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吕丙魁老中医司司长致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

彭统涛

转贴《吕丙魁老中医司司长致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致温家宝总理信

　　家宝同志：

　　您好！

　　获悉，您同意成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并让我提名，令我十分高兴。中医药国宝有救了。

　　但是，中医药部的第一任人选对中医药在现今的“起死回生”有着决定意义。我希望您能接受我的建议与提名，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干部人才。

　　张文康近几年来对中医药实行消灭政策，是不能宽恕的。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

　　虚龄九十老中医吕炳奎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关于中药在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的遐想

　　——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

　　骆诗文

　　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药材历来属于农副产品，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我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到河南温县进行调查，该县有42万人口，60万亩耕地，按种粮计算，平均每亩地收入1000元左右，除去成本和人工，每亩地纯收入只有500～600元。而种药材8万余亩（其中生地4万亩、山药3万余亩、怀牛膝4000亩、铁棍山药2000亩），总收入就可达近5亿元，是种粮的6～8倍。因此，如果各级政府把农民种药纳入到农业经济体系之中进行合理规划和指导，对农民增加收入，改善农村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起到积极作用。据统计测算，2003年全国农村种植中药材收入约300亿元，中药饮片生产约20亿元，中成药产值近900亿元，中药保健品约350亿元，总计中药所创造的经济收入约1570亿元，而中药材主要产于西部12个省、市、区的边、山、老、少、穷地区，这些地区每年提供的商品量约占全国总数61％～63％。因此，有计划地安排中药材生产和管好中药行业，将会大大促进西部经济和中药产业的发展，造福于全社会。

　　一、中药材的生产管理

　　中药材生产、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的生产和中药销售和市场管理是一个产业链，其中中药材生产属第一产业，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生产属第二产业，中药销售和市场管理是第三产业。在这个产业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具有较全面、较丰富的中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来管理这个行业，中药产业才能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

　　中药材是中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抓好了中药材生产和初加工，确保原药材的质量和供应数量，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的生产才能得到保证而获得健康发展。我国中药材资源约12,000种，但使用的只有2,000种左右，而常用的只有400多种，其中家种品种300多种。据统计，每年中药材收购量约50万吨左右，其中家种药材约38～40万吨，野生药材10～12万吨左右。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我国中药材资源并不丰富，其中有不少药材已经出现供应短缺，比如园珠半夏、七叶一枝花、甘草、勾藤、蛤蚧、甲片、龟板、蟾酥、豆蔻、血竭、沉香、檀香等等约40多个品种长期供应不足，还有天冬、百部、骨碎补、青天葵、石斛类、鸡血藤、首乌、贝母、龙胆草、防风等约100种时紧时缺而不能保证配方需要。因此，要保证我国中药配方供应和中药产业的持续发展，首先是必须要保护好现有药材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其中特别是对一些稀有贵重药材只能供中医配方使用，不可用于发展中药工业性生产。因此，对一些紧缺和濒危的中药材，有关部门要列出具体品名加以严格保护，并根据资源的变化，及时进行品种调整。第二是抓好紧缺药材的人工种植和濒危药材代用品的研究工作。过去，在中国药材公司担负行业管理职能的时候，对水牛角替代犀角、人工麝香替代天然麝香、人工牛黄替代天然牛黄、人工珍珠替代天然珍珠、人工养鳖解决鳖甲供应紧缺、人工取胆替代天然熊胆、人工养鹿解决鹿产品供应紧缺问题等都作出重大成绩，并且开展了人工养蛇、土鳖、全虫、蜈蚣、蟾酥、蛤蚧、海马的试验，以及大芸和槟榔、草果、砂仁、血竭、沉香、檀香等进口药材的引种试种，其中不少品种取得成功并解决了药用需要。但自从80年代由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管理行业以来就中断了中国药材公司以往的科研项目，国家每年拨给的2,000多万元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基本上成了主管领导和个别人谋私的本钱，他们很少对扶持项目进行系统性论证，而是领导想给谁就给谁，钱都打了水漂了，扶持资金花完了，但没有出一点成果，中药材科研从此走向低谷而无人过问。第三是要根据市场需要，合理安排已能人工种植的中药材品种的生产，并不断扩大人工种植品种。中药材是农副产品，受干旱、水涝、风雪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经常出现减收或绝收的情况。因此，发展中药材生产必须统筹兼顾，一个品种要有三四个生产基地，以便此地失收，彼地还可以提供产品，以缓解市场供应。推行GAP搞单一品种的一地化认证是行不通的，完全不能保证供应。生产基地的选择应坚持传统地道。凡是某品种需要基地转移，必须经过试种成功，并经检验其成分与原产地一致才能进行推广，切忌不经试种和检验而盲目发展生产。四是抓好野生中药材的收购工作，中药在供应上分大品种和小品种，如茯苓、甘草、白术、白芍、当归、川芎等就是大品种。而青天葵、七叶一枝花等就是小品种。但从治疗需要出发，中药就没有大小品种之分，医生开处方要能配齐方才能发挥好的治疗作用。，因此，必须认真抓好中药材小品种的收购工作，以确保中药处方配齐的需要。五是要做好中药材生产技术的指导和初加工技术的传授。今年七月我在安徽绩溪县板桥头乡蜀水村看药农种植的白术和前胡，共约400余亩，其生长良好，年底起挖，有400万元左右的商品，但药农反映是他们近两年利用退耕还林开始种的药，对种药和初加工技术一点不懂，当地也找不到种药技术指导部门和人员，产品挖出来后如何进行加工才能成为商品及如何销售，当地又没有收购药材的部门，急需有关部门进行指导，寻找销售门路。
影响中药材生产种植的主要因素是有关部门盲目推广GAP管理。由国家药监局制定的现行GAP认证标准严重脱离现实，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药材种植的现实，是一些长期坐在机关的老爷们凭空想象搞出来的，但却要强制贯彻。国家药监局在上海召开的部分单位和企业的GAP会议上，搞了一个倡议：中药工商企业首先要收购和使用已通过GAP认证验收的中药材品种，今后凡是没有达到GAP认证标准，没有通过GAP认证的中药材，一律不准生产和使用。据我一年多的调查了解，被国家药监局公布通过了GAP认证的中药材，没有一种是按他们公布的


