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教条的纯生物论

何裕民

　　与学科结构相吻合，近现代西方医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生物医学模式”。这一模式立足于生物科学基础，认为：各种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定的生物学（解剖的、生理的及生化的）变量来说明。因此，它要求医师只须根据病人身体检查的结果和理化测验所得的数据来诊治疾病，了解并解决各种医学问题。诚如美国的恩格尔（Engel,G.L.）所指出：“这种模式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甚至对“包括‘精神病’在内的所有疾病都用物理机制的紊乱来解释”，而对“任何不能作出如此解释的障碍则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
　　这一模式对西方医学工作者认知实践的影响是巨大的、根深蒂固的。恩格尔指出：“在我们（西方）的方文化中，早在医生们接受职业教育以前，他们的态度和信仰系统就已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因为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遭忽视。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了教条的地位。”很显然，生物医学模式的形成及其教条化，是与近几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医学领域基于生物科学的进展所获得的一系列辉煌成果分不开的。但是，社会的进步和科学及医学的发展，却暴露出生物医学模式越来越明显的缺陷。70年代末开始，发端于少数学者的责难，摈弃旧模式，需要并寻求新模式已演变成一个意义超出纯医学领域的世界性的学术思潮。它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生物医学模式引导医学家们在过去的探索中“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但也付出了代价，因为它造成了许多问题。”首先，生物医学模式在精神疾患和心因性、功能性病症方面束手无策，而这类病症目前占了临床疾病构成中的很大比重。根据生物医学模式，有这类障碍者，不是被拒于“病人”之列外，便只是斥之为“思想问题”，或笼统冠之为“神经官能症”。其次，即使在那些原因基本明确，病理变化比较清楚的躯体疾病方面（如结核病、冠心病等等），生物医学模式也无法畅通无阻。如在现代工业社会，居于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肿瘤和脑血管疾病中的发生发展中，心理紧张、人格差异、行为不良（如吸烟）和环境污染等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光靠生物学手段想要解决这类疾病的防治问题，显然鞭长莫及。至于那些日趋增多的主要由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医学问题，如吸毒、酗酒、饮食过度、艾滋病、自杀、交通事故、公害、及家庭破裂等所引发的疾病问题，更非生物医学模式所能解决。
　　许多有代表性的调查评价结果同样揭示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如美国波斯顿市市立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门诊患者中，判定主要是躯体（生物）因素的占75%，主要是心理因素的占4%，纯粹是社会因素的占9%；躯体性因素的患者中又有67%的人其病症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日本的池见酉次郎的分析也提示：初诊病人中，单纯生物学因素的占36%，因于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也占36%，因于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因素的占8%，单纯心理、社会因素的占20%。尽管这些调查都是在普通医院门诊中进行的，它并不完全代表社会上疾病构成的确切情况（因为有不少缘于社会心理等非生物因素的病症有可能被排斥在普通医院的大门之外），然窥斑见豹，仅这些数字也足以说明摈弃旧模式，寻找新模式已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当务之急。它与医学学科结构应在社会科学中确立自身的支撑点的趋势是吻合的。诸如社会医学、心身医学、行为医学等介乎生物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的新兴学科的诞生或发展，更加速了“召唤”新医学模式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