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我们曾经的健康人生

何裕民

　　优势
　　
　　我们曾有的健康优势
　　
　　《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以及它的姊妹篇《救命饮食》，出自美国鼎鼎大名的营养权威柯林·坎贝尔之手，他从事了50年的生物医学和营养学研究，其中包括一项在中国等地长达27年的科学研究项目。
　　坎贝尔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即便是体力劳动最少的中国人，平均热量的摄入也要比美国人高出30%，但是，前者的体重却比美国人低20%，为什么中国人吃不胖？
　　众所周知，热量摄入过多后，会转变为脂肪存留在体内，人会因此发胖，但吃不胖的中国人，促使坎贝尔继续研究，乃至得出如下结论：高蛋白、高脂肪食物摄入后，身体获得的热量，通常是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使人发胖；而那些低蛋白、低脂肪食物摄入后产生的热量，更容易以体热的形式散发出去，而不是转化为脂肪，这就是中国人不胖的原因。
　　因为中国传统饮食中，提供热量的食物，不是鱼肉蛋奶，而是五谷杂粮、蔬菜、豆腐。中国是农业国，经济不发达，中国人因此吃得粗糙，吃得不高级，而这些享受上的不足和缺陷，最终却造就了健康的优势。
　　
　　克林顿受益于中餐
　　
　　与此同时，坎贝尔还发现，中国妇女因为摄入的食物热量偏低，她们的初潮时间因此远晚于英美，这就使得她们一生中接触到的雌激素水平，只相当于英美妇女的30%至40%，而这，就是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仅为西方的五分之一的关键。
　　鉴于此，坎贝尔开始从自己调整起：“这样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支持性研究，促使我改变了饮食习惯，15年前，我停止摄入肉食，过去6至8年，逐渐停止了包括乳制品在内的动物性食物，尽管年龄增大，但我的胆固醇一直保持很好，体型比25岁还要好。”
　　非但如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不健康饮食而发胖，乃至很早就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但是，当2010年他出现在女儿婚礼上时，大家发现他不仅瘦身成功，而且精神和气色都很好，其中的秘诀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克林顿说，“我重回健康的方法来自于中国，因为受一本美国畅销书的影响”，这本书就是坎贝尔的《中国健康调查报告》。
　　非常遗憾的是，被坎贝尔这类国际营养学家首肯乃至极力推广的中国经验，止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正是中国刚刚实现温饱的时候。
　　
　　转变
　　
　　健康与热量摄入挂上钩
　　
　　注意到坎贝尔的这本书，是在何裕民教授新出版的《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一书中，他对坎贝尔多次提到。而在癌症临床第一线坚持了几十年的何教授，之所以开始注意到“健康管理”这个被大众养生节目说滥了的概念上，是因为他发现，包括癌症在内的很多慢性病，如果不从源头改变，他这样的医生，“就算每天连轴转，也应付不完不断增加的病人”，为此，何教授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字：
　　我国前四位的死亡疾病的变化：
　　1957年：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消化系统疾病。
　　1975年：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
　　1984年：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
　　2006年：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
　　“在这些致死的疾病中，急性传染病、肺结核和消化系统疾病，与经济不发达，卫生饮食条件差有关，属于‘贫困病’，‘穷病’”。除此而外的所有疾病，都来自富足优越的生活，是‘富贵病’”。
　　很显然，上世纪70年代是个分水岭，从那之后，中国人的健康和死亡，与饮食热量摄入过多，高营养食物超标的好日子挂上了钩。在中国人终结了“吃糠咽菜”的历史后不久，中国被世界首肯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消失，那之后，步入小康的中国，先是在饮食结构、生活方式上“追英赶美”，之后不久，在疾病和死亡问题上，也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全球同此凉热”了。
　　
　　不作死，就不会死
　　
　　久居中国的英国人保罗·弗伦奇，写了一本《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书中，他引用了一组专业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子的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经是76.2厘米。
　　全国各地不断报道的公务体检数据显示：公务员的体重超标是人群中最高的。北京曾对49家北京市机关在编的全体公务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公务员中，超重率为37.3%，肥胖率为9.1%，超重肥胖者的总吸烟率是55.3%，超重和肥胖者中几乎每天都饮酒的占9.6%。
　　如果从这些结论再回看现在开始“节衣缩食”的国家机关食堂，有一句话会脱口而出：早该如此！
