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者的课外书之二十--《临床医学的诞生》

梁知行

此书由译林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发行，由（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

作者简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从1970年起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去世。福柯学识渊博，对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精神病学、医学都有较深的造诣。他的主要著作有《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事物的秩序》、《权力/知识》、《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今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空间与分类
第二章 政治意识
第三章 自由场域
第四章 临床医学的昔日凄凉
第五章 医院的教训
第六章 征候与病例
第七章 看与知
第八章 解剖一些尸体
第九章 可见的不可见物
第十章 热病的危机

详细介绍：

主 编 的 话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刘 东 １９９９年６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波姆，《两性气郁病症论》（Ｐｏｍｍｅ，Ｔｒａｉｔé ｄ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ｖａｐｏｒｅｕｓｅｓ ｄｅｓ ｄｅｕｘ ｓｅｘｅｓ），里昂，1769年第4版，第1卷，第60至65页。）。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贝勒，《精神疾病新论》（Ａ.Ｌ.Ｊ.Ｂａｙｌ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ｄｅｓ  ｍａｌａｄｉｅｓ ｍｅｎｔａｌｅｓ），巴黎，1825年版，第23至24页。）。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Ｊ.Ｆ.Ｍｅｃｋｅｌ，德国解剖学家。——译注）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Ｂｉｃｈａｔ，法国解剖学家（1771—1802）。——译注）、尤其是雷卡米埃尔（Ｒéｃａｍｉｅｒ，法国医生（1774—1852）。——译注）和拉勒芒（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法国病理解剖学者（1790—1854）。——译注）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拉勒芒，《脑部解剖病理学研究》（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ａｎａｔｏｍ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ｎｃéｐｈａｌｅ），巴黎，1820年版，导言，第ⅤⅠⅠ页，注释。）。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苏尔尼亚，《诊断的逻辑与道德》（Ｊ.?Ｃｈ.Ｓｏｕｒｎｉａ，Ｌｏｇｉｑｕｅ ｅｔ ｍｏｒａｌｅ  ｄｕ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巴黎，1962年版，第19页。）。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原文作ｐａｒｏｌｅ，相当于英文ｓｐｅｅｃｈ。——译注），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Ｅｘéｇèｓｅ），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原文作Ｐａｒｏｌｅ，相当于英文Ｗｏｒｄ。——译注）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ｃｌｉｎｉｑｕｅ）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Ｇｕａｒｄｉａ）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梁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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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张自力  


摘要：《临床医学的诞生》是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早期著作。该书以一种历史的、批判的视角分析了从以猜想为基础的前现代医学向以经验为基础的、扎根于科学探索理性的现代医学的转变过程；分析了此前一段时期内医学经验话语的演变，以及新的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福柯认为，医学目视在其中充任了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不同于以往“还原性目视”的“科学的、实证的目视”的出现唤醒了新的医学经验，建构了与这种医学经验相联的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个人，组建了一种理性的“实证科学”语言。此外，福柯在书中还对一直以理性和进步自许的现代制度对医学的压制和粗暴干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临床医学的诞生》完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福柯正着迷于由他本人开创的“知识考古学”的工作，这一背景不仅在该书的副标题——医学观念的考古学——中得以体现，也使该书不可避免地背负了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福柯研究 《临床医学的诞生》 目视 现代性 知识考古学

　　一．为什么在法国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使数量众多的医院得以建立，医生们已认识到医院在教育和提供更为集中的积累看病经验的场所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但当时的医院通常更兼有监护和管制的功能，“许多医院都将病人与轻犯、乞丐、老弱者、孤儿、妓女、失业者和疯子集中在一起”。⑴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656年建立的法国“巴黎总医院”。在这种情形下，有经济条件的人“或是在自己家里接受治疗，或是去医生的办公室看病”。⑵以医院为基础的医学教育和以医院为中心的医学实践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和教育试验。由于战争引起的经济和行政扶持的中断，许多医院负债累累；法国大革命孕育的平等主义和人权的精粹使得医生作为旧的等级制度的代表遭到责难，医学院随同医学机构也一起在革命早期遭到关闭；此外，长期的战乱也造成医务人员的大量伤亡和流失。“一种医学上的自流放任逐渐形成了”。⑶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法国于1794年12月通过了医学发展史上一项重要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在巴黎、蒙彼利埃和斯特拉斯堡建立了三所新型的医学院。在这些医学院里，“医科学生从接受教育的第一天起就在病床边学习有关疾病的知识”。⑷不仅如此，新型的医学院还远见卓识地把当时尚不被重视的外科学提高到与内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外科思想引入了内科学，为日后基于病理解剖学的现代临床医学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前提。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1815年），“巴黎已被公认为医学领域的麦加”。⑸

