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一哲学家父亲与出家西藏的博士儿子的对话

湖心亭看雪客

　　特别提示：本文节选自《僧侣与哲学家》（赖声川 译）。
　　
　　
　　当自己爱子养到二十几岁，拿到生物学博士学位，正要展开充满各种辉煌可能性的人生时，突然有一天，他告诉你，他要出家，而且要到遥远的喜玛拉雅山，你会做何感想？
　　
　　法国著名哲学家及政治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oisRevel），就碰到这个人生中极为特殊的难题。他的儿子马修·理查德（MatthieuRichard）在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老师的教导下，以极优异的成绩拿下博士学位，已经开始走向生物学界革命性的突破，突然之间，他决定放下这一切，放下他灿烂的家世（除了父亲之外，母亲是艺术家，舅舅是世界著名的探险家），到遥远的国度，披上袈裟，剃发为僧。
　　
　　佛教……西藏……印度……尼泊尔……藏传佛法……金刚乘……喇嘛……我们可以想象二十多年前，这些名词对一位西方哲学家而言是多么的陌生而遥远。但是让-弗朗索瓦必须面对，因为他儿子走了，去这些遥远的地方，迎接这些陌生的事情。
　　
　　马修当年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遭遇到什么不如意或困境。简而言之，他看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充满意义、令他振奋的生活方式。从小，因为他父母的关系，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著名的思想家及艺术家，包括超现实大师布列东、音乐大师斯特拉文斯基、舞蹈大师贝夏特等，而他研究所的指导老师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法兰索瓦·雅各布（FrancoisJacob）。马修如果想在世俗中走完人生这一遭，成绩必定是可预期的优秀、灿烂。但马修却说：“我一直有很多机会接触许多极有魅力的人士。可是他们虽然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天才，但其才华未必使他们在生活中达到人性的完美。具有那么多的才华，那么多的知识和艺术性的技巧，并不能让他们成为好的人。一位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混蛋，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对自己很不满，一位艺术家可能充满着自恋的骄傲。各种可能，好的坏的，都存在。”（第一章）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光阴里，这一对父子各自在选择的领域中努力。让-弗朗索瓦编辑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周刊、写书。他所撰写的知识性论述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籍。评论现代民主体系的《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NiMarxnijesus，英文名WithoutMarxorJesus）早已成为现代政治评论的经典之作。
　　
　　而马修在同样的二十几年之后，交出了一份迥然不同的人生成绩单。闭关、修行，有十二年光阴，他朝夕跟在本世纪最伟大的藏传佛法老师之一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身边，直到钦哲仁波切一九九一年圆寂为止。现在，他出版了许多本佛法书籍的翻译本，而他与生俱来的艺术才华并没有浪费：多年来，马修用他的摄影镜头捕捉他周边经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人与物，拍摄喜玛拉雅山区以藏传佛法为中心的生活及祭典。记录他老师钦哲仁波切的摄影作品《证悟之旅》，前几年以精装本问世，颇受好评。
　　
　　法国媒体一直对这对父子保持着好奇而不解的眼光，无法了解让-弗朗索瓦和他出家的儿子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报道传出父子之间二十多年来已断绝了关系、未曾说过话的谣言。于是出版家安排了一次父子对谈，让两人开怀畅谈，讨论当年马修离家的原因及心情、讨论他们定义中的生命意义、东西方哲学的异同、西藏的命运、人类的未来……这些对谈成了这本《僧侣与哲学家》，是一次极富感性的理性对谈，两位知识分子之间，一对父子之间。
　　
　　至于为什么是我翻译这本书，简而言之，是马修指定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把这次翻译工作视为一个因朋友拜托而做的事情，反而以极大的热诚拥抱任务，投入到翻译工作中。和马修认识多年，虽然我没有马修的良好因缘，可以和钦哲仁波切朝夕相处十二年。在仁波切圆寂之后，有一次马修到台湾来，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几年前，当马修的摄影作品《证悟之旅》在美国出版，他曾邀请我帮忙出版中文版。可惜因为牵涉到摄影作品印刷问题，无法与原出版商谈妥合约事宜。去年，《僧侣与哲学家》出版了，马修通过先觉出版社的同仁表示，希望我帮忙做翻译工作。虽然我曾任专业翻译，但佛法的翻译是另一种挑战，对错差距可能造成一位修行者在修行上的偏差，责任非常重大。因为有太太丁乃竺在我身边，就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没有她帮忙仔细校对，这本书的翻译是无法完成的。另外还要感谢藏语顾问张惠娟女士，以及帮我整理稿子的戴若梅和仇冷。
　　
　　翻译过程中，我和马修一直通电子邮件，有一次，我跟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你‘指定’我翻译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感到这和我们跟钦哲仁波切的缘分有关。在他这一生中，你完成了你和他之间的缘，可惜，他在世时，我只是开始意识到我的缘。”
　　
　　马修回复说：“是的，真奇妙，在这一方面，钦哲仁波切一生中所织出的关系，到现在仍然持续地在开花！”
　　
