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学派和扁鹊学派的传人---张子和《攻下派创派祖师》转

彭统涛

　　 张子和学术思想溯源
　　一般认为，张氏学术观秉承于金代刘完素。《儒门事亲》中，张氏多次提到“今代刘河间……真得黄庭之秘旨也”［1］。子和阐发河间“六气皆能化火”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说；其攻邪三法，深得河间“拂热郁结”，“玄府结涩”等病理观的启迪，选方推崇河间所制双解、通圣、益元诸方，用药苦寒凉。《金史》认为“其法宗刘守真”。近人任应秋先生说：“从正之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2］，径将其划归于“河间学派”。可见子和受河间之学影响颇深，从学术源流分析，似乎是河间之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从张子和的病邪理论、气血流通病机论、攻邪三法的治法与方药，与刘河间并不完全一致。以河间所倡“降心火，补肾水”之治法为例，子和治病亦每论及此法。实际上是用攻邪三法，攻逐火郁湿滞，以交通上下，达到既济心肾，虽提法相同而实质则异。所以任应秋氏认为：“是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2］显然张氏学术思想主脉，只是受河间影响较深。
　　按一般思维习惯，对中医学术源流，人们往往会上溯至《内经》。纵观《儒门事亲》，子和多次引用《内经》原文以论证自己的学说。故《金史》云：“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
　　另外，唐代王冰对《内经》创见性的注释，给予子和不少理论依据。《儒门事亲》多处引征“《内经》曰”，实际上是出自王冰注。例如子和在阐述攻邪三法的治疗机理时，以王冰“金郁泄之，渗泄，解表利小便也”为据，主张“发表与渗泄，非解表而何”。推崇河间益元、双解等方，并自创宣渗解表方——桂苓汤；对王氏“木郁达之，达谓吐之，令其条达也”之说，引为吐法之治疗机理，并扩展为“凡可吐令条达者，非徒木郁然”；对王氏“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也”的下法机理，进一步阐述为“下者是推陈致新也”。张氏“攻药不留中”［3］论，源于王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子和十分推崇王冰的贡献，“伟哉王冰之言”，是出其肺腑之声。张子和学术理论基础，从《内经》及《素问》王冰注中获得有力的支撑。
　　我们也可以发现，子和许多观点与《内经》并不完全合拍。与金元其他三家之学一出，众人嗡然从之大不相同，子和其道初行，即引起同行“其惊且骇”，继而“既不得其术，从而诬之”。以岐黄正统自居的世俗医者对其说纷然谤喙直至近代，甚至超出了一般学术争鸣，而把子和看作离经叛道的“山野无韵之人”，其原因之一，也是基于这种不合拍。
　　从大处着眼，《内经》用阴阳对立统一、平衡失调来阐释疾病的病理变化，而协调阴阳就成为基本治则和最终目的。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张子和则力倡“六气从火从湿”，把疾病的病理归结为“百病生于郁滞”，将一部《内经》归纳为“惟气血流通为贵”。把“贵流不贵滞”放在“贵平不贵强”之先，可以显见其学术倾向之微妙不同。
　　从小处观察，《素问·刺疟论》说：“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张氏则主张“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血”。
　　《素问·汤液醪醴论》论治水肿：“平治于权衡，去宛陈，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张氏则主张“凡湿勿针，《内经》虽云缪刺其处，莫若以张长沙治伤寒法(指汗吐下)治之”。他以亲身经历禁戒：“又如治水肿者……有人于两足针之，水出如泉，水尽亦毙矣”，主张改用灸水分穴的治疗方法。
　　《素问·奇病论》有“子喑”一症，提出“无治也”。张氏则说：“虽有此论，可煎玉烛散二两……时时呷之，则心火下降而肺金自清，故能作声也。”