　　二．福柯研究临床医学的贡献

　　法国在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为福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正如福柯本人所言：”我的书既不是哲学作品，也不是历史研究；充其量只是史学工地中的哲学片简”。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福柯以一种历史的、批判的视角分析了从以猜想为基础的前现代医学向以经验为基础的、扎根于科学探索理性的现代医学的转变过程；并对此前一段时期内（即十八世纪末期）的医学经验话语进行了分析，试图揭示现代医学经验存在的可能条件。福柯在探寻这种可能的条件时认为“必须超出其（注：医学经验话语）的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⑹在福柯看来，症状、语言、描述、可感知者和可见物皆为能指；与此相对应的疾病、物、被描述者、可陈述者和不可见物皆为所指。正是这种表现为“知识与病痛之间的想象联系”、“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全部关系的历史性重排开启了现代临床医学的大门。

　　福柯认为，这一重新安排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新的医学目视介入的过程。这种目视不同于以往的“还原性目视”，而是一种更理性的、科学的、实证的目视。这种目视不仅仅是时间维度的，更是一种整合了人体空间分布的目视；这种目视也不仅仅是集体的、抽象分类的目视，而是一种投向具体的个人的新的目视。正是这种新型的目视唤醒了理性的临床医学经验，建构了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个人，组建了一种理性的“实证科学”语言。“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⑺因此，福柯认为临床医学诞生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⑻

　　三．不可见的可见性：关于目视的话语

　　人们普遍认为，经验是与医学发展同在的，当人们谈论医学的时候，似乎背后总有经验的影子。其实不然。在人类之初，医学完全是病痛和治疗方法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人们通过最直接的感觉、甚至是本能来观察和抵御疾病。在这里只有目视，没有经验。这种目视与本能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最初的观察。等到人类有了言说，特别是有了“书写和秘密”之后，经验产生了。早期的医学也是在病人的床边进行的，年轻的医生在那里获得医学经验的传授。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医生们将医学经验组织成体系，从而“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一种知识的维度，这种知识本身不包括目视”。⑼自此，目视退到了经验的背后。就连历来倍受史学家们重视的十八世纪的临床教学也“绝没有想借助目视来发现什么，而仅仅是复制了示范讲解的技术”。⑽这种情形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得到改观。因此，莫斯卡迪说：“在希波克拉底把医学简化成一个体系之后，观察就被抛弃了，而哲学被引入了医学。”⑾

　　随着1794年富克鲁瓦向国民公会提交的一份关于建立新型医学院的报告获得通过，一种不同于十八世纪“经验式”临床教学的新的临床教学诞生了。这种新的临床教学是对自由医学观念的重新建构，是一种“目视式”的临床教学。在这里，目视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医学脱离了猜测和主观臆断，脱离了神秘主义和狭隘的经验主义，成为一门实证的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医学目视的这种表面形式上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向原点的倒退，医学目视也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形成。目视的主体不再是任意的，而是“被赋予了特权的”、“得到某种制度支持的”医生。同时，目视的结构和计算特性也获得了很大的解放。在这种情况下，“疾病自动呈现给这种目视并构建这种目视”。⑿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投射在病人和疾病身上的目视并不都是相同的。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目视戏剧般地同时存在着。一种是先于一切外来干预的忠实的、纯粹的目视。这种目视永远是自由的、开放的，它所投射的领域也因而变得澄明和“可见”了。另一种目视则是“用一整套逻辑铠甲装备起来的”，⒀它从一开始就遮住了纯真的目光。然而对于疾病而言，只有沉默的、克制的目视才是最有效的目视。这种沉默不仅是一切理论和想象的沉默，也是一切言说的沉默。“在这种双重沉默之余，被观看的事物最终能被听到，而它们之所以能被听到，只是由于它们被看到”。⒁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被动和无能为力，它不同于十八世纪末医学分类学家那种“园丁式”的还原性目视；相反它是主动的、分析的。对于这种目视，福柯有一段精辟的文字（15）——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地把这种临床目视定义为由一种运作逻辑维持的感知行动；它具有分析功能，因为它能重现（事物）构成的发生过程；但是，它没有施加任何干预，因为这种发生过程完全是事物本身处于原始沉默状态时所使用的语言句法。观察的目光和它所感知的事物是通过同一个逻各斯（Logos）来传递的，这种逻各斯既是事物整体的发生过程，又是目视的运作逻辑。