　　唐代名医王冰，在注释《黄帝内经》时指出：疾病，“非天降之，人自为之”，意思是，疾病不是先天的，是后天人为造成的。换成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作（第一声）死，就不会死”。这个“为”和“作”就包括欲望的放纵，乃至由此导致的各种行为、生活方式的错误。
　　
　　反观
　　
　　香甜软酥非善类
　　
　　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教授，曾在多次的健康教育中提到过一个规律，只要是吃起来具备香、甜、软、酥四大优良口感的食物，一定是不健康的食物，因为这些口感来自于过多的油脂和糖，而这也是人类肥胖的主要根源。但是，具备这种口感的食物，不正是“紧日子”里见不到，“好日子”里吃不完的美味吗？不正是丰衣足食的标志吗？甚至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
　　2006年，农业部负责人提供了一个数据：（当时）我国的人均禽蛋禽肉类消费，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51%和60%，人均消费量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当。而2007年，我国肉类的人均消费已经居世界第七位……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的最好证据，足以使过惯了苦日子、紧日子的中国人幸福起来。
　　
　　生命就是与欲望博弈的过程
　　
　　但是，何裕民教授给出的另一组数字就让人笑不起来了：
　　从被坎贝尔称道的上世纪80年代到2006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呈现几何级的数字增长，用前卫生部长陈竺的话说：是“井喷”态势。生活更加优越的大城市，乳腺癌的增长近一倍，肠癌增长近6成，卵巢癌增速超过50%。“上海这样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胰腺癌每年新增百余个，到了2006年前后，每年新增五六百个，到了2011年，每年新患者近千余……而这些都是和精、良饮食的过度摄取有直接关系。”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2013年4月，最新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个由西班牙、美国、古巴等多国专家联合进行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陷入经济困境，粮食燃料都出现短缺，人们被迫限制粮食，放弃汽车，采取步行，到1995年的5年间，古巴人平均减重5公斤，随之而来的是，1996年，该国的糖尿病致死率减少了一半，心脏病和中风的致死率也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下降，光是心脏病的死亡率就下降了三分之一。
　　何教授因此感慨于老子的理论：“‘祸兮福相依，福兮祸所伏’，在人的欲望得到充分成全的时候，往往也就是灾祸到来的时候，无论是心、身都如此。人有欲望是正常的，适当的欲望是生活的动力，但是过分的欲望就是健康和命运的隐患了，所以，生命就是和欲望做智慧博弈的过程……”从这点上，足以使人怀念让我们健康的苦日子，紧日子，而国家机关食堂的变化，除了提倡清廉的初衷，健康的价值更在其上。
　　
　　对比
　　
　　外国人怎么管住嘴
　　
　　美国康涅狄格州议会在几年前就通过禁令：严格禁止食品业向中小学生出售高热量医疗和垃圾食品，这是迄今为止美国为遏制儿童肥胖出台的最严厉的举措。
　　美国纽约市颁布了一个禁令：禁止快餐店、电影院和公司餐厅等场所销售大杯（约合454克）的含糖碳酸饮料，为的是防止肥胖的蔓延。
　　日本在2008年，以立法的形式约束国民的腰围，该条文规定，年龄在40至74岁的男女腰围分别不得超过90和85厘米，超标者须在3个月内自行努力减肥，若减肥失败，需接受半官方的饮食控制教育课程。
　　与之相比，同样面临慢性病侵扰的中国，电视等大众传媒广告中的各种碳酸饮料、奶茶、快餐食品、高热量、高糖高盐的小零食仍旧充斥其中，严重地左右和培养着人们的不健康消费。一种仅仅含有热量、反式脂肪，以及各种食品添加剂的某品牌奶茶，则骄傲地宣称，“每天，有12亿人次喝……”和所有垃圾食品一样，美味和便捷是它们的卖点，但是，如此辉煌的销售业绩背后的健康代价是什么？
　　很多去韩国的中国人都感叹，那里的饭吃不饱，因为油水少，菜的分量小，肉太贵，韩国人用牛肉当礼物的习惯也成为国人的笑柄，的确，中国人在吃上面的出手，远比韩国人大方得多。
　　
　　撙节是对健康的复健
　　
　　统计显示，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其中食物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到800万吨和300万吨，其中公款吃喝占了绝大比例，据了解，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达到3000亿元，公款买单的餐桌，成为食物浪费的最大阵地。之所以有这样的“大手笔”，抛开对贪腐的监管不力之外，还因为中国富裕了，而这，与中国的传统大相背离。
　　明朝名医，曾任朝廷内府大御医的龚廷贤，在他的养生名著《寿世保元》中强调的养生观念是：“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简语言，轻得失，除妄想，收视听”，各种养生细节都遵循一个“少”字，在做减法，何教授将其翻译成健康管理和维护时两个必须概念：“守道”和“撙节”，“守道”是指遵循规律，“撙节”则讲究有所克制。
　　无论是古人为健康养生所做的“减法”，还是何教授提出的“撙节”，归根结底都是对欲望的约束，一如《黄帝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古人给出的这个大法，是健康管理和科学养生的总则，而且非止健康，益于生命，更是社会风气维护的必须，乃至是对膨胀人性与变形节操的复健。
　　
　　晨报首席记者佟彤
　　《北京晨报》 2014年1月7日C02文化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