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东洞和他的读经方法

袁医生

芃澜





吉益东洞（1702-1773）是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
所谓古方派是日本近世独尊仲景，与宋明医学争鸣的一个门派。吉益东洞是其中极具个性的一位。
吉益东洞祖上以金疮、产科为业。他19岁随祖父门人学习吉益流金疮产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书中采择二三奇术，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经典研读。“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30岁时，乃大悟。37岁到京都以“古医道”为旗号开业行医。但一直到其40余岁，方始闻名。50岁，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之于世，世人始知其“古医道”之意。其后又再辑173方，附上其论证治术，是为《方极》，以为“在仲景的药方外，无可取之方也。”其对仲景之方推崇一至如斯。

那么吉益东洞是如何研读经典的，又是如何加以总结的呢？这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一、《药征》——试药法。
在吉益东洞看来，古代的经典的微言大义，由于时代久远，吉益东洞称为“世远”，历代医家的故意私藏而造成遗失，吉益东洞称为“人泯”，各种原因导致的经文原典的损毁，吉益东洞称之为“经毁”，因此，今人“虽欲正之，未由也已。”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逼近原旨意呢？吉益东洞提出了一个“试方法”。说是试方，实际上是依据经方来试药。这是一种基于对经文文本比类分析，再结合临床验证来归纳仲景方义的方法。
那么吉益东洞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他将《伤寒论》按照药物为经，经文为纬，进行了分类和比类。从药物在一方中的用量多少，以及各方主症之间的差异进行类比，从而辨别该药的主治和旁治。这是第一步。他称为“考证”。
那么这个主治和旁治到底正不正确呢？他又通过临床验证加以证明，让疗效作为证据，此其二。
再据此对经文中，不甚明晰的经文进行推敲，称为“互考”，从而进一步发经文之旨。此其三。
在据以辨别历代医家之论，以达到争鸣的目的，称为“辨误”。此其四。
最后，对所用药物进行古今考据，以明确其指。此为五，称为“品考”。
试举“石膏”一例。
石膏在仲景《伤寒论》中出于以下方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白虎加桂枝汤、越婢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大青龙汤、木防己汤。按照症及量比类如下：