GAP管理办法生产出来的。比如安徽的板蓝根、陕西的丹参、山东的桔梗、吉林的人参、内蒙的甘草、云南的三七、河南的山萸肉等，有的早已种在地里，比如三七、人参、萸肉，要种五年以上才能收获，而GAP认证标准公布不到两年，这些药材的一个生长周期还没有达到，怎么就进行GAP验收了呢？显然这是在作假。我九月初去亳州，向有关人员了解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在亳州搞三万亩板蓝根GAP基地的情况。该基地通过认证后，国家药监局和有关新闻媒体曾大肆加以宣传和推广，该人员讲板蓝根的生产并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药监局制定的办法进行，比如按规定检测空气、温度、湿度、按要求施肥、浇水、中耕除草等，都没有完整的原始记录，如果按GAP的要求去办，每亩起码要增加3万元的成本，而板蓝根每年都要更换土地，根本就不可能每年都按GAP管理办法进行管理。除在认证时临时集中一些人搞搞材料外，现在所种板蓝根都没有按GAP要求进行，基本上还是过去的老一套，种植面积更没有3万亩。我提出去看看GAP的板蓝根基地也被婉言拒绝。山西的一个企业对我讲，去年白云山药厂以每公斤4元左右收购了他们的板蓝根，部分商品购方称有问题，至今年七月份也未付款，但商品运去后都以他们在亳州按GAP办法生产的板蓝根的价格销售了，显然这也是在作假。陕西搞的100余亩丹参GAP基地，根本不能满足丹参滴丸生产用料的需要，而绝大多数是从社会上收购的，但在丹参滴丸单位的广告宣传中，却讲该产品所用的原料是GAP标准的产品，以此蒙骗消费者，扩大推销。今年中央电视台在在新闻中曾播出浙江富阳医疗单位经销丹参滴丸问题，医药代表每盒丹参滴丸给医院的回扣达13元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工厂虚高定价到何种程度！国家在推广GAP认证中给拨的资金，也没有直接发到药农手上，花到哪里去也搞不清楚，成了一笔糊涂账。对此，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应该很好地查一查，以加强对这些资金的监管，防止产生腐败。西部一些传统产药地区，对照国家药监局公布的GAP标准，认为怎么做也达不到，因此便出现了停止种植，有的将已种在地里的药材提前采挖出来出售。比如甘肃的党参正常年产约5～6万公担，去年底种植时间不到就提前采挖，所出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一、二等高等级规格的商品，绝大多数是3～5级。当时出售价格每公斤3.5～5元还销售不出去，而正常需要每公斤5～8元。时隔不到一年，现在由于党参供应紧缺，市场上价格已上涨到每公斤15～30元，而饮片的价格达到60～70元。其中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饮片专卖店每公斤售价高达198元，是去年党参产地销售价的近40倍，大大提高了中药的销售价格，增加了消费者和国家医疗费用的负担。而甘肃种植党参的药农则从种药中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中药具有多了是草、少了是宝、黄金有价药无价的市场特点。比如在非典传染期间，平常供应的板蓝根、桔梗、金银花、霍香、苍术等品种，其价格都比平常高出十多倍，不少经营者发了大财。有的一天的收入就达几百万元，成为暴发户，充分体现出黄金有价药无价和少了是宝的特点。又如黄连，过去每公斤销售价曾被炒到近300元，在高价格的刺激下，湖北利川、重庆等黄连生产地盲目扩大种植，使市场价格暴跌，目前每公斤售价只38元，最终可能跌到每公斤25～30元左右，因为黄连全国每年销售不足一万公担，而现在种植面积达8～10万亩，平均亩产500斤，已经大大超出市场需要，当地不少药农已经放弃田间管理而去外地打工谋生，这充分说明了多了是草的特点。因此，发展中药材生产必须坚持宏观管理，如果宏观控制不住，就会严重影响农民的利益和种药的积极性，中药的产销就会出现起伏无常的状况，其价格更难以控制。最近两个月来，我看了六七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发现中药价格普遍上升，有的品种上升了数倍。如北五味，过去每公斤20元左右，而今已是60多元；草红花过去25元一公斤，而今已达90元；麦冬过去7～12元，而今是40元上下。其它如当归、白术、茯苓、甘草、川芎、三七、山药等大品种，也都成倍或几倍的上升。预计到年底和明年上半年，中药材的总体价格会突破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供应品种普遍呈现紧缺。这些主要是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强制推行GAP管理，而药农按GAP要求种药做不到，也没有资金去搞GAP，认为种药风险太大而减少或停止种药，以及县级公司无法收购地产小药材等所致。中药材的供应紧缺和价格成倍上升，必然引发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等等中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升，造成一般人吃不上药或吃不起中药，能吃上中药的只是能享受公费医疗的少数公务人员。吃中药将成为极少数人的一种奢侈享受。把中药管到如此地步，还能谈什么发展中医药和中药走向世界？　二、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管理

