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儒道于一身的劉沅先生

彭统涛

　　清代四川學者劉沅，是歷史上少有的被人奉為教主的學問大家，其著作《槐軒全書》，以儒學元典精神為根本，融道入儒，會通禪佛，體大精深，鴻篇巨制；又創立槐軒學派，名震一時。
　　三次名落孫山
　　劉沅，四川雙流人，字止唐，一字訥如，號清陽居士。出生於清乾隆三十三年（西元1768年），卒于咸豐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歲。劉沅祖籍湖北麻城，其遠祖在明末入蜀避亂，先定居眉州，後又避匿峨眉山，輾轉流離。到了清代初年劉沅高祖劉坤一代，劉家始定居四川雙流。
　　劉沅之父劉汝欽好讀書，精于易學，有著作《筆記》傳世。他曾在清代名將岳鐘琪部專辦糧草，隨軍隊四處征戰。退役歸家之後，注重對子劉濖、劉沅的教育，送他們進私塾、入縣學，望子成龍。
　　劉沅生而穎悟，沉潛嗜學，隨父兄讀書，七歲成誦。他愛書如命，民間傳說，道光年間，劉沅家裏收藏幾萬本書。有一次，強盜犯境，闔城居民出逃，唯有劉沅端坐書房，不為所動。強盜來了問：“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為何不跑？”劉沅回答：“書是我的命，書沒有了，要這命有何用處？”強盜聽畢，肅然而退。這個傳說雖未必真實，但是他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劉沅愛書的個性。
　　年輕時候的劉沅，理想同當時大多數人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一心所想，也無非是科舉仕途一路。劉沅的這條道路，初期頗為順暢。清乾隆五十年（西元1785年），他以冠軍入為雙流縣庠生，又於乾隆五十三年（西元1788年）被選拔為貢生。但是次年父亡家貧，劉沅無心仕進，便在家鄉雙流縣開門課徒，以收入支補家用。其間，劉沅繼續參加科舉，於乾隆五十四年（西元1789年）選拔明經，乾隆五十七年（西元1792年）由拔貢中試舉人。他雖屢次鄉試中榜，但皆念高堂老母，形孤體弱，不願離去。
　　同時，劉沅順暢的科舉之路也到此為止。清乾隆五十八年（西元1793年）、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嘉慶元年（西元1796年）三次參加會試，但是三次皆名落孫山。這令從小接受父親教誨、秉承儒家理想的劉沅備感失落，也漸漸堅定了留守成都侍奉母親的決心。
　　嘉慶元年，劉沅之兄劉芳皋中進士，出任翰林院庶起士散館，劉沅隨之北上，一則為兄作伴，二則遊山玩水，以消解名落孫山之苦。弟兄二人途經湖北當陽縣紫柏山時，劉沅遇到了他一生當中的第一個奇人——靜一道人。靜一道人的詳細情況，史無明文，根據劉沅的記述來看，他或許是位隱居于紫柏山的道人。靜一道人向他講解養身之道和儒家某些觀點，臨別還贈以一部《道德經》。劉沅“訝其與吾儒同”，發現道家修養理論與儒家道德似有相通之處。不管道家養生與儒家是否真的相通，至少初步接觸道家養生的劉沅是這麼理解的。這次巧遇，對即將而立之年的劉沅無疑起到潛移默化作用。這也是劉沅第一次有意識地把儒家理論和道家養生學聯繫起來，初步窺探到了這兩者之間千絲萬縷的學術聯繫。這次奇遇，可以說為劉沅一生的學術奠定了重要的基調。劉沅日後留心道學，自成一說，在學術上開闢了一條“貫通儒道”的道路。
　　成都建槐軒
　　劉沅“仰承庭訓”。易理之學，算是劉家的家學。劉沅曾祖劉嘉珍因力弱而好讀書，祖父劉漢鼎則好讀《易》，曾著有《易蘊發明》一書。劉沅之父劉汝欽則精于易學，洞澈性理。劉沅關於融道入儒的思想，關於追求純一即《大學》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淵源於此。劉沅一生成就，除了家學淵源和自己的聰敏苦學外，他一生中所遇的兩個奇人也居功至偉。第一個奇人是前文提到過的靜一道人。另外一個則是野雲道人。尤其是後者，更是改變了劉沅的人生命運，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的學術走向。
　　劉沅在京逗留不久即告別兄長，回到家鄉雙流縣，專心講學侍母。不料先是兩個侄子病亡，接著自家墳地被豪鄰侵佔，母親為此憂憤發病。一驚一氣之下，劉沅竟也病臥床榻，憂心不已。諸事不順，少年時本已身體羸弱的劉沅更加疲憊，年紀輕輕就已像七八十歲一樣多病，自知命不遐長。嘉慶三年（1798年），劉沅病體稍愈，一次偶在本地彭家場集上遇一位賣藥老人，“形容殊異，心愛敬之，求示延年之方”。這就是野雲老人。野雲老人給了劉沅治病藥方，還向他闡述聖賢之言“仁者壽，大德必壽”等，囑咐他存心養性。劉沅見老者不凡，頓有所悟，遂拜其為師，自此在老人指導下靜心服藥和鍛練，還學會野雲老人靜心養性之內功。不兩年劉沅病體完全好轉，且日趨強健。野雲老人所傳的根本即“存神養氣即存心養性”，其實質是道教的內丹術與儒家修身兩者的融合。
　　野雲老人教導劉沅時間將近八年，當時劉沅三十六歲。此後劉沅更益勵修，身體日壯，從五十九歲至八十歲生八子。後來他感慨說：“回思平生辛苦備嘗，幾如再世，使不遇野雲老人，早歸大暮。”劉沅在青少年時期身體羸弱，幾番臨死，得授野雲老人之教後，竟然在晚年連得八子，將近九十才逝世。此番經歷，使劉沅對道家養生的丹道思想至為信從。這也決定了他的學術體系中道家丹道思想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嘉慶十八年（1813年），劉沅從雙流縣柑梓鄉三聖村（舊名雲棲裏）祖宅移居成都南門淳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錦江賓館時拆除殆盡），自建房屋，新立門戶。因新宅院中有株百年老槐樹，濃蔭掩映，雍穆恬靜，劉沅遂名宅曰“槐軒”。此後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講學治學。他有教無類，教學報酬不計多寡，家貧學子，無錢一樣可以就學。教學內容，除了傳統經史書籍之外，還教學生練“坐功”，即靜心養性之功，晨夕宴坐，平心存性，以強健身體。劉沅在成都淳化街設館講學四十年，門生弟子遍佈西南各省，世稱“槐軒學派”（簡稱“劉門”）。劉沅也被譽為“塾師之雄”，當時學子均以“槐軒門人”自豪。劉沅在世之時，其學術已經遠播他省，被人尊稱為“川西夫子”。劉沅的學術在近現代四川國學界有深遠的影響，近代陳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國學大師皆服膺其學。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劉沅文職正二品資政大夫（散階）。道光六年（1826年），禮部下文，時年六十余歲的劉沅又被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但劉沅淡泊功名利祿，早絕仕進之念，託辭居家為亡母守孝，乞假還鄉，不久即獲准改授國子監典簿放歸。清國史館《劉沅本傳》說他“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敎授”，一直到咸豐五年（1855年）去世。
