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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副市长“大刀”砍向高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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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6 19:35: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盒药品,出厂后在流通环节层层加码幅度最高达到134%,本报依据医药界资深人士提供的详细资料,制作此图。向春/制图

  与两年前提心吊胆的处境相比,3月10日,在云南省宣威市药品招标会上,徐天荣像胜利者一样端坐主席台上,“心情好极了”。

  这位49岁的女副市长,制定了新的药品市场游戏规则——由卫生局强制“竞价采购、统一配送”药品,这一大手术,不仅在整个云南掀起轩然大波,更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在新规则下,所有公立医疗机构被取消采购权,私立医院中,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下称参合)的药品,也被纳入这一体系。

  市卫生局组织的药品招标会成为进入全市的唯一通道,这是前所未闻的体制。

  “我们就是要摧毁旧体制,对药价虚高进行深刻的改革,这是一场药价的雪崩!”徐天荣语音清脆,吐出的话却如斩钉截铁。

  “当时要是改了,我会被院长的唾沫淹死”

  主导此次改革的徐天荣,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泼辣、作风犀利”,“她讲话一针见血,从来不跟你客气。”市卫生局干部李祥友这样描述。

  踏入仕途前,徐天荣是一名优秀的医生,担任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由于经常做手术泡酒精,她的一双手如同老农一般黝黑、干涩

  2002年,被任命为卫生局局长后,徐天荣四处走访乡镇,农民的医疗窘境让她吃惊,而解决之道,则让她陷入苦思。

  “一个家庭4口人,惟一的财产就是一间小破房,我问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这么好,为什么不参加呢?他说孩子要上学,还顾不上看病呢。”

  病了咋办?徐天荣得到的回答是:“上山挖草药,吃不好就到卫生所赊一点药,超过50元的病就只好等死。”

  徐天荣一口气举了三四个类似的例子,语气越来越激烈,最后她几乎喊起来:“农民连感冒都看不起,你说这是什么感受!”

  宣威市有131万人口,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县。有7个国家级贫困乡,39.5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

  如何解决这一医疗困局?徐天荣把目光的焦点,开始投向居高不下的药价,并开始设计一整套的医疗改革设想。

  但她的这一想法,却被众多的好心人所劝阻,“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甚至有些医院院长能量比卫生局长还要大,”徐天荣后来回忆,“当时要是改革了,我会被院长的唾沫淹死的,一告状我可能连台都下不来。”

  徐天荣在等待机会,“可能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做会更有利,支持的力度会更大。”

  2003年,这一机会终于来了:徐天荣升任分管卫生的副市长,成为这一领域的最高决策者之一,同样在这一年,宣威市也成为国家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为改革提供了一个锲入点。

  此后不久,全市召开的一次四大班子联席会议上,大家讨论农民参合率不高的原因时,有官员直接把矛头指向卫生系统,并语带讽刺地说,“只要药价太高,什么补贴、试点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

  听到这番刺耳的批评,徐天荣心里却乐开了花,“这就成为我提出改革的依据了,必须要有人把问题摆出来,我再来做汇报,再来展开工作。”

  在取得了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后,徐天荣马上派出财政、发改委、物价、卫生等部门进行调研,卫生局官员甚至还装扮成药商到医药公司套话,逐步挖掘出各类药品的真实价格。

  这场耗时3个月的调研后,宣威的药品市场上,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药价:从103元到13元

  2004年6月,宣威市宣布取消所有公立医院药品采购权,改由市卫生局统一配送,并于当月举行药品招标会。标书不设标底,竞价决定中标公司,当日现场公布结果。

  但医药公司却都对此持狐疑之态,卫生局一共邀请了9家公司,会前就有两家宣布退出,认为这种模式根本无法实现。

  第一轮竞价后,又生变故,原本得分最高的企业却宣布放弃,声称以这样的供货成本,无法满足乡镇、村级的统一配送。

  几经波折,最后云南科汇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科汇)中标胜出,在随后一年时间,它将成为唯一的供应商,面向宣威市5家公立医院、25家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3家厂矿医院,以统一的价格提供665种药品。

