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否懂经济学【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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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否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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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小丑为什么喜欢歪曲历史，污蔑毛泽东时代？因为它们不是人类，无法按人类正常思维！历史总是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运动的，小丑的丑恶表演只能供人们哈哈一笑！本文须具备哲学思维的读者才能看懂，看看以下帖子，足证我的所言。】

                                   卢麒元

笔者按：三读此文，潸然泪下。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学？他不但懂经济学，若天假时年他会写出可以传世的经济学著作。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前无古人，他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惊人的奇迹。须知，毛泽东打下的经济基础，恰恰是建立摩天大楼的恢弘基础（难以想像的远见卓识）。没有毛泽东奠定的经济基础框架，就没有后几十年的经济腾飞。要知道，是毛泽东用铁血构筑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政治基础（大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和文化基础（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这是以后高效率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幸运，他们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不利于工业化的进行。的确，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有代价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必然挤压生活资料的积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够显著。然而，这恰恰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伟大牺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做出如此伟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对这种牺牲深存敬意，他们用去了全部铜板为共和国大厦奠基。相信，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对历史人物自有公论。不过，做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我仍然感到无比的光荣，我有幸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深知创造价值的理论，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价值由于未能充分交易，并不能在今天统计意义的GDP中充分表达出来（GDP仅仅表达了毛泽东时代资产增殖的极小部分）。为了否定毛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一部分无耻的中国学人，构造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大地贬抑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他们用一把严重膨胀的“尺子”，去衡量已经远去的身影，他们用视觉的渺小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伟大，难道是个人资本利得可以衡量的吗？没有前人的无私的牺牲和伟大的创造，怎么会有后人天文数字的资本利得？毛泽东所懂得的政治经济学，是圣人的经济学（无私奉献的经济学）。这在今天的中国，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确有责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二）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二）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span>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泽灵

這事簡單易明，有理無理都是槍桿子說了算。

亨亨

泽灵 发表于 2014/5/27 05:25
這事簡單易明，有理無理都是槍桿子說了算。

还泽灵老师说的好，用枪顶着你，你敢说不行！

阳光好

毛时代的国企业改革派卖了三十年还没卖干净也是事实，据说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去，肉吃了，汤喝了，好吃的骨头也啃了，现在进入啃难啃的骨头的阶段，可能很快就会啃完了吧－－这才是懂经济！

qwhhh

那来的脑残来洗脑……

qq-gao

泽灵 发表于 2014/5/27 05:25
這事簡單易明，有理無理都是槍桿子說了算。

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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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小丑为什么喜欢歪曲历史，污蔑毛泽东时代？因为它们不是人类，无法按人类正常思维！历史总是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运动的，小丑的丑恶表演只能供人们哈哈一笑！本文须具备哲学思维的读者才能看懂，看看以上的跟帖，足证我的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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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为何与毛泽东都否定“造不如买、买不如租”？(2014-05-26 08:24:29)转载▼

标签： 毛泽东治国录陈冠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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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工业制造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披露：建国以来高层一直存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争论。习近平上海考察时指出：“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每年成百上千亿的钱花在买飞机上，现在要倒过来，要花更多的钱来研制、制造自己的飞机。”同样在上海，同样是大制造业，同样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习总书记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惊人一致：否定，要倒过来。为什么？且看《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毛泽东的思想就一目了然了。

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陈冠任著

在当代世界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振兴的问题？是靠自立更生为主，锤炼全民族的自我创新能力；还是以争取外援为主，轻视自我创新，甘愿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外国商品的市场？这在党内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而毛泽东坚决主张前者，反对后者。他在1945年年1月10日就说过：“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但是，这种分歧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着。50年代中后期，在该去买船还是造船之争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船舶是海洋运输的主要工具，然而制造一艘船舶耗资十分巨大。党内部分人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从微观经济学来说，这种思想很有道理，造船的成本很大，不划算，不如买船和租船便宜，又能实现运输的目的。作为跨越时代、站在高处的伟人，毛泽东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帐算得更精细。针对这种买船租船的思想，他像一位账房先生算账式说：“造船再贵，货币并没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衣袋装进了右衣袋，肉烂在了锅里。买船再便宜，得付外国人钱，货币外流了，算总帐就亏了！”