　　尸体解剖并不是十九世纪才有的新景观。只是将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准确叠合、将人体自身暴露给自由的目视，才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当人们把注意力投向病理领域，投向人体自身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领域——病理解剖学领域开放了。从此，医学感知从对疾病本质的无止境的猜测中走了出来，从纠缠不清的症状分类中走了出来。“一个明显可见的领域向目视敞开了”。（16）

　　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医学发展史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赋予了病理解剖学重要的地位。把它与新的医学精神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奠定了后者的基本要素。病理解剖学在医学认识的最后阶段出现，却似乎为整个医学知识提供了实证性的原则。对此，福柯提出了与以往历史学家不同的解释。福柯认为，造成病理解剖学在最后才被人们接受的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古老的信仰和对死亡的本能的恐惧；而恰恰是旧的临床医学思想本身。“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古老记忆的纠缠中，存在着压制之处”。（17）

　　与此相联系的是，医学目视在此也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变。十八世纪的医学目视关注的是疾病的症状和与时间相伴随的演变，这种关注是外在于人体内部器官的、表面的目视，“它对原因和位置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历史”；（18）与此不同的是，这种与病理解剖学密切相连的代表十九世纪现代临床医学的新型目视关注的是地理、而不是历史。它穿越了浓密的肉体，“前进到另一面，在身体的隐秘之处确认出疾病”。（19）这里关注的是形状、大小、位置和方向，而不是时间。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在于，目视不再关注分类、相似性和“本质”，它关注的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实实在在的器官，关注的是疾病在身体上的定位。“新的医学感知最终承担起确定定位图像的任务，病灶的观念最终取代了疾病物种的观念”。（20）于是，构筑在这种目视和由此建立的医学经验基础上的现代临床医学摆脱了僵化的疾病分类和机械的植物学还原模式的束缚，迎来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在医学领域的首次对话。

　　关于目视的最后一次转变发生在知觉领域内。这一次转变同样建立在病理解剖学被广泛接受的基础上。被现代临床医学视为当然的四大感知手段——视、触、叩、听并不是同时被引入医学领域的，它们之间的整合也只出现在现代医学目视产生之后。当奥恩布鲁格（注：叩诊法的发明者）用手指叩击一个发出实音的胸廓的时候，当拉埃内克（注：听诊器的发明者）用自制的听诊器倾听一个颤抖的心音的时候，有一种目视不知不觉地潜入了他们的听觉，他们“看到”了肺部的积液和心脏的肥大。在此，医学目视被赋予了一种“多重知觉结构”，它已远远超出了“目视”这个词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这种目视在触摸、聆听，而且在观看”。（21）但是，这种整合并不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也不是简单的添加。这一切源于对尸体的感悟和对病理解剖学的认知。

　　耳朵和手不过是在死亡将可见物的明晰存在揭示出来之前的临时替代性器官……不过是提前宣布了尸体解剖所代表的那种目视的胜利。

　　……一个绝对的、具有彻底的整合功能的目视，能够支配和建立全部的知觉经验。正是这种目视把视觉、听觉和触觉都感受不到的东西建构成一个主宰的统一体。当医生使用他的所有感官进行观察时，另外有一只眼睛直逼事物的基本可见性；虽然各个感官被迫面对的是生命的透明现象，但医生本人则借此毫不含糊地直接考虑死亡的明确实体……这种结构支配着临床解剖学以及所有派生出来的医学，它的原则就是不可见的可见性。（22）

　　四．对现代性的批判

　　对现代性的批判几乎是福柯所有著作中一贯的主题。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指出：“现代医疗诊断不再是医生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受制于一套现代医疗话语结构和规则，它们是一切现代诊断可能性的条件”。（23）福柯对法国大革命顶峰时期医学的发展与政府的监控之间激烈的论争、尤其是“流行病委员会事件”的分析，集中地表明了这一点。

　　以控制流行病的蔓延为由，法国政府于1776年在凡尔赛设立了“动物流行病委员会”。作为日后法国皇家医学学会的前身，流行病委员会从建立之初就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提供信息、监督和控制，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24） ——这正是皇家医学学会建立的根源，也是它与医学院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的根源。为了争取一个自由的医学空间，医学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罢工。福柯借用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二者的对垒：“一个是有政治靠山的现代机构，另一个是古老而自我封闭的机构”。（25）这俨然是一场举着现代和理性旗号的现代制度对医学的粗暴干涉。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政府高压之下，罢工失败了。获得胜利的流行病委员会于两年后转变为法国皇家医学学会。新的学会“不再仅限于聚集专门研究集体性疾病现象的医生；它变成关于疾病现象的集体意识的官方机构，这种集体意识同时在经验层次和知识层次，在民族的空间和世界的空间里发挥作用”。（26）