经过比较，吉益东洞认为石膏的主治是：烦渴。旁治是：谵语、烦躁、身热。
他称“右历观此诸方，石膏主治烦渴也明矣。凡病烦躁者，身热者，谵语者，及发狂者，齿痛者，头痛者，咽痛者，其有烦渴之证也，得石膏而其术覈焉。”
这种认识究竟在临床如何呢？吉益东洞在临床加以检验：
为渴家无热者，投以石膏之剂，病已而未见其害也。
方炎暑之时，有患大渴引饮，而渴不止者，则使其服石膏末，烦渴顿止，而不复见害也。
《名医别录》言石膏性大寒。一般医家多认为其用于除热。故此，非壮热不用。以为有害。吉益东洞类比伤寒诸方，认为，其主治为烦渴，非取其性寒也，但见烦渴，就可使用，不必过虑其性寒之害。“然仲景之用药，不以其性之寒热也，可以见矣。”这是非常大胆的见识了。
这种“以经文类比加临床验证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读经方法。
而吉益东洞的《药征》就是这种方法的产物，所谓征，实际上是“证明”的“证”。很多后人读吉益东洞的书觉得似乎很容易上手，每一症，每一药，都有所对应，但也没有了阴阳五行、运气主客、甚至没有了性味归经、君臣左使，“有是症便用是药”，因此，后人毁之誉之，都很极端，即使是日本，也是有人目其为岱岳，有人目其为魔鬼。但无论如何，这种论证方法和结论，基本上构成了吉益东洞的学术基础。
二、《方极》——方症对应
国内很多医家不愿意提“方症对应”，以为会丢了中医“辨证论治”、“把握病机”的神韵。可在吉益东洞的角度来看，方症对应，才是最切中要害的。他的《方极》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如果，石膏是主治烦渴的，滑石是主治小便不利的，芒硝是软坚的，而甘草是主治急迫的，那么由这些各有功效的药物的组合的方，也自然是与症对应的。于是一方便有一症群，如添一症或减一症，便要添一药或减一药。
试举《方极》“桂枝汤”例：
桂枝汤的组方是：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
正症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因此遇到这样的症群，就要处以桂枝汤。
如果发汗后，疼痛甚，脉沉迟，或痹，或四肢拘挛，心下痞塞者，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
按照吉益东洞在《药征》中的总结，芍药主治：结实而拘挛；生姜与干姜主治旁治大同小异，只是生姜偏于呕吐，而干姜偏于水毒结滞，在《药征》干姜条下，干姜旁治：呕吐、咳、下利、厥冷、腹痛、胸痛、腰痛。此处疼痛甚，故加生姜。人参主治是心下痞坚、痞梗、支结也。旁治不食、呕吐、喜唾、心痛、胸痛、腹痛、烦躁。对照加减，一丝不乱。
再比如：腹满、寒下、脉浮、或恶寒、或腹时痛者，桂枝加芍药汤主之。于本方加芍药三两。
比之于桂枝汤症，突出表现在于腹满、腹时痛，和寒下。而芍药除了主治结实而拘挛外，还旁治腹痛、头痛、身体不仁、疼痛、腹满、咳逆、下利和肿脓。因此，加芍药即可。
而如果：寒下不止而大实痛者，桂枝加芍药大黄汤主之。于前方内加大黄一两。
大黄主治是通利结毒。能治胸满、腹满、腹痛及便闭、小便不利。旁治发黄、瘀血、肿脓。因此大实痛，要用大黄以通利。
再如果：项背强、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于本方内加葛根四两。
葛根，主治就是项背强也。旁治，喘而汗出。于是加。
不再赘述。
总之，《方极》是一本以“方症对应”的思路编写的“伤寒方”，每一方有本方和正证，以及随症加减的“加兼用剂”。
我们很轻易就能发现，从《伤寒论》到《药征》，是以伤寒方症找寻药物主治，而由《药征》到《方极》则是以前述的结论改编伤寒方，看似一个循环，其实质则是“从效验实证入手，从药入手”去解方，是一次彻底的摆脱中医后世医家观点，而重新结构《伤寒论》以及中医经方理论的“逆袭”。（原谅我用这个网络词汇，因为处于我的角度实在找不出别的词语来描述这一颠覆性地做法。使用这一词汇，也代表着我本人对其思想的存疑以及目为一种读经方法的认同。）

三、《医断》——疾医的历史观

