景，对医院能帮上点忙。

他成立了一个医院建设委员会和一个筹款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有两位成员——李滨和伊美尔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汪永安，都是有医疗背景的；而筹款委员会则有八位创始股东，出资支持医院的筹建，以及之后的款项募集。具体的出资款项，没有公布。

72 天的挣扎

最开始是李亚鹏亲自出马跑各个部门，一个个走程序拿审批手续。医院的特殊性导致他需要找两个政府行政部门，一个是管非营利机构的民政局，一个是管医院的卫生局。前者他很熟悉，做基金会的时候就老打交道；而后者，则是完全陌生的机构。大清早，他拿着报批的单子，站在卫生局的办公室门口等着局长上班。

李亚鹏知道怎么找到合适的人帮他。“情商高”，是李亚鹏的朋友们对他一致评价。

嫣然基金会创立之后，他开始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他常常去到一些城市，那时他还在拍戏，身为明星，总有一些政府的领导邀请吃饭，大部分时候，这不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饭局，政客和明星，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趣味。

“在演艺圈里，像王菲这样我行我素的人很多，所以有的人只能一辈子吃这个饭。还有孙楠，他唱歌很好，我们和他一起出去，有政府领导希望请他吃个宵夜，他总是不肯去，嫌太无聊了。” 星工场的董事长徐玉麟说，“但李亚鹏就算再累，只有半个小时的空，也会去一趟。有时候，生意就靠一杯酒，一句话就成了。”

李亚鹏很会在场面上照顾到每一个人，心很细。“他和王菲，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有时候要去应酬，吃两个小时的饭，王菲可以一句话都没有，一直低头玩手机。而李亚鹏则在一旁陪领导聊天，八面玲珑，照顾到桌子上每一个人的情绪。”最后无奈之下，大家的解决方案是，让王菲和朋友们坐一桌，由李亚鹏招呼领导们坐另一桌，吃到中途时，再让王菲过来打个招呼敬个酒，就算是意思到了。

徐玉麟是李亚鹏的多年好友。“艺人之中相当多是情绪化的，但我见过两个人不是这样的，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李亚鹏。即便在李亚鹏做生意之前，他也从来不会情绪化。” 在徐玉麟看来，李亚鹏并不算一个好演员，在会演戏的人里他排不上号，如果他一直拍戏，很大的可能就是拍了几部青春戏收场。“他聪明就聪明在自己最高峰的时候转行，他知道在这一行里他走不到底。” 徐玉麟说。

李亚鹏本来不应该是一个演员。1990 年他参加高考，本来已经考上了哈工大，但当时的女友要去北京考中戏，硬拉着他作陪，结果他考上了，阴阳差错地转去学表演，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还有一件被人熟知的事情是，1994 年，大学刚毕业的李亚鹏凑了八千块去乌鲁木齐，搞了一个摇滚音乐节，狂做宣传，结果赚了几万块。

“他就是该做生意的，满身的商业头脑。” 徐玉麟说。

“李亚鹏是个识时务的人，我们得听他的。”李滨笑着说道。李亚鹏要办医院，很多人愿意帮忙行方便。“当然也因为这是一件好事，自己出钱做慈善。当时北京很多领导都过问了这个事情，包括北京原副市长丁向阳都亲自指示。” 李滨说。

只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医院，这在政策上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我们需要做大量说明性的工作，而关于政策性的，我们需要去约主管部门的领导去协商。”李亚鹏说。一层层的程序走得很艰辛，其他常规私立医院只需要跑卫生部盖一个章就能解决的事情，他可能需要跑三个地方盖三个章，有的地方不放心给他盖，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有官员好心劝他，何必这么麻烦，直接做成私立的营利性医院不就好了吗？

李亚鹏有点挣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必然会遭遇很多风险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必然披荆斩棘、困难重重。

在和董事会的成员们开了几次会之后，大家都有点摇摆，李亚鹏一度也想放弃，干脆就做成营利性的算了，但他不甘心。

“从机制运营上说，办个纯粹的私立医院的自主权利会很大，但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公众解释，向公众和社会解释的成本会很高。而做非营利性医院，也有它的缺陷，比如我们的收费标准，因为公立医院收费是有国家标准的，俗称大红本，比如门诊收费规定是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北京现在医疗改革，可能以后会有变化，但至少现在还是这样。此外，公立医院在运营上也有一些缺陷。”他分析各种利弊，考虑得很仔细。

