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疾病和医疗保健问题的采访报道 --张自力

梁知行

论疾病和医疗保健问题的采访报道

      张自力


疾病和医疗保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建国五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医疗保健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卫生事业不断进步。截至1999年岁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含诊所）31万个，床位316万张，卫生技术人员446万人。全国共有卫生防疫、防治机构5900个，卫生技术人员22万人。妇幼保健机构2630个，卫生技术人员7.3万人。农村有医疗点的村数占总村数的90%，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33万人。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蕴涵的是医患之间的频繁接触、层出不穷的新科技和新成果、此起彼伏的健康信息和动人事迹…… 这一切都构成了新闻工作者在这一领域开展采访和报道的丰富源泉。


中国“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 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有人认为：从19世纪20年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起，就有了卫生新闻的大众化传播。这些报刊的内容多以宗教为主，也介绍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情况，其中的“西学”就包括了对西方医学知识的介绍。至于专门报道卫生新闻和普及医学知识的报刊，则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包括1880年在广州创办的《西医新报》（美国人John Glasgow, Kerr主办）和1888年在上海创办的《博医汇报》（上海博医会主办）等。


  1915年，传播中国医学研究成果的权威刊物《中华医学杂志》在上海诞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第一张专业报纸，则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的《健康报》（创刊时定名为《卫生报》）。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的卫生专业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初步统计，1995年全国卫生专业报纸已达24家（交邮局发行）；1998年达28家，多数报纸扩版至8版或16版；2000年达30家，不少报纸彩色印刷；2001年达34家，尚有几十家内部发行的地方卫生报，总发行量达500万份/期。


以上介绍的是以刊载疾病和医疗保健信息为主的专业卫生报纸的发展。除此之外，综合性报纸中的医药新闻和医药版也是传播这一领域信息的重要形式。由于综合性报纸的读者更为广泛、发行量更大，因此这一形式的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往往有着更为重要的传播学意义和传播效果。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卫生记协和卫生报刊研究会，定期开展“全国卫生好新闻”的评选。


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除了报纸还包括广播、电视和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以电视为例，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始试播。1960年1月，该台开设了《科学常识》和《医学顾问》两个固定专栏，成为我国最早的电视科普专栏节目。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各省、市级电视台相继开办了一些较有特色的科普节目或栏目。例如上海电视台的《医药顾问》、《科技之窗》，河北电视台的《幼儿保健》，山西电视台的《卫生与健康》、《科普窗口》等。


                  健康传播研究概述


媒介是大众传播的载体，信息是大众传播的内容，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的新闻报道成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的传播学思想从七十年代逐步引入国内，并在近年内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按传播的不同层次分，传播学分为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自我传播；按传播的不同内容分，传播学分为政治传播、健康传播、文化传播等，两者之间存在交叉。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属于“专业传播学研究”（special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范畴。


（一）      何为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没有一个十分规范的界定。根据Rogers（1996）的定义，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这是对健康传播概念的极其宽泛的界定。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健康服务递送”（health care delivery），一为“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前者的研究议题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健康服务的提供者（providers）和消费者（consumers）通过对传播技巧的掌握和运用，以期更好地传播和接受信息、确定治疗方案等；后者的研究议题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实施者通过说服（persuasion）的手段对消费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施加影响。 历史上两大分支领域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直到近年来才逐步走向融合。


健康传播的研究议题相当广泛。它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还包括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 健康传播研究所引用的理论也相当多元，包括社会学习理论、行为意图理论、说服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议题设置理论、创新扩散理论、社会营销理论等。


在研究方法上，健康传播主要借鉴于主流社会科学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配合控制实验组的田野调查（Field experiments）被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设计加以运用。此外，焦点群体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ing）、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es）和时间序列分析（Time series analyses）也被广为应用到相关的研究之中。


（二）      健康传播学发展的学科背景

就学科性质而言，健康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在学科建立之初，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健康传播学科衍生的母体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从这两门学科中汲取理论精髓和研究方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健康议题的引入、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则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趋向。


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影响巨大。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特有的社会环境促使美国社会推行了一场旨在促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所谓“人文主义心理学运动”（The Humanistic Psychology Movement）。这场特殊的运动突出了“治疗性传播”在心理健康促进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日后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传播学研究学者的注意力。为此，1963年的美国《传播学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专门刊登了一篇题为《传播与精神健康》（Commun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的长文对这次“心理学运动”做了全面的介绍。


社会学，更确切地说，医学社会学是健康传播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学科根源。医学社会学家很早以来就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分别是医患关系和健康资源分配的社会结构问题，并习惯于将其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其中较著名的学者有Zola和Kleinman。Zola（1966）的研究着眼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医患关系，Kleinman（1980）的专著《文化背景下的患者和医者》同样强调了文化影响在医患关系中的作用。两位学者的工作直接导致了日后“文化与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发展。


健康传播学学科的发展除了大量汲取社会科学领域的营养之外，医学界也是重要的源泉。一些医学学者在医患传播领域的研究成为健康传播早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立传播学在医疗健康活动中的学术性地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书籍是Korsch和Negrete于1972年合著的《医患传播》（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一书。此外，与医患传播相关的专著还包括：Bird（1955）《与患者的对话》、Brown & Freeling（1967）的《医患关系》、Vorhaus的《改变中的医患关系》等。


（三）      西方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

尽管健康与传播的结合可以追溯到上古，但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这一概念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正式提出。健康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


  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Dr.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者Dr.Nathan Maccoby借助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力量开展了一次以社区为基础的（community-based）健康促进运动，目的在于“通过减轻体重、减少吸烟、降低血压和血脂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病风险”，这就是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 SHDPP）。这一历时5年（1971-1975）的健康促进运动是医学学者和传播学学者的首度联手，是传播学研究方法在健康领域的首次应用。因而，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被大多数学者公认为美国现代健康传播的开端。


