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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香港中医药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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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8 19:48: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医书友会第904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作者/谢永光

编辑/张亚娟⊙ 一校/战士徐 二校/阿珓



  I导读:小编先要说明一下,百年之变是站在1992年的角度谈香港中医药的演变。对于香港中医,抗生素的面世是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今距离本文作者谈香港之变又20多年过去了,现在香港中医药的状况是如何呢?非常欢迎了解的童鞋投稿给大家讲一讲!

一百多年来香港中医药的演变

  从1841年英国人接管香港,至今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现将本港中医药行业在这期间的演变,作出一个概括的总结。
  —、医药登记条例始于1884年
  香港开埠初期,居民有病,都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疗。英政府式统治香港时,曾作出承诺,尊重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保留华人有应用传统医疗方法行医的权利。华人在香港用传统医术行医,当局不加干预,亦无立例管制。执业中医无须向医务卫生署办理登记,只须向税务局办理商业登记即可挂牌行医。由于中医资格无一定标准,任何人都可自称中医悬壶问世,造成庸医充斥,中医学本身亦受到贬损。按照现行法例规定,中医只能使用“中医”、“中医师”、“中医生”、“国医”、“唐医”等名称,不能使用“医生”、“医师”、“医务所”、“医疗所”等西医习用之名称。中医的“钦定英译”HerbAlist,愈译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这种职称未被承认为“医务人员”的范畴,没有社会地位。
  香港有医药登记条例,始于1884年,颁布这条法例的用意,是要确定西医的标准,并非限制中医中药。规定凡用西法行医,必须依法登记。但该条例第三条,注明中医不受该条例限制。马沅的“医药登记暨孙中山先生与香港法律及医学之联系”一文,对当时医药登记和中医在港行医的情形,有如下的叙述,当香港开埠之初,西洋医术尚未普遍于中国,惟本港的定例,西医执业必须依章登记,始许问世,于是有医药登记条例之施行。该例颁布于1884年为是年第1号条例。迭经1893年第4号、1897年第1号及12号,1914年31号及1923年第2号修正。至1935年41号重订。当局制订该例,当以本港地方、中西医术各立门户,而华人习于中医,故有第3条华医不受该例限制之规定,特予华人以自由悬壶问世之权。一方则于西医执业,严加取缔,盖以重人民之生命也。然其对西方医学尚未灌输于本港华侨,在港业西医等皆西人,而就诊于西医等亦尽属西人。乃越数年,始有香港华人西医学校之设立,以西方医学教授华人,……”
  从“开埠”到1945年,实际上负起保健工作的是中医,而以在整个十九世纪里最为显著。关于中医在早期担任实际的公共医疗工作,我们亦可从第一家使用中药为华人治病的东华医院的开设,从而得到证明。东华医院于1872年开幕,当时医院不仅门诊部全用中医诊症,施药部分亦用中药。至于留医病人,也是服用中药,医院内设有中药库和一个煎药专用的大厨房,里面放有数十个风炉和茶煲,用以煎药给病人服用。一些没有地方煎药的贫苦病人,即使不留医,也可在院内等候院方煎药服用之后才离去。这种服务维持很久,直到1941年香港保卫战爆发前夕,仍然保持。东华医院中医药部门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反映出香港中医事业的盛衰。
  1896年时,香港人口已增至24万人,中医门沴平均每年为11.615万名,即超过45%的人口,就诊于东华医院之中医。
  二、1940年是香港中医药业巔峰时期
  1940年是香港中医药业的巅峰时期,当时东华医院聘用驻院中医16名,每日赠诊街症(门诊)3小时。三院赠医施药每日统计,中医药八倍于西医。自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大量华人从中国内地迁来香港,至1940年,香港人口已超过150万人。庞大的人口,需要医疗服务,于是便增加了东华三院的负担。每天数以万计的病人,涌到东华医院去看中医。为了应付繁重的工作,当时三院将药方编成一本验方集,将各方编成固定号码,医生在处方时,只写处方的号码,病人便可拿到约房去取药,在工作上收效迅速,这是改良方法之一。其次是将药方的药剂,改为研成粉末,病人不用煎药,改用药散吞服。由于服药末所需的份量,可比煎剂减少药量,又可节约该院的消费,这是在形式上改进中药中医,但也是香港中医中药改进的开始。
  1937年10月广州沦陷,广州汉兴中医学脱迁澳门,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迁香港,在跑马地找到新校址恢复上课,校中教职员大批南来,由陈任枚当校长,周仲房教务教务主任,讲师位括有吕楚白、罗元恺、刘赤选、朱愚斋等人,俱属一时硕彦。当时港绅何甘棠(何东胞弟)因曾跟随围内名医察咏南学习过中医,亦被院方聘为客座教授。人材荟萃,极一时之盛。香港之战爆发后才停止上课。
  1942年是香港中医药事业的重大转折时期。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8日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7月成立“总督部香港中医学会”,订定中医资格标准,办理中医登记,容许中医继续行医。另方面,日本人却认为中药需要煎煮服用,手续烦琐,不适合战时需要,下今取消东华医院中医,只留用原来的西医。有数十年历史的东华三院中医部门,从此一蹶不振。战后东华、广华两院然仍保留中医门沴,但都已停止赠施中药,只保留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作象征式的维持中医治疗
  一百多年来,中医药对维护香港居民的健康,曾作出积极的贡献。最突出的一次是1957年流行性感冒在香港肆虑期间。当时居民罹染本病约十居其三,中西医诊所同时出现长龙。西医对症治疗退热虽快,但不能抑制流感病毐。相比之下,中医药在当时显示了很好的疗效。
  自从东华三院停止施赠中药之后,为了维护中医团体赠医施药的优良传统,战后许多个中医药团体特联合其他社团,于每年夏季都举行赠医施药。这个优良传统一直维持到现在还继续举行。
  三、五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的消长