　　《僧侣与哲学家》法文版出版后，已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影响甚大。它像是一座搭在东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桥梁，用聆听的、容忍的、温和的方式疏通双方，让东西方人各自照镜子，看看自己，看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中文版出版前夕，我到印度菩提伽耶旅行，这里是佛陀的证悟之地，我与马修相会，并参加了一次研习会。从台北到印度的飞机上，我仍忙着做最后的校阅。走进德里机场过海关时，在拥挤的队伍中，我的旁边站了一位法国女士。我惊讶地发现，她手上拿的正是法文版的《僧侣与哲学家》。向她招手，取出包裹里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给她看。惊讶之余，我们会心地微笑，仿佛明白了彼此从此书中所得到的深切收获。但愿中文版读者能够得到我在翻译过程中所得到和感受到的一切。
　　
　　前言
　　让-弗朗索瓦·何维勒
　　
　　这本书的构想是怎么来的？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很多人士要利用所谓“友情的压力”（政治用语），来说服我们考虑这件事？在我们两个之间，我擅自决定写下这个前言，只是为了方便，免得要费很大的力气，来探讨我们这一共同兴趣的话题背后极端不同的动机。事实上，我们两个人面对相同问题时，不同思考模式所引起的复杂性，也正是这本书的对话想渐渐厘清的。
　　
　　在此说明对话中所要讨论的事情是多余的。需要的是简单形容一下创造这火花的两个生命和心灵。
　　
　　我的儿子马修·理查德（MatthieuRicard）生于一九四六年。从杨生·德赛理中学毕业之后，以极优秀的成绩进入大学并进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终于在一九七二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口试委员会主席是杰出的诺贝尔生物奖得主法兰索瓦·雅各布（FranoisJacob）。马修曾在巴斯特学院从事多年的研究，正是在雅各布的研究小组中。而就在这个时刻，马修突然向他的老板和我宣布他决定放弃科学研究，要移居亚洲，跟随着藏传佛法的老师们学习。我们听了这个决定极为震惊，这是一种生命的完全转变，而这条道路也促使他日后成为一位佛教的僧侣。
　　
　　至于我个人，我在大学主要研究的是文学和哲学，教了很多年的哲学，在一九六三年离开了学术界，全力投入作家和报社编辑的新事业中。但是我一直没有失去对哲学的热忱，这一点可以在我的许多著作中看出来。与许多哲学家不同，我一直对科学的演化有高度的兴趣，于是马修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是很令我得意的事，因此眼见着他突然之间要结束一个前途无量的事业，令人极度失望。再者，身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无法对佛法太重视。这并不表示我反对它，因为佛教有一种既纯净又直接的方法，让它在众多宗教之中，在某些最严格的西方哲学家心目中，享有一份尊敬。
　　
　　虽然当时我对马修的决定颇为不安，但从来没有跟他闹翻，也没有与他交恶。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最近许多法国媒体报道说我们父子二十年没有见面，而现在计划一起写一本书，是要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报道。事实上，这些年来，虽然大家距离很远，我们一直都有见面。早在一九七三年我就到了印度大吉岭去看他，那时他住在他第一位心灵导师康居仁波切那里。后来我还到过不丹和尼泊尔去看他。唯一会让我们父子关系罩上乌云的，只有亚洲的梅雨季。时间过去了，马修有更多的机会到欧洲旅行，那是因为佛法渐渐传向西方的关系，他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
　　
　　想不到佛法如此广泛地散布到西方。这种现象也促使我们希望展开一个关于“佛法和西方”的对谈。原本打算对谈名称就用“佛法和西方”，直到我们的出版者尼可儿·拉特想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僧侣与哲学家》。
　　
　　到底什么是佛法？这是一个全面的问题，提供答案是马修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责任。为什么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中，佛教可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好奇，吸引大批的信徒？关于这一点，我的责任是要提出一些假设。是不是因为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以及西方政治近来一些令人失望的改变，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不用多说，我们对谈的特殊价值，在于内容并不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和一位东方智者之间的对谈，而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和一位在东方受过训练的西方僧侣之间的对谈，而这位僧侣曾经是一位科学家，以他个人的身份，就足以让他在最高的层面，做这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确实，在某一方面，马修用了他自己习惯的科学态度面对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二十年来他努力保存和出版最基础的藏传佛法经文，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同时把这些翻译成法文和英文。
　　
　　长久以来，西方对佛教心存一种刻板的形象：佛教是一种“被动”和“无为”的智慧；“涅槃”被定义为一种向内转的停止活动，根本不去在乎社会和社区的一切运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像大部分的西方哲学一样，佛教也有它人文、社会和政治的层面。
　　
　　简而言之，以上就是促使马修和我面对面，探讨彼此所好奇的一切事情，最主要的动机和状况。目的是要凸显出我们的相同之处，同时不去隐瞒相异之处。我们于1996年5月相约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山上，一个叫哈堤班的宁静地方，进行了以下的对话。
　　
　　
　　精彩的父子对谈
书摘
　　
　　【佛法揭开自我的骗局】