此后，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之投以极大的热情。为了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在传播学界赢得一席之地，1972年在一批对健康领域感兴趣的学者的倡导和努力下，成立了早期的“治疗传播兴趣小组”（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 ）。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的建立奠定了健康传播（当时称为治疗性传播）在学术领域的“合法”地位，创建了与其它学科对等交流的平台，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伴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一个矛盾凸显出来：治疗性传播针对的主要是与疾病治疗和预防有关的医学领域，而不包括诸如吸毒、性乱、避孕、延长寿命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为此，在1975年国际传播学会（ICA）芝加哥年会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的成员提议使用更为宽泛的名称——“健康传播”来涵盖这一专业传播领域的研究工作、并获得通过。ICA“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学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八十年代是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中重要的十年，也是逐步走向成熟的十年。这十年中，涌现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健康传播研究的专业机构、论文和书籍，在议题内容方面不断向多领域和纵深发展。随着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反毒品运动”的开展，“药物滥用预防计划”和“药物滥用效果研究”项目获得了大规模的财政支持，预防性健康促进方面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强。而80年代全球艾滋病的流行更是对以疾病预防为主的健康传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为了适应健康传播快速发展的需要，部分高等院校中的传播学院系开始着手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进入九十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传播学研究机构和各大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繁荣。此外，健康传播研究对美国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以艾滋病的防治为例，1995—199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增加开支，1995年67亿美元，1997年81亿，1999年上升到97亿，五年总共开支达406亿美元。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成为九十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纵观三十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Kreps & O’Hair,1995）。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健康传播研究将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充分认识健康传播的多维特性，将健康政策的制定与健康传播多层次的特性结合起来。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四）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现状

在中国大陆，健康领域与传播学的结合首先表现在相关概念的引入。传播5要素——传者、讯息、媒介、受者、效果，以及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是被第一批引入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健康领域有了全新的内涵，使得在这一领域开展传播学研究有了共同的话语基础。其次，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也为在这一领域开展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国内在健康传播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影响较大的是解放初期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运动”、80年代开始的“预防脊髓灰质炎”运动、以及90年代开始的“正确看待艾滋病”的运动。


众所周知，要梳理一门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脉络，按照时间先后是最好的梳理办法。通常的做法是找寻该领域最早的相关著作和译著，标志性的事件或研究课题，以及相关学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陆的健康传播学在这方面可提供的内容近乎空白。国内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和文章，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兹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国人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1993）《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等寥寥几本。这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健康传播学在国内的发展还远没有步上正轨，至少在理论层面是如此。


（五）      健康传播与疾病报道的关系

前文述及，健康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个层面。从大众传播层面来说，健康传播就是以大众媒介为信道来传递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在作为健康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和检验着健康传播的理念与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在性质划分上归属健康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层面，但报道的议题仍是广泛的、多层面的。不仅包括健康政策、讯息、疫情报告等大众传播议题，医患关系、患患关系等人际传播议题同样是报道的重要内容。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中的“问题”解析

  

（一）      正确认识“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有调查表明，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是受众在接触大众媒体时最关注的报道类别之一。如今，几乎所有的综合性报纸中都能找到这一方面的报道，有的还专门开辟了医药版、健康版等专版和健康园地、医药问答等专栏，为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大量的相关报道中，大多数都能敏锐地发现问题，科学地传播相关信息；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报道存在不少欠缺之处。台湾学者谢瀛春在研究、分析了台湾报纸中科学新闻传播的情况后，对科学新闻提出了六点批评：（一）报道错误，扭曲讯息：报道不正确、过分煽情或简化；（二）生涩难懂、可读性低；（三）重海外轻本土；（四）忽略科学事实，侧重非科学性的报道；（五）夹叙夹议；（六）泛政治化。


由于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涉及的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在报道内容的选择和把握上、以及具体的报道手法上都存在许多值得重视的环节。我们把这些值得重视之处当做“问题”提出来，与读者一起探讨。


（二）      报道内容中的“问题”

大众媒介有议题设置的功能。效果研究认为，大众媒介通过议题的设置，可改变公众的认知，或者维持公众原有的注意。换言之，根据媒介议题设置的假设，大众媒介所强调的议题与受众所重视的议题之间，会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因此，大众媒介选择何种议题进行报道必须深思熟虑，否则将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以下，就几个重要的报道议题予以探讨——


1      灾害性疫情报道

灾害性疫情，指的是传染性疾病的大面积流行和播散，造成大规模的人畜患病、甚至死亡。如果报道得当，将有效地控制疾病的扩散、保护人畜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如果报道失当，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控制，而且将严重扰乱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引起过度恐慌，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严重的还将直接损害国家和地方的形象。


此类报道一般很少遇到，然而一旦遇到必定是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既向公众真实地报道了疫情，又不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果呢？此时，报道者必须处理好报道的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1988年，上海发生了举国震惊的“甲肝大流行”。《中国日报》（China Daily）于1月26日抢先向国外报道了这一疫情，并公布了病人数，以至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新闻记者相继来沪采访，一时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在这次“甲肝大流行”中，《健康报》的几位女记者较好地把握了这次少有的疫情报道。她们不仅发了消息，还多方采访、深入挖掘，先后发出3篇颇具思辩色彩的系列报道：《上海甲型肝炎流行的反思》、《“黄子浪潮”对卫生部门的启示》和《大自然亮出了“黄牌”——从毛蚶携带甲肝病毒谈起》。这些报道揭示了卫生工作与工商、水产、环保、公安、交通等部门的相互联系，强化预防为主意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部分地区水质污染的严重程度，以及《食品卫生法》在某些部门形同虚设等情况，可谓针针见血、醒人耳目。见报后，上海、广东、黑龙江等省、市卫生部门均复印送交人大、政协，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这组报道荣获1988年全国卫生好新闻一等奖。


  因此，对灾害性疫情的报道有时并不在于时间上的“抢先”，而在于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契入口。在对疫情本身进行了报道之后，更重要的在于分析原因、发现问题。这样，才能既报道了事实，又及时地引导受众向积极的方向努力，变坏事为“好事”。