  自从抗生素在笫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以后,西医有了一种新武器,中医在内科领域所拥有的优势已不如前。西医出身的张公让先生,1960年5月间曾在《中国新医药》第51期发表《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之消长》一文,文章指出:“据老一辈的医界一般意见,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是中消而西长。二十年前每一条街道,都有很多中药铺,西药房则寥寥无几。但是二十年后则中药铺日渐减少,西药房则日渐增多;中医生的生意也是如此,中医生的生意日渐减少,西医生的生意则日渐增多,尤其是西医廉价诊所设立以后。……
  我们日常诊治的疾病,可以说80%都是传染病,即中医所谓时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抗生素还未面世,中医治疗此类病,成绩胜过西医。但自从抗生素面世以后,中医即屈于下风。香港医界中消西长的另一原因,为中药价钱太贵。此种情形在六十年代更为突出。
  香港中医多采用学徒式传授新人,战前潘陆仙,陈伯坛、陈庆保等人都曾设帐授徒,但设备简陋,教材贫乏,无法与今天大陆、台湾的中医学院相比。中医团体公开设中医药讲座,最先由中华国医学会(香港中医师公会前身)卢觉愚等人提倡。香港的中医学院多在夜间上课,战后成立的中医学院有多所,包括王道、汉兴、现代,复旦、香港及各中医师公会附设的学院等。现在仅存的除中医公会会立学院之外,仅有中国国医学院,菁华中医学院两家,历史也最悠久。
  香港中医药界的学术风气一向淡薄,中医界的学术研究工作,并无外界资助及闭体的支持,其成绩只靠个人志趣和努力钻研苦苦练得来。宭于种种条件,在科研工作中难有大作为,远远落在中国内地和日本之后。在这个艰苦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搞好中医教育工作,使海外中医命脉得以延续,或是有个人的著述刊行面世,这种成绩已经很了不起。
  战后中文大学成立中药研究中心,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多次举办过中医药课,有些中医药团体经常举办中医药展览,市政局图书馆长期与中医团体合办中医讲座,新近成立的香港科学馆也冇中草药、针灸部分材料展出,对扩大中医药的影响有一定的作用。
  中医药杂志战后出版过多种,其中以陈居霖主办的《现代中医药》,张公让主办的《中国新医药》两种月刊流传较广。直到六十年代初期,由于销路不前,终吿夭折
  四、与外地展开交流从五十年代开始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外名中医学者大批涌到香港定居,南北人材荟萃,这是香港中医人才最鼎盛时期。1953年间,香港中医界首次与国际东方医学者展开交往,西德针灸学会副会长许米特博士东渡日本,以一年时间学习中医伤寒论》。是年3月途经香港返国时,赴会的中医界人士达三千人之多。
  1955年4月2日至3日,日本东洋医学会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国际性学术大会,香港有些个人也接到此类国际性学术大会的请柬,笔者个人也接到此项邀请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香港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重要商埠,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此后香港的中医界不断组团到外地展开交流活动,但以这一次为开端。五十年代中期,香港针灸界邀请日本针灸名家谷义雄博士一行十人来港讲学,为港日两地学术交流奠下基础。
  七十年代由于世界掀起“针灸热”,加上此地一位脑科专家创造针刺戒毒成功,引起世人瞩目,给针灸中医界带来一片空前未有的兴旺。短期培训针灸班的设立,有如雨后春笋,不少外国人专程来香港取经。
  虽然针灸的疗效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但香港的中医针灸专家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1985年7月16日至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香港召开“针灸穴名标准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针灸学会派出庞大的代表团来港主持会议。作为东道主的香港,有关当局推派出席的代表只是西医,并非对针灸学独有专长的中医。
  七十年代末期,大陆开始推行开放政策,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与香港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增多。1984年8月香港中医界首次参加全国第二届针灸针麻学术研讨会。1985年笔者以香港代表身份参加中医研究院30周年院庆,同时应该院图书情报中心三届学术年会之邀在会上作专题报告。这是香港中医首次上北京作学术交流。1986年11月20日至22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中医证的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少数外国学者被邀请参加,香港方面有笔者和刘祚田老中医两人被邀请出席。1987年12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期间,笔者应中华医学会、苏州医学院邀请作专题报告。1990年9月赴福建泉州讲学。1990年11月全国第一所针灸陈列馆。
  五、中医药合法地位八十年代末确立
  八十年代末期,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稿进行咨询定案期间,曾经发生过基本法草稿内有关医疗服务的第6章第145条其中“促进中西医药发展”被删除,在中医药界人士大力争取之下,此项以法律形式承认香港中医药合法性的条文终获得保留。由于发生多宗中药中毒事件,港英政府为了研究香港中医中药的管制问题,成立中医药工作小组。并于1990年9月成立“专业咨询委员会”,收集公众对中医执业资格、中药的化验及监管问题的意见。卫生福利科建议成立一个法定中医药委员会,其中包括中医代表,负责向全港的执业中医师办理注册,以及统一中医师执业的资格,提高中医的专业地位。将来只有注册中医师才能挂牌执业,当局将会制定中医师名册,让市民知道自己就诊的中医是否合乎专业资格。当局亦已制定了45种称为有毒或烈性的中草药将受管制,市民必须持有注册中医的处方,才能买到这些中草药。
  踏入九十年代,中医药界先后多宗令人瞩目的事件出现。第一宗是全港中医师公会联合会成立。第二宗是香港中医学会成立。第三宗是国际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在香港首次召开。这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校发表】
  I 版权声明:本文摘自《中医杂志》,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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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投稿tg@linglanshu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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