李亚鹏特地去了一趟台湾，参观了慈济医院和长庚医院，这两家都同样是民办的非营利性医院。“慈济是佛教的，长庚是王永庆办的，都很成功。尤其是长庚医院，性质跟我们一模一样，最初也是先从颅颜中心开始建起。目前全台湾将近 20% 的门诊量是由长庚医院来完成的，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嫣然天使基金会在撑着，比他们初创时更有优势。”现在嫣然天使医院治疗唇腭裂的中心名字也被取名为“颅颜中心”，就是他去长庚医院考察时学来的名字。72 天的挣扎之后，李亚鹏坚持了自己最初的决定。

“我们看看梅奥，看看世界上发达国家那些好医院，一定是非营利性的。只有非营利性医院，才有可能把它做好。因为当这个理念在企业内部延伸的时候，它会让很多路径都改变，因为它的诉求不同，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至少医护人员心里会觉得，我正在做一件好事。但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非营利，比如我们的公立医院就是非营利性的，你能说它没有缺点吗？它也会有很多医患问题等等，我们能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吗？”李亚鹏说。

他的母亲是一个医生，对中国的医疗环境他并不陌生。“中国正在走医改的这条路，我有信心，愿意跟上去一起走。”

幸运的是，就在医院开业之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2 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要鼓励民营资本办医院，开放医生多点执业等利好消息，这一下就解决了医院的医生问题。

“劫富济贫”的医院

“儿童医院不赚钱不好做，不像成人一个大病可能十几万，儿童在这些科室中是弱项，所以很多医院甚至把儿科都取消了，因为儿科风险大，收入也不高。”在考察了北京几家做得比较成功的民办儿童医院后，李亚鹏得到的数据是大概要三年左右才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然后才转向盈利。

嫣然医院如何熬过这三年？直到医院宣布开业的那一天，李亚鹏其实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在医院筹建过程中，其实是边建设边募款的，所以我们没有更多钱和精力去思考这未来三年。当时这有点悬的，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坚信的，当这个医院一旦呈现出来，我相信这个医院的募款能力或者说嫣然天使基金的推动下，是会大大增强的。”李亚鹏说。但指望募捐并不是一条可以持续的道路，在他的乐观背后，多少透露出一些忧心忡忡。

关键是如何把嫣然医院打造成一家可以自我造血的医院？在医院董事会内部，就医院的后续如何经营，李滨和李亚鹏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在李滨看来，不如干脆把嫣然儿童医院做成一个大众的医院，通过广收门诊，实现医保定点，来获得收益。但李亚鹏并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把我们也变成一个按照大红本去收费的话，那么我们自身在医院的运营上很难维系。”

在反复思索之后，李亚鹏提出用高端、小众的方式来实现收益，同时会拿出一定平价的名额来，给一些市民看病。这也就是后来被形容为“劫富济贫”，在这样的思路下，整个医院分为四种模式运营：一种是全免费，对于家庭困难的唇腭裂儿童，依然实施免费救助，每年有 600 个名额；一种是完全高端、私人化医疗服务，甚至接受国际医疗保险的客人，这部分和保险公司对接，是盈利的高端医疗；还有一种是会员服务，比如设置“嫣然天使会”，会员每年向基金会捐赠一万元，就可以以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价格，在这里享受高质量、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还有一种是面对普通大众的模式，即就诊者可以用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价格看病，但考虑到服务量和接诊数，繁忙时期可能无法保证挂号，需要等待。

这一套流程运行了九个月已经逐渐完善：希望享受私立医院优质医疗服务的人，可以通过高端医疗服务或者加入“嫣然会”实现这个要求，而没有足够财力支撑的人，也有机会享受嫣然医院的平价门诊服务或免费救助。

而下一步则是组建一支出色的医疗精英团队。“我们希望寻找一些有国际化管理背景的人，所以正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搜罗。”李亚鹏说。医院的现有管理团队来自三个地方，“大部分是从整形界来的，因为以前有做唇腭裂的经验。也有一部分是从三甲医院过来的，比如负责医院流程、护理等，还有一些是从高端私立医疗机构挖来的，他们来做市场和企业文化。” 李亚鹏说。

而对于医生工资，也有了明确的原则。“一定是要高于一般医院，在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收入加灰色收入的基础上，再高百分之二十。”