2      负面现象的报道

  医药卫生界按职业性质划分，很大一部分属于服务性行业。与其它服务性行业日益改善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相比，医药卫生界的服务受到的指责是最多的。服务态度恶劣、医德医风败坏、假药劣药充斥、医疗事故频频…… 素有“救死扶伤”美誉的医药卫生界似乎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诚然，医药卫生界中的确存在一部分人业务素质不高、贪图眼前利益、甚至唯利是图，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媒介的过分报道无疑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以医疗事故报道为例，几乎所有的报道都站在患者一边指责医护人员玩忽职守、医术低劣，博得了社会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一致同情和对医务界的一致声讨。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患者家属对医院和当事人的围攻、殴打，严重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甚至威胁到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医疗事故的发生是医患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尽管在这其中，医护人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事故发生后最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进一步的伤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记者如果能在这一方面多着笔墨，从个别的事故中挖掘出存在的普遍问题、冷静地阐述，而不是在报道中加入过多的主观色彩、甚至“推波助澜”，采写出来的报道将会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有利于矛盾的化解。


随着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尖锐，成为新闻报道的敏感话题。处理得好将有助于医患关系的缓和，重建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重新树立医务界在患者心目中的形象；如果处理得不恰当，只会加剧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使矛盾升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的确存在医护人员服务态度恶劣、收红包、拿回扣，不法之徒制售假药劣药等不良现象，但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本着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出发点，此类新闻报道的目的仍应以解决问题为主，而不应为了贪图一时的“口舌之快”忽视了长远的利益。


3 新技术、新突破和科研成果的报道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大量的日常实践中常常会涌现出科学的火花，产生新的技术和突破；同时，大量新的科研成果的问世共同推动了医学的向前发展。如何报道这些新技术、新突破和新的科研成果不仅是报道内容的选择和报道手法的运用问题，还涉及保密的问题。


如对一些医药科技成果中有关工艺、配方内容的报道，记者的头脑中就应时刻绷紧“保密”这根弦。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教训：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德国一家药厂曾多次来人要洽谈引进该项产品的生产技术，但由于《药物学报》、《卫生学报》、《化学报》等杂志先后发表了18篇文章，把青蒿素的生产工艺、配方都公布了，结果在进行技术转让谈判时，对方说：你们的东西我们不要了，因为在杂志上已经看到了。这种泄密就给国家的经济利益带来损失。


此外，对涉及军事医学等内容的报道也应注意保密的原则。军事医学上的一些成果关系到国家利益，报道它容易造成泄密。还有一些药物本身有剧毒或其它不宜为一般人所知的独特功用，都在保密范围，不能轻易见诸报端。


4       医疗与健康政策的报道

报道医疗与健康政策需要很大的耐心，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法规、依据的性质，故而在报道中尤其要注意把握分寸、正确引导。目前为止，我国已颁布的医疗与健康政策、法规涉及计划生育、医疗保险、食品卫生、药品管理、执业医师管理、医疗事故处理等诸多方面。


例如，对各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报道：这是一项关系到广大城镇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人们对此投以极大的关注。《制度》出台后，各个地方的大报都予以较大篇幅的报道。不仅将《制度》全文完整地刊登出来，供读者逐条认真琢磨，还配以大量的背景资料、专家访谈，从多方面介绍《制度》的由来和演变。各地报摊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购买、收藏，以备日后之需。由于中国多年来延续的旧的职工福利制度的影响，大多数人对新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心存疑虑、甚至怀有抵触情绪。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报纸在此后的几天内连续刊登了多篇报道，对《制度》中容易引发疑虑的部分加以耐心、细致的解释；并请专家举例子、为读者算一笔明细帐。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报道，不仅全面地介绍了《制度》的各项条款和内容，而且疏导了读者的疑惑和不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进行医疗与健康政策的报道、特别是重大政策的报道，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是一次考验。首先，记者自己必须仔细研读政策，熟悉各项条款，如果自己都一知半解，写出来的报道读者就更看不懂了。此外，对政策的读解必须全面，如果一时“吃不准”，可以向专家、学者、或者有关部门请教。切忌以偏盖全、肢解政策，其结果只能是误导读者，引发矛盾。第三，政策报道一定要耐心、细致。要善于倾听读者的反映，及时反馈读者的声音，请教专家后再给出解答，然后再倾听、再反馈、再请教、再解答…… 只有这样经过几个反复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收效。


（三）      报道手法与报道态度的“问题”

对同一新闻事件报道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技巧，一个是态度。所谓技巧，也就是新闻工作的业务能力和素养。而态度，是指主观上是否认真对待，处理问题是否冷静、周全，还是容易“头脑发热”。


1      缺乏常识闹笑话

这里的“常识”指的是医药保健方面的基本知识。一般人的正常血压范围是多少？同一个人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哪个高？霍乱和伤寒分别是哪个季节的高发病？妇女的更年期一般在哪个年龄段？…… 不具备基本的医学常识，就容易在报道中犯“低级错误”、闹笑话。有一位编辑在审稿时，将原本正确的“甲状旁腺肿瘤”误以为是作者的笔误，遂将其改为“甲状腺旁肿瘤”，堂而皇之地登了出来，闹了个大笑话。殊不知“甲状旁腺”是人体甲状腺旁边一个独立的腺体，具有特殊的内分泌功能，该腺体的肿瘤能引发一系列特殊的内分泌紊乱的症状，具有很强的特异性。而在医学上，根本没有“甲状腺旁肿瘤”这一说法。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是对科学的报道，是关乎人们身体健康的报道。如果经常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不仅专业人员不屑于阅读，就连普通读者也会失去对其的信任。


