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病例分析

湖心亭看雪客

　　搞政治斗争，难免起伏跌宕，毛泽 东，邓 小 平都是三上三下。但是周恩 来却是在惊涛骇浪中唯一的不倒翁。俗话说“大奸似忠，大忠似奸”，个中缘由涉及智慧，谋略，权术，非我等鼠辈可猜度评议。不过，不管什么人都要吃五谷杂粮，都要生病，了解一些伟人的生老病死，对我们不无启迪。
　　周 恩 来是男人中的极品，两道浓眉，一双朗目，在南开读书时，周恩来演的就是旦角。长征中的周恩来蓄须未剃，西安事变前后会见张学良，被赞为美髯公。后来为见蒋介石，蒋倡导新生活运动，为礼貌起见还是剃去了，让张学良唏嘘不已。
　　所有回忆周 恩 来的文章，无不提到周 恩 来过人的精力，以及炯炯有神的双目。那么周恩来何以有如此超人的精神和能力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年轻时以天下为己任，很是注意锻炼身体，所谓野蛮其体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湘江游泳，大雨天在岳麓山裸奔。
　　周 恩 来可没什么锻炼的故事，周的超人的精神和体魄是哪里来得？我告诉你吧，是一场大病激发出来的，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说1935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翻过雪山，同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也是长征的初步胜利。一直身挑重担的周恩来似乎可以稍稍松弛一下，这一松，体内的疾病就爆发了。
　　杨尚昆回忆道：“ 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台，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他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
　　周 恩 来病倒后医生最初当作疟疾来治，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当时红军中有个非常好的西医大夫傅连璋，（是个基督徒，原来在福建漳州教会医院工作，被红军发展进来。解放后做了卫生部部长，后得罪林彪被整死），傅医生检验后，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确诊阿米巴肝脓肿。这是一种寄生虫病，我们常见的是阿米巴痢疾，是阿米巴原虫侵蚀肠壁。周恩来的情况更为凶险，肝脏被侵蚀，已经形成脓肿，再发展就是肝坏死，危及生命。
　　如果在今天，可以马上手术切开引流，排出脓液，再用杀虫，抗菌消炎药，但在长征路上，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消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以排出脓液。无奈中的傅医生只好给了一些治痢疾的易米丁。只好眼睁睁看着周恩来在高热昏迷一步步走向死亡。
　　这时候有两个贵人拯救了周 恩来，一个是周的夫人邓颖超，另一个是周的心腹爱将陈赓。邓颖超的母亲笃信中医，这样渐渐影响了邓颖超。在漫漫草地中，缺的是化学合成药，但是从来不缺草药。邓颖超和其他懂药识药的人们，采集了清热解毒，排脓的中药，熬汤给周灌下。陈赓则跑出好远，在草地周围的雪山上采来冰块，为高热神昏的周恩来冷敷降温。于是奇迹发生了。
　　有人说不可能，脓肿长在肝脏，不手术，怎么会排出来，又不可能被吸收，肯定是中医胡说八道。
　　不错，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目的。所谓人有很强的自愈能力。人类能够生存发展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有医院有大夫有药。而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天赋的自愈能力。
　　本来是非手术不可的病，非借助外力才能治愈的病居然在中药和冰敷的帮助下，被病人自己治愈了。奇妙的人体在肝脏出现脓疡后，一方面产生高烧，消灭寄生虫感染，另一方面居然主动在和肝脏相接的升结肠部位产生溃烂，这样在肝脏中的脓液全部被排出、引流到大肠，最终周恩来排出半盆绿色的脓后，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结肠也渐渐愈合，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病中的周恩来随三军团过草地，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恩来走出草地，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担架队，抬周恩来走出草地。当时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经过长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粮，冻饿交加，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少盐更使他们身体感到无力。他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会被泥潭吞没。周恩来病虽重，但心里明白。他看到这一切，心中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不让同志们抬着他。但身体已十分虚弱的他连平地行军也力不从心，何况是野草丛生、四处泥潭的草地呢？同志们硬把他抬出草地。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他咬着牙关坚持下来，走出草地就病倒了。全国解放不久，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的杨立三不幸去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全文如下：
　　“今年开会（本人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其实周恩来写信主要目的是提及长征旧情，好唤醒毛的良知，因为他已经嗅到了血腥的气息，在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合影时，很少流露个人感情的周恩来，却对工作人员说，照相可以，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在进手术室前，他还为“伍豪事件”解释，签字。1976年元旦，发表了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病危中的周恩来还亲口吟诵。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要求就是再听听《长征组歌》。
　　毛泽东最终没有动手，但是安排低规格吊唁和没有参加周的追悼会，也算是毛对自己这个一贯右倾，总是和稀泥的老战友不满的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