沿着吉益东洞的工作，我们很容易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解释《伤寒论》后历代医家的见解，以及建立在“阴阳五行、运气主客、八纲辩证”等基础上的一系列辩证论治理论及原则乃至建立在“君臣佐使、性味归经”等一系列方剂理论及原则上的庞大体系，与吉益东洞极为简约的“方症对应、有是症便用是药”结构上的显著差异。吉益东洞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回答。
《医断》是吉益东洞门人鹤元逸在1747年编辑整理吉益东洞的观点而成的一本书，鹤元逸是吉益东洞非常钟爱的一位弟子，可惜书尚未付印鹤元逸就去世了。吉益东洞“为之哭泣，曰：惜哉！鹤氏之子，天若假之年，补翼吾道，无或慊然也已，何其不幸也。”可见，吉益东洞是很看重鹤元逸的学识和工作的。为什么？因为这本《医断》实际上就是为了回答上面所述问题与各家争鸣而写的。这是吉益东洞发展和确立自己所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医断》中，吉益东洞对中医理论中如，元气、脉候、脏腑、经络、针灸、荣卫、阴阳、五行、运气、引经报使、相畏相反等基本观点逐一进行了抨击甚至是否定，同时也对一些医家观点进行了抨击，如医意、《素》《难》、《本草》、司命、死生等等，在否定的基础上通过仲景书、古方、名方、毒药、药能、伤寒六经、病因、治法、禁宜、量数、攻补、虚实等篇章的阐述，基本涉及了吉益东洞的所谓“古方医学”。
什么是古方？就是仲景方。“方者莫古于仲景。而仲景为传方之人，非作方之人。”
这是吉益东洞在为自身学术找寻源流时所倡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周礼》所谓疾医见定病毒所在，视其毒处方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扁鹊仲景所为是也。阴阳医不视病之所在，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论病，皆臆见，故非明白之治。汉之太仓公是也。仙家医炼气，或服炼丹，为人而习功同造化之事，故行者少、害亦少。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是也.....扁鹊仲景之道绝，其后未闻一书一人论疾医之道。其根源在汉之太仓公。”
因此，所谓古方其实就是古代疾医方，张仲景也只是古代疾医的最后的一个传承者。疾医论病与阴阳医之论病就如同吉益东洞之主张与百家之主张。吉益东洞要使自己的学术昌明，那么就必须先在源流上站住疾医这个位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疗效上都远在阴阳医之先。此论一定，于是阴阳医诸多观点都是臆见了，都是令到医学发展转变了轨迹而迷失方向的“惑人妄说”。
《医断》直接了当对这些观点逐一批判。如其论断经络，以为“十二经、十五络者”只不过是说“人身气脉通行之道路，医家所重也。”但是，用到治疗上比如针灸，其实“无一不可灸之穴，无一不可刺之经”，“所谓所生、是动，井荥俞经合等，亦妄说耳，不可从也。”再比如脏腑，“夫汉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肾有二；曰：脏五而腑六；曰：脏六而腑五；曰：有命门，有心包，有三焦。其说弗啻坚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再比如论引经药，“本草曰，某药入某经、某脏；又曰：某药治某经病，某药某经之药也，某物某脏之剂也。其分别配合，历历乎如可据者。”“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则其位牵强可知已。”
吉益东洞用疾医和阴阳医两个帽子，豁然一下，将几千年中医理论和实践之间划开了，也将自己与并世的其他医学观点划开了，换句话说，吉益东洞丝毫没有想在自己的观念和其他观点之间找寻调和点，他径直把自己的学术观点称为是“古方医”或“古医道”，直接从当时的医学体系中独立出来，要把其“有是症用是药和方症对应”的见解作为唯一正确的医学理论，去构筑自己的临床医学体系。

