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量单采血浆站暗藏艾滋病危机

梁知行

1996年，单采血浆站的违法操作曾给河南省带来一场艾滋病危机，河南单采血浆站随后全部关停。10年后的2006年，贵州省拥有25家单采血浆站，列各省之冠，年供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并多次发生血浆站重大违规案件。

　　在无法找到血浆制品类药物替代品的情况下，该如何正视由此而生的“血浆经济”现象？今年4月卫生部签发的《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能否成为解决之道？

贵州“血浆经济”忧思录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贵阳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个月能多‘卖’几次。”来自惠水县鸭绒乡水冲村的班建设(化名)说，“但是现在每个月最多两次，按规定中间必须至少间隔14天。”

　　在遥远贫困的贵州山区，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这种简单的“赚钱”方法，即到县城里的“单采血浆站”去抽血浆。尽管政府一直把这样的行为叫做“献”，但是和班建设一起“献”血的老百姓们都认为这就是“卖”，因为每“献”一次，能拿到85元营养补助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每个月能够顺利“卖”两次血浆，就有170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有关专家解释，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班建设所在的贵州省目前拥有25个这样的单采血浆站，为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分别位于惠水、盘县、长顺、松桃、纳雍、瓮安、龙里和独山等25个县。在这些地区，每周一到周六，都可以看见来自山区、农村的人们，呼朋唤友拥向单采血浆站。

　　热闹的血浆站

　　2006年5月29日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八点了。”一名25岁的苗族妇女说，“有些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在县城的小旅舍里住上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

　　“村里许多人都会来‘卖’血浆，有些还是夫妻一起来。”班建设说：“‘卖’一次可以得到85元，但是加上路费、吃住等，回到家一般只剩五六十。”

　　在通往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走去。班建设和他的乡亲们把抽血过程分别叫做“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是用来检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600毫升。按照有关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浆。

　　在休息等待检验或者正式抽过血后，他们会走进路边的小饭馆里吃饭。“我的饭馆是专门为‘卖’血的人服务的，其他人不愿意到这来吃饭。”忙碌的老板娘说，“饭菜管够，每个人每顿只要两块五毛。”

　　这样简陋的小饭馆在血浆站附近大约有二三十家，每家店里都坐满了人，经常是一批走了又来一批。一名饭馆老板说：“血浆站每个星期开门6天，星期天休息。每天多的时候有七八百甚至上千人，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人。”

　　“来这抽血对我们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和每天下地干活没什么不同。但是次数抽多的人慢慢干活都没有力气了，有的人就只能以此为生了。”一名前来“卖”血的苗族青年男子说。

　　问及大家都愿意来这里的原因，一名布依族男子说：“我们都是没文化、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谁会愿意卖自己的血？”旁边有人补充：“我们贵州山多地少，找不到地方种粮食，每年家里只能收三四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热闹情景从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直至下午四五点才会结束。抽过血的人们吃完饭，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回家喂猪、领娃娃，要做的事情多得很”。14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次来到这里，参加下一轮“卖”血，当中也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按照规定，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不能供血浆，男子体重不得少于50公斤，女子不少于45公斤，四肢无严重残疾。但是一名血站工作人员说：“贵州人普遍瘦小，若严格按国家规定，会有许多供浆人员被淘汰。”

　　惠水县卫生部门相关官员表示，每个献血浆的人都需要出示本地身份证，血浆站不能接受外地人，对献血浆人员进行甄别，血液检测等方面都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执行。但这样的说法遭到许多“献血者”的质疑，他们表示有很多外地人用本地人的身份证来“卖”血，而本地人也会到外地去“卖”。由于惠水、长顺和龙里等县距离很近，一些人经常奔波其间，务求在一个月内多次“卖”血。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情形，只是贵州省25个血浆站的一个缩影。

第二个河南？

　　目前全国血浆采供量约为4000吨左右，拥有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贵州省年采供量在1500吨以上，占市场份额的近四成。排在贵州之后的，是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有23个血浆站，血浆年采供量约为800吨~1000吨。黔桂这两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西南民族省份的血浆年采供量竟然占了全国年采供量的1/2强