　　此外，《内经》所论“劳者温之”,“惊者平之”，张氏都另有自己的理解。这些观念及治疗方法的不协调，既可看作张氏在《内经》理论指导下有所创新，也可视作学术上的不同见解。
　　论及张仲景《伤寒论》与《儒门事亲》的学术承授关系，张子和是既继承与发展，也有“勿滞仲景纸上语，惑杀世人”的惊人之说。
　　综上所述，张子和作为攻邪派代表人物，其学术渊源受《内经》、《伤寒论》、刘河间影响极大，说“继承与发展”应是恰如其分。但细察熟思之，则未能快然于中，张子和也曾说：“由是通今博古者少，而师传遂绝。”这不应是指《内经》、《伤寒论》，因其书俱在，学术上已被世人引为正统，子和所云“师传”，当另有所指。
　　张子和是扁鹊学派传人
　　张子和的学术思想在目前公认的七大流派(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伤寒、温热)中是较为独特的一家。其独特之点在于，它的学术渊源承受似有别于其他学派，它是秦汉之际产生的黄帝学派与扁鹊学派理论的融合。在张氏学术思想中，可以窥及扁鹊学派的许多主要学术观点。因此，笔者提出张子和是扁鹊学派传人的假说。扁鹊学派在唐宋时期已逐渐衰微，并被黄帝学派取代，但其学术基因由于张子和的传承与创新，走上了与黄帝学派渗透融合的道路。子和将扁鹊学派的理论、治疗方法潜移于祖国医学的统一理论体系中。从这一观点出发探讨张子和的学术渊源，才具有特殊的意义。
　　李伯聪先生著《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中考证：中医史上的第一个学派不是黄帝学派而是扁鹊学派。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学派。它有本学派医经和医方。《黄帝扁鹊之脉书》(指《史记·仓公传》所引《黄帝之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10部)是战国时期扁鹊派著作；《扁鹊内、外经》是其派医经；《扁鹊俞附方》是其派经方。古籍中所见署名“扁鹊”、“子义”、“吴普”、“李当之”的本草，都是扁鹊派的本草著作。今传之《难经》、《中藏经》，不是发挥《内经》奥旨之作，而是扁鹊学派东汉和六朝时期的著作。《汉书·方技略》医经总论使用了扁鹊派传统术语，反映了扁鹊派某些独有的医学观，是以概括扁鹊学派医经为主而撰写的。《褚氏遗书》、《扁鹊心书》是宋代扁鹊派著作。其派人物有汉代著名医家淳于意、华佗、涪翁、程高、郭玉，南北朝世医徐氏(七世十一人，如徐文伯、徐嗣伯、徐之才等)及以“第三扁鹊”自命的南宋窦材等［4］。
　　任应秋先生说：“或谓凡一学一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的联系，否则便无学派之可言。”［2］根据李伯聪先生的这些结论，我们可以把张氏学术思想、治疗方法、方药医案等资料与上述人物和著作的学术观点作一些对照，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1、“郁滞”病理观与“气血流通”说从战国秦汉时期的一些史籍中，可以窥及扁鹊学派的病理观。如“且扁鹊之治也，审闭结而通郁滞”［5］，“致水火之剂，通闭散结，反之于平”［6］，“血脉流通，病不得生”［7］。张子和攻邪三法的提出与应用，则是建立在“百病生于郁滞”的病理观上，他“惟以气血流通为贵”的学术思想，应是秉承扁鹊学派之正宗。
　　2、汗、吐、下张子和运用汗吐下三法的渊源，自称乃仲景治伤寒法移作医治杂病之用。《伤寒论》的汗吐下法乃至某些方剂，却都是从扁鹊学派继承而来。《千金要方》引华佗之言曰：“夫伤寒始得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灸之即愈。若不解者，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若病因藜芦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则愈也。……六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然热入胃，要须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也。”［8］这可视作《伤寒论》汗吐下之雏形。张子和论吐法也申明其术有所本：“惟见太仓公、华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余无闻，乃知此法废之久矣。今予骤用于千载寂寥之后，宜其惊且骇也。”他运用的“撩痰法”，也本自华佗“令以指刺喉中吐之”［8］。他遵“所谓导引而汗者，华元化之虎鹿熊猴鸟五禽之戏，使汗出如傅粉，百疾皆除”，因五禽戏久已失传，张氏另创“盘脚叩首法”导引发汗；张氏还说：“忧恚磅礴，便同火郁，太仓公见此皆下”，故其攻邪三法是学有所宗。