2      不辨真伪，误导受众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要求记者具有基本的医药保健知识，但记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员，如果在采写新闻的过程中遇到无法肯定的内容，一定要虚心向专家请教。切不可不懂装懂、盲目跟风，以至不辨真伪、误导受众。有些治疗方法，如50年代的“柳枝接骨”，60年代的“鸡血疗法”，70年代的“甩手疗法”，80年代的“红茶菌疗法”等等，皆因为记者不辨真伪、以误传误，以至轰动一时，有时甚至到了人们争相仿效的地步。 尽管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记者不能在采写新闻的过程中明辨真伪，其结果往往不只是“闹笑话”那么简单，当年就有人因为喝鸡血过量而得病的教训。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引以为戒，不可大意。


3      人情稿、关系稿、金钱稿

有偿新闻的现象在早些年曾经一度泛滥，现在经过治理整顿，情况已大为改观。人情稿、关系稿、金钱稿是有偿新闻的典型表现。这类新闻同样存在于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中，只是危害性更直接、受害面更广。因此，新闻工作者自身一定要加强行业自律、倡导“绿色新闻”，杜绝此类报道的滋生。


4      枯燥艰涩，笔下无“人”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传播健康信息、介绍科研成果为主。这类报道往往不是写得枯燥乏味、平铺直叙，就是艰涩难懂、拒人千里。许多报道习惯于用对事件的描述代替对人的关注，重数字轻案例，重整体轻个体，使理应“人性化”的报道变得平淡、冷漠了。


以对艾滋病的报道为例，大多数报道只是停留在类似于“工作简报”的层面上。“某某地方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XX名，与去年相比上升XX%，引起当地主管部门的重视……”是最常见到的报道模式，缺少深入的挖掘和人性化的表现。这种写作风格也反映了国内新闻从业人员对整体和个人的理解与偏好。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往往注重社会整体的利益，认为孤立的某一事件不能反映社会的整体情况，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相信政府的统计数据能反映社会的整体情况，而任何个人的情况只是部分真实。


2000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期间，《浙江日报》的一篇报道突破了这一僵化的模式。报道的标题同样很耐人寻味：《与HIV感染者的对话（引题）——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主题）》，很有人情味。新闻报道以传播信息为主责，切忌煽情造作。但缺乏人文关怀、只见物不见人、只见事不见人、只见数字不见人的报道方式，只会疏远和读者的距离，削弱传播效果。


5      报道中的伦理与法律问题

除了由于消息来源不准确、记者不辨真伪而造成的失实报道外，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中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报道中的“歧视”问题；另一个是对消息来源的保密问题。


据台湾学者徐美苓等关于台湾11份主要报纸对艾滋病报道的研究分析发现：台湾11份主要报纸（1995。11——1996。3期间）关于艾滋病的新闻报道“常被当作社会新闻来处理”；“在新闻的标题或内容呈现上有流于煽情、耸人听闻的趋势”；“报道的语言模糊艰涩，多做断章取义、多有歧视意味”。 在媒体关于艾滋病患者死亡事件的报道中，亦体现出相似的特征：将“歹死”、“不正常死亡”、“不自然死亡”与艾滋病形成构连，把艾滋病死亡描绘成“肮脏、罪有应得、难堪又难看、孤寂、绝望痛苦、危机四伏”，使艾滋病患者维持他们“异类”、“他者”的社会位置。 这样的报道无疑塑造和强化了艾滋病患者的“边缘人”特征，人为地将艾滋病患者“妖魔化”、“边缘化”了。


仍以对艾滋病的报道为例，同样牵涉到为消息来源保密，即维护患者隐私权的问题。在国内媒体关于众多艾滋病患者的报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他就是宋鹏飞——中国第一位被公开真实姓名的艾滋病患者。当年的宋鹏飞年仅16岁，在一次手术输血时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患者与家属仍沉浸在痛苦中不知该如何面对未来的时候，一家国家级新闻媒体“捷足先登”，将这一事件及宋鹏飞的真实姓名公布于众。也许当初媒体并无恶意，通过媒体的“渲染”也的确为宋鹏飞一家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救助，但那是极其有限的。给宋鹏飞一家带来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和歧视。宋鹏飞“出名”后，乡里老百姓集体请愿，要把他们一家赶走。当地领导穿着白大褂、戴着橡皮手套前来“慰问”，临走时把白大褂和橡皮手套扔在村口。宋鹏飞一家被迫迁往北京，住在一座危楼里。楼里原先的住户听说搬来一个艾滋病病人，吓得“集体大逃亡”，危楼成了空楼。宋鹏飞一家对媒体充满了厌倦、甚至是仇视，他们决定将那家泄露其真实姓名的国家级新闻媒体告上法庭。 因此，“对信息来源保密”的重要性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显得格外突出。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原则与规律


（一）      一般科技新闻的报道原则与规律


1      科技新闻的特点与受众的兴趣

“报道科学、科技、医药、环境、心理健康、以及其它众多的主题，是公共事务新闻中最富有活力、最生动的工作之一。对涉足于这一复杂领域的新闻人员而言，需要了解的是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影响。有时这方面的报道可称为‘不确定之新闻报道’。”


不确定性正是科技新闻的魅力和丰富的源泉所在。受众接触科技新闻出于不同的兴趣和需要，有的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有的是为了自我保护，有的是为了促进生活、生产和学习…… 台湾学者王洪钧将受众对科技新闻发生兴趣的因素归为四类：一为维护个人利益；二为满足好奇心；三为求得进步；四为追求戏剧性。王洪钧认为受众接触疾病和医疗健康报道，主要是出于保护健康的需要：“人类莫不对死亡感到恐惧，而希望延长寿命。因此，任何养生延寿的发明均能使读者发生兴趣。”


2      科技新闻报道的三个发展阶段

美国学者Carolyn D. Hay 曾在其著名的《美国科学报道的历史》（A History of Science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将科技报道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


（1）“啊呀！”（gee whiz）时期。按照当年美国“黄色新闻”泛滥时的说法，认为能使读者“啊呀”一声的即是好的报道。

（2）自1920年代以后，愈来愈以专业化的分析来报道科学，逐渐形成专职的新闻行业。

（3）自1970年代以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科技报道开始着重于科学对科技社会造成的可能影响。