是什么原因使贵州和广西在全国的单采血浆市场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有关资料显示，像惠水县这样的单采血浆站每给血制品企业提供1吨血浆至少可以获利1万元以上，而血制品企业一旦生产出相关药品，销售所得更为可观。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据：2001年，全国血液制品处理血浆量为2700吨，2002年为3000吨，2003年为3800吨左右，2004年和2005年由于血浆因素增长量不大。而全国血液制品行业2002年的销售总收入约为26亿元、2003年约为32亿元。

　　按照处理血浆量折算，白蛋白2003年销售收入在19~20亿元左右，占总市值的60%~65%左右。据专家分析，从整体市场容量分析，在今后5~10年内，在现有基础上至少还可以增加一倍以上。

　　毫无疑问，正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率刺激着国内“血浆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为防止艾滋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而河南所建立的众多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原料库”。

　　但血站并不是随意就能设立的，血液制品行业属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家实行单采血浆站统一规划、设置的制度，国家卫生部根据核准的全国生产用原料血浆的需求，对单采血浆站的布局、数量和规模制定总体规划。因此，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原料血浆的供应由国家卫生部根据血浆供应平衡的原则划定。

　　在河南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事件被揭露之后，经过卫生部门调查认定：导致众多的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直接凶手，正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从1996年3月开始，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整顿，河南省甚至全部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于是那些将工业原料血浆的基地设在河南的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它们不得不另觅他途。

　　这样的背景下，位于西部的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它们新的“原料基地”。“机遇”使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工作越来越“兴旺”，并且逐渐占据了国内单采血浆市场的半壁江山。

　　“兴旺”起来的可能不只是单采血浆站。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内H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有媒体报道，贵州省曾表示，2006年将继续在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15个区县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值得注意的是，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县都同时拥有单采血浆站。贵州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河南？

　　血浆站监管漏洞

　　尽管所有的血浆站均由国家有关部门严格批准成立和经营，而且由各县卫生局直接监管，理论上应该备受公众信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这些年来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牟取暴利的手法越来越隐蔽。

　　针对这些问题，2001年，卫生部曾统一部署，对全国223家单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和检查，共验收合格浆站156家，取缔不合格浆站59家，整改8家，2004年又有6家因为违法违规被吊销、注销、或由于规划调整或技术条件较差被调整和关闭。

　　然而贵州单采血浆站的几个案例证明，卫生部的统一行动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效果。庞大的利润一直刺激着个别血浆站顶风作案。

　　2002年7月，贵州省黔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龙里县单采血浆站进行检查。龙里县单采血浆站成立于1994年，所采血浆主要供给华兰生物公司，该公司以每吨血浆22万元的市场价格进行收购。1998年前，该站以手采血浆为主，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每采集400毫升血浆付给献浆者营养费75元。1998年后，华兰公司向该站提供了20多台由美国生产制造的血浆单采机，结束了该站手采血浆的历史。

　　高效率采浆机的使用给龙里县采浆站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实行机采血浆后，采浆量由每人每次400毫升提升到每人每次580毫升。但该浆站却不将多采的浆量告诉献浆者，仍以每400毫升给付75元营养费的标准兑现献浆者，而后者对此却全然不知。检查结果表明：自1998年8月至2002年5月，龙里县单采血浆站采浆人次共计131895人次，违法采浆量达24085167毫升，违法所得达450余万元。

　　2004年，贵州省审计厅组织审计了全省23个单采血浆站、19个血站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发现如下问题： 一是有10个单采血浆站少付供血浆者营养补助费、就餐费342.1万元；二是息烽县单采血浆站从2000年至2003年间采取转移隐匿血浆销售收入549.33万元，同时将其中的232.96万元以发放“福利费”名义集体私分；三是有12个单采血浆站未按国家税收征收管理规定缴税金785.62万元；省血液中心、部分市州地中心血站和县中心血库采取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超标准等办法违规发放职工津贴、补贴317.3万元，其中，超标准列支当年职工福利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补助35万元，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中餐补贴50.68万元。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医生表示：“数百万元献血者营养餐费被血站拿来发职工补贴，令人愤怒更令人担忧，本来血液供给就紧张，这种不正常现象也许会打击很多献血者的积极性。”

　　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贵州省的单采血浆站和血站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一直遮遮掩掩，公众根本弄不清最后的结果，相反看到相关血站并没有被关停。他认为不断传出各种腐败和违法乱纪的情况，不足为奇。