  过了招标关,执行者们又开始担心了,市卫生局专门成立了药品配送中心,副主任李祥友曾与市领导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药品市场水非常深。要是有个领导打电话过来说有家公司过来了,药价你们看一下。那么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这跟打仗一样。你们领导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扛不住,最好不要做。”

  “咬紧牙关也要做下去,”在这种时候,徐天荣总是这样给下属们鼓劲。

  在微妙的观望中,宣威的医药购销开始了新的循环,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惊奇地发现,100ml/瓶的鱼腥草注射液北京售价52元,而宣威采购价只有3元,医院零售价5元。

  “价格像雪崩一样。”科汇董事长田善栋告诉记者,宣威的市场需求量与上年基本持平,但一年多来药品配送总额3000万元,金额减少了1050万元。

  当地医药公司对此感到瞠目结舌,宣威医药公司业务科经理秦本俊透露,3家当地的医药公司近乎瘫痪。“改革前年销售额1600多万,现在600多万。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药品市场的运作链条

  在徐天荣看来,如何对高药价动手术,首先“要弄清楚国家招标采购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招标价为什么不能贯彻到临床科室”。

  对以往的国家招标制度,科汇董事长田善栋历数其弊:“同一种药品有3家公司中标,价格高的可以操作给医生拿回扣,低价的反而销售不出去;评审专家主要是医院医生、院长,他们也是既得利益者;中标公司要在半个月之后才公布结果,这就有了操作空间。”

  药品招标单位最低也在地市级,宣威市只能跟标,医院院长们对这种购买普遍积极性不高,徐天荣回忆,有一次宣威市采购了600多种药品,却只用两个小纸箱装了回来,每种只有区区一小盒。

  “临床药品通过招标采购的不到40%,大量是自己进药。”徐天荣说。

  医院自己购药有大量的回扣,已是路人皆知的“潜规则”。当了7年团长的退伍军人田善栋,经常陪着笑脸伺候医院院长们,他坦言“最初极不适应,感到羞耻”。

  药品回扣有明暗之分。明的部分用于医院经营发展,市卫生局的李祥友介绍,这部分比例5%-10%。

  暗箱操作的回扣部分则触目惊心。“临床品种的回扣35%-40%,抗生素药品更高,医药代表10%,开方的医生得30%,其他各类主任都要一点,加起来有55%。”田善栋说。

  最后埋单的是患者。“如果1000种药品有100种是‘临床操作(有回扣的药品)’的,这100种的销售额可以等同于其他900种。”

  “药品就是一块唐僧肉,每一个人都来咬一口。”徐天荣认为,这正是药价虚高的症结,必须降低招标价,并保证药品从供货商到医院途中不再产生灰色利润。

  正是这一思路下,宣威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两个捆绑是宣威区别于其他招标最大的特点。”李祥友是方案的制订人之一,他告诉本报记者,一是变单品种招标为所有药品集体招标,医药公司可用规模供应来获得利润;二是为所有医院捆绑配送,用城区的利润弥补边远山区的成本,实现城乡药品同价同质。

  那么药价到底降了多少呢?

  与医院以前的价格相比,当年,宣威官方公布的数据是综合降价幅度达到35%,典型品种降幅达到了90%,如头孢他啶粉针消炎药,曲靖市(宣威是曲靖管辖的县级市)招标价是108元/2g,以前宣威医院进价是102元,招标后是13元。

  横向比较的是,2005年初,曲靖市卫生局局长亲自率调查组核查,在抽样的110种药品中,10%和市场价格持平,40%低于市场价格,50%略高于市场价格。

  在采访前,记者曾特意在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以感冒发烧为由开出7种药,总价分别是32.9元和44.7元。跟5家药店的市场价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价格基本持平,高低变化在1元钱之内。

