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更健康了吗？——分析当前疾病的成因

董洪涛

　　
　　我们生活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更加健康了吗？我们的生命与健康是不是得到了切实的保障了呢？请先思考一下，不急着回答，先把下文看完。
　　
　　我们每个人都相信科学、相信文明、相信进步，我们也都相信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医学在进步、科技在进步、文明在进步，那么，我们的生命与健康是不是也越来越受得重视呢？
　　
　　我认为，恰恰相反，当前我们的生命与健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个威胁甚至来源于医疗本身！
　　
　　有人会说，你这是耸人听闻，是制造混乱，医疗只会让我们健康起来，怎么反而会导致我们不健康呢？
　　
　　的确，我没有说错。当前的医疗让我们不再健康了。越来越多的事实警示着我们，现在到了我们需要反思的时候了。
　　
　　疾病是如何来的呢？几千来年，我们的先人一直在寻找疾病的真正成因。传统以来，疾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则是心理因素，包括心理压力、精神负担、情绪波动等。当前社会竞争增大，人们活得越来越忙碌，因此这个因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了。最近几年频频发生的过累死亡的，或者跳楼自杀的，都与这个因素有关。
　　
　　二则，是饮食因素，包括各种吃到我们肚子里的食物。其实，传统认为的饮食因素主要是饮食过度、不足与不洁。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多出了新的因素。目前市面上的饮食越来越不健康了，包括各种添加剂在内的饮食安全问题正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况且，还不包括苏丹红鸭蛋、有毒牛奶、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牛肉膏等等，这些吃进去的毒药正在慢慢地侵蚀着我们的胃肠，破坏着我们的正气，导致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发生。
　　
　　举例说明一下：当前肿瘤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我认为与饮食关系最为密切。当前农产品源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农业环境受得污染，导致出生出来的食物不安全，这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比如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工业三废、城市废弃物的大量排放，造成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土壤中，饮用水中含菌量高、重金属含量高。在这样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等农产品质量堪忧，更兼大量喷洒化学农药也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消费安全性。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每天三餐饮食，这些食物都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而长期吃进有毒的食物，正气渐渐受损，邪气因而内聚，怎能不生肿瘤？就当前肿瘤发病率的调查数据显示，越是大城市，其发病率越高，岂不令人警醒！
　　
　　可以说，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我认为这是当前导致大病重病大量发生的主要因素。
　　
　　三则，有外邪侵袭，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之类的邪气侵犯人体，导致阴阳脏腑气血平衡失调，疾病因此发生。另外，这个因素也包括汔车、工业、矿业、制造加工业等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等，这个因素非常直接明了，我们也都知道如何避免。
　　
　　四则，包括跌打损伤、虫蛇咬伤之类的，也直观易见。
　　
　　除了以上四条，现在又多了一条致病因素，是医源性因素，过度的医疗行为亦是导致疾病的元凶。比如，过度放化疗，伤害了正气，导致肿瘤病情加重，甚至于死亡。再如抗生素滥用，这是医源性因素中的主因，正在破坏着千千万万病人的正气。还有手术的滥用、各种西药的滥用等等，都是致病因素。
　　
　　我们且就医源性因素再分析一下其原因。我认为，医疗的市场化是导致疾病医源性因素的主要原因。医院为了赚钱，医生为了利益，于是他们合伙把手伸向了病人。病人是找他们看病的，但在利益面前，病人成了他们谋求利益的受害者。试看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医院，个个高举起利刀，见病人来就是狠狠地一刀。而药厂为了多卖药，也通过红包的方式督促医生多开有提成的药物，这也就导致了滥用、过用、多用西药与手术的现象天天发生。在这个利益链里，病人成了最大的冤家。可以说，广大病人是又送钱，又送命，去支撑着这个利益链。
　　
　　生病了，我们都希望能花最少的钱，求得早日康复。但利益链里的各个环节可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如何让病人多花钱，慢点病愈。于是，全国医院里上演了各式各样的骗钱伎俩。或者开出天价的医药费，或者男病人开出了妇科检查收费单，或者出院收费时永远多收，或者不同的医院让病人反复做同样的检查，或者伸手要红包等等，不胜枚举。综上所述，求医看病，实在不易，至于因此而死在医疗利益链里，岂不冤哉！
　　
　　试看各地反复发生的医患恶意冲突，哪个不是因为利益在背后使坏。至于医院里反复发生的病人（或家属）不签字就不给治疗，甚至于病人因此死亡的案例，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医生怕法律责任，更深层次的是利益纠纷。
　　
　　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受到伤害。比较古代人，其实生活在我们这个文明与科技发达的时代反而有更多的生存风险，也更容易生病。
　　
　　
　　
　　这就是当前的医疗现状，这样的现状让我们何去何从呢？一则，医疗体制有巨大的弊端，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了。二则，我们要学会自保，自我保健，不生病，少生病，自己康复。
　　
　　我的观点：学习中医，绝对可以让我们少些去医院的机会。学习中医绝不是想为他人治病，而是自己不生病，或者遇到感冒发烧的小病自己解决。学习中医，自己受益，全家受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选择中医，别无他途。
　　
　　
　　行文至此，再附两篇最近的新闻报到：
　　
　　其一：医生曝癌症患者多死于过度医疗，明知不治仍开药
　　
　　今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相关视频：过度用药危及健康去年人均“被输液”8瓶，）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近年来，我国过度医疗现象屡禁不止，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