四、古方——毒的病因
吉益东洞的逻辑是《伤寒论》所载的方才是古方，即便《金匮》、《玉函》以及《千金》中所载，虽然托仲景之名，但也都不可靠。因此，要看药物之能，得从《伤寒论》中去探究。这是吉益东洞《药征》所进行的工作。而药能，则来自于其有毒。即药性就是毒性，用毒是为了攻毒，攻哪里的毒，当然是病之毒。这就是吉益东洞的病因学说。
《医断》中论及病因，曾说，“后世以病因为治本也。曰：不知之，焉得治。于尝学其道，恍惚不可分，虽圣人难知之已，然非谓无之也。言知之，皆想象也。以想象为治本，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先生以见证为治本，不拘因也，即仲景之法也。”事实上，在吉益东洞看来，疾病并非没有因，这个因只有一个就是“毒”。
又或者说，“病”就等于“毒”。所以“万病一毒，众药皆毒，以此毒攻彼毒，毒去复故。故此方法不衍焉，则无病不愈也。”吉益东洞的思想可以用简来概括，法中，直取其症，而理中，则只取一个“毒”字。而其他一概都舍了。那么这样的理论结构能够自洽吗？
这是吉益东洞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应该说，回答好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吉益东洞着力最多之处当也在此。他做了这样一些阐述：
一是，万病一毒。
这个“毒”其实是一个“病理产物”。
比如，他解释饮食如何成为“郁毒”说，“夫人生可入於形體內者，飲食也。而守節不過，則無病體健也；失節大過，則病生羸弱也。而又其飲食不通利於二便，則糟粕留滯於內爲穢物。命之曰‘鬱毒’，是即病也。故疾醫爲萬病，唯一毒而去其毒。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則諸病疾苦盡治焉。”此外，他还认为情欲也会导致“毒”，这是“内毒”；至于外感，“邪虽自外来，其无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气，间有不病者，天非私，人非不居气中，是无毒也。”总之，无论外感还是内伤，其能致病都是因为产生了“毒”，“毒”所在位置可以各不相同，因此衍生各种疾病，“百病系焉，诸诳出焉，在心下为痞，在腹为胀，在胸为冒，在头为痛，在目为翳，在耳为聋，在背为拘急，在腰为痿蹙，在胫为强直，在足为脚气，千变万怪，不可名状。”因此无论原因是什么，无论表现是什么，其核心都是“毒”导致的，只要抓住“毒”，设法趋毒，那么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是其理论结构的第一级。
二是，随毒所在而处方。
有了之前的分析，吉益东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则一也，故仲景随毒所在而处方。”随毒所在而处方，是其理论结构的第二级。在吉益东洞看来，“毒”在体内的不同位置，会产生不同的外在“症状”。他引用《史記·扁鵲傳》中提到的“病應見於大表”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样也就使所謂“毒之所在”等同于了“见于大表”的症状。由此，也就为自己主张“方症对应”找到了根据。为此，吉益东洞，把《史记》中“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理解为，以扁鵲為首的古代“疾醫”在診病與治療時，都是根據臨床症狀處以方藥的，而并不根据診脈之法、陰陽之論。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一点，正是，吉益东洞学说的关键之处。为此他不厌其烦喋喋于这一观点的反复强调。《醫事古言》：“病應見於大表者，隨見症施治方之謂也。後世先病因，後其症候，可謂失古醫法矣。”《古事醫言》卷二：“病應見於大表，是古今治法之規則也。非見於大表，則何以傳人？如陰陽醫，則不見於大表。理以推其因，理者無有定軌。故見一病人，而師弟相反目。無規矩準繩也。扁鵲不然，以見於大表定治法，故師弟無異。有規矩準繩也。”《藥征》：“夫秦張之治疾也，從其症而不取因矣。因者想像也。以冥冥決事，秦張所不取也。”《東洞遺稿·復木龙介书》：“如吾医术，随证而调剂，不论其因。试其事，而攘浮说。”
三是，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
有了前两级台阶，在临床上，吉益东洞便迈出了第三步，这一次，他要为药能的毒和万病的毒找到一个最直接的接触方式，那就是攻法。药物的价值，在吉益东洞看来就是能够以自身之毒性攻击疾病之毒性。因此，一药便有一些症的对应，全在于他能够祛除症背后的毒性，这是药物存在的唯一价值。为了强化这样的对应的关系，他彻底否定补法的存在，认为，根本不存在能够补充元气的药物，元气只能养不能补，养依靠的是谷肉，根本就没有什么补充元气的药物，因为如果元气能够被补充的话的，那么人就不会死亡了。“夫药者，一乎攻焉，岂能补之哉？元气果可补，则人焉死？”那么虚实也要随之改写，他的观点是“盖人自有常焉，失常然后又虚实矣。于精气，谓之虚，于邪气，谓之实。”养虚唯有依靠谷肉，而去实，则必须依靠药攻。仍然是攻字。吉益东洞还非常热衷引用一句老话，《尚書》中的“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之語，以此来说明古代疾医之能在攻邪，而其药在于用其毒。为此他还不惜反对药物炮制，认为毒性是药物的药能所在，如果这种炮制是为了祛除毒性的那么就太荒谬了，等于是祛除了药物的药性，他也反对“十八反”和“十九畏”认为是无稽之谈，引论仲景方中并不这样的禁忌，他从新分析人参的药性，摒弃这类药物补益的功能，而认为人参的主治在于治疗心下痞梗，是后世服食家流妄称其能补元气，益精力，以致“承误以传，眩赝而失真。他否认甘草能够解毒和调和药性，认为药能在毒，解了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甘草能够调和诸药，那么为什么仲景方有一半根本就不见甘草的影子？等等。