　　劉沅與成都
　　劉沅傳經講學，數十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光緒年間，劉沅之子劉梖文及門人劉芬等人集資創辦守經堂，選集劉沅著作二十二種刻印成《槐軒全書》發行於世。槐軒，乃劉沅居所之稱，因為他在成都和雙流的居所，都有古槐。《槐軒全書》內容之宏富、方法之獨特、論述之精深，為當世所罕見，堪稱鴻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是傳統文化中罕見的會通儒釋道三家精要並具完整學術體系的珍貴文獻。而劉沅可謂歷代學者中以至善、純一和天人合一等哲學範疇來闡揚儒釋道三家本原，尤其是儒家元典精神的“大儒”。他的學說，對於今人來說，是極富學術價值和文化思想價值的。
　　作為一個學問家和一個宗教家，劉沅的學術和宗教事業都後繼有人。劉沅教業的真正繼承者是第六子劉梖文，在劉梖文掌教的二十余年間，“劉門教”從初期創立的理論締造階段，發展到擴充教門、進行宗教實踐活動的階段。除了一些例行的齋蘸和法會外，還進行了一些大規模的慈善活動，在巴蜀民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劉沅學術上的繼承者是孫子劉咸炘。劉咸炘對其父劉梖文的教業不感興趣，他專攻學問，學術上融文史哲於一爐，雖在壯年去世，但是著作已經等身。著名學者梁漱溟、陳寅恪、蒙文通都對他推崇備至。蒙文通稱他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已”。
　　劉沅晚年喜致力於公益，集資籌辦慈善事業，修復祠廟。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審定樹立祠內文臣武將塑像。現在，武侯祠內47尊蜀漢歷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劉沅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們所見仍為劉沅調整後的風貌。還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樓幾處名勝古跡揮筆題詠，留下一首首錦繡詩文。劉沅還在祠內留下了33通碑碣，除兩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計28通外，另有《漢昭烈廟從祀功臣記》碑、《巍然廟貌》詩碑等五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劉沅撰書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劉沅撰書的一塊七律詩碑。書法圓潤遒勁，取法甚古，風采動人，此外，劉沅還重修了位於成都西郊的黃忠墓。而劉家人自劉沅開始，五代人關愛武侯祠，堪稱蜀中佳話。
　　清同治年間，經四川總督錫良奏准，清國史館為劉沅立傳，清末翰林院編修伍肇齡在劉家府宅門首題“清儒林劉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莊嚴肅穆。民國時期，簇橋地區“劉門”弟子在簇錦鎮修建儒林祠，供奉劉沅。1956年改為省物資局倉庫，今已不存。
　
　　
　　
　　
　　劉止唐名字的由來
　　
　　清時，蜀之成都有修道者二，一姓劉，一姓唐。劉則學問淵博，才藝高超，諳三教經書，當時曾有徒眾千餘。其研究道學之後裔，迄今綿綿，故不述其名。唐之才學較遜，所習經書也不逮，但得遇真傳，居北陪（成都西北），潛隱默修，知者甚鮮，而知音者更稀。劉獨知之，常念其篤於道，緣何不從我游？一日，劉因事過北陪，順便訪唐。二人把晤，相與深談。劉乃引經據典，出口成章，議論縱橫，滔滔不絕。唐則舉其所修之心得，鏗鏗自述，語也粗陋，有不能盡達其意者。然而唐之所言，皆屬實驗功夫，而劉未嘗經歷，聞之莫名其妙焉，惟以其所言粗陋，衣衫襤僂，乃頗自負，而鄙視之，指唐為不合。唐固自知功已達六通程度，乃應之曰：“恐汝錯矣。”辯難良久，卒無定論。唐以劉偏執已見，終難言喻，遂反身取一針之刺其手，流白血數點。劉見之，即下跪，請罪曰：“濁眼不識聖真，言多冒瀆，伏祈海涵寬恕，並願拜門下，執弟子禮，隨侍左右。”唐扶之起，乃謂之曰：“修道要無事於身，無念於心，乃可。今如先生者，弟子既多，交游又廣，事繁心煩，何能達此？”劉曰：“願在最短期間，摒擋種種，以專於一。”遂與辭別。劉去後，果於最短時期，了畢各事，復赴北陪。蓋唐已他遷矣。唐之不納劉為弟子者，劉口訣未得真傳，功夫未得實驗，不應好為人師，廣收弟子，貽誤後學，且矜持好辯，傲岸自大，既無辨別之耳力，又乏識別之眼力，當時雖嘗低首折服，虛心禮下，願為弟子者，是特由於白血之故耳，實不足與言道也。夫凡渾身皆是白血之人，頭面無皺紋，無毛孔，鬚髮黝黑，兩目炯炯，鼻無呼吸，冬不畏寒，鼻不流涕，夏不畏熱，身不發汗，真陽特殊旺盛，處身內室，冬則闔室溫暖，夏則炎熱特甚，別人難在此室。此其特徵也。
　　
　　
　　
　　《槐軒全書》書目
　　
　　《易經恒解》 《詩經恒解》 《書經恒解》《禮記恒解》 《春秋恒解》 《論語恒解》 《孟子恒解》 《大學恒解》 《中庸恒解》 《大學質言》 《拾餘四種》 《正訛》 《法言會篆》《槐軒約言》 《赤鳳髓丹旨》 《性命微言》 《槐軒雜著》 《雜著外篇》 《保身立命要言》 《子問》 《又問》 《塤篪集》 《下學梯航》《法言外集》 《參同秘解》 《悟真玄要》。
　　
　　
　　
　　刘沅之孙刘咸炘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哀悼妻舅的诗句，也是自己短暂一生的诗谶。其实悬之用来凭吊、感怀刘师培、吴芳吉、张荫麟以及古今一切天纵之才，又吝予寿的灵杰，都无不契合又无不令人唏嘘太息。刘咸炘(1896－1932)无疑也是一位堪当后世用此诗句来追怀的英年早逝之天才。