3      科技新闻的报道原则

科技新闻的报道有别于社会新闻之处，在于它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因其具有“科学性”的特点，所以在读者中才具有“权威性”。因此，对科技新闻的报道尤其要慎重。美国前科学通讯社社长Coatson Davis曾对科技新闻的“安全范围”划定界限。 现摘录其中部分条款，虽多有“过时”之嫌，但对当今的科技新闻报道仍不乏可兹借鉴之处——


一．      一般禁载事项。（1）任何所谓“秘密”的科学或技术。（2）任何方法乃至准备步骤中，没有说出主要的部分，而用杜撰的名词代替的。（3）科学家久索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宣布成功。（4）任何对一个发明家或已经发明的事物所作的有计划的攻击。

二．      超科学的事物。

三．      神奇的医药发明。（1）任何病症的绝方和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2）医生对自己的宣传。（3）增肥或减肥的医药。（4）返老还童术等。

四．      离奇的机械发明。

五．      荒诞的生物信息。


从上述的摘录中可以看出，“慎重性”是科技新闻报道的首要原则。作为科技新闻重要内容之一的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同样遵循这一原则。


（二）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原则与规律


1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特点

科学性与慎重性。 科学性是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首要特性，这一特性是由报道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报道的对象是科学领域的，因此报道的内容和方法也必须具备科学性。哪怕是对政策和人物的报道也应力求科学：不过誉、不诋毁，实事求是、谨慎客观。许多读者就是根据新闻报道中的人物介绍而不辞辛苦、慕名前往求医问药的。如果随意报道、随心所欲，必将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因此，必须慎重起见。


宽泛性与接近性。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议题内容十分广泛。大至国家政策、法规，小至人们饮食起居。除了前文述及的疫情报道、政策报道、科研报道之外，还包括医疗、养生、美容、健身、饮食、环境、心理健康等诸多领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变得愈来愈普遍，报道议题也伴随着向更宽更广的领域拓展。与此相应的是，报道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贴得越来越紧密，甚至渗透到一些生活细节当中。愈来愈多的读者关注这类报道，主动接触这类报道正是因为它的这一特点。


指导性与权威性。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科学性”和“接近性”的特点直接导致了这类报道的第三个特点——指导性与权威性。许多读者对报道中的事件、人物、提法深信不疑，频频效仿，甚至代为“传播”。指导性与权威性必须建立在前述科学性和接近性的基础之上，只有“科学的”、“接近的”报道才对读者具有指导意义。否则，就是误导。


2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原则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特点决定了这类新闻的报道必须遵循审慎原则和通俗原则。此外，还应注意“人性化报道”原则和“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


下面，以对艾滋病的报道为例，比较美国和中国的大众媒体在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原则和实践中的不同特点，从而进一步了解此类报道的特点和规律。


（三）      实例分析：以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为例


1      美国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

艾滋病，英文缩写AIDS，中文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首次报告了该疾病的存在。艾滋病有其特殊的传播方式。因其主要存在于人的血液、精液和唾液里，故输血、交叉静脉注射、性行为便成了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这使得艾滋病的传播与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有了天然的联系。


然而，媒体对艾滋病的关注并没有因为疾病的迅速蔓延而变得积极主动；相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少有的“冷静”。直到1982年5月31日，《洛杉矶时报》才成为全美第一份在头版刊登有关艾滋病报道的大报。而事实上，到1982年底美国有记录的艾滋病病例每六个月就增加一倍，而且患有艾滋病的人中已有三分之二死亡。但是，“传媒对这种瘟疫却未能作出应有的防范宣传。” 这种萧条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5年年末才有所改变。


一般公众普遍认为1985年媒体关于两个特殊的艾滋病案例的报道是美国艾滋病健康促进运动的转折点。一则案例是当时的一位名演员Rock Hudson被诊断患有艾滋病；另一则是关于一位名叫Ryan White的13岁血友病患者因为被诊断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被拒绝进入公共学校的事。但有学者认为，此后一本关于艾滋病的宣传小册子的发表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这本小册子就是发表于1986年10月22日的著名的《外科总医师关于艾滋病的报告》（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AIDS）。这是第一篇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实质性报道，作者是当时里根政府中的一员、外科总医师Dr C. Everett. Koop。这篇36页的报告号召对儿童进行艾滋病教育，提倡广泛使用安全套，并指出任何形式的隔离和强制性认定对控制疾病的流行都是没有用的。


  最先对《报告》的发表作出反应的是美国的大众媒体。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统计，从1985年至1990年，大众传媒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数量分别为：1985年5007篇，1986年5377篇，1987年11852篇，1988年7584篇，1989年7091篇，1990年8364篇。 高峰出现在1987年，正是1986年年底《报告》发表之后的头一年（参见图一）。另一个强烈的反应来自于公众。美国学者Moran等作过一项关于1984—1988年间美国安全套销售情况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段时期内安全套的销售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其中主要发生在1986年至1987年之间，从24050万只猛增到28900万只。


图一：1985——1990年美国大众媒体艾滋病报道数量比较图（篇数）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以安全套的广告为例，直到1987年之前，媒体大多不刊登这类广告。甚至到了1987年之后，媒体已开始轰轰烈烈地报道艾滋病问题、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已明显提高之际，美国三大电视网仍以“惟恐有违某些观众的道德感”为由，继续拒绝播出安全套的广告。 美国学者Rogers, Dearing & Chang分析1981年6月至1988年12月间美国各种全国性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将媒介呈现艾滋病议题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1）初始时期（initial era）；（2）科学时期（science era）；（3）人性时期（human era）；（4）政治时期（political era）。


1989年是美国大众媒体关于艾滋病报道的又一个转折年。这一年，媒体有关艾滋病报道的数量降到三年来（1987、1988、1989）最低点。美国《旧金山纪事报》记者蓝迪•施尔茲指出这种态度造成的后果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员发现，许多人现在认为这项瘟疫已经‘消退’或已经达到极点。而事实上，真正达到极限的是传媒的报道胃口。”