　　父（哲学家）：西方文明是一个行动的文明——透过政治而影响人类的行动，透过对自然法则的知识而对世界有所行动；西方充满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心，能够把大自然扭向人类需求的信心。我感觉这一切和佛教不执着的理想是相冲突的。这两种态度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基本、绝对无法和解的对立？

　　子（僧侣）：第一点，你刚才扼要说明佛教时，你说平凡生活的本质是痛苦，我们应该指明清楚，佛陀在第一次转时所开示的痛苦的圣谛，是属于相对真理，并没有形容事物的究竟本质。一位达成心灵成就的修行者，经历着不变的喜悦状态，感受所有现象的无穷纯净。对这样的人而言，所有痛苦的起因已经消失了。这么说，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重点放在痛苦上？那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现象世界的缺陷是一个起点。
　　
在这个无知的世界中，痛苦一个接一个。佛法经常被称为一种受苦的哲学，但事实上当我们越走近这条道路，这个痛苦越转向一种快乐，这种喜悦可以充满我们全身。从一开始就承认世界是不圆满的，其实在修行上反而会采取与悲观主义和冷漠相反的方向。当我们承认痛苦的事实，佛法就可以清晰的指出痛苦的起因，然后有力量的向它下解药。佛教徒把自己当病人，佛陀是医生，佛陀的开示是处方，心灵修行就是诊疗过程。
　　
父：或许佛教就是逃避受苦的方法之一，但西方难道没有不同的方式，改变外在世界和人类社会，达到相同的效果？

　　子：改变外在世界有它的限制，而外界改变对我们内在快乐的影响也有其限制。不可否认的，外在物质环境的进步或恶化对我们健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最后分析中，我们不是机器，是心在感觉我们的快乐与悲伤。
　　
父：佛教有没有说不该对世界采取行动？

　　子：一点都没有。但是它认为在你还没有转换你自己之前，你想对世界有所作为，无法创造出长久或深刻的快乐。我们可以说对世界采取行动是好的，但内在转化不可缺少。

　　至于你提到西方世界一直重视强化个人特质的问题，这确实是违反佛法揭开“自我的骗局”的目标。这个自我感觉上是那么的强，又带给我们那么多麻烦，而它自己并没有真实的存在。虽然如此，还是需要让自我的感觉稳定住才能开始分辨它所有的特性。
我们可以矛盾的说，我们必须先有一个自我，才能够去发现它不存在。如果一个人的个性不稳定，是支离破碎、没有组织的，他不太会有机会去认出“我”那个强大的感觉，于是也就缺乏了解自我并非真实独立个体的预备阶段。我们必须有一个健康而完整的自我，才能够去探索它。我们可以对一个靶射箭，但在迷雾中是不可能射到的。
　　
【暂时从世界隐退】

　　父：西方思想之中对行动的欲望有两面：一面倾向死亡，造就了希特勒和史达林之流；另一面倾向生命，造就了爱因斯坦、莫札特、帕拉迪欧、托尔斯泰，或者马蒂斯，这些人为世界带来了真理和美。回到我的问题：在佛教的概念中，活在世界上就是被奴役，为了要脱逃，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自己抽出轮回之外。但是对西方人来说，人类要减轻痛苦，就要透过社会的改革和世界的转化。这两种论点不是很难相容吗？