买船不过是权宜之计，帐不合算外，最关键的是难以提升民族工业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认为，必须提高自己的设计制造能力，造船就是自己来学习、来创造。这是中国工业能否真正翻身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主张自力更生，在实践中自己去创造，自己造火车、造汽车、造船、造大飞机，建海上铁路，而不是在借和租的死胡同打转儿，最后受制于人，无所作为。

正是这种买船、租船与造船之争的氛围下，1958年9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来到了芜湖造船厂考察。

芜湖造船厂是于1954年新中国自己兴建的新型工厂，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艘军舰和水翼客艇，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不能研制生产舰艇和远洋航船的记录。可以说，芜湖造船厂为证明中国人的强大自主创新能力作了一次精彩的展示。

毛泽东在船厂门口下车。船厂负责人立即迎上前去。握手后，毛泽东就着急地问道：“船在哪里做？”

曾希圣说：“去装配车间吧。”

很快，众人来到了装配车间。毛泽东的兴致很高，察看着正在装配的鱼雷快艇，问副厂长张云璋：“这是什么艇？”

“远航鱼雷快艇。”

“是铁制的吗？”毛泽东问。

“是木制的，主要材料是红松、柏木和落叶松。”

毛泽东不满足于此，继续问道：“你们能不能造更大的船？”

“能造。”

毛泽东听说自己能造大船，脸上立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自豪地对身边的人大声地说：“我们有自己制造的军舰和快艇了。”

“这艇有多重？”他接着问道。

“标准排水量62吨。”张云璋回答。

“好，好。”他连连点头，对此很满意。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自己造船，靠自力更生能造大船，这自然是一件谁都盼望的事情。毛泽东忧国忧民，更加希望民族工业有飞跃式的发展。为此，他6月28日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还说：“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造船，造大船一直是他的梦想，并且还在会上热切地问：“造船还要几年才行？”现在他获知芜湖造船厂能造大船，如何不高兴？！

众人走出装配车间，毛泽东又来到了金工车间，仔细地观看了船舶推进器的生产情况，随后询问船厂负责人有多少职工，多少大学生，多少技术员，张云璋一一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到基层来，不是来走马观花看一路鲜花的，听了汇报后却要解决问题的，关切地问道：“有什么困难吗？”

“厂里缺少技术人员，有的技术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说：“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

从金工车间出来，他意犹未尽地问道：“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请主席到码头看看水上的鱼雷快艇。”海军驻厂总代表王玉璋回答。

“好啊，我们可以坐坐快艇吗？”毛泽东笑着问。

“我们就是给主席准备的。”王玉璋高兴地说。

毛泽东乘车来到码头，下了车，便健步跨上了一艘快艇，站在驾驶台上。马达声响后，快艇像离弦的箭飞快地驶向辽阔的江面，刺破碧波，向前驶去。毛泽东站在驾驶台上，望着大浪滔滔的江面，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

快艇在水面上“飞”了约10分钟后，毛泽东还觉得不过瘾，兴致勃勃地问道：“能不能开快些？”

艇长回答：“能！”

于是，快艇在一瞬间就加到了每小时33海里的速度。可是毛泽东还不过瘾，一会儿又问：“能不能再开快些？”艇长把速度加到每小时35海里。顿时，快艇两舷激起几丈长的浪花长堤，艇尾汇合着汹涌的波涛，留下一条闪光的水带，水带扩大到远处江面上，泛起万顷波光。

电航工担心快艇这样高速行驶，会影响毛泽东的安全。可毛泽东还希望快艇开得再快些，风趣地说：“站在这儿，比坐在轿车里还要稳哩。”

快艇“飞”到四褐山附近江面，开始施放烟幕弹。随着几声巨响，江面上浓烟冲天，烟幕升起，如同置身黄山云际。毛泽东高兴得乐哈哈地笑着，大声地说：“我们要自己造出大船来啊！”

毛泽东的豪情中更多的是期盼。

毛泽东在江面上试坐了半个小时，快艇才返航。停靠码头后，毛泽东走到后船舱甲板，俯下身来察看鱼雷艇发射管，并且问道：“鱼雷发射出去，能不能把敌舰打一个洞？”

“能打一个很大的洞。”王玉璋用手比划着说。

“好哇，那好得很。”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随后，他走上码头，笑逐颜开地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并对张云璋等人说：“要自力更生，我们需要自己的轮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我们一定努力。”众人一齐表示。