大凡天才，多有一个良好的遗传基因和书香环境，刘咸炘与刘师培一样，其曾祖汝钦精《易》学，祖父刘沅究心六经四子，儒道并重，著作等身，开创槐轩学派。历观神童，多有一段让馆师拱手敬谢不敏、另请高明的佳话，咸炘幼年的颖慧也曾使堂兄咸荥深愧不如，只能让父亲躬自任教。经史通人蒙文通说他是“一代之雄”，或可理解为他们曾同办敬业书院；少所许可的张孟劬说他“自成一家”，也可原情他们都继承、精研实斋之学；但像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刘身后抵成都，也四处访求其著作，称其“识见之高，实为罕见”:足见其在当时杰出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一位学人能够让并世学者敬仰、折腰的无疑是他的著作。咸炘自21岁撰《易》及《小戴记》笺记起，至辞世之前撰《颜李之学》绝笔，16年中著作达231种，1169篇，475卷。1926年至1937年间陆续刊印69种，但早已星散难觅。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选印65种，冠以《推十书》总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阅读困难，故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将推出《刘咸炘先生著作选刊》整理本。就《推十书》所收65种151卷约计，已达270万言，与《刘申叔遗书》篇幅相垒。观其内容，举凡经史子集，内圣外王，人心道心，世风学术，宏观微观，无所不包。以传统四部观之:

