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裕民：什么是最好的医疗模式

何裕民

　　何裕民　　中华医学会理事兼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科技部“十一五”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课题组第一负责人，著有《癌症只是慢性病》《别让癌症盯上你》等。
　　
　　美国人的健康并不好
　　
　　北京晨报：这样的结果必定有值得追溯的形成过程。
　　
　　何裕民：过程就是平时的健康状况，和对健康状况的维护。
　　
　　美国的健康状况并不好，2/3美国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且1/3儿童就已出现肥胖趋势。到2030年，还将增加3200万肥胖者，肥胖率高达总人口的42%，几乎一半的美国人都是胖子。由此带来的是慢性病在35岁开始出现，到了50岁以上，患有心脏病、中风、糖尿病、高血压等将更为普遍，这个年龄段的美国人群，至少有20%的人在未来的5年里有心血管疾病风险，远高于欧洲国家。故这个调查显示：美国人患心血管病的风险，男性超过发达国家均值的34%，女性超过发达国家均值的159%，而位于第一。55岁至64岁的美国人，和12个欧洲国家相似年龄段的人群比较，在癌症、糖尿病、肺部疾患和中风等方面发病比例都是最高的。
　　
　　这些都与饮食、生活方式造成的肥胖有关，高热量的饮食，过度便捷，自动化的生活，使肥胖已是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大事，而不只是健康难题。为此，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起了全民减肥运动，美国半数以上的州则在讨论140多项抑制肥胖的法案，国会也在考虑对“垃圾食品”征收“肥胖税”。
　　
　　除此而外，对越来越庞大的疾病潜伏人群，日常的健康维护是节省医疗费的关键。统计显示：预防上花1元的效果，胜于治疗上花100元的效果，很显然美国在这点上没有做好。
　　
　　美国人为健康花了冤枉钱
　　
　　北京晨报：吃惊的是，这样的健康结果背后，医疗开支并不低。
　　
　　何裕民：是的，众所周知，医疗卫生开支，全球美国第一。斯蒂文教授引用权威资料提示：美国国家在卫生系统的财政支出从1980年的0.256万亿美元，占当年GDP的9.2%；增长到了2010年的2.6万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7.9%，增长速度之快，绝对升幅之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肩！
　　
　　根据研究组提供资料，2010年每个美国人年均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是87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可以比较，相近的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是4382美元，也就是两倍于中国的人均GDP！换句话说，两个中国人一年所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只够一个美国人医疗保健费用。
　　
　　市场化未必是一剂良药
　　
　　北京晨报：“高科技”、“市场化”这两个元素，是我们讨论“医改”时，特别羡慕美国的地方，但它们显然没帮上忙。
　　
　　何裕民：这个调查也有个例外，就是美国官办的“退伍军人医院体系”，这一体系是医疗效率最高、医疗质量很好、成本最低的，但是，它不是市场化的，而是政府出钱，政府运作的。
　　
　　在这个医院里，退伍军人与该体系则是持续终身的关系，因此，就医院和医师来说，只要提高病人长期享受健康的几率，就能省钱，这种方式便于健康状况的日常维护，便于预防战线的前移，同时也有意无意回归了医疗的本旨：“偶尔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人道的力量永远高于医道的力量。
　　
　　这个医疗体系的医师的收入，是来自工资的，旱涝保收，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强烈的经济动机，让病人接受本可避免的检查治疗。而正是这些过度的检查治疗，产生了大量负面的费用和健康结果。
　　
　　多花钱不一定更安全
　　
　　北京晨报：俗话说，“没有花钱的不是”，花钱越多效果应该越好，看病也如此，美国人、中国人都会这么想。
　　
　　何裕民：其实，这方面是有例外的。不讲其他，先看医师患了癌怎么样？很多医生尽管很主张积极化疗，但轮到自己头上，则会十分谨慎。
　　
　　我举两个例子：一北方的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委员，患了胰腺癌，手术完了，找到我，他明确拒绝化疗；已经活过了三四年；某省城省立医院肺科主任，平素很鼓励患者做化疗，他自己则仅仅做了两次一半剂量的化疗（充其量算一次），就再也不做了，寻求中医药治疗支持，这两位都应该算是医界翘楚了吧？再说海外例子：德国汉堡埃盆朵大学医院有人对肿瘤科医生做了调查，假设他们“万一得了肺癌，会参加某些肺癌化疗药实验吗”，79位肿瘤科医生，64位表示拒绝。
　　