　　中药饮片是中药的精华所在，其中特别是中药饮片的炮制是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起来的高招、绝招。饮片通过炮制可以使中药减轻或消除毒性反映，改变中药的性味和归经，提高治疗效果等作用。因此，该门技术至今被国家列为严格保密技术，不许外传。在1958年以前，中药饮片的生产都是前店后场，基本上没有专门生产中药饮片的厂家。1958年


至文革期间，陆续出现了一些中药经营部门开办专门生产饮片的厂、点，但规模小、厂房简陋、设备陈旧而落后，所生产的饮片只供本经营企业的门市部销售，极少进入市场流通。随着中药产业发展需要，国家和有关部门对中药饮片生产落后状况引起了重视，从1983年开始，国家拨出专款对全国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予以扶持和进行技术改造，从而引发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也自筹资金大办饮片厂。据1994年统计，全国共建有中药饮片厂1600余家，其中省、市、区级大型饮片厂45家，地、市、州级饮片厂约600家，县级和其它小型饮片厂1000余家。据1995年不完全统计，全国饮片产值11亿余元。平均每个厂家生产仅70万元。由于饮片厂在技术改造中一哄而上，不少饮片厂存在开工不足和停产，有的改为中药厂和保健品厂甚至垮台。这主要是市场上出售的饮片与人工切割的饮片在价格上无法与之竞争。如北京、天津都建有设备齐全的中药饮片厂，但北京、天津的医疗单位都直接从安国、亳州等市场购进中药饮片。连同仁堂也从安国购进饮片。然而，在国家药监局开展GMP改造认证中，把中药饮片厂也纳入了其范围。从而又一次出现了饮片厂GMP改造高潮。全国又批准了不少中药饮片厂。其中安徽就有近130家中药饮片厂，仅亳州市就有25家，12家已获GMP认证。每个厂家投资2000~6000万元不等，年生产能力均在4000~5000吨之间，其中由国家科技部拨款一亿元新建沪谯饮片示范厂的生产能力是年产1.5万吨中药饮片。现在通过GMP认证已进入正常生产的饮片厂其生产量都没有达到设计能力。大多只有1000~2000吨左右（据举报，有的还从社会上购买手工饮片加以包装出售或转让饮片批准文号）。因此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另外13家还没有通过GMP认证的饮片厂仍在进行改造。由于饮片厂要把土地、机器设备、能源、人员、GMP改造所花费用计入成本。因此，中药饮片厂生产的中药饮片价格普遍比人工手工饮片高出几倍。如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中药饮片厂生产的当归片，每十克售价2.35元，即每公斤235元，而在去年当归产地的价格才6~8元/公斤。现市场上人工切制的当归饮片也就是15~18元/公斤。党参和黄芪饮片是每十克1.98元，即198元/公斤，比原药材价格高出近20倍。饮片主要用于中医配方，饮片的价格过高，中药汤药的价格就随之提高，消费者就要掏出比人工手切饮片几倍的钱抓药。这对普通工人和工薪阶层来讲是难以承受的。由此要用中药治病的人就会望而却步而不吃中药了，或改为服西药。而西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不足5%，95%以上是向发达国家引进或进口的。这样，我国使用了几千年而又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传统中医药就会消亡，我们只好用外汇去进口外国的西药。