经部有《易易论》《周官王制论》《礼记温知录》《儒行本义》《中庸述义》《礼运隐义》《春秋平论》诸篇。虽无专书，却语多警策。

史部有《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传，独下己意；或引录成说，间予按断。另有《史学述林》二十五篇，对于史题史目、合传分传，纪传编年之体例，记注实录之史源，条分缕析，各归于当。

子部成篇虽仅《诵老私记》《庄子释滞》《荀子正名篇诂释补正》《吕氏春秋发微》数篇，然皆极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阐述研治诸子应分为考校、专究、通论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于前二步，故流于粗疏；清以还只作考校，故失于局狭；清末民初始作专究，却误于尚异。料简旧说之后，独出机杼，将先秦两汉数十家学说之源流传承作了精辟的评述。

集部除自己诗文集外，尚有《骈文省钞》《风骨集评》《风骨续集评》，其《文学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补正、开拓文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即《谜考》一篇，考索物谜、字谜各类谜语的起源，足以启示后世应该将它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至于《右书》中的《汉后唐前学系考》《魏晋名士论》《唐士风论》《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宋元明实学论》《明末三风略考》诸篇，完全是当今撰述学术史之重要节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规划撰述。

《推十书》包罗万象，其中的学术火花触目闪烁，许多真知灼见与同时代和后世学者或不谋而合，先后辉映；或蜀山鸿宝，为人所遗。这里拈出几则，以备撰写学术史者取资。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出，将刘歆伪造经文说推向极致。1929年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一连举28条证据斥责其说之不可通，这是最具影响的著作。而1927年咸炘撰《经今文学论》，表明自己绝不偏今袒古，从史实分析推论，就今文学家对待古书、孔子、孔经、刘歆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其中所举公孙禄、范升等谏立《左传》而不言其伪一事，与钱穆同，而谓“《左传》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礼》，何不并改《左传》”一条，则在28条之外。其他诸论，亦可互补。

四十年代初朱东润在四川乐山斗室中将传叙这一文学形式从定义、产生、发展一直到风格、流别等都作了详细的梳理，著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或许因为战争烽烟的隔断，他似乎没有参考就在乐山北面不远的双流学者刘咸炘于十多年前写过的《传状论》。至今阅读两位先贤的论著，可以体味到朱书的文学色彩浓，刘文的史学眼光锐。

五十年代刘伯骥在美国作《六艺通论》，图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艺顺序，不知咸炘早已作《六艺旧说表》，不仅图列其说，更敏锐地指出其有二脉:“西汉以上，止言其本体，小异而大同；西汉以降，乃有配合象数之说，小同而大异。”是为刘伯骥所未曾措意。

章实斋于《易教》篇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早已尽人皆知。钱钟书《谈艺录》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二书都用专章溯源发微，余英时还特地标举现代学者多篇相关论文，但均未征引刘咸炘的论述。咸炘既自称“吾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经今文学论》)，对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见解。其《先河录》叙言中已经对“六经皆史”之源流有详尽的揭示与清理。钱、余二先生皆博学多闻，这只能证明《推十书》流传不广。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用四五万字篇幅专论此一问题，也参考了刘氏《文史通义识语》的观点，但在具体探讨“六经皆史”说本意时，仍然漏略刘咸炘对章氏本意的表揭。