李滨说，“在嫣然的医生，钱一定要挣得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让人安心地工作。”

几个月前，曾有个香港的医生听说了嫣然医院的事情，找上门来说要来医院工作，但不要任何报酬。李亚鹏拒绝了。“我说这不符合我们医院既定的政策，工作就得领薪，我们要给出全中国最好的医生待遇，这样才能汇集全中国最好的医生在我们这里工作。”最后，这个医生要求改做志愿者，“因为他上医科大学的那天就许诺一生中一定要拿出两年时间来做义工，免费做手术，希望能有一个实现理想的机会。”这番话感动了李亚鹏。2006 年，创办嫣然的他原本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做爸爸的一个心愿，没想到，嫣然却带给很多人实现理想的机会。

如今，医院一共有 150 多名工作人员，还有数百名志愿者。身为院长的李滨现在正在招兵买马，他计划花两年时间打造出一支成熟的管理团队。他在接受采访的同时，还在发邮件，力邀台湾敏盛集团的少东家杨弘仁加入这个团队。

有钱的穷人

2012 年 5 月 27 日，在嫣然医院落成当晚的慈善晚宴上，5460 万元的募款数字让李亚鹏暂时放下了心。

嫣然医院不差钱，但事实上，要拿到钱，并不那么容易，或者换句话说，没有那么快。最终诞生的嫣然医院除了自身的董事会管理之外，还有三个监管单位，除了卫生局、民政局，还有嫣然天使基金的自身管理，当然那上面少不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监管。

基金会和医院，虽然是同一个老板，但分别是两个团队在运作，“嫣然天使基金和之前定点医院的合作是，这些医院帮助我们做手术，基金会就把钱拨到医院。那么现在嫣然天使基金和医院的关系也是这样，它是一个公平、公开的平台，相当于嫣然医院也变成我们基金会的定点医院，而且是变成我们最全力扶持和资助的一家定点医院。”

尽管嫣然医院的成立，对嫣然天使基金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嫣然天使从一个单一的慈善基金，变成一个拥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公益机构。但事实上，由于医院无法开具慈善发票，捐赠给医院的钱依然要通过基金会，再转到医院，这其中，就要等待流程的处理。

作为院长的李滨有点着急，“我们有钱，但是在基金会账上，我们一时半会拿不到，需要流程、需要各种审批才能到我们手里。我这一百多个员工需要开工资，我要维持运营，都等着钱用。”

在李滨看来，“困难实际上来自规则的缺失。你是想做一件好事，你就要受规则的约束，规则有时候甚至是一种阻碍，让你很难把事情做得那么让人满意。”

采访当天，医院财务部向《外滩画报》记者出示的流水数字是每天三四万元，这不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数字。同样是医院，院长李滨告诉记者，民营整形医院伊美尔任意一家小型专科整形医院一天的流水是二三十万，而像朝阳医院这种三级甲等的综合医院一年能做到十几个亿。

但李滨依然对这个中国第一家民办非营利医院信心满满，他的计划是让医院在三年之内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从“有钱的穷人”变成“真正的有钱人”，不需要再苦苦等待基金会拨款。他的理想是让嫣然像美国的梅奥医院一样，谱写中国的非营利医院的传奇，尽管这是一条艰辛且漫长的路。“很多人在做第一次的尝试过程中不就牺牲成先烈了吗？我们不想牺牲，我们需要成功。”李滨说。

身为董事长的李亚鹏并不经常在医院出现，他依然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但会渐渐减少为这家医院抛头露面的频率。他的团队告诉记者，嫣然天使基金和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正在进行“去李亚鹏化”，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在外界看来，“嫣然”不再仅仅是有关李亚鹏一个人的慈善事业。正如壹基金正在努力推行的“去李连杰化”一样，这是名人慈善基金会在前进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改变。

李亚鹏说，他的人生做了三件事，一件是嫣然，这是为自己的女儿做的；一个是 COART 青年艺术现场，这是对曾经 20 年艺术生涯的一个延续；第三个就是重点放在教育和房地产上的书院中国，这是他在 39 岁时明确自己想做的事，是发自内心为自己而做的。但这三件事，对他来说，无一例外，都是一辈子的事。

记者：刘牧洋 李嘉

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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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的行为能为中国的医学有推进作用，不要受功利影响，造福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