　　子：如果一个囚犯想要释放和他同样受苦的伙伴，他必须先想办法挣脱自己的枷锁。这是唯一的方法。你必须增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行动。艺术家必须先发掘他艺术的根，发展技术，发展他的灵感，让自己有能力把灵感投射到世界上。虽然智者的目标不同，但方法是类似的。

　　在心灵道路上，一开始必须有一段时间从这个世界中隐退。像一只受伤的鹿，需要寻找一个宁静的地点来疗伤。这些伤都是来自无知。如果没有准备好就想帮助众生，就像麦田还在秧苗的状态中就收割。如果要有能力帮助众生，你所教导的就是你所实行的。

　　心灵道路上的初学者可能会有很强烈的欲望想要帮助他人，但他通常都没有足够的心灵成熟度去应付。但有志者事竟成，无私的愿望所带来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带来果实。密勒日巴尊者是西藏最伟大的隐士之一。他说，在十二年独自一人在山洞闭关的日子里，没有一秒钟的静坐，没有一个祈请文不是献给众生的福祉。
　　
【禅定让人了解心的本性】

　　父：从我到大吉赖、不丹、尼泊尔和日本旅行所看到的，我最后的分析是，不管是寺庙生活或是隐士生活，这种生活是佛教智慧的理想。这样会不会让佛教融入西方的世俗文明社会时，受到限制？佛教是不是注定要变成一种边缘的现象，变成某一种专科？

　　子：选择出家或者选择闭关，都代表一个人的心完全转向心灵修行。当我发下出家誓言时，我心中充满庞大的自由感。我终于可以奉献我生命的每一刻，做真正想做的事。人不一定要出家，在放弃世俗生活和过着西方人一般的生活之间，还有其他的各种可能性。一个人不一定要放弃他所做的事，佛法的观念还是可以充满他的心，带给他许多好处。一个人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心灵生活，虽然他一天只花上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真正修行。

　　父：如何把修行和一般生活做一个协调？

　　子：我们可以先区隔“禅定状态”和“后禅定状态”。所谓“禅定”并不只是坐下来几分钟，为了要得到一种圣人式的平静。禅定是一种分析和思考的方法，让我们去了解心的本性和运作，让我们去辨认事情真正的面貌。

　　所谓的“后禅定状态”包含的是避免原封不动回到我们先前的习惯中。“后禅定”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禅定所得到的了解，让我们有更开放的心，加强我们的善良和耐性。简而言之，就是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这样的一个社会和寺庙社会，以及心灵导师之间，形成共同体，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消除对“我执”的执着】

　　父：你的意思是说，要成为一个佛教徒，一个人没有义务要拥抱佛教发源的东方文化？

　　子：我的意思是说佛教的精义不是“佛教的”，而是宇宙性的，因为它触及到人心的基本机能。佛法认为每一个人必须从他所站的位置开始，运用合乎他个性和能力的方法。这种弹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在西方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而这个过程中也不需要佛法抛弃它基本的价值。问题不是要如何改编佛法的教义，而是要确定地了解佛法真正的精义。这个精义不需要改编，因为不管在哪里，佛法符合任何人最深切关心的事。

　　父：所以你认为佛教在西方掀起的兴趣，不只是时髦潮流，很快会遇上限制：你认为它可以与西方对生命的态度相容？

　　子：对我来说，佛法不同于流行的是，人们发现它能够非常生动地解释生命的问题。佛法和每一个人最深层的愿望相容。整个西方的态度是把重点放在“拥有”，而不是放在“存在”。佛法能够改善这个态度，让西方了解这个态度是不健康的。这是建立新价值体系的问题，让内在健康的追寻变成最重要的事情。我确定佛法的观念可以在西方文化中造成很大的回响，让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宗教。因为佛教是一个很密切融合学习和内在经验的传统，可以帮助人们如何培养出像爱、慈悲与容忍的基本特质；也让人主宰自己的心，调伏狂野念头和情绪。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目的是要消除对“我执”的执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很多已实验成功、可以信任的方法。如果有人要修正这些方法，损失会非常大。如果有人认为佛法有某些基本观点是可以被改变的话，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