　　美国克林顿时期商务部副部长、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在《下一轮全球趋势》中讨论类似问题时说：5年前，治疗结肠癌有两种首选药物，每个疗程花费500美元，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为8个月。现在，治疗结肠癌一般采用的新技术，花费300000美元至50000美元，患者存活时间为13个月。这多出来的5个月，消耗了100倍的医疗费用！在美国，由于市场化机制，40%至50%的医疗检查是不必要但却做了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市场化机制，医生开药，增加检查可以提成。
　　
　　值得中国借鉴的警示
　　
　　北京晨报：病人不懂，只觉得高科技能治病，高科技就得花高价钱。
　　
　　何裕民：我不久前提出了一个概念，医疗领域要修复人道与市场的边界，而修复的原则，不是否定高科技及市场竞争在医学中的意义，而是要求准确界定它们之间合理的边界——应将人道确定为医学的主体及基本面，高科技只是镶嵌在其上，使其更好地实现主旨的方法之一，当然，适度的市场化则可发挥必要的资源配置及调剂作用，从而使医疗更为高效和低成本。因此，高科技及市场化理应服从人道，而不是主宰医疗，使医疗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工具。
　　
　　我曾经历过一个案例，一温州老板，单纯的肠癌，已切除，化疗4次后，听说某种靶向药刚刚上市，便坚决要加进去用。结果，加用后化疗到第3次，诱发大出血而死。整个治疗8个月，用了200万元，如果谨慎点儿，也许他今天还活着！
　　
　　来自资本主义的羡慕眼光
　　
　　北京晨报：如果不看这个调查，很多人都会以为美国是医疗的天堂。
　　
　　何裕民：有意思的是，《最好的医疗模式》一书作者菲利普·朗曼，身为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被誉为是美国经济领域最具天赋的新闻记者。由于美国整个社会讲究及迷信市场机制及竞争，故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极力反对政府办医疗。朗曼通过严谨的研究和紧凑的论证，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悄然积累着的证据却表明，美国最好的医疗模式恰恰是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
　　
　　他的研究结果提示：卫生保健领域，美国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前的差异并不大，许多方面美国还有所领先，差异是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后开始出现，并越拉越大。一种可能的因素分析是，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里根—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追求纯粹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各个领域充分放开，的确促进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高速却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发展，结果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到2012年突然发现，美国在健康领域的窘境——投入最大，寿命更短，健康状况更差。
　　
　　美国方式给我们的启示
　　
　　北京晨报：出现这样吊诡的局面，究竟原因何在呢？
　　
　　何裕民：我不是卫生经济学家，我分析理由有三：其一，从经营的核心理念来说，美国目前医疗主体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全契合的——追求纯粹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各个领域都充分放开；其二、从时间上看，似乎也存在明显的前后衔接关系；其三、从前面分析的退伍军人医院模式成功，正好构成了“反证”，由于没有实施充分市场化，仍旧以讲究人道、重持久医患关系，所以被誉为是美国“最好的医疗模式”，而这，是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恰恰是今天一些人正在极力摆脱和改变的，特别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三思。
　　
　　■记者手记
　　
　　当天的采访，不断被过来找何教授看病的人打断，要么是不能手术的，要么是化疗坚持不下来的，要么是没钱用进口药的……
　　
何教授的这间诊室，像极了医学高科技“遗弃者”们的“避难所”，高科技手段于他，只是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办法之一，只在“该出手时才出手”，这种观念使得他的病人们重新变得踏实、勇敢，换一种全新的姿态活下去。
文章来源：北京晨报3·15日采访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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