　　3、水火之剂“水火之剂”是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习用的方剂。扁鹊曰：“阳石以治阴病，阴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剂。”［9］仓公治病也使用了火剂、水剂，“致水火之剂”［6］是当时常用的治疗方剂。《南史》记徐文伯治疗宋孝武路太后之病，“众医不识，文伯诊之，此石搏小肠耳。乃为水剂消石汤病即愈”［10］。六朝以后，运用“水火之剂”的人已不多，很少有人知晓“水火之剂”是什么了。《儒门事亲》中曾二次指出：“次用火剂，黄连解毒汤是也。”“可服火剂，火剂者，黄连解毒汤是也。”《名医类案·风瘅门》注“火剂”：“即黄连解毒汤或云黄连一味为火剂汤。”当年之“火剂”是否为黄连解毒汤已难以考证，但“火剂”的运用明显是来自这一学派。
　　4、十剂北齐徐之才提出的“十剂”，是对本草方剂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儒门事亲》开宗明义第一篇医论，即《七方十剂绳墨订》，对十剂作了详尽的阐述与补充。徐之才是扁鹊派重要医家，张子和称十剂为“绳墨”，是作为标准规矩来对待的，这不应视作一种巧合。
　　5、禁咒黄帝学派是不主张禁咒的。《素问·五脏别论》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在扁鹊学派存在并兴旺时期的战国秦汉之际，医学仍把巫术当成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直至唐代都是如此。据《史记》载，长桑君传扁鹊“我有禁方”，阳庆传淳于意十种医书中，也有《接阴阳禁书》。以后南北朝时世医徐氏的医术，从《南史》的记载中也有巫术成份。《中藏经》中也可见“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之阴为幽鬼”，“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11］等提法。虽然史载淳于意是坚决反对巫术的，但从整个学派来说，是保留了不少巫术成份的痕迹。
　　《儒门事亲》中，《治病百法》录咒法7则，《十形三疗》有“咽中刺塞”案，真实地记录了张子和用“咒水法”治疗的情形，并称“乃知法亦有不可侮者”。他在用禁咒治疗“疮疖肿毒”案中，则称“得于祖母韩氏，相传一百余年”。故子和禁咒之术的运用，当有其学术渊源。一概将其推卸在麻知几“掺入”，则有失公允。至少可以说，在张氏晚年还是很热衷于此道的。
　　6、“五苦六辛”与本草“五苦六辛”出自《汉书·方技略》，是扁鹊学派本草学的重要理论，其义今已不传，《内经》亦无此说。子和根据攻邪理论及汗吐下三法的运用经验，结合药物性味，阐释为：“五者，五脏也，脏者里也；六者，腑也，腑者表也。病在里属阴分，宜以苦寒之药涌之泄之，病在表属阳分，宜以辛温之剂发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并结合五积六聚、表热里寒、用药方法等具体临床运用说明这一理论。《儒门事亲》举吐药29味，汗药40味，下药30味，《本草纲目》参照此录入，对后人影响较大。但有相当比例的药物在历代本草著作中，均未载它们的汗吐下功用，后世医家习惯上也未把它们作汗吐下药对待。据史料记载，高后八年阳庆传淳于意之书有《药论》，扁鹊弟子有《子义本草》，华佗弟子有《李当之本草》、《吴普本草》，现均不存，仅《吴普本草》部分佚文保存在《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中。《吴普本草》引“扁鹊”、“神农”二家，不同之处颇多，当各是一家之言［4］。然而张子和引用这些药物时，均申明“以本草考之”，“以本草校之”，必有所本。既然《神农本草》系统无载，则极可能在扁鹊学派本草中这些药物均被认为有汗吐下效用。
