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医宝鉴》的形成于学术特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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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医宝鉴》的形成于学术特征的探讨

1 《东医宝鉴》以前的韩国医学及与中国的交流
1.1 史前
韩国的传统医学萌发于史前时期，是在远古人类医疗活动的基础上，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据考古发现，早在茹毛饮血的时代，韩国的先民就用砭石来治疗疾病，而且应用砭石治疗外科肿气，后来有韩国砭石传给中国的记载。然而那时生产力低下，民智未开，人们笃信疾病是鬼神作祟所致。这种思想进一步流散传播，于是产生巫医。另一方面除巫术外，也有运用药物治病的记载，药物治疗方法上有饮药、外敷药、煮药，并使用了植物性和动物性药材。从檀君神话上引用的艾与蒜来看，这时韩国已经有用艾与蒜为药的记载[1]。
1.2 三国
公元一世纪，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战争频繁，平民百姓颠沛流离。但是人们对生存繁衍的企求，推动了医疗技术的更新和进步，使医学在兵舞烽烟中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发展，在针灸、医药等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知聪于公元561年经高句丽东渡日本时传入的《明堂图》等164卷。三国时期融合了中医学及印度佛教医学的韩国传统医学就这样在朝鲜半岛发展起来[2]。
1.3 统一新罗
进入统一新罗时代后，韩国学不只满足于从中国和印度吸取营养，更为了使其作为独立医学进一步巩固、发展，创办了最初的医学教育机构。据《三国史记·职官史》记载，孝昭王元年（公元692年）设置医学博士二人，对医学生进行全面的医学教育。此时的韩医学对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古医籍《医心方》引用了《百济新修方》及《新罗法师方》二本韩医学古籍。统一新罗统一了朝鲜辽阔的领土，在医学上从中国唐朝引进医学教育和医师制度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该时期佛教盛行，很多高僧来往于印度，通过佛教的交流间接地引进了古印度医学[3]。
1.4 高丽
高丽时代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4]。医学在继承三国时代医学的同时引进宋医学，脱离对症治疗的原始方法，开始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探究医学原理，并对疾病的分类、病因、病理及治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虽然没有脱离宋医学的框架，但也没有仅局限于读记医书，而是对书中深奥难懂的部分进行注释，并进一步总结医术的核心内容。由于宋医学的传入，在高丽对阴阳五行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这样在医学领域也开始以阴阳五行为中心展开理论探讨，辨证论治的思想开始发展。虽然理、法、方遵循中国医学，但在药的使用上却兴起了使用固有医药的风气并进一步发展为乡药。
乡药是韩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经过无数次的实践，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地产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药材大量的流入韩半岛，他们把这些药称为“唐药”，以便区别[5]。实际上，“乡”字也暗示了国家，可以认为，“乡药”就是“国药”，即国家的代表性药物。药物因为产地不同，其形态、大小、成分、含量有差异，疗效也有区别。乡药主张，必须使用先人经验的，疗效确切的地道药材，否则不会得到预期的目的。因此乡药具有明显的地道性，故“乡”字也暗示着产地的重要性。乡药并非脱离医疗行为而被专门研究，而是在整个扶正祛邪过程中，利用“身土不二”的主张和本民族的养生之道，结合乡药的研究成果，以达到祛病健身之目的，就是说药物与医疗行为密切相关。在这种背景下编纂了很多乡药方书，如《乡药救急方》、《三和子乡药方》、《乡药古方》、《东方经验方》、《乡药惠民经验方》、《乡药简易方》和《诊脉图诀》等。
高丽时代摆脱了以前以单纯传授医学为主的形式，而是在中国唐宋医学基础上，同时综合从西南部传入的印度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的知识，开始努力创立高丽医学[6]。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研究重点放在了应用临床诊疗的方书，在临床用药和处方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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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元医学对《东医宝鉴》形成的影响
世界各地都有民间医疗行为，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医学能够早早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中医学呢？这是因为中国有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所以医学理论的创立也变成了可能。阴阳五行思想起源于《周易》和《书经》，至少殷代就产生了。秦汉史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统一了文字，医学理论也借此东风，编辑成书，其中之一就是《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书。可见中医学的创立与其主导思想的存在是密切相关的。韩国的传统医学要想成为独立的医学体系也需要导入相应的理论体系。
2.1 《乡药集成方》和《医方类聚》
从高丽时代开始国家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但是和朝鲜时代相比，高丽时代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与医疗相关的事业，医药方书也多为小规模的编纂。朝鲜建立后，国家以强大官僚体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发展。《乡药集成方》和《医方类聚》正是在世宗大力推行文化政策的背景下刊行的。1431年刊行的《乡药集成方》可以说是韩国传统医学开始向比较系统的、理论化方向发展的基石，是韩国固有医学开始自主发展的大事。但是《乡药集成方》也只能看作是单纯的处方书，因为没有能够对宋医学经行系统整理，特别是没有涉及中国医学在金元时期飞跃发展的部分[7]。如果要想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还需要理论的支持，在这种要求下出现了《医方类聚》。