转制遭遇难题

　　针对类似贵州这样、在全国各单采血浆站也屡禁不止的违规事件，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转制方案》)。

《转制方案》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将与单采血浆站脱钩，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原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在2006年12月31日前不能完成转制或没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收购的单采血浆站，将被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卫生部官员表示，此举是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适应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的要求，即理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按照《转制方案》的要求，血浆站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对于今后由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此次转制，企业收购单采血浆站应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但是在贵州省内，不少业内人员表示，对于“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免疫任务的国有独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原则上对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的国有独资单采血浆站，采取整体资产无偿划转的形式接收”不太能接受。

　　一位名血浆站工作人员说：“提供血浆的地区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贫困和落后，当时建设起血浆站非常不容易，许多都还欠着贷款，现在无偿划转是没有道理的，说直接点，这样的方式是‘让穷人支援富人’。”

　　而《转制方案》提出“其他所有制形式单采血浆站的资产处置，采取有偿转让形式，将单采血浆站整体资产(含无形资产)评估，并以资产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转让价格的依据，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有偿转让”，同样没有获得广泛支持。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我们的血浆站以前都是各种县医院、县中医院办的，后来统一归卫生局直接管理，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每一个单采血浆站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均获得贵州省卫生厅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专门从事单采血浆活动。如果这次转制要把血浆站变成纯粹的企业，我们肯定不愿意成为企业职工。”

　　该站长表示，他们以前都是从各种医院和卫生部门调动来的，如果一定要转制，他们肯定会要求回原单位，保持国有公职人员身份，同时他认为这样的转制办法会出现许多混乱，甚至影响生产安全。

　　他强调：“已经有人在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采血浆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完全交给企业去操作不一定就是好事情。现在卫生部门的直接责任被卸下了，但是由企业经营的社会风险却增大了，因为以后血浆站就完全成为企业采集原料的车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血浆站这样的特殊部门应该继续由国家正规的卫生部门来负责才会更安全。”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卫生局局长也表示：“卫生部下发的《转制方案》太空，根本没有办法执行，我们一直在等贵州省政府的实施细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职工队伍思想，避免在转制过程中出现错误。”对于此次转制方案的利弊权衡，卫生局长表示“事情太复杂，不好随便评价”。

　　贵州省卫生厅及相关部门在2005年5月初已经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表示会尽快进行此项转制工作，但是有关官员也觉得“问题和困难太多，特别是人员安置和生产安全问题，所以不敢轻易动作”。

　　贵州省内多家血制品生产厂家和省外厂家办事处已经闻风而动，不断去各地区进行调研和会谈。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人员表示：“最近公司的负责人一直在到处跑，但是所有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驻贵阳市一名血制品生产公司经理则表示：“我们对于这样的转制工作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血浆站是我们唯一的原料来源，是我们企业存亡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不彻底的市场化

　　在贵州省的各个县城里，“献浆者”们基本上被甄别成特殊人群。长顺县一名卫生人员说：“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要钱最少的床位……人们歧视他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贫困和可怜不全是自己的责任。”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不要说‘献浆者’被歧视，就连血站的医务人员都在社会上遭非受议，一些人甚至暗地里称我们为‘吸血鬼’，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就连我的同学和朋友也很难理解我的工作，他们几乎不清楚血浆站的设置也是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

　　这名站长表示自己以前是县医院负责检验工作的医生，是因为“国家需要、工作需要”才调到血浆站，“很多次我都差点就要求调走，或者调回原单位”。她说：“其实我们血浆站得到的利润非常少，要说赚钱是后面环节的各种血液中心、生产企业和销售部门甚至医院，除非别有用心，否则只要是正常运转的血浆站不可能发财。”

　　贵阳市的一名医生说：“歧视和排斥是无知的表现。在具体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由这些血浆加工出来的药物早已广泛使用，特别像‘人血丙种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等药物，可以说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没有替代品，也就是说没有这些药物将有许多人加剧病情或死亡。”

　　他举例说，中国是乙肝的高发区，控制乙肝流行一直是重点防疫工作之一，全国约有5000万HBsAg阳性的女性，单就阻断母婴垂直传播来讲，理论上就约需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50~70亿单位。在无法找到替代品的情况下，对“血浆经济”现象无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有一种客观看待的心态，而不能一味将其视为丑陋或负面情况。

