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智慧之源

何裕民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寒；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
　　───黑格尔
　　1871年，泰勒（Tylor,E.B.）在其名《原始文化：对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的发展的研究》中提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及习性”。近几十年来，“文化”一词在中国有被滥用的倾向，诸如：厕所文化、鞋文化、酒文化等，都唐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小媒体。然就本质而言，文化的含义应是相对清晰而非泛化的。例如：怀特（White,L.A.）提出“工具+象征符号＝文化”的公式，P.巴格比将文化定为“除了在来源上明显地属于遗传的以外，某一社会内成员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这些都是从不同角度作出的定义。可以这么说：人的行为规则靠符号指令，而符号指令依赖训练学习，训练学习的内容是前人长期“耕耘智慧”的结果。显示文化特质的行为规则，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耕耘智慧”的结果。故文化一词『Culture』的古拉丁和中古英语的词根中，包含有“耕耘”和“智慧”之义。这恰巧也是文化概念形式的逻辑进程。因此，文化特质更深层的内容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等的智慧产物。
　　地理人文差异观 　　
　　不少学者持地理决定生存，生存塑造文化的地理人文观。“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那些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存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的。因些，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繁生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钱穆在分析中国文化特点时也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约有三类：为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二为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三为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人类智慧在不同环境中得到不同的“耕耘”，便有不同的产物。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爱琴文化及古中国文化等正是其中的代表。
　　西方文化的雏形最初存在于克星特、爱琴海各岛、大陆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这些地区与海洋息息相关，海洋对该地区人们生活的影响较之世界其它地区尤为强烈。人民栖息在半岛或群岛上，享有海运之便，因而商业发达较早。海洋提供了丰富的高蛋白食品，从而有强壮的肌体；海洋有利于人们通往四方，强悍的渔民从海上发动战争，并不断扩大贸易；大海的广阔和他们居住岛屿的狭窄，使他们更乐意从海上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向外拓展，孕育了这些民族外向开放的民族文化及群体心理特征，造成他们的文化主流常处于一种动态的和开放的状况。在这些航海民族的眼里，海洋延伸多远，他们的航船就可以漂向多远。这样，在广阔的海洋上向四方扩展就成为他们强烈的观念。另外，海洋的广阔和航海的流动性使人们难以据海陆某一点为固定活动中心，时常是“四海为家”。所以，航海民族头脑里更多的是向外扩展的四方观念，很少有以什么为中心的中央观念。四素说与五行说中，就可以鲜明地看出这一差异。所有这些，也都在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学术思想和医学活动中体现出来。
　　中华民族生活在富饶的东亚，周围是一个由地理条件构成的天然的封闭圈。南有地势险恶的崇山峻岭和大海，西南面是“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脉，西边贯连绵的雪山和不尽的沙漠，北方则是辽阔的大草原和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向东则是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大洋彼岸当时远不可及。一面临海，其他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这就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对中国文化类型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系统在早期就获得了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这一机制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长期延续的先决条件。因此，虽然中国文化曾与中亚、西亚游牧文化和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有过值得书写的交流，但中国古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而没有出现其他文化因异族入侵而被摧毁或中绝那样的“断层”。也正因为这样，滋生了中国文化中强烈的“中央观念”，从五行学说到“中华”、“天朝上国”、“中国”等词中，无不流露出“天下之中也”的骄傲感。同时也形成了颇富尊严感的“自我意识”和闭锁保守的心理定势。梁启超曾谓：“亚细亚虽有创生文明之力，而无发扬文明之力。盖由各地孤立，故生崇尚保守之恶风，抱惟我独尊之妄见。以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于中，也不难寻觅中医理论体系两千年来的一以贯之，并无更新，更无革命之文化背景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