此后，媒体的报道内容发生了明显的转向，逐渐向“人性化报道”发展。据美国凯瑟家庭基金与普林斯顿社会调查研究协会对美国主流新闻媒体1985至1996年期间艾滋病新闻报道所做的内容分析研究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美国新闻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侧重在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等告知层面，以满足民众对艾滋病防御信息的需求。到了1989年，大多数民众对艾滋病感染途径已有认识，多半媒体将报道焦点转向检视艾滋病对个人、家庭与特定社群的影响，以继续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2      国内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

国内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集中体现了中国新闻媒介运作的特点和原则。美国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精神至上”的社会，崇尚独立、自我和与众不同。反映在媒体的报道上就是对个人的关注。以对艾滋病的报道为例，相当一部分报道内容涉及个人对艾滋病的经验、感受，以及艾滋病给个人及家属带来的影响，人文色彩浓重。虽然有时不免有“煽情”之嫌，却鲜明地反映了美国新闻媒介“突出个人、以个人反映社会”的报道原则。而我国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


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反映在媒体的报道上就是常常以“对事件的报道”取代“对人的报道”；以“对数字的关注”取代“对情感的关注”。以对艾滋病的报道为例，大部分报道内容涉及各地的发病情况（多以数字说明）、政府的举措、最新科研成果等等，较少涉及对艾滋病患者及家人以及他们艰难的生存环境的报道。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倡导的是发展性新闻报道。在“发展新闻学”框架下运作的中国媒体坚持的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原则。这些都决定了国内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呈现出与美国完全不同的风格。


传播学大师麦克库姆和肖（McCombs & Show, 1972）在研究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时提出了议题设置理论，是指这样一种假说：即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和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传媒对一个问题或者论题的强调，学习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然而，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效果不是万能的。就此，朱克（Zuker）认为：“议题设置效果是否产生，议题的强制性接触（obtrusiveness）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将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强制性接触议题”，另一类为“非强制性接触（unobtrusiveness）议题”。前者指公众能够直接亲身体验的议题，如失业、城市交通；后者则相反。在一个特定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为获取该方面的信息就越是被迫依赖新闻媒体。对绝大多数国内受众来说，艾滋病无疑是一个“非强制性接触议题”，媒体报道的影响力更显著。


  从艾滋病防治经验来看，各国对于艾滋病的反应大概可区分为三个时期：（1）恐惧和漠视；（2）经验发展与了解；（3）关注于科学和政策上的发展。 我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自1985年北京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后，国内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逐渐增多。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内明显走了一条“将艾滋病妖魔化”的道路。据《扬子晚报》报道，湖北武汉巴东县一家医院因为“不小心”收治了一名艾滋病患者，导致整个医院的病人都跑光了，最后连医生也借故不来上班，整座医院最后只剩下那位艾滋病患者一人。在我国北方的一座小城，一位援非的医生回国后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此后，没有人再找他看病，只要他在医院的楼道里一走，几乎所有可以行动的人都落荒而逃，他最后不得不只身远离家乡。在人们心目中，艾滋病的名字总是与“死亡”、“性乱”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艾滋病充满了恐惧和歧视。


媒介的议题设置理论在肯定了媒介在设定公众议题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含蓄地指出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是一柄双刃剑：在某些具体情境中，由媒介设定的议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能够并应该使公众对这些议题产生关注并提高重视程度，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虽然媒介设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议题，但由于媒体强大的设置功能仍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这样一来，由于媒介资源有限，另外一些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议题这时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从而逸出了大众的视野。 媒体显然意识到了自身在报道上的偏颇，过分地强调了艾滋病可怕的一面，却忽视了艾滋病病毒本身抵抗力很弱，相互之间的传播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过分地渲染了艾滋病患者与不良生活方式的关系，却忽视了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其实是无辜的。为此，相关的报道从内容和手法上采取了有意识的转变。


注重媒体报道的人性化、理性化是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媒体关注的内容从作为一种疾病的艾滋病本身扩展到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以及他们艰难的生存环境；从冷冰冰的医院扩展到温馨的“红丝带俱乐部”（艾滋病患者俱乐部）。《南方周末》2000年“世界艾滋病日”期间用连续4版的篇幅组织了一次关于艾滋病的特别报道，阐述了西方艾滋病专家在高危人群中派发安全套和针筒的建议与中国现存法律制度层面的冲突；上海的《青年报》更在焦点版成功策划了记者与艾滋病患者握手的行动。据《北京青年报》同一时期对200户北京家庭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97%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全社会来关注艾滋病问题”，86%表示“知道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70%表示“关注媒体有关艾滋病的报道”。 国内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逐步经历着可喜的变化。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采访


科技新闻的采访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美国一位专门采访爱因斯坦的记者在回忆他的职业生涯时说：“我跟他接近几乎20年，一个秃顶的老头、两鬓挂着些许斑白的头发。20年前，他看见你时如果肯跟你说几句话，那几句话不是数学中的术语、便是物理学上的公式；20年后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那一套，可能深邃一点，加点原子分裂理论。从他身上能够写出来的新闻实在有限，再让我去盯牢这个老头子，我自己的写作源泉也要枯竭了。” 这位美国记者的话多少有些牢骚，却说明一个事实：采访科技新闻不仅需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有时还需要有比其他记者更大的耐心和执着。对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采访同样如此。


（一）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消息来源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消息来源十分广泛，从医院、药店、实验室、科研机构到政府机关、主管部门；从统计公报到个人病历；从医生、护士到患者和家属…… 此外，专业会议和专业机构的年会也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同样不能忽视。在实际工作中，有几个特殊的部门和场所是采访者必须时刻留意的 ——


1      卫生系统

包括医院、急救中心、卫生防疫站、医疗科研机构、中心血站、医学院校、卫生主管部门等。这些场所是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最基本的消息来源。采访者应经常深入其中、与相关人员建立稳定的联系，保持信息传递的畅通、及时；同时多向专业人士请教，不要“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