　　但他转而强调：“事实上贵州省现在每次给献浆者85元实在太少了，我认为每次给1000元也不算多，因为除了他们身体的损耗因素外，血浆站、血制品企业以及各种销售和医疗机构都获利很大，要知道血制品除了采集原料方式特殊，其他的环节与别的药物在销售等环节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出现腐败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另一名血浆站站长也表示：“我也认为85元太低了，应该多给一点，但是国家把这项工作强调为一种自愿捐献行为，所以85元并不是‘卖血费’，而是营养费。除非政府愿意像国外一样将其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样血浆价格将可以随行就市合理波动，但是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似乎很难实现。”

　　据了解，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全部免费，但无偿使用血浆的成本很高；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贵州省一名医生认为：“面对目前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最佳的解决办法是能够动员人们自愿献血浆，不索取任何报酬的方式来完成，然后个人在以后使用相关药品时拥有许多优惠条件，这样就和无偿献血的政策差不多；或者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控制好血制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在让企业获得合理利润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降低药价，这样才能把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体现出来。”

　　同时他也提醒，从目前全国无偿献血的情况来看，只能保持在需求量的60%左右，其余还是必须依靠市场买卖行为来完成，所以他对完全依赖自愿无偿献血浆的效果并不看好。

　　而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新出台的《转制方案》规定，原由政府卫生部门设置的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显然已经认可了“血浆经济”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成品销售的市场运作模式，血浆站名正言顺地成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原料“车间”，那么，为什么原料价格却能够被人为压低呢？

　　在血液制品生产这个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里，《转制方案》的积极意义无疑在于可以让企业更方便地获得原料、让政府部门更透明地监管，而权力获利的方式，被更深地隐蔽在对原材料价格的垄断中。

来源：南风窗

梁知行

2005年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

贵州省“血浆经济”忧思录

我们为卖血老人哭泣同时能否责备开宝马轿车的卫生官员

从去年开始，贵州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加入到卖血浆的行列中，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企业得到了暴利，也使得少数人暴富，甚至个别卫生官员开上了高级宝马轿车。

