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煌: 有血有肉的真英雄，经方家的魅力！

木易生

　　经方家是指以善用经典处方为特色的名中医群体。他们的为人，他们的著作，他们的医案，他们的用药，无不具有独特的个性，也因为有个性，所以具有非凡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去学习，去借鉴，去研究。
　　1.人格
　　经方家大多性格直率，敢于直言，不随波逐流，更嫉恶如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曹颖甫与范文虎，前者自号“老慈”，后者自号“古狂生”，但狂的可敬，狂的可爱。
　　民国10年，某军阀来曹颖甫家乡江阴，当地士绅名豪在某花园大摆宴席，军阀闻曹颖甫文名指名要他作陪，他几番回绝，还提着篮子在花园附近挑野菜，以讥讽权贵。1937年，江阴沦陷，曹颖甫不仅不避难，而且在日寇侮辱妇女之际，挺身而出，怒斥凶残，最后倒在屠刀下，表现出爱国中医的不屈气概。
　　宁波名医范文虎的“狂”，是不畏权势，诅咒旧社会。时军阀张宗昌湿困而邀诊，范氏视其头昏纳呆，遂书清震汤一方。张嫌其处方案语简短，药味少，药价贱。范文虎讥之曰：“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惊骇，范文虎仍旁若无人，谈笑自如。他的挚友病故，他的挽联为“克家有贤子孙，死而无憾！处身当恶浊世，生欲何求？”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自己生不逢时的激愤之情。他手书的春联“水深波浪阔，人少畜生多”，更是对黑暗社会的鞭挞。
　　2.医德
　　经方家的医风医德最为可敬。范文虎自奉甚俭，不讲究衣着，不搞排场，终年一身对襟长衫，头戴卷边铜盆帽，脚蹬布僧鞋。当时宁波中医挂号金概收六角，而范文虎只收四角零六个铜板。但出诊费独昂，如到慈城一次收费48元，上海等地以天数数计，出诊费200元外，逗留1天加100元。其中原委，他说：“门诊之人，亦贫病者为多，出诊则多殷实之家。既出诊所费甚伙，倘非富有，断不会有如此排场。”范文虎每遇病急邀诊者，虽子夜严寒，必揭被而起，从不稍迟。对贫病者常施诊赠药，有时几乎倾其所有，而范文虎仍不以为意，尝自书春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可见其一片真心。
　　常熟名医余听鸿，是近代经方大家。其治病十分认真，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说：“余素性刚拙，遇危险之症，断不敢以平淡之方，邀功避罪，所畏者，苍苍耳。”他还说：“为医者，尚济困扶危，死中求生，医之责也。若惧招怨尤，袖手旁观，巧避嫌疑，而开一平淡之方以塞责，不徒无以对病者，即清夜自问，能无抱残衾影乎？”
　　如治张芝卿阴斑泻血，时值严寒新春，他竟然不回家过年，守护在病家，“雪深三尺，衣不解带者半月。”治疗赵女关格，他想方设法，“焦虑两月，始能治愈”，后作为“生平一快事”而记载于《诊余集》中。
　　曹颖甫也以俭朴自安，恬淡自守，急人之急，忧人之忧，有来乞诊者，不为风雪阻，常常亲自前往。“先生之临险证也，明知其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曰：毋有方而不用，宁不效而受谤。又曰：必求其生而不可得，则死者与我皆无遗憾也”。
　　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3.著述
　　清代的经方家舒驰远，做学问从不人云亦云，敢于直抒己见，其著作《伤寒集注》一扫五行生克、形质气味、标本中气等袭虚蹈空之谈，即黄连厚肠之说也予以否定，谓：“肠厚与薄，何以辨之？”章太炎先生曾以“妄”字评价舒氏，可见他敢于怀疑，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
　　徐灵胎研究《伤寒论》30年，其研究心得写成《伤寒论类方》一书，此书五易其稿，前后7年，可谓用心着力。但此书并无长篇大论，而是将《伤寒论》方分成麻黄汤类、桂枝汤类、柴胡汤类、白虎汤类等12类，重在阐述仲景方证与病机，这种以类方研究仲景的方法，执简驭繁，以少胜多，具有科学的简单之美。
　　曹颖甫使用经方，力求其验。他说他记录临床验案，“以考验实用为主要”，书中附以治验，非以自炫，而是作为证据。他的医案名《经方实验录》，实验即临床验证的意思。余听鸿的《诊余集》记载了他生平用经方大剂治疗危急重症及疑难杂病的经过，以及他收集的前贤验案及民间有效验方，过程翔实而可信。
