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救援一—一次重建医学人文主义传统的良机

何裕民

　　汶川大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每一个人都十分沉痛，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这种感受也许要更为强烈。这次空前的救援活动是史无前例的，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过去，救援仅仅就是救命，然而这次，体现的不仅是救命，而是一种全人的关怀；重视的不仅是身体的伤害，还有心理的伤害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伤害。向灾区派遣大量的心理专业人员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医学人文主义传统的某种回归，标志着心身医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标志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型。除开心理救援以外，我们还看到各个专业的自愿者奔赴灾区，提供各种人性化的服务，比如对妇女特殊生理时期的关切，组织儿童做游戏等，展现了新的气象。我们对过去医学发展的历史有必要进行一番回顾，对过去医学发展存在的思想偏差有必要进行一番清算。
　　偏见的代价心身二元显然给西医学带来了更多消极后果。它的理论和实践几乎不涉及心理问题。很长一段时间，诊治中的心理因素亦被撇在一边，不予理会，更不用说把它视作重要的致病因素和影响因素。即使在今天，对于临床常见的，与社会适应及心理因素有关的病症，西医学家不是推给“精神病学”，就是套上一顶本身命名就不太确切，而外延又无边际的“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之类帽子。一般医生与精神科医生则老死不相往来，而精神医学至今仍蒙上了一层神秘、可怕的阴影，以至社会舆论迫使人们谈精神病而色变，不敢自动地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更不敢跨进精神病院之大门。在另一方面，近百年来，心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许多学科都主动与心理学攀亲，心理学也的确渗透到了这些学科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与心理关系最为密切的医学却异乎寻常，无动于衷。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家前来与医学家联姻，但在西医学界，人们的反应近乎冷漠；相反，中医学界却非常积极。再者，许多对于解决躯体病痛颇有效果的心理疗法，也都是心理学家所奉献的，这些疗法尽管文献中反复推荐，却很少有西医学家想到要试一试，临床用一下，也很少有人对此表示兴趣。他们还只是迷信手术刀及化学药物。所有这些，寻绎其认识论根源，皆在于心身二元观上。它已阻碍了现代医学的健康发展。
　　心身医学崛起的思考　　上世纪30年代，一些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创立了心身医学这门新兴学科。这是站在医学角度探索心与身和健康与疾病关系的有益尝试，它发展迅速，且在不少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实绩。它的崛起和迅速发展，至少给人们以下几点启迪：
　　首先，医学研究必须定位于完整的人，定位于人的健康和疾病，而不只是躯体正常与异常。完整的人有着相互作用却层次不一的生理和心理两大机能。心身医学研究所提供的大量事实表明，心理因素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并不见得次于生物因素，所不同的仅是作用方式和机制的差异而已。忽略心身中的任何一方，或不能把握两者的相互关系，都无助于医学问题的解决。在疾病谱迅速演变，纯生物躯体性疾病日趋逊位于有社会、心理、生物等综合因素参与其间的心身疾病、行为疾病或曰生活方式病的今天，这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因为这样，不少心身医学专家视心身医学为现代医学发展的健康方向。如日本的池见酉次郎教授认为：“所谓心身医学，是依其采用正确意义的心理学以期对医学进行重新调整为目的的学问”。日本的秋本教授说得更精辟，“对心身相互关系的探讨是所有医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所有专门领域的临床家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并非特别人的专有物。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心身医学者这样的专门家。如果主张其存在理由的话，就是现代医学依然故态，站在机械的心身分离的疾病观点上，对医学对象的人，不能作为统一存在来认识。反过来说，当心身医学的出现，渗透于所有医学领域之时，也正是心身医学丧失其存在理由之时”。
其次，要顺应医学健康发展的趋势，真正做到把医学研究的对象定位于完整的人及其所生的病，就必须变革心身对立、心身二元的传统观念，接受正确的思想认识之指导。从一元论的基点出发，把握心身之间相互维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可以说是现代医学不得不经历的、艰难的过程。大地震是不幸的，但是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资本，人和人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善心得到了激发，民族力量得到了聚焦，同时也是一次医患和谐、加快医学模式更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