2      其他相关部门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渗透越来越普遍。报道某一领域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并不能只局限于该系统内部，而要培养跨系统、跨领域寻找新闻的意识和习惯。与卫生系统相关的其他部门包括体育、气象、环保、司法和工厂企业等。


体育健身、体育医疗、健美、养生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报道题材，如《科技日报》的《轻体育——都市健身新时尚》、《新闻晚报》的《运动能减小患癌危险》等；气候与疾病的关系也很密切，何时升温、何时降温、如何防暑防冻、如何预防紫外线灼伤…… 许多日常生活中的话题都与人们的健康有关，如《炎炎夏日，白领需防空调病》（《生活时报》）、《专家提醒：高温烈日提防“情绪中暑”》（《中国青年报》）等都是及时而贴近生活的报道；在环保、司法、工厂企业等部门产生新闻的例子也很多，如涉及居室装潢过程中甲醛超标问题的《室内装修：谨防放射性》（《科技日报》）、以及《国家药监局通报月亮湾生物公司违法生产问题》（《解放日报》）等报道都是疾病和医疗保健领域与其它相关领域有机结合的范例。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内容非常广泛，就看采访者是否善于发现、善于运用。


3      气候突变地区和灾变地区

气候突变主要指对人产生强烈影响的酷暑、骤冷、风暴等天气情况。灾变主要指地震、水灾、火灾、毒气泄露、爆炸、交通事故、战争等影响范围较大的不测事件。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记者应摒弃“坐等新闻”的习惯，主动出击、及时奔赴第一现场，绝不可等闲视之，因为重大灾害事故往往会影响到人的生命和健康。


4      人群无组织大量集中的地区和场所

这主要指缺乏保障措施或无法控制的人群密集地点，如各地拥挤的庙会、灯会、集市；配套设施较差、管理不规范的车站、码头、饮食“大排档”；因种种原因而突然出现的难民群等等。越是混乱、肮脏的地方，越有利于疾病的滋生蔓延，人们的健康就受到越大的威胁。


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媒体中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消息来源仍以政府部门和卫生系统为主，主动出击、深入“高危地区”发现新闻的较少；局限在卫生系统内部的较多，跨领域、跨部门采写的较少。如此不仅限制了采访者的视野，也很难写出优秀的报道来。


（二）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采访

虽然各自的领域不同，但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采访与其它新闻的采访仍有许多共通之处。如：采访前的准备，包括专业知识的准备、采访提纲的拟定，如果是对人物进行采访，还需要多了解一些人物的背景资料；采访中要注意营造融洽的采访气氛、耐心细致、多与采访对象交流等等。不同的是，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常常需要以患者为采访对象，尤其是对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患者进行采访时，往往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技巧。


1      对艾滋病患者的采访

据台湾学者徐美苓等研究发现，台湾报纸上有关艾滋病报道所引用的消息来源分为九大类：（1）医护人员与专家学者；（2）政府部门或官员；（3）民间艾滋病防治宣传单位；（4）艾滋病患者或家属；（5）特定社群；（6）防治药品、用品供应商；（7）外电报道；（8）记者/媒体/作者本身；（9）其他。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医护人员或专家学者”，约占27.4%；艾滋病患者或家属作为消息来源的比例为9.2%。


对艾滋病患者的采访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社会舆论的压力、患者的戒备与敌视、自身或多或少的恐惧与紧张…… 对一名采访者而言，这一切都是巨大的阻力。如何克服这些阻力、完成采访，不仅是业务素质和技巧的问题，有时更需要的是采访者的勇气和执着。《湖北日报》女摄影记者高宝燕只身一人先后4次深入艾滋病村，同那里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女记者，面对这样的采访，心中的矛盾和斗争不言而喻。高宝燕事后回忆说：“真的要去和艾滋病人亲密接触，我还是很胆怯，辗转反侧了几天……” 最后采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作者反映“艾滋病村”的专题摄影报道《愿悲剧不再重演》于2001年3月16日在《湖北日报》“特别关注”专栏以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出；11月25日《半月谈》杂志又用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作者拍摄的题为《向艾滋病挑战的人》图文写真。


四川《天府早报》的记者为了采访、拍摄到一位晚期艾滋病患者的临终生活，先后10次来到患者家中，与患者同桌进餐、促膝谈心。前后历时两年，获得珍贵照片20余幅、采访数万字。回忆起这段难忘的采访，记者坦言：“两年来艰苦漫长的采访历程仍萦怀于心。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采访，更是对记者职业素质、责任感、勇气和胆量的一次严峻考验。”


2      对残障人士的采访

“残障人士”是对残疾人的尊称。国内媒体大多习惯于使用“残疾人”这一说法，而患者本身并不喜欢别人如此称呼他们。使用“残障人士”的提法更能体现出一种平等和尊重。


大多数残障人士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采访，表现出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但也有部分残障人士缺乏自信，对外界的反应比较敏感。他们既不希望被歧视，也不愿意被怜悯。遇到这类采访对象，采访者必须首先调整心态。既不应怀有轻视的态度，也无需悲天悯人、表现出过分的同情。要时时想到这个“人”，而不是“残障”。


有一点必须明确，大多数残障人士只是身体生理上存在缺陷，不要因为对方身体方面有缺陷而认为他们一无所能、甚至连头脑也有缺陷。“这种态度会促使身体健全的人以显然是不恰当的、贬低他人的方式跟残障人士说话。”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通常大多数残障人士反对被描绘成英勇无畏的人。用一位半身瘫痪者的话来说：“人们把我们开汽车当作神一般来看待。过了一会，你就开始觉得像一个白痴一样，因为你做的不过是大多数成年人都能干的事。”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的写作


（一）      采写疾病新闻的“十一项规则“

台湾学者王洪钧在论及疾病新闻的采写时，总结出“十一项规则”。虽不够全面，但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