　　
　　过度医疗现状如何？过度医疗症结何在？如何治理过度医疗？从今天起，本版将推出“解剖过度医疗”系列报道，追问事实真相，寻求解决之策，敬请读者关注。
　　
　　“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网上流传的一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现状。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为8659亿元，2010年为19600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3.6%，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其中，既有物价上涨、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合理增长，也有过度医疗造成的不合理增长。
　　
　　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形中抵消了医保增加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根本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
　　
　　许京详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士，家住北京朝阳区小关附近，退休前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工作。2008年6月，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他选择了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住院期间，许京详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老人从早晨起床，一直输到夜里。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你见过蜂窝煤吗？我父亲的屁股比蜂窝煤还要烂，密密麻麻都是针眼，足有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许京详说。
　　
　　更令他郁闷的是，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再熬汤药，但根本无人理睬。
　　
　　后来，老人病情加重，但他坚决拒绝住院治疗，因为他越来越反感医生，也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许京详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仍在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自费药，实在令人寒心！”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这些癌症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天价药费”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
　　
　　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不久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与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不同医保患者住院费用比较研究》。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
　　
　　该课题组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患者被分为四组：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农合、自费。结果显示：在住院天数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比居民、职工医保患者长；在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前者几乎是后者1.5倍；新农合、自费患者绝大多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居民、职工医保患者仅半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在接受特殊治疗与药品的费用上，新农合、自费患者也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这说明，医保机构的约束力越弱，医院的过度医疗越严重。
　　
　　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抗生素滥用，是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根据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要求，三级综合医院CT检查阳性率应达到70%以上，但很多医院都未达到。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现在很多公立医院院长把过度医疗归因于财政投入不足。的确，在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拨款只占1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因此，财政补偿不足绝不应成为医院逐利的借口。
　　
　　高洪波认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据知情人透露，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某医院一名退休医生曾向医院领导提出，只要让他出诊，他可以不拿一分钱工资，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了处方权，就可以拿到回扣。
　　
　　虽然我国明令禁止过度医疗，但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例如，一名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一位法律界人士忧虑地说，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数额较大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把这些医生都抓了，还能剩下多少医生看病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公立医院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健康产出，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激励机制，从支付方式、考核评估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得医院和医生主动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为目标。
