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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寿律”与“德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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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9 17:49: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久前,笔者在北京卫视养生堂做了一组“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的养生节目。我北京的老朋友、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助理告诉我,他接到该大学一位退了的副校长打来的电话,与他重点讨论了我所说的“包容、宽容、从容”与养生的关系问题,赞口不绝,说我说得好!的确,“三容”是有助于养生延年的。而这更折射出一个核心定律:我暂且把她称为“德寿定律”或“德康定律”。
伦理学上有个“德福律”。意谓“德”和“福”应该具有一致性,只有“德福一致”才能激励人们不断做好事,人类才处于良好的生活状态。当然,这讲的是理想状态。与现实有时候不见得完全契合。但从历史角度及心身医学视野,“德-寿”,“德-康”之间似乎具有某种一致性,却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尚书·洪范》有五福,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寿”列首位,“寿”“康宁”“考终命”三者都与养生有直接关系:而又都受制于“攸好德”。“寿”即长寿,“康宁”即心身宁静平和,无不安;“考终命”有二解:一即“善终”,尽享天年,没有横祸,死得平和安详;二则有人认为:可从寿命倒过来考评他的德行及康宁如何?此处的“攸”,似乎可作“关乎”、“维系于”解。不管怎么解释,老祖宗认为:好德、康、寿、长命及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后世大多认可这一说法,儒生们对此更是作了太多的阐述。在此,不做展开。
两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形成了“全德保形”思想(指道德良好/全德,可保躯体康健/保形)。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其实,在此之前《礼记·中庸》引孔子:“故大德……必得其寿。”就已点出了“仁者(德者)寿”的秘密,这可以说是儒家养生思想最为集中而典型的体现。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处事及日常生活,后世懂得生活者,大都以此为生活指南。

写下历史名篇《大医精诚》的品行与道德良师孙思邈,更是高寿110有余(甚至有资料表明他可能活到140多岁,但活到110多岁是肯定的)。

因此,传统医学角度,“德寿律”“德康律”似乎毋庸置疑!

近年来,有诸多相互独立研究者发现,高龄者大都品行良好。例如,巴西医学家马丁斯对长寿老人经过长期追踪观察,发现约90%的百岁长寿者都是德高望重的。他解释认为:道德良好者每每与人为善,遇事常为他人着想,很少为名利与别人相争;办事出于公心,尊重别人,自然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所以,总是处在心境宁静状态,人际关系良好,心情易于舒畅。这种心态让大脑平静有序地支配着人体内在各种生理功能,使其处于良性的运转中,身体自然健康平和。关心了,让学生认真关注一下,类似的现代研究结果还真的不少,尽管仅仅运用枚举法立论,方法学上的苍白无力的;但作为例证,也是有一定逻辑力量的。

有医学研究证明:当人处于平静快乐的心境,神经内分泌系统运转正常,各脏器间功能也就能正常发挥,自身免疫力增强,疾病也就缺乏生长的土壤。总之,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与人为善,平静快乐者,更容易身心健康。即使身体出了点问题,也较他人更容易渡过难关。宋美龄不也患了乳腺癌吗,70多岁生癌,动了多次手术,她品行良好,口碑不错,早年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社会及外交等领域,做着有意义的事,对近现代中国及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也活到了106岁吗?这似乎做出了生物机理的一定解释。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研究表明:同样是快乐,但对人体及健康的长期影响却大不相同。天天喝酒,游戏人生,心无目标,尽管短期也可以感到快乐,纸醉金迷,就像《黄帝内经》所言:“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尽管也可以由短暂的快乐——“务快其心,逆于生乐……”可惜“故半百而衰也”。

国学者一项新研究发现:在分子水平上,人体对所有的快乐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它会对不同种类的快乐作出不同反应,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有益或有害的影响。

2013年7月底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发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课题组研究结果。结果发现:由“崇高目标”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的自我满足”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感。

弗雷德里克森在论文里写道:“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快乐的两种基本形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享乐主义形式的快乐,它代表着个人的愉快体验”;也就是前面说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游戏人生。“另一种则是更深刻的‘幸福论’(幸福论主张通过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而获得幸福)形式的快乐”。也就是许三多说的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情。“这超越了单纯的自我满足,它来源于朝着崇高目标和重要意义而奋斗。”

如果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那么无论人是因为“享乐主义”还是“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其基因表达的模式都应该是一样的。但现在研究人员却发现,情况绝非如此。弗雷德里克森说:“以前,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这两种形式的快乐不仅会减少压力和沮丧情绪,还会增进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我们获得的信息却有些不同。”

他们的研究表明:由“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即做有意义的事情产生的快乐),实际上会大幅减少同压力相关的CTRA基因的表达。相反,“享乐主义”的快乐则会大大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快乐的基因分析显示,纯粹的“享乐主义”快乐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具体而言,那些有着高水平实现的幸福感(eudaimonicwell-being,由深切地感受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而获得的一种快乐)的人们,他们的免疫细胞中显示非常有利的基因表达谱:其炎症基因呈低水平表达,抗病毒及抗体基因则强有力地表达。而那些享乐型幸福感(hedonicwell-being,由于满足自身欲望而获得的一种快乐)的人,实际上刚好相反。他们拥有不利的表达谱:其炎症基因高水平表达,而抗病毒和抗体基因则呈低水平表达。

研究者们最初感到这些结果令人吃惊,因为参与研究的志愿者都报告说自己感受到了快乐。最后,他们解释认为,一种可能性是,体验到更多“享乐主义”快乐的人在情感上是“零热量”消耗。“他们的日常活动提供了短暂快乐,但从长期来看却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他们继续分析认为:“一些单纯的愉悦体验会让我们快乐,但是这些‘零热量’不会以有益我们健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增长智慧或塑造能力。在细胞水平上,人体似乎对一种不同的快乐会作出更好的反应,那就是建立在归属感和使命感上的快乐。”

从短期的自我感受来看,“有高水平享乐幸福感的人感觉并不比有高水平实现幸福感的人要糟。两者似乎具有相同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然而,他们的基因组反应却非常的不同,即便他们的情绪状态同样积极”。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做的好和感觉好对于人类基因组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即便它们产生了相似水平的积极情绪。显然,相比于意识,人类基因组对于获取快乐的不同途径更为敏感。”

需要解释的是:CTRA基因。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在长时间的压力、威胁或不确定的情况下,循环免疫细胞的基础基因表达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这种转变被称之为对逆境的保护性转录反应(conserved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toadversity,CTRA),CTRA基因高表达的特点是:炎症相关基因表达增高,抗病毒反应基因表达下降。其结果则是容易促进炎症形成,引起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其他(包括癌症等)疾病的发生,并可损害人体对病毒感染的抵抗力。

总之,说得通俗些,享乐主义的快乐,尽管也是令人感到短期快乐,但潜伏着健康危机,其在基因层面可表现为CTRA基因的高表达,会导致许多健康灾难的接踵而至!而好好活、做有意义事情的(仁者)幸福感,也能带来快乐,表面上两者没有差异,但后者却可以同时大幅度地降低CTRA基因的表达,让人有可能远离各种疾病的骚扰,自然,“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或者简单地说:“仁者寿宜长”!

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及健康哲理还是非常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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