　　国家意志不仅在社会空间领域以绝对的力量优势战胜了古老的医学，而且摧毁了古老医学封闭的认识空间，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医学经验。“……十八世纪的论著、制度、格言、疾病分类学等等把医学知识封闭在一个限定的空间里。对于分类学者来说，医学认识的基本活动就是建立坐标”。（27） 而在新的医学经验形式中，“百科全书方式被对常见而又经常修正的信息的追求所取代。由此人们所要做的是对事件及其决定因素进行总括，而不是用一种体系把知识封闭起来”。（28）在这个意义上，“流行病委员会事件”无疑具有了某种突破的价值。从这个观点看，临床医学的诞生可以解释成它来自于某种医学体制的需要，这种医学体制使对于全民健康的监控成为可能。在此，“福柯考察了一种新的医学知识模式的形成和国民健康的监控中心这二者的两种体制前提的汇合，新的医学知识即现代临床医学，国民健康监控中心的形式即新的教学医院”。（29）

　　因此，福柯认为，与文明、进步等字眼相连的现代医院同样蕴涵着令人窒息的力量。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显示了自身本质如同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30）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医院的产生，随着个人身处的社会空间的日益繁复，健康在逐渐衰退，疾病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鉴于这种观点，福柯对法国大革命早期关闭医院和医学院，取消医学学会和委员会，建构完全开放的、透明的、毫无障碍的医学经验场域的做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福柯看来，“福利和控制中介对社会领域的监督和干预，较之从直接的政治支配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经济而言，是现代社会更为基本的特征”。（31）

　　在大多数思想家看来，与孕育临床医学的那种话语结构相比，临床医学本身始终与光亮和自由的主题有着更紧密的联系，而事实上这些主题却一直回避它。……在强调这种把临床医学的兴旺与科学、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观的优越性时，人们忘记了在许多年间阻碍临床医学形成的恰恰是这种意识形态主题。（32）

　　五．医学观念的考古学

　　《临床医学的诞生》完成于1963年。正如彼特·丢斯所言：福柯倾向于将一个普遍性的历史论断浓缩为一个特定机构的出现（33）。福柯不仅著有《临床医学的诞生》，就连他最著名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也使用了“监狱的诞生”这样的副标题。六十年代的福柯正着迷于由他本人开创的“知识考古学”的工作，这一点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副标题——医学观念的考古学——中得以体现。众所周知，知识考古学关注的是话语及其内在结构。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前言中就已宣称：“本书的写作不是为了一种医学形式而反对另一种医学形式，也不是反对医学而偏向一种医学的缺失。如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它是一种结构研究，这种研究着手从密集的话语中清理出它的历史条件”。（34）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称该书是一本“带有明显结构主义色彩”（35） 的著作似乎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但是，知识考古学并不等同于结构主义。显然，福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此后所著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承认：“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我多次试图使用结构分析，但使用这种分析可能会回避想提出来的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36）

　　正如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福柯的著作大多具有“片面的倾向”：犹如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注意到了理性化所具有的压迫形式，却未能指出现代性的任何进步方面。（37）与福柯最著名的“关于现代权力的后现代分析”中对权力、制度、规戒结构的重视相比，《临床医学的诞生》无疑更关注对知识和话语的分析。虽然这里也涉及了关于现代制度对医学的压制和粗暴干涉的批判，但是，“一种较为妥适的分析最终必然要去更直接地关注实践和制度，以便把话语放置到它的整个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中进行考察”。（38）这大概正是日后福柯转向系谱学研究的原因。

　　注释：

　　（1）拜纳姆（William F. Bynum）著，曹珍芬译：《十九世纪医学科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前言，译林出版社，2001，

　　（7）同上

　　（8）同上

　　（9）《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四章

　　（10）同上

　　（11）同上

　　（12）《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五章

　　（13）《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七章

　　（14）同上

　　（15）同上

　　（16）《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六章

　　（17）《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八章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九章

　　（22）同上

　　（23）《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一章

　　（24）《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二章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丢斯（Peter Dews）著，王民安译：<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美术馆》网站（www.gd-art.com/moa），总第一期，2001

　　（30）《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一章

　　（31）<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

　　（32）《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三章

　　（33）<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

　　（34）《临床医学的诞生》 前言

　　（35）谢强：<福柯篇>，栽涂纪亮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九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36）同上

　　（37）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贝斯特（Steven Best）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第二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8）同上

　　工作单位：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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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来源： 《中华传媒网》

梁知行

建议各位同道有时间的话，不妨读一读这本书，此书对西医有比较系统和到位的批判！而且此书的作者是西方近代比较有名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