　　现在，我国每年药品销售约3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药不足三分之一。约1000－1100亿元。如果我们的中医药没有了，全部依靠进口药品来维持13亿人口的用药需要，一旦出现灾情、疫情和突发事件，我们将无法应付。国家药监局成立以后就抓按美国FDA改造我国医药，而美国FDA不含中药，他们没有中药，也不看重中药，而国家药监局不加区别全套照搬照套，冠以“接轨”和“现代化”为由改造中药，如此中药就会被他们斩草除根了。在70年代初，我国中药材的销售额占整个中药的70%，而中成药的销售占30%，而现在是中药材用于中药饮片的年销售不足20%，其余全部用于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生产中去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的中医药生存已岌岌可危了！因此，重视和发展我国传统中医药，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看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最近在广东省召开的中药发展会上，不少中医药界人士反映，现在吃中药的在减少，饮片销售也在逐渐减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而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讲，国家准备从中药扶持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中医医疗单位予饮片补贴。粮食、副食品补贴是计划经济中的事，现在早已取消，而中药饮片从来就没有过由国家补贴，现在要进行服用中药补贴，改革要走回头了，真是不可思议！由此也可以想象，靠国家财政补贴使用中药治疗能维持多久。中药饮片是最能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特点的物质，是中医药的灵魂所在。因此，国外对我国中药饮片的炮制技术和方法十分重视，其中特别是日本、南韩等国家。日本千方百计搜集我国中药饮片的加工炮制技术，邀请有关专家去日本讲课等等。近一两年来，日本津村顺天堂得到我国有关药监部门的支持和批准，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中药经营机构。由国家科技部拨款一亿元人民币和国家药监局在亳州建立的中药饮片生产示范工程沪谯中药饮片厂在今年九月九日开业剪彩活动中，应邀参加剪彩活动的是日本人。而国家中医药局原主管中药


的副局长就在亳州参加中药交流会，则未被邀请参加。日本人是以什么理由参与沪谯饮片厂的，具有什么资格，在中药饮片行业内的人都提出疑问。日本人不承认中药是中国的传统国宝，而要称中药是他们的国宝，要把过去的“皇汉医学”改为“东洋医学”，以此建立日本中药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本这些举动，我国中医药界早有察觉，但有关部门不但不引起警惕和关注，反而对日本开绿灯，而对我国的传统中药则讲不科学。要借推行中药“现代化”把我国中药“化”掉。日本人如此重视中药饮片，而我们有关部门和领导却如此的不在乎，其中原因值得深思。1996年我同一位负责管理中药的领导谈起此事，他十分恼怒，讲科技是不分国界的，要说中药失密主要责任在鉴真和尚，他去日本就把中药带去了，要不现在日本也不会有中药。他到扬州还去鉴真和尚上船的码头向东方连揖了三个揖，并口中念念有词，我猜想他是要做鉴真第二或者是汪精卫第二了。

　　三、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

　　国家药品监督局不结合我国国情，盲目向美国学习，生搬硬套，在全国医药业引进推行GMP管理，花了约3000亿元搞GMP改造，使我国医药企业增加不少，其生产成本增长了约五倍，造成企业负债累累，十年也偿还不了债务。有的连银行利息也无力支付。其中特别是那些原来就不符合办药厂要求的厂，在GMP改造中理应予以淘汰。但国家药监局却给开绿灯，准许易地改造，这些厂几乎全是新建的，不少是建在开发区。因开发区土地便宜甚至不要钱，还可对税收免三减二。而进入此种改造的厂，大都是一些拥有资金而想进入医药行业无门的企业和个人，如房地产企业等非医药企业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打通各种关系花巨资把新厂建起来后，一没有懂医药生产的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二没有产品，因此无法运转。比如北京昌平开发区、西安杨凌开发区。昆明开发区、吉林的一些开发区……新建的厂子不少，但能正常生产的却无几。不少厂房就几个人看厂房。新厂房内都有蛛网，新设备布满尘土，有些设备都已出现锈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投入。资金投入了，但没有产出，因此，2004年医药生产产值、利润等情况至今也未公开公布，可能同2003年比较，有了较大幅度下降，不然他们不会在成绩面前保持沉默的。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药监部门不但不纠正，反而讲这是发展了生产力，有的领导到处讲，这是符合和体现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精神的，以此来混淆视听，转移目标，为他们的错误和失误进行狡辩，蒙骗上级，推卸责任。GMP搞了4年多了，时间一延再延，至今也不敢公布在开展GMP时全国有多少药厂，多大的生产能力，而通过GMP认证后是多少个药厂，多大生产能力，以及何时结束GMP改造，使一些未达到GMP认证的企业还在千方百计地找资金进行认证改造。而一些已通过GMP认证的企业的药厂开始大量低价出卖药厂，以尽快甩掉包袱，收回资金，另图发展。原有关部门和人士认为GMP改造后，工厂的硬件上了新台阶，可以吸引国外和港澳台企业投资，从而促进医药工业发展，但现实却是无人问津，只能是自吞苦果。