四是，直诊病毒之所在。有了前面三级台阶，也就在为什么要方症对应，为什么有是症便用是药上有了基础。但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怎样去采集临床的症状？我们知道吉益东洞是反对脉诊的，认为那是阴阳医的说法，并不切实。其理由主要在于“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脉亦然。”而且，医家根本就辨不出那么多种脉相，最多也就浮沉迟数滑濡几种而已，此外都是似是而非，“以意推度，言其仿佛”。他从扁鹊的“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得出启迪，声称在诊病毒所在的时候，应该“先证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证。”先腹是依靠腹证来诊断的方法，吉益东洞所据之腹证，尽出自《伤寒方》症，只是以腹证而规定所谓满、痞、胀、结、实等各类症的具体表现，的确更易被观察和判别，故为吉益东洞所推崇。
五是，关于疗效的判定。吉益东洞反对以生死判定疗效，认为医生只能攻毒，并不能司命。医生处方恰当就可能攻击病毒，祛除疾病，但并不能就此改变一个人必死的命运，因为死亡，是每个生命个体都无法逃脱的。“盖治法十全，疾苦已解，而尚有不得生者，是命也。”又说，“疾医之任也，诊其腹证，观其外证，察邪之所凑，与疾之所伏，处其剂以驱除之。则视听言动，皆复其常。犹伐根柢，枝叶自枯，斩酋魁，党与随亡也。此之谓，万病一毒也。人事之务，如此而已。吾子勿混造化之与人事矣！”
那么有没有不治之证呢？吉益东洞认为人们口中的痼疾，或者不治之证，只不过是难以一旦荡涤积年之痼毒，假使方证相中，那么“若一年，若二三年，不治不措，攻疗之久，遂中肯系，则病毒溃败，若吐泻、若战汗，至其甚，有如死状，不惧其瞑眩，仍用前方，则病毒咸除，疾苦如失。”总之，他宣称“夫方证相对，则无病不治。”
那么在治疗痼疾的过程中，是该守方还是该更方呢？吉益东洞认为，这种不断变更的想法是因为“胸中无定见，治法无条理”，“盖处方之始，审慎其证，以为措置，是医之要道也”。
这样吉益东洞的理论结构基本搭建起来了。到这里似乎看上去差不多了，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伤寒方是医治伤寒的，伤寒证也是得自伤寒的，对于其他疾病可有作用。
五、《建殊录》——伤寒方的普世性。
自命古代疾医的传承者，吉益东洞的理论基础全在伤寒论，但其由此所为，却并不限于伤寒。方症的对应，直接复原的是所谓扁鹊所说的“见于大表”的古代疾医观念，而对药征和方证的整理，使得吉益东洞的体系已经远远超脱出了伤寒外感热病的范畴。因此，在诸多杂症中能否建立效果则是其必须自证的一个环节。
《建殊录》I就是这样一个医案。其涉及疾病有：癫哑、目痛、足跟痛、脚痿骨突、食茄腹痛、目翳失明、疝瘕、狂疾、癫疾、头疮有时、耳瞶、痫、吐血、天行痢、脊痛、脐痛、足疔、忧懟、痖痫、发狂、痿痞、肘骨突出、四肢痒痛、怀孕体痛、忧虑生热、霉疮喉肿、病后怯悸、脐下发痈、脚气上冲、心腹切痛、肿胀、霉疮鼻坏、病后失明、角弓反张、脚弱、生而病痖、霉疮、劳祭、积病、足屈缩、痘疮、恶疾、大热不解、嗝噎、哮喘、中风、臂痛筋起、腹满等。可谓包罗广泛，涉及内外妇儿骨伤，而皆以方证对应取伤寒方而验。观其文其效的确可以令人“愕然吐舌”。
如其中痿癖一例，患者诸治无术。吉益东洞为诊，体内瞤动，上气殊甚，于是处以桂苓术甘汤饮之，须臾坐尿二十四行，乃忽然起居。
再如治疗肘骨突出，患者病后肘骨突出，不能屈伸。吉益东洞诊治，腹皮挛急、四肢沉堕，有时上逆，为桂枝加附子汤及芎黄散饮之，时以梅肉散攻之，数十日，肘骨复故，屈伸如意。
再如肿胀，患者14岁，通身洪肿，心胸烦闷，小便不利，脚殊濡弱，众医无术，吉益东洞诊之，发现患者胸胁苦满，心下痞梗，四肢微热，于是作小柴胡汤饮之，尽三服，小便快利，肿胀随减，未满十服而痊愈。
类此等等。

要之，吉益东洞研读经典之法，看似推古，实则重于临床实用。其构筑理论之过程，尽管尽力诋毁后世医家，而自标榜为古代疾医一流，实际上，则是紧紧围绕其临床取效之思路而求立足。
撇开疾医之说，其所谓毒、乃至有是证用是药，以及尽言攻法，其实在中医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类似观点一直不绝，《内经》之病邪的观点，后世医亦有毒论，而其所力辟之金元四大家张子和便是倡导攻法，几乎与吉益东洞出于一辙。故而，其真正价值之处乃正在于《药征》一书耳，其余仍旧脱不了儒医的味道，总是在文字中打转，尽有新意，然亦不免于偏颇。当时，即便日人也多有批评。此是后话，我们略过不提。
我所读吉益东洞和赞成其说之处，尽在其如何读经，入经，解经也。
故为文，以与同道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