　　
　　其二：过度用药危及国人健康 去年人均“被输液”8瓶
　　
　　[导读]由于“以药养医”这个不良的体制，基层过度用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去年一年，整个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液8瓶，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的水平，危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医院输液室常常人满为患（资料图片）
　　
　　昨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表示，去年8月至今，全国有50%以上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初步统计基本药物价格大约下降了30%。他还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记者了解到，南京人的用药情况也不容乐观。
　　
　　挂水怪象：感冒挂水是普遍现象
　　
　　吴女士前两天烧到38.5℃，来到南京一家医院看病，医生验血后开单让挂水。而在诊室的对面，她的儿子也因为感冒在挂水。“我挂了一次就好了，孩子已经三天了还在挂，三百多元一眨眼就没了，看了一下药单，头孢抗生素是最贵的药了，一个就要近百元。不挂还不行，医生说孩子抵抗力弱，万一发展成肺炎就麻烦了。”
　　
　　吴女士看了一下输液室，满满当当都是人，她挺疑惑，怎么挂水输液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反正觉得现在挂水有点多了，感冒后只要发烧了，没有个几百，是出不了医院的。”
　　
　　不可否认的是，输液患者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临床上的过度治疗。一位社区医生说：“我们习惯把感冒输液称为大炮打蚊子。对普通感冒来说，西药有白加黑、百服宁等，中药也有银翘片之类，一盒最贵也不过十几块。如果静脉输液，费用就立即翻了上去了，几百块肯定要的。”
　　
　　记者在一家社区医院调查发现，近两天，每天就有一百多号人来输液。“你跟他说回家吃药，他偏要挂水，说疗效快，许多人都这样。”值班医生有点无奈。
　　
　　打针几乎退出历史舞台
　　
　　与挂水相比，打针已经逐渐少见，有的大医院，注射室一下午都见不到一个患者。有市民表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打肌肉针是件很平常的事。一位女士清楚地记得，以前上大医院看感冒，大夫总要问发不发烧。要是不发烧就吃药，发烧温度在38℃以下的就打针，要是高烧不退才“打吊瓶”。
　　
　　“其实就副作用来说，打针还是较输液小。”专家告诉记者，口服药物进入胃部后，有一个人体吸收接纳的过程，最安全；打针则是将药水打针到肌肉里，逐步流到血液，产生药效；而用输液方式，进入体内的药没有接收过程，省略了体液免疫以及细胞免疫环节，药液直接经由血液进入心脏，要是有伤害，会当即暴发并且十分凶险。
　　
　　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专家周国平也告诉记者，治疗感冒必需坚持的原则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但是现在对于儿童而言，打针一般不怎么打，是因为幼童臀肌发育较差，臀肌打针次数越多，臀肌纤维坏死越多，挛缩也越重。一旦浮现臀肌挛缩，会影响幼童骨骼发育，所以在考虑治疗方案的时候，医生会比较谨慎。
　　
　　感冒用抗生素并无必要
　　
　　感冒挂水现象还引出一个广为关注的问题就是抗生素的滥用。
　　
　　“临床上，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感冒发烧患者都需要抗生素，用了也无效。”南京一位医学专家告诉记者，拿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来说，价格较昂贵，所以在一般性感染疾病治疗时不作为首选药。不同的头孢菌素抗菌作用范围不同，现在有四代产品，各有长短处，但无论如何，对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等引起的感染无治疗作用。因此，选用抗生素，主要依据抗菌谱选择敏感药物，并非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更不是一病就要用。“拿儿童上呼吸道感染这个常见病来说，病毒感染的因素，有时能达到上呼吸道感染的七八成以上，而这部分患儿，是无需用抗生素治疗的。”【延伸阅读：基层过度用药 抗生素激素等尤为严重】
　　
　　现象剖析：医患心理影响治疗方式
　　
　　在国内的许多报道中，都将抗生素滥用归咎于回扣。“确实有这部分因素在里面，但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感冒了如果用输液确实好得快，对小孩子来说，也不爱吃药，打点滴来得方便。”一位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专家告诉记者，有的时候是真不想开输液，但是家长心里着急，希望尽快将烧退掉，不愿意回家用物理降温方法，慢慢观察等待。如果不开输液，家长有的时候还会埋怨。
　　
　　“现在医疗环境也有变化。”这位专家告诉记者，还是拿孩子来举例，一个两岁的孩子发烧咳嗽两天，来到医院，从各项检查来看，白细胞不是太高，血检也不是稍有异常，根据医生的经验，这种情况并不需要输液治疗，只需要家长注意观察，吃一点药物就可以了。但往往这个时候，医生又很犯愁，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病程进展极快，有的体质差的小孩子，短短两天，就有可能由普通小感冒转到肺炎，一旦成为肺炎，那挂水需要一周，花费的代价更大。更麻烦的是，要被家长扣上“漏诊”“误诊”的帽子，实在吃不消。有时出现这样的状况，让医生进退两难，也许一百个孩子里面只有两三个孩子有可能转为肺炎，但是为了规避风险，这一百个孩子都需要挂水。
　　
　　“说实在的，挂水是好得快而且彻底，但对整个用药环境是不利的，对理论上不需要输液的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这位专家说。
　　
　　应对建议：实行分级分类用药管理
　　
　　对于防范抗生素等药物滥用问题，南京医药界资深人士认为，应该根据药效和价格等综合因素，对抗生素等药物严格实施分级或者分类管理。第一代和第二代抗生素，属于价格相对便宜、一般用药的药物，只要有处方权的医生都有资格开处方；第三代抗生素，是相对价格较贵、高级的药物，需要具有主任医师或以上资质的医生才能开处方；而第四代的抗生素，相对而言，价格更昂贵，只有科主任、总值班的签字才可以用。
　　
　　此外，药剂师还要借助电脑软件核实处方是否符合儿科抗生素使用规范的标准，评价是否有明显的过敏性、药剂的相互作用和超剂量等问题。当认为有必要更改治疗方案时，药剂师便向医生提出建议及时与临床医生协商，以避免不合理应用抗生素，并由药师和质量控制人员不定期抽查病历和处方，定期公布不合理用药，并实施合理的奖罚。（现代快报(微博)记者 刘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