　　在2003年以前，中成药的产值每年都以二位数增长，2003年的产值约900亿元。但2004年有关部门至今未正式公布其产值、利税情况，可能是因GMP改造造成较大减少的原因而不便公布。由于在GMP改造中企业负债过多，工厂无资金开发新产品，加上新药评审中的黑幕和不公正，企业普遍对开发新药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搞剂型改革和仿制。药监局成立以来，还没有产生具有独特疗效的创新品种占领市场，而仿制和剂型改革成为发展中成药品种的主流。比如藿香正气水、六味地黄丸、清开灵等品种，便有多个或十多个剂型，几十和上百个厂家在生产。低水平重复比任何时期都严重，而且更加公开化、合法化，一个产品十多种剂型，上百家生产，而市场容量又有限，因此药厂便互相拼命砍价促销，结果是利润锐减甚至是无利和亏损。于是，一些厂家就从投料上打主意，不按原批准处方的规格、等级投料，不按原工艺生产，出现合法的工厂生产劣药和假药。而国家药监局从来不检查工厂的投料，不从源头管好中药的质量，而且也没有配备这样的人员。此种情况如果不尽快改变，人们将会失去对中成药的信任而不服用中成药，中成药生产将步入死胡同，还谈什么发展！

中成药的发展主要是创新，是研究具有独特疗效的新品种；其次是改变目前的评审办法，按照中药的特点进行评审，降低费用，缩短时间，真正实现评审公正、透明。不能按西药的评审办法对待中成药；第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禁止仿制和窃取别人的成果，鼓励创新；剂型改革一定要坚持以提高疗效为唯一标准，疗效不增甚至是降低的剂型一律不予审批。只有这样，中成药的发展才能闯出一条新路，否则会将迅速走下坡路。




　　中药保健品以往分两类，一种类型是保健药品，由药监部门审批，现在已正式转为药品的有一千多种；一种剂型是保健食品，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现在进行保健品整顿，取消了保健药品，一律以保健食品来对待。其实，这种划分也欠科学，中药历来就有药食同源的说法，明朝的救荒本草就列入四百多种药食两用的中药材。从保健药转为正式准字号的夏桑菊冲剂、玉叶银花冲剂、王老吉等就很受消费者欢迎，市场广阔。而今保健食品不能讲疗效，这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党参、当归、黄芪、天麻、附子、鹿肾、鹿鞭、鹿尾巴等都是治病的中药材，而今普遍用于食品中。用这些药材生产的保健食品，不仅具有保健作用，而且对某些病症也具有治疗作用，怎么能截然分开呢？保健食品的发展主要是中药，而不是西药，西药只　有几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中药药食同源的品种约四五百种，利用这些品种可以调配出成千上万的保健食品。比如北京市场上出售的茯苓饼、果丹皮、山楂饼、桔梗酱菜都是在这些药材药用过剩时寻找出路研究出来的，现在已成为人们喜爱的食品，每年的销售量都很大。保健食品的发展将会成为中药发展的一个新领域，而且其发展速度会大大超过中成药，成为中药发展的一枝独秀。保健食品发展的快慢主要决定于加强管理，因此，保健食品的审批管理应纳入中药发展的管理范畴，这样便于统筹兼顾，物尽其用，合理发展。如果把保健食品的审批和管理纳入非中药管理部门，由于他们不懂中药，其审批中必然出现扯皮，其产品的保健作用欠佳，发展将大受限制。而且目前中药生产厂家过多，不少企业生产不饱和停产，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厂房、设备发展保健品生产，而不需要增加新产品的投资建厂和搞什么GMP改造，为国家节省资金，为企业降低成本。这样对国家、对企业、对保健品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何乐而不为呢？