　　近代经方家陆渊雷先生的《伤寒今释》、《金匾今释》，在治学方法上更有特色，书中既有汉代训话法，又有西医生理病理学，还有东邦汉方，不拘一家一派之学，开后世研究中医的风气。
　　除上述以外，清代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晓畅，莫枚士《经方例释》的严谨，日本吉益东洞《类聚方》、《药征》的质朴，以及现代胡希恕先生《经方传真》的实在，都能给人以许多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的震撼和启迪。
　　4.医案
　　经方家的医案，最能反映出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态度。行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空话套话，不做表面文章。曹颖甫医案案语质朴直率，仅列主证主脉，不事修饰。论病尤恶用五行生克之套语，有仲景笔法。
　　范文虎医案，不拘格式，随笔写就，如说如话，不硬做文章。有只书一二字者，点到病机即止；有时走笔疾书，瞬息数百言者，其中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更载有误治病例，一无掩饰，尤为难能可贵。
　　章次公先生出于曹颖甫、丁甘仁两先生门下，得经方家之精神，其医案分析病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无主观臆测之辞，并多有中西医学理论合并讨论。案语文笔潇洒，用词简洁，每寥寥数语，如说如话。当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其医案的文笔十分欣赏，他见章次公身材比较矮小，因有“笔短如其人”之评，一时传为佳话。
　　余听鸿的《诊余集》属追忆式医案，记载详细而不繁，能使读者有亲临现场之感。其文笔朴实，如老医灯下长谈，娓娓道来，十分亲切。
　　5.用药
　　经方家的用药，胆识过人。他们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廖”。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其中又各有专长。
　　现代经方家吴佩衡先生善用大剂四逆汤、通脉四逆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扶阳散寒之剂，治愈许多阳虚阴寒的危急重症。他对附子的研究颇深，其医案中对阴寒证的识别，附子的超常规用量以及那无可辩驳的疗效，既让人惊心动魄，又让人不由称奇叫绝。清代经方家舒驰远临床善用六经辨证，其医案中有用麻黄汤催生，用白虎汤安胎者，可见其卓识！
　　经方家的用药，精简而效著。曹颖甫用药，常是一剂知二剂已。范文虎通常用药不过五、六味，少则二、三味。现代经方家胡希恕先生也是如此。据刘渡舟先生回忆，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胡希恕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
　　经方家用药，皆取形体易见者为指征，望形、辨体、察舌、切脉、按腹等，均取实证。如范文虎说：“余平生用药大多有据，决非漫无目的”。现代经方家范中林先生用桂枝、附子，均以舌淡暗、苔白腻等为证。日本的古方家则更强调腹诊，唯可见者为凭。
　　经方家用药，以仲景方为本。曹颖甫说：“仲师之法，今古咸宜”。有恶寒无汗，身疼痛者，则麻黄汤原方，一味不更，甚至剂量比例也按仲景之旧。如果证有变化，则方也更改，或加或减，自能与仲景心法切合。强调方证相应，尊重前人的用药经验，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总之，经方家的用药，以临床需要为依据，本无通套方法，以治病救人为目的，不轻描淡写而邀功避罪。他们的用药，是“疾医”之药，他们的处方，是“活人”之方。我敬佩经方家，是因为他们直率质朴而不浮华，务真求实而不虚假；他们既有深邃的思想，又有扎实的实践；他们是学者而非商贾，他们是医生而非政客；他们富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使命感。经方家的身上透发出超越时代的非凡魅力，他们代表着中医药的灵魂和希望！
　　本文摘自《经方的魅力-黄煌谈中医》（第二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中医书友会（云寻觅zhongyishuyou）特约编辑吕嘉荣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