　　7、决死生“决死生”，后人亦称“短期”，是扁鹊学派的重要学术特征［4］。淳于意自述：“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9］，在其“诊籍”25例医案中也贯穿“决死生”思想。华佗治督邮徐毅、军吏梅平、广陵太守等案，均有决死生之预测［7］。《脉经·第五》有“扁鹊诊诸反逆要诀”的篇目，也反映了这种学术特征。而《内经》中却回避甚至批评这种理论。《素问·阴阳类论》中，“雷公曰：问短期，黄帝不应。”《素问·疏五过论》：“……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张子和具有“决死生”的学术倾向。在其医疗实践中还可找出佐证，如“肺痈”案：“此儿之病，若早治者，谈笑可已。今已失之迟……十月之后此儿必有一症也，其症乃死矣。肺死于已，至期而头低不举，不数日而死。”
　　8、秉承华佗之治张子和有三则医案，其治法几与华佗同出一辙，现对比如下。①华佗：“有妇人长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会战欲死，灌者惧欲止，佗令满数。将至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佗乃使燃火温床，厚复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7］
　　张子和：“一妇身冷脉微，食沸热粥饭，六月重衣，以狐帽蒙其首犹觉寒，泄注不止，……戴人诊其两手脉，皆如绳有力，……以凉布搭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处，妇乃叫杀人，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复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大战汗出，昏困一二日，而向之所恶皆除。此法华元化已曾用，惜无知者。”
　　《南史》也记录了扁鹊派医家徐嗣伯治疗伯玉伏热案，治法上亦类同。
　　②华佗：“又有一郡守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大怒，……吐黑血数升而愈。”［7］
　　张子和：“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治之，……乃与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
　　③华佗：“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7］
　　张子和：“沈丘王宰妻，病胸膈不利，口流涎沫……一涌而出雪白虫一条，长五六寸，有口鼻牙齿，走于涎中。病者忿而断之，中有白发一茎，此正与徐文伯所吐宫人发瘕一同。”
　　徐文伯亦为扁鹊派医家，张氏这三则医案与华佗、世医徐氏如此雷同，不应视为巧合，而提醒我们这里是否术有传承了。
　　9、《五泄论》的学术渊源《儒门事亲》卷十“内经湿变五泄图”、“金匮十全之法图”，及解说此二图的文字部分“金匮十全五泄法后论”，虽均冠以《内经》、《金匮》之名，实际上是根据《难经·五十难》“泄凡有几，……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肠泄，有小肠泄，有大瘕泄”的分类及命名而作。这些篇目的篇题虽冠以《金匮》，并非引自仲景之《金匮要略》，考《中藏经》引古医经凡四次，其中有《金匮》、《金匮至真要论》、《金匮大要论》三种，虽与《素问》中一些篇名颇同，但非《内经》文字。传扁鹊著有《金匮青囊》，则《金匮》可能是扁鹊学派古医经名称。尤其是《五泄法后论》，乃子和亲撰，是目前可见的第一部讨论消化系统疾病的分类、症状、病因、病机演变、治疗大法的专著。它的内容与诊法跟传统的黄帝学派理论大相径庭，其学术源流当别有所本。
　　10、非药物疗法张子和非药物疗法的方方面面，笔者曾撰专文讨论［3］。在有医籍文献可考的医家中，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攻邪三法内涵的扩大，就包括了很多非药物疗法。如灸、蒸、薰、渫、洗、熨、烙、针刺、砭射、按摩等。《治病百法》、《十形之疗》、《神效名方》中记录了张氏许多非药物疗法、医案及处方。