　　四、中药的销售和市场管理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把原列入国家计划管理的28种中药材缩减到只留麝香、甘草、杜仲、厚朴4种，中药材的经营同其它农副产品一样全部放开，改变了计划经济由国营中药经营企业产、供、销、调、存、出口六统一的管理方式。这样就出现了农民卖药难的问题，于是便产生了农贸市场出售中药材和专门进行中药材交易的场所。由于这些场所无部门管理，假劣药屡屡出现，药价暴涨暴跌，管理很混乱。在“要发财，倒药材”的口号下，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开办中药材交易市场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于是，国务院下达了（1994）第53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药材市场整顿。国务院有关领导多次召开有卫生、医药、工商、中医药等多个部门参加的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和指导，国务院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亲自到一些省市去检查指导，经近三年时间的整顿，将全国137个中药材市场缩减到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个体经营户摊位约2.7万个，年中药材销售额约150亿元，占全国中药总销售60%~70%左右，市场开始进入规范管理。但是，在国家药监局成立以后，领导们出国考察如过江之鲫，有的领导往往是一个国家未回，下一个国家已作安排。于是有的领导就讲国外都没有中药材市场，认为中药材专业市场是一种落后的经营方式，迟早要被新型的经营方式所替代。由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得中药，固此视中药材专业市场为负担，对中药材专业市场所出现的问题极不重视，采取视而不见，见而不闻，让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请问：国际上哪个国家有中药？当然只有中国才有，这是中国医药的特色。作为一个管药的最高部门的领导，连这一点都不懂，怎么能管理好中药？在进行GSP改造中，他们把具有农副产品特点的中药材专业市场搞成公司化管理。在各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内把大户扶植起来成立公司。但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没有仓库，就是在市场内挂一个牌子，给药厂组织原料或是代药厂销一些成药，两不开票，互相以物抵账，以此逃避税收。而一些小的经营户不少已经离开专业市场，自行在市场周围或乡村走村串户，收购和销售中药材及中成药，其产品质量根本无法监控，整个中药材的管理基本上恢复到1994年整顿中药材市场以前的状况。最近半年，我跑了大部分中药材市场，市场管理人员普遍对药品监督局这样做十分反感。当地有些行政领导讲：中药材专业市场怎么办好，反正是国家药品监督局一句话，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出了问题我们不承担责任，全部由药品监督局承担。在整顿中药材市场过程中，政府出面组织公安、工商、医药、卫生等部门成立了统一的管理领导小组，并且各自分工明确，市场也在逐渐兴旺和扩大。而你们现在不依靠地方政府，自搞一套，有的人来检查市场也不找政府和有关部门，而是直接同公司化的个体户联系，有吃有喝有玩，比我们政府接待好多了。政府接待只能是安排一下食宿，而个体户接待吃喝玩乐、洗澡、上歌舞厅、异性按摩等，下来检查的人都能享受到，何乐而不为呢！现在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安国原有经营户4000多家，而今只有2000多家，减少了一半，市场十分冷清。今年五一节期间，原来市场上交易热闹非凡的营业大厅对外开放跳脱衣舞。市场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要我最好在五一节这几天去安国开开眼界，以了解目前中药材市场的真实情况。由江泽民同志题写“华佗故里，药材之乡”的亳州，过去有经营户6000余家，而现在不到4000家，其经营也很惨淡，品种减少，不少摊位空着，货架堆积。重庆中药材市场原有经营户400多家，现搞公司化大部分被纳入重庆中药股份公司管理，现在经营户约100户左右，生意十分冷清。江西樟树中药材市场被出售给福建一个体户，由个体户出资易地新建出售，收钱后便逃之夭夭，不知去向，有关部门通缉一年多也未抓到。昆明菊花园市场也是出售给福建一个体户，由他易地新建按每个摊位25万元左右出售，不管懂不懂药，给钱就卖。结果是有些经营户从来没搞过中药，而过去搞过中药懂得中药的一下子拿不了那么多的钱就被拒之市场之外，而国家药监局主要和主管局领导把2005年市场工作会议安排在昆明，其意显然是要各地向昆明学习。这哪里是在办市场，而是有意的把市场搞乱搞垮，变相的搞房地产开发，从中牟利。其它的，河南禹州、湖北蕲春、湖南岳阳、西安康复路、兰州黄河等也不成为市场。成都荷花池、广西玉林、广州清平、湖南邵阳还在苦苦挣扎，但境况已大不如从前。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怨声载道！较好一点的就只有广东普宁，基本上还能维持，且中草药经营户还有些增加。搞公司化管理后，又出现了农民卖药难的问题。比如安徽金寨县是科技部扶贫县，科技部在该县推广人工种天麻成功。今年鲜天麻产量可达2000吨以上，按三斤加工一斤干货算，商品可达700吨左右，但药农收获后无法销售，到一些中药材市场想租摊位，但市场上不给，要他们低价售给公司，由公司再去销售。于是，部分药农就把天麻运到广州，以每公斤30元钱出售给天福中药有限公司，被南海区药监局没收，理由是该公司不能经营中药材。而天麻在广州普遍用于食品炖品之中，原为药食两用品种，但南海区药监局仍不同意，便强行把天麻拉走扣押。由于保管不善，几十吨天麻出现发黑和霉烂，这便激怒了金寨的药农，他们便把南海区药监局包围起来讲理，并发动大家签名告状。南海区药监局怕事态闹大不好收拾，于是便把天福公司经理左天福找来，强行要他把天麻拉回去，并由他把钱付给金寨农民。事情就这样算解决了。但左天福损失50余万元由谁负责，至今还悬在那里。而安徽金寨农民再也不敢把天麻　运到南方推销，只好放在家里等待机会。农民自己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种药丰收了却卖不出去，商品不能转化为钱，扶贫不能脱贫增收，这哪里体现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要关注“三农”的指示精神呢？国家药监局在开展GSP整顿前，全国有批发企业1.28万家，零售企业15.6万家，而通过这个GSP改造后是多少家，他们至今不敢正式公布。但据我们调查了解，批发企业约有3.5万家，零售企业约30万家。比如广东省一个县级市就有70余家批发企业，300多家零售企业。湖南一个县，县城人口约12万，就有药店43家之多，平均每个药店供药不足3000人。因此，不少药店出现亏损。医药行业是一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特殊行业，旧社会开药店必须先拜师学习三年，出师后才能开业。而国家药监局对进入医药领域不设任何门槛，不分工商企业，只要有钱就批，给钱就办证，同老百姓卖萝卜白菜一样。一次我去成都荷花池市场检查，发现一小伙过去同其父杀猪，碰上成都查处注水猪肉而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于是便去药市找了一个摊位经营起中药材来，所出售的人参真假都分不出，更说不上分等级规格。广东的一个非医药企业投资办了一个医药生产企业，没有一家经营门市，而国家药监局就给发了一个“连锁企业”的红头文件，可以在全国办店，可当地主管部门却不知道此事。而该企业至今也没有能力搞“连锁”经营。在开展市场整顿时，各地强烈要求对进入市场的个体经营户发放经营合格证，懂药的才能经营药品，而且发证后便于管理，出了问题也便于查处。但国家药监局主管领导坚持一己之见，坚决不予同意，以致于现在不少医药企业都涌进了不少不懂专业的人员，造成医药行业人员素质比历史任何时期都低，假冒伪劣事件层出不穷。比如非典时期，安徽亳州药市把茄子根、辣椒杆当藿香高价出售，市场上也不了解，而是新闻媒体报道后，国家药监局才引起重视，派人去查处。非典结束后，国务院进行先进表彰时，国家药监局负责市场监管的部门和领导因查处有功而受到表彰，这在行业内成为一个笑谈，连茄子杆、辣椒杆和藿香都分不清楚，可见其业务技术水平之高！凡是一个假药案件出现，基本上都是新闻媒体曝光在先，然后国家药监局才派人去查处或摆平，很少是由国家药监部门发现和查出来的。由此可见其监管水平之高！有些地区的领导利用企业改革之机，安插亲信，把从来没在医药行业干过的人从彼地调入此地任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或部门、单位领导等要职。这些人上任后又从其它行业调入大量中层干部以供驱使，形成一个不懂专业的利益群体。他们只知道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捞钱向主子表“忠心”，成为一些领导的“赶山狗”和企业腐败的带头人。而其中不少人是在原部门原单位无法呆下去或无法安排的人员，是花了“代价”才进入医药行业的，这在行业内外影响极坏，医药行业管理也因此而越来越乱，越整越乱，越来越不好管。