  曾有一些医生觉得有些药价依然虚高,但徐天荣认为,新模式追求的是“整体降价”。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医院业务收入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李祥友说,“改革其实砍掉的是医生吃回扣部分,不属于医院集体利润,所以医院是降价不降利。”

  令李祥友感到欣慰的是,医药公司逐渐在认可新模式。今年招标原定7家公司参加,但后来又有两家主动申请加入。

  去年招标,全省最大的医药公司云南省医药公司只来了一个片区经理,“每次报价还要打电话请示”,这次则派出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为首的强大阵容。

  药价的“孤岛”模式?

  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毫无疑问表现出对权力的依赖。

  在最初设计方案时,“首先就遇到了难题,作为县级市,宣威无权举行药品招标会”,市卫生局局长石有昌向上级汇报,得到的答复是“不准做”。

  头炮就打哑了,这改革如何进行?关键时刻,宣威市委书记出面干预,“只要卫生局能把价格降下来,不要你们承担任何责任。”

  为了让这次改革能顺利进行,书记甚至表态:“如果哪个医院不执行,就拿掉院长的‘帽子’!”

  2005年,宣威市曾先后被调查过两次,一次是上级市派来了一批负责药品招标的官员,认为宣威模式违反政策,要求收回;第二次则是省一个部门的一次调查,并于其后下发了一份被当地戏称为“小字报”的非正式文书,上称“卫生局收取医疗机构5%管理费;经过测算,宣威竞标价比省招标价要高0.9%”。

  李祥友看到后立即起草报告,拟请省委、省政府、省纪委、省纠风办、省发展计划局等部门下来核实。但报告递上去后再无下文。

  2004年,科汇成为独家供应商后,随即成为医药行业的“众矢之的”,最初的三四个月,有40多家公司拒绝给科汇供货,认为它“在搅乱市场”。

  甚至有药品公司反过来斥责卫生局,要求卫生局声明目前的药价是错误的,必须向省招标办看齐。

  最大的阻力来自下面的医疗机构,徐天荣认为:“公开场合不敢反对,但私底下收拾我们的套数挺多的。”

  有些医院看到科汇某些药品紧缺,故意上报该药品一整年的配送计划,企图整垮供货链条。有些医生故意开不在配送目录中的药品,怂恿病人找卫生局麻烦。最常见的是医院故意拖延回款,造成供货商资金链断裂,目前整个医疗机构尚拖欠科汇310万元。

  还有一些医院则仍然私下购药,2004年12月,合管办抽调了10多名医护人员和配送中心职员,花费20天时间审核,查出了43万元的“猫腻”,4名医院院长被诫勉谈话并通报批评。

  光有大棒显然是不够的,记者发现,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措施,给医院正面奖励。例如工作出色的院长,年终时可被评为“优秀院长”,奖金最高两万元。

  在这场改革中,卫生局药品配送中心成为药品流通的惟一通道,对于这种“行政性质的垄断”,也有人大代表担心它变成一家“大医药公司”。

  “配送中心不经营药品,没有中间利润,没有私自作主购药的权力。”对于这点,徐天荣无疑保持警惕,“不能让药品刚出狼牙又入虎口。”

  她要求在招标过程中不设标底,药品必须明确规格、品牌等,同时邀请人大、政协、纪委、农民等组成监督组,参加招标。

  一些在招标中无法谈拢的药品采取备案制,由各个医院药剂科主任或者高龄医生组成专家库敲定药价。“两个利益团体互相监督,平衡双方,这样我也不会受骗了。”徐天荣微笑着说。

  尽管她首创的“宣威模式”,现在已声名在外,前来学习的各地官员络绎不绝,但唯一仿效的只有昆明市几个县区,这让她觉得奇怪,在结束采访时,她试探着问记者:“你觉得来参观的局长们,回去后为什么不能改革呢?”(录入:陈利明)



作者: 记者何海宁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6-05-04 10: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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