　　《中藏经》说：“夫病者，有宜汤者，有宜丸者，有宜散者，有宜下者，有宜吐者，有宜汗者，有宜灸者，有宜针者，有宜补者，有宜按摩者，有宜导引者，有宜蒸熨者，有宜澡洗者，有宜悦愉者，有宜和缓者，有宜水者，有宜火者，种种治法，岂能一也，若非良善精博，难为取愈。”《中藏经》所列“种种治法”，则均为子和所擅长，可见其传承之正统。
　　11、五运六气五运六气之说自唐代王冰补入七篇大论并作注释后，成为《内经》重要理论之一。终唐之世直至北宋之初近三百余年，此说并未引起人们关注。宋元符年间才逐渐被人重视并一度作为太医局考试科目，甚至有“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之谚流传。五运六气开始盛行时，扁鹊派医家褚澄的《褚氏遗书》即持反对态度：“岁月日时甲子乙丑次第而及，天地五行寒暑风雨仓卒而变，人婴所气，疾作于身，气难预期，故疾难预定；气非人为，故疾难预测，推验多舛，拯救易误。”［12］他否定五运六气的另一原因是“俞扁弗议，淳华未稽，吾未见其是也”［12］。说明扁鹊派是不言五运六气的。麻知几在《补论》中说张子和“用五运之抑郁发越，六气之胜复淫郁”，但张氏讲五运六气，主旨在取其“五郁之发”，以应汗吐下之治；论六气之胜复，以求“火”、“湿”之病机。其实，对照七篇大论所论，子和所论五运六气有“偷换概念”之嫌。张氏真正的目的，不在讲求运气学说，而在于顺应社会风气，以申明其攻邪理论。他在论“五郁之发”的病机时说：“此皆抑郁不伸而受其邪也，岂待司天克运，然后为之郁哉?”一语道破天机，张氏也是反对死扣五运六气来阐释病机的。
　　张子和是黄帝学派与扁鹊学派交融的重要人物
　　扁鹊学派自唐以后已渐衰微，但仍承学有人。特别是到了宋金时期，在中医学的格局又一历史性转折的前夜，竟又出现了一些极力推崇和赞誉扁鹊学派的医家。如宋代医家许希以针术治疗仁宗疾愈，得帝之赐，“希拜谢已，又西向拜。帝问其故。对曰：“扁鹊，臣师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师之赐，安敢忘师乎?”［13］宋代名医庞安时云：“世所谓医术，予皆见之，惟扁鹊之言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求于其书，而言之不详，意者使人自求之欤!予之术，盖出于此。”［13］南宋初，窦材著《扁鹊心书》(1146年)自称为“第三扁鹊”。李伯聪氏认为窦材是最后一位扁鹊派医家，《扁鹊心书》是最后一部扁鹊派的著作，扁鹊派发展的历史也至此而宣告终结［4］。笔者以为，一个学派的产生、发展乃至衰微终止，虽然可依其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的时限来界定，但作为曾是中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并对中医学术体系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学派，它的学术思想不可能嘎然而止、随之淹没。随着黄帝学派的学术地位在中医学界逐渐提高，它必然吸收、融合其他学派的长处，其他学派也必然将其精髓渗透衍化于黄帝学派之中。《黄帝内经》之所以最终被确定为中医理论的经典，与其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包融性，经得起长期实践检验有关。但其脉诊“三部九候”法，却未被人们接受，反之，扁鹊派医经《难经》“寸口脉诊”的提出，很快地取代了各种诊脉法而一直沿用至今。这说明医学的前进与发展是不以某一学派的好恶而转移，这种吸收与衍化，融合与渗透的最后终结之期，恰逢宋金之际。扁鹊学派的“遗民”除了许希、庞安时外，张子和应是这两个学派交融的重要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子和更多地传承了扁鹊学派的理论及治疗方法。
　　张子和的学术源流归属，本为专家研究之课题，笔者姑妄言之，只是想从张氏独特的学术思想中窥及一些不被人重视或屡被人忽略的东西，以引起人们对张子和系统研究的兴趣。若有学者反对或赞同，认为荒谬或有趣，则都是笔者所殷切希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