　　中药材市场管理第一是要抓好对现有中药材市场的整顿，要根据中药材的特点，组织具有实际经验的中药经营管理人员制定出中药材整顿方案，规定一定时限，到时达不到要求的，一律关闭和取缔；第二是根据市场需要和商品经济区流向要求，在主要药材产地省、市、区和主要销区建立一批新的中药材市场，市场选址应在交通方便，便于中药材流通的地区，一般不应设在城市中心，而应在城郊结合部较好；第三是市场一律是封闭式，仓库、运输都建在市场内，不许场外交易，进出商品都要有完整的手续和符合质量要求凭据，以便一旦出现假冒伪劣能立即进行查处；第四是扩大市场经营范围，中药材种子、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都可在市场内分设经营区进行经营，以实现中药产品市场的统一经营管理，方便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打击假冒伪劣产品，降低管理成本；第五是中药工商企业都可进市场经营，把市场办成具有各类经营体都能进行中药商品经营的主体市场；第六是坚持政府管市场的原则，各市场都要建立由政府牵头，设立有工商、公安、交通、卫生、药监、税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市场管理机构，要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划定，统一对市场进行监管，禁止由企业去管理和开办市场；第七是选配好市场内的管理人员，使各项管理措施真正做到到位，能做到市场内规范经营，无假冒伪劣商品，以确保人民用药安全有效；第八，市场内主要是搞批发，直接向县以上医药企业和医疗单位进行供货送货，而零售由县级的医药经营部门负责。市场建成后，所在的省、地、县设立区域性配送总店，由总店负责向所在地的中药经营门店配送商品。这样就可以做到精减医药批发和经营机构，减少经营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能，增加经济效益，有效降低药价，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和国家对医药费用的支出，推进医药行业和卫生医疗机构的深化改革。　五、中药的出口和同国际接轨