（1）      如无可靠依据，切不可轻易刊登已发明某种疑难重症的特效药，因为十分绝望的病人会因报纸虚伪的报道而更加失望。

（2）      未获证实时，切不可随便报道一件近乎神奇的医疗消息。

（3）      任何新的医疗方法，必须确知是最新的发明才能刊登，因有些被报纸强调的最新医疗方法，实际上早为医生们所采用。

（4）      对医药研究工作的进展不能冒失地介绍，因医药研究日新月异、时时在进步中。对于进展，以外行的看法认为成功了，而事实上这工作可能刚刚开始。

（5）      对任何奇怪疾病，如久孕不育等，应用同情的口吻来写，若易使病人受窘则宁可不写。

（6）      不能随便说“某人死于手术”，最多能说“施手术后死去”。

（7）      不能说“某人因心脏衰弱而死去”，因任何人死去时心脏总是逐渐衰弱的。“心脏病”是种专门的病，不可滥用。

（8）      生病自非享受，但亦并非全是“辗转病榻”或“奄奄一息，与病魔挣扎”。尤其在有医生负责诊治的时候，更不可加上近乎绝望的字眼。

（9）      说明传染病情形的严重及其预防方法时，必须说出医院或医生的名字。

（10）普通疾病以及平常人生病，可以不说出诊断医生的姓名。

（11）任何疾病消息，除通俗的病名外，应加写法定病名。


（二）      如何写好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


1      关于报道题材

  关于报道题材的分类方法很多。中国人民大学薄涴培教授将此类报道分为医药科技类、卫生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类、医卫界人物类、医疗信息类四大块。并将这四大块内容又进一步细分为八个方面：（1）医药科技信息（包括医学教育和健康教育）；（2）医药卫生政策和法规；（3）医疗和防疫（以医患关系为主）；（4）爱国卫生运动；（5）计划生育与人口；（6）中医药科学技术；（7）医药卫生界人物；（8）卫生改革。 可以说，这一分类方法基本涵盖了医疗卫生领域的报道题材，但未涉及环保、体育、气象等领域中与医疗卫生领域交叉的内容。此外，一些新兴而日益蓬勃的“健康文化类”题材，如网上就医、导医公司、名人“医”事、克隆人与安乐死的伦理探讨等亦逐渐成为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中的重要内容。


作者曾对上海《解放日报》2000年1月——11月间的报纸进行随机抽样，对抽得的44份报纸中“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予以内容分析，获得符合要求 的报道109篇，平均每份报纸2。5篇。在抽得的109篇报道中，内容有关医务界改革的31篇，占28。44%；有关新科技的28篇，占25。69%；有关健康文化类的18篇，占16。51%；有关健康信息的14篇，占12。84%。医务界改革类和健康文化类内容一跃成为重要的报道题材。


以医务界改革类题材的报道为例。近年来，医务界的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上关于医务界改革类的新闻报道呈上升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抽样获得的31篇医务界改革类新闻报道中，主要涉及了医院降低收费、优化服务，药品明码标价，医务界破格用人、招贤揽才，后勤服务社会化以及开展社区医疗等领域，应该说范围还是广泛的。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报道无一例外都是一些经验性的介绍，而缺少群众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映。也就是说，只有医务界的声音、没有群众的声音，这种格局显然是失衡的。


2      关于报道体裁

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中，可以采用的体裁是丰富的。但在实际报道中运用的情况并不理想。


仍以2000年1月——11月《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为例。抽样所得的109篇报道中，消息66篇、占60.55%，通讯15篇、占13.76%，此外各类体裁均较少出现。消息类新闻报道在总体中占多数是正常的，任何领域的报道都应以动态新闻为主体，这符合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问题在于其它各类体裁的采用显得比较单一。


以通讯为例，15篇通讯中包括人物通讯3篇、事件通讯3篇、专访4篇、特写4篇、系列报道1篇（系列报道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通讯体裁，但包括在深度报道范围内，暂归“通讯类”）。3篇人物通讯为：3月8日的《为了祖国医学事业（主题）——记上海医科大学教授马兰（副题）》，7月17日的《悬壶送子》，8月9日的《走出上海、回到上海》（关于市九院整形外科专家曹谊林的事迹），清一色的先进事迹介绍；4篇专访均为问题和地域（部门）专访，没有1篇人物专访；值得注意的是，3篇事件通讯：1月28日的《明天我们怎样看病》、9月18日的《上海首次，中国首例（引题）——脐血移植医治淋巴癌成功了（主题）》以及11月3日的《遗体捐献，善莫大焉》还是相当出色的。为了配合通讯的发表，在通讯周围同时编排了最新动态消息、新闻背景材料、综述、科普常识、新闻图片以及读者来信等多种内容，占用了近一个版面。信息量大、冲击力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延伸，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很显然，这里面包含着编辑的事先策划和记者多方搜集素材的努力，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只要肯花精力、花时间，此类报道同样能够做得生动、做得成功。


除了通讯，还有一些体裁值得很好地挖掘，比如采访札记、图片新闻、健康评论等，只可惜数量太少。


3      关于报道语言

关于疾病和医疗保健报道中的语言问题，前文已有所述及。通俗化和人性化是此类报道语言的两大发展趋向。但必须注意，通俗而不庸俗，通俗化而不失科学性；“人性”而不任性，人性化而不失客观性。


2000年全国晚报新闻特等奖、同年度中国新闻二等奖的优秀报道《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诞生》 的作者李亚新、孙海华在谈及如何开展专业科技新闻写作时，认为“写科技新闻，自己要先成为专家”、“要像写‘十万个为什么’一样生动地报道科技新闻”。 体现了专业科技报道“科学性与通俗性并进”的语言特点。


此外，不同的报道体裁，其语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消息的语言简明、客观；通讯的语言细致、通俗。同样，不同报道题材的语言特点也不尽相同。同为疾病报道，胃肠炎和艾滋病的报道就截然不同。只有在共性中把握个性，再加上不断的练习，才能写出优秀的报道来。



——摘自《问题新闻学》（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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