咸炘之整个学术体系，系以深厚的国学为其基础，上继浙东史学，以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为其治学方法，复又融入了西来的哲学和史学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马行空，风卷残云，发而为文章，则恣肆汪洋，莫测崖涘。浏览《推十书》，视觉的享受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听觉的感受却如空中人语，难以应对；理性的感应则更觉根基浅薄，凑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这样宏深的大著作，应该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现代的文史哲乃至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分工合作地进行研究，各得其一鳞一爪一角一鬛，综而观之，方能得见神龙之首尾。

劉咸炘先生著述選刊出版緣起

　　
　　近代學術史上有二劉，儀徵劉師培與雙流劉咸炘，皆天才卓特，淵博精勤又冠於一時，雖得年均未滿四十，而著書已數百種，為中國學術之絕大貢獻。師培早歲鼓吹革命，名與章太炎齊，聲馳南北，歿後八九十年間，其著作屢有翻印，選編之本亦不下十餘種，凡今治文史學者皆知其名而讀其書，群推為儒林之巨子。咸炘則未出巴蜀，課塾授徒以終，而廣涉多能，持縱橫兩術，觀風識變，凡經論定，罔不窮源竟委，罅隙畢照，真所謂看書眼如月者，又能為深湛之思，弘大而辟，深閎而肆，於儒具見本宗，兼又資之道家，發明中國聖哲精詣，既詳且盡。蒙文通謂爲一代之雄，實非過論，而身後聲名晦湮，不能如師培之洋溢在人耳，是宜亟待為之表彰而發其潛德之幽光者也。
先生平生著述，總為《推十書》，推十者，取《說文》載孔子“推十合一爲士”之義，凡二百三十一種，四百七十五卷，已刻者六十九種，成都古籍書店嘗甄選其中六十五種，一百五十一卷，影印一次，惟非正式出版，印數又少，故見之者不多，圖書館亦鲜收藏，使一代大師巨擘之偉著，若存若亡，少人發視，其亦可慨也夫。
輝嘗以新刊先生著述事宜商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鄭納新先生，鄭先生自主持上海貝貝特以來，傳播人文經典著作，久為學林所稱道，既獲知先生學行，慨然以流布其著作為己任。惟念《推十書》卷帙浩繁，又多未刊遺稿，恐一時難以觀成，因有意擇要選刊，先付梓人，復不以輝魯鈍，以編次校點先生著述相委。輝雖自顧學識荒陋，恐弗克堪，惟念鄭先生既力任刊印，而創議者又爲輝，平素推崇先生學術，寶愛其遺著，亦不得以此事諉之他人，故承命而不辭。竊喜有事于校讎之役，得以朝夕研讀，而先生之學，義蘊深閎，非淺學所能盡知，故雖勘之再周，既竭吾才，而未窺先生命意所在者仍不少，失句誤校，實難盡免，尚睎海內通人碩彥指點裁正，不勝翹企。
先生嘗自別其著述爲九類，甲綱旨，乙知言，丙論世，丁校讎，戊文學，己授徒書，庚祝史學，辛雜作，壬雜記雜鈔。前五編尤其學術精要所在。甲編爲論學原理，乙編爲子學，丙編爲史學，己編爲授徒之教本與講義，丁、戊兩編則睹其名而可知其義。今編次先生著作，分為五編，其目如次。
哲學編第一：甲編綱旨中之《中書》《左書》《右書》《內書》《外書》《兩紀》悉入此編，此皆先生學術根柢所在，多論天人之微，先生固嘗旁及遠西學術，《外書》且有《哲學雜評》之作，故僭易綱旨爲哲學，取其醒豁易曉。
子學編第二：乙編知言之《子疏定本》《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發微》《舊書別録》悉入此編，改知言爲子學。
史學編第三：丙編論世之《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悉入此編，改論世爲史學。
校讎學編第四：丁編校讎之《續校讎通義》《校讎述林》《目錄學》悉入此編。
文學講義編第五：戊編文學之《文學述林》，己編授徒書之《淺書》《淺書續錄》《治史緒論》悉入此編，文學仍舊名，授徒書則改爲講義，並為一卷。
合此五编，總題曰“劉咸炘學術論集”，凡得二百三十萬言，又新輯附録四種，附于文學講義編之後。經始于丙戌，至丁亥年春而卒業。
咸炘先生著述如鄧林之富，無所不包，凡讀其書者，均可豁耳目而益神智，因念陸象山有言：“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故今謹守此訓，不敢妄事評論，惟略記全書刊行顛末於卷端云。


丁亥春後學黃曙輝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