　　我国中药出口最高曾达创汇近7亿美元。但从1996年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局面，2002年开始扭转了下降局面，逐渐有所上升，2004年出口达到7.21亿美元。但是与同口径对比仍然是下降的，因为7.21亿中包括中药中间体1.8亿美元在内，而以往是只有中药材和中成药两项，除去中间体创汇额只有5.4亿美元。为什么越对外开放而中药出口反而越减少呢？这是因为


国外对传统中医的文化不理解也无法接受，吃中药的主要是华人。因此，对中药的需求不大，这是第一点。第二是多数西方国家是对中药进行限制的，有的还认为中药不科学而不准许使用，其中也含有政治上歧视的成分和经济上的控制的成分。承认中药就势必减少西药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而影响其发展。第三是国家推进中药现代化，把美国的FDA管理作为圣经在中国强行推行，要按西医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自认中药不科学，并制订了一些不符合中药发展实际的管理方法和标准、政策，影响了中药的发展和国际声誉。第四是搞中药中间体出口支持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中成药和一些西方国家保健品的生产发展，而减少了对我国中药的依赖和需求。近几年来，我国中药材和中间体的出口连年增加。这主要是进口国用作原料，而中成药连年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口头上经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热衷于推行现代化和中药要与国际接轨的管理部门和专家学者们，你们为什么对这一点就视而不见，闭口不说呢？我国有九亿多农民兄弟，而目前农村缺医少药比任何时期都严重。去年我到湖北恩施，湖南吉首、张家界、贵州兴义等地区暗察了一些乡镇卫生院，发现有的乡级医院就是一个中专生承担乡镇8000余人的医疗防疫工作。医院设在自家堂屋内，屋内就是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两条长凳、一副血压计、一副听诊器、一支体温表。药品和疫苗全部自费购买，然后通过看病销出去，从中赚点差价维持生活。有的工作十余年，当了院长也承担不了一个孩子上中学的费用。他们从来没得到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经济补助和地方政府财政上的支持。所经营中药就是30多种中成药，出诊不收钱，处方不收钱，打针只收成本，就收一点药钱。而当地农民一个处方超过三元以上不拿药，有了病主要是用身体去抗或找民间草医来一点草药，病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才找人抬到县级医院去治。而民间草医又被卫生部门列为游医药贩，经常遭受打击。他们大多数是治病不收任何费用，也不行走行医，而是呆在家里等病人上门，只是病好了收一点病人送的谢礼，通常是些烟、酒、鸡蛋、面条之类。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害怕看病会遭受更大的打击和肉体伤害，因此不敢带徒传授技艺。他们死了其技艺也就随他们人体一同进了棺材，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有病连草医都找不到一个治疗的困境。如果我们的卫生医疗改革明确规定每个乡都要有二个以上的中医师（士），坚持使用中药治病，同时准许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一技之长的民间草医行医，在政策上能使普通公民看得上病，吃得起药，平均每个人一年按50元中药费计算，那么一年全国中药销售就是450亿元。这对种药药农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收入，与目前花大量的资金去研究与国际接轨相比，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来讲都要划算得多，实际得多啊！现在有关部门要在农村推进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但如果不发挥民间中医药的作用，就凭西医西药，其成本将会是很高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合作医疗为什么深受农民喜爱而能坚持住，主要是实行了“一根针，一把草”的医疗方针，否则也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如果只用西医药，不少地方财政会负担不起，最终也是无法推行和维持的。为了农村的医疗和医疗卫生改革不走回头路，有关领导和管理部门现在就应当引起关注。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想一下子就让人家认识中药、了解中药、接受中药是完全不现实的。因此，把中药发展的重点放在花大量资金去按西方的标准和要求改造中药而无视目前国内广大农民吃不上药吃不起药的现实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国际化搞得越快，中医药就垮得越快，中国就会在世界医学中失去自己应有地位而在医药使用方面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失去了自主权和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将愧对于我们的祖先而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