1477年完成的《医方类聚》收集了汉代到明代初期的中国医书153种，共分91种病进行了整理。但是不像《乡药集成方》简单抽取处方和疾病来收录，而是连引用书籍的内容都加以收录。这样也就导致内容十分庞大，不利于临床应用和流传普及。虽然不能根据《医方类聚》比较完整的收录了中国医学就认为是医学的发展，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为韩国传统医学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就出现了临床和理论相结合的要求，而符合这种要求的就是金元医学。
2.2 金元医学的导入
中国医学直到金元之前还没有能够对脏腑的病机进行充分的研究，金元四大家的医学是重新研究《内经》而发展起来的。研究金元医学就要研究《内经》，所以出现了以金元四大家医学为基础的郑敬善、杨礼寿的《医林撮要》以及结合《黄帝内经》和金元医学理论的《东医宝鉴》。16世纪末的《医林撮要》是试图将金元医学导入韩国传统医学的尝试[8]，特别是参与《东医宝鉴》编纂的《医林撮要》的作者杨礼寿是对《东医宝鉴》充分吸收金元医学有重大影响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医宝鉴》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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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医宝鉴》的成书与学术特征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东医宝鉴》终于在1610年编纂完成，分为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针灸篇贺目录等，共25卷25册。
3.1 《东医宝鉴》与中医学的联系
《东医宝鉴》的医学思想主要概括为以内景篇为中心的养生方面的医学思想和外形篇、杂病篇为中心的治疗方面的医学思想。《东医宝鉴》的内景篇在书的最前面，是许浚的医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篇章，强调《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医学精神。而中医学历来注重预防，《黄帝内经》总结了先秦各家养生的思想和经验，使之更系统化而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在编制上《东医宝鉴》各门中的论述大部分引用了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在全书中《内经》、《医学入门》和《丹溪心法》的引用频度最高，特别是各门几乎均以《黄帝内经》的引用文开始。从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在脏腑病机上重视脾肾，辨证论治上多含病因辨证的六气辨证中派生的的丹溪根据肥瘦黑白把握病因的医学思想。在脏腑病机上，许浚大量收录了丹溪和东垣的学说，并吸取明代的新学说，从重视脾肾的角度考虑综合整理了后世的方剂，尤其在《东医宝鉴》中引用最大的就是《丹溪心法》的内容。
3.2 重视乡药
《东医宝鉴》重视乡药的应用，认为要学习医术者首先要通读本草书，掌握药性。只有掌握了药物的性味，才能期待治疗效果，而且从中国引进的药材都是又难求，时间又长，从而减弱了药效，所以应该生产本国的药材。书中古今的治方都标有出处，有些在后面加了俗方或者本人的经验方。书中的乡药都一一将其韩国固有名称标记出来，病详细记录了产地、采摘日期等，便于求购，非常实用。这是将历经三国和高丽时代发展而来的韩民族固有的传统医学特别是乡药研究的结果和中国的医学理论的出色的结合。
3.3 强调医学的自主性
当时朝鲜大部分参考中国的医学书籍治疗疾病，而中国医书是符合中国的地理条件和风土人情所撰写的书籍，朝鲜在地理、风土、人情方面和人的体质上都与中国不一样，所以治疗疾病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中国以《伤寒论》为中心发展，在临床方面强调中风，所以综合性的医书一般都是以伤寒和中风为优先。朝鲜二面环海，与中国内地夏季酷热、冬天寒冷的大陆性气候有所不同，在饮食上也比较清淡，所以朝鲜有类伤寒而少真伤寒，有类中风而少真中风，这就是韩国医学的病理观。为了解决这种现实的矛盾，许浚在《东医宝鉴》中提到，“王节齐有言曰：东垣北医也……，丹溪南医也价，则医有南北之名尚夷，我国僻在东方，医学之道，不绝如线，则我国之医，亦可谓之东医也”，强调了确立符合朝鲜医学特点的东医学的必要性。根据这样的实情，许浚的《东医宝鉴》大大缩小了关于中风、伤寒的内容。《东医宝鉴》中的处方既有直接引用中国医书中的内容，也有君臣佐使的调换，药的用量也是根据朝鲜人的标准。可见《东医宝鉴》从民族医学的角度出发，试图与中国医学持有对等的地位，强调了医学的自主性。
许浚为了编撰《东医宝鉴》阅读了内藏书500余卷，从引用书籍的种类和频度考察，除了83本医学书籍以外，加上道书、史书、历书、儒家书籍一共200余种，是一部参考庞大的医学书籍而总结的传达丰富医学知识的实用医书。《东医宝鉴》立足于孔子的“述而不作”的精神，从“万人皆为我师”的角度出发，几乎不涉及自己的评说，总结古今的各种医说并折衷诸家的理论，进行对比和补充，不但融合统一了当时的医学，而且形成了理法方药齐全的医学体系，每卷都有着丰富的内容。
《东医宝鉴》不是单纯的临床医书，而是在完全吸收了中国医学基础理论《黄帝内经》的同时，将金元医学和韩国的乡药充分结合而创作的综合医书，不是对中国医学的直接模仿或毫无异仪的导入，而是站在自主的立场上与韩民族固有医学的融合统一，对韩民族医学乃至对全世界的医学研究和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金仁络.东洋医学的生死论研究.庆熙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89，50-51.
[2]金哲俊，催丙献.韩国文化社.汉城：一志社，1993.128-129.
[3]金哲俊，催丙献.韩国文化社.汉城：一志社，1993.154.
[4]朱红星.韩国文化社.汉城：艺文书院，1994.73-78.
[5]洪舜元.朝鲜保健史.汉城：青年时代，1989，113.
[6]金斗钟.韩国医学史.汉城：探求堂，1979.129.
[7]金礼蒙，著.中国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等校.医方类聚.第一册，344-565.
[8]朴赞国.有关医林撮要在韩国医学史上价值的考察.汉城：东洋医学志，1990：6-8.
作者：李黎 鲁兆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