接着，毛泽东引用不久前向中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二五计划要点报告上写的批语中的一句话，交代大家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然后，他深情望着远处的江面，甚至带着壮士断腕的悲呛，大声说：“老话说，不怕路长，只怕心老。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的！”

毛泽东对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殷切期望让在场的许多人都很感动，张云璋、王玉璋等人眼眶不自主地涌出了热泪。

他们含着泪水，挥手送别毛泽东。当车队在扬尘中消失时，眼眶里的热泪终于忍不住掉落下来了。

作为中国船舶业的工作者，他们也和自己的领袖们一样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制造和拥有大船，在世界船舶业有中华民族的一席之地啊！当年慈禧太后把海军造船的经费挪去修建庆贺自己六十大寿的生日礼物——颐和园，蒋介石为了家族赚取巨额回扣，只买船不造船，使得现有的江南造船厂在技术上一落千丈。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不是要去在国际上博取虚名，挣一口打肿脸充胖子的“气”，而是要去发展民族工业，去修铁路，去造大船，为此他说：“我们设想10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①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 ，1958年11月21日）他还说：“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建设以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②毛泽东：关于造船方针的指示 1958年×月）

从发展民族创新能力的角度，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毛泽东对中国造船业如此关切，并且热切希望快艇再快些，工人们能造出大船，对船厂寄予了多大的厚望！这成为了船厂干部群众前进的动力，也激励着他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奋发图强。

中国人一定要造出自己的大船，“不怕路长，只怕心老。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的”，毛泽东的话语何其悲壮，又何其决心之大！撼天动地！而这又是一个多么英明的策略。

（转载不得遗漏书名、出版社和作者，否则不得使用）

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亚马逊人物传记领袖首脑类畅销书第一名。  

pandaii

毛奴最好把跳忠字舞的热情放到毛害死多少人上面，直接的和间接的

pandaii

看看毛泽东 对照蒋介石
佚名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形象与蒋介石“独夫民贼”的 形象，将被盖棺论定烙进青史。其实这一天是两人的人生转捩点。就在这一刻起，这两位历史人物不意间互换了方向，各自向着与原来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争雄战场。在隆重纪念毛的诞辰之际，让我们对照蒋介石来看看毛泽东，是很有意义的。

评价一名建筑师，不是看他拆掉了什么，而是看他建设了什么。同理，评定一个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坏了什么，而是他建设了什么，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两个“花园”的对比

一篇谈及毛比国民党更专制的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胡绩伟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再遭查禁。前后一共换了十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毛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 纸、刊物存在，包括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了一篇保护新闻 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要缤纷许多。

专制下的异象

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相反，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罢工、抗议示威的权利，失去了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又被共产党收回去；老百姓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

户口名簿、粮簿、单位依附制、档案制、居委会、秘密警察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只为了一个目的：对每一个中国人实行严密控制，不许他“乱说乱动”。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维护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上至国家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张志新。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蒋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独裁专制者，但是除了像共产党和台独这类敏感问题之外，台湾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台湾人拥有经济自由，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

再从个人的角度，对比一下蒋毛二人的个人品格。比较一下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胸襟和心地！

蒋介石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同志，战友，党内对手的？

蒋介石再黑，尚未至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 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象 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虽被软禁，但张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轻松愉快。在最近发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特别提到，蒋介石仍然一直非常关心他。

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更好吗？所有被毛泽东认为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蒋介石会把自己的抬轿人、自己亲自提为接班人的心腹刘少奇残酷折磨而死吗？

再看看这些开国元勋的悲惨下场：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 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 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

张志新仅仅反对打倒刘少奇，就被老毛抓进监狱，进行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迫害，包括把张志新扒光衣服扔进男犯监牢，让20多个犯人轮奸，导致子宫破裂碎烂。枪毙张志新时，怕张志新喊口号，不用麻药，把张志新的脖子按在砖头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溃边缘与走向腾飞

在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官方为毛泽东时代作的结语，可见已经无法为毛泽东遮掩了。

当毛泽东将中国带到崩溃边缘，蒋介石在台湾干了什么？真心实意实行“耕者有其田”。毛蒋二人皆从农民入手，却走向相反方向。

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一九六三年，台湾工 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一九六八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泽东从城市驱赶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个月在生产队预支的大米，全年总收入只有三十五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