我们为卖血老人哭泣同时能否责备开宝马轿车的卫生官员
——贵州省“血浆经济”忧思录
夏 泉
今年四月初，在贵阳市打工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位老乡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一些五、六十岁老人利用别人的身份证、户口薄冒名顶替，也加入到买血行列中。此后一位曾在某个血液制品公司工作过的业内人员也告诉记者，虽然国家这几年三令五申，省卫生厅也组织多次检查和整顿，但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牟取暴利，且手法越来越隐蔽。记者从四月八日起半个多月，陆续调查了盘县、普定、罗甸、惠水、长顺、黄平 ......等十多个县的单采血浆站。
老年人、残疾人卖血让人如此伤感
布依族老人罗志刚（化名）家在惠水县西南山区，今年58岁但供浆证上年龄为48岁。早晨7时10分罗赶到惠水县单采血浆站，大院里供浆员已排好队，前面已排了200多人。：“今天来得有些晚，”罗有些懊悔地对记者说。直到11点，才轮到罗采浆。
老人伸出黝黑的手，采浆工作人员忙碌起来，不仅罗志刚老人已有半年多的供浆史，而且她每天都会遇到五、六位象罗同样年龄的老人供浆员. 她已见怪不怪了。
排队领钱时，罗指着前面几个人说，他们都是长顺县改尧镇和摆塘乡的老熟人。一位改尧镇农民对记者说，他一个月中在长顺卖血两次，在惠水两次，在惠水是用当地人的户口本。罗志刚领到的85元中有一张是50元，他下意识连续两次拿起对着太阳照，“得小心啊！跑这么远的路，耽搁大半天可不敢搞错了。”罗对记者说。
领完钱后，罗志刚带记者来到大院左边的休息厅，休息厅里放着一台大彩电，有几十个人看着电视，全是男人，其中五、六个人睡在椅子上，有两个人年纪与罗相近。“卖血中有一半是妇女，但她们不好意思在这里休息；睡在椅子上的人要么身体特别差，要么年龄大，还有一种是卖血次数比较多。”罗还告诉记者，卖血次数多的人手上针眼比较明显，而在惠水四、五千供浆员中，超龄人员有近百人。
罗在街道买了十几元的生活用品，一直没有舍得花掉那张50元钱。在建设西路罗等来了回家的班车，车上女售票员没有让他上，这是一趟从惠水县城到长顺县城的长途班车，全程需要7.5元的车费。而罗的家离惠水县城只有两元车费的路程，售票员怕罗占座位。最后，车上人坐满了，售票员才招呼罗上车。望着远去的班车，罗有些驼背的身影几乎看不见，记者感到眼睛一热，用手一摸才发觉眼泪已流下来了。
按规定，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不能供血浆，而且要求体重男不少于50公斤，女不少于45公斤，四肢无严重残疾。一位单采血浆站工作人员说：贵州人普遍瘦小，若严格按国家规定，现在百分之五的供浆员将被淘汰。
近几年，由于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加之前几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例在社会上流传，青壮年供浆员日益减少，而一些单采血浆站为“血浆经济”做不实宣传，误导了一些农村老人、残疾人加入到供浆员的行列中。记者在所调查十几所单采血浆站中无一例外均发现有老人、残疾人（瘸子）供浆员。
坐落在县城长发北路的长顺县单采血浆站，一位53岁王姓供浆员告诉记者，单采血浆站工作人员常对农民宣传说，卖血有助于治疗老年人的风湿病，而当地老人中确实有一些人患风湿病。
老人、残疾人卖血日趋增多的现象不仅拷问所有人的良知，而且也考验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卖血经济”造就出的“卖血部落”和开宝马车的卫生官员
四月十八日晚八时，记者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县，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记者送到县城西北边的镇远县单采血浆站，这里离县城中心古街有近2公里，是县城最边缘地带，围墙外面就是大片农田。此时，该站静悄悄，电动大门紧闭，门前近300米的公路却显得异常热闹，人来人往，路旁还坐着不少的身着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
摆摊的一名小商贩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着几百名的卖血人员。“许多还带着家属，”该商贩对记者说，“虽然人很多，但生意一般，因为这里卖吃的总共有十几家，加上卖血人员只吃素，就是一两块的饭钱，听说有规定他们不能吃油腻荤食，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多少钱，卖一次血才拿80元钱。”
记者询问路旁几位正在闲聊的农民时，却都三缄其口，最后是一位坐在远处的陈姓农民和记者交谈起来。
陈对记者说，他来自施秉县甘溪乡，苗族，一般每月来这里居住一周卖两次血，然后回家休息几天，再到施秉县或三穗县，他手上有这三个县的供浆证。“有些人最多有四、五个县的供浆证，谁让这四、五个血站离得这么近呢？不过现在管得严多了，外省人也少了，仅有些从羊坪镇附近来的湖南人，主要还是附近几个县的人。”陈继续对记者说，“办证需要身份证或户口本，还要按手印，不过严归严，外地人还是能办下来。”
跨县办证还有什么秘密？在黄平县单采血浆站前面的篮球场，一位刚领过82元钱和一小袋油饼的供浆员告诉记者：“ 实际很简单，原来采血时各县都有一些熟人吗？办新证时，相互帮忙搞个身份证或户口本就行了。”
四月十九日上午8时，记者来到镇远县单采血浆站院内，见到有八百多人等候采浆，花园旁边停着一辆高级宝马轿车，是谁拥有这辆豪华轿车？一名供浆员对记者说，这是县卫生局陈局长的车，他也是这个血站的老板。
据记者调查，一些挤成堆的单采血浆站确实容易形成“卖血部落”，如龙里、惠水、长顺、紫云这四个单采血浆站相互距离较近，每月采浆2.5万人次；三穗、镇远、施秉、黄平、瓮安的相互距离也较近，每月采浆高达4万人次。只不过象黄平、惠水等地的单采血浆站因为处在县城中间，上百人的“卖血部落”分散在县城各处而不显眼。镇远“卖血部落”处于县城边缘才显得那么突出，何况镇远县单采血浆站在贵州省25个单采血浆站中采浆量最大，多着每天有800多人，少者每天也有300多人。据业内人士称，这是国内“第一站”，每年营业收入超两千万，纯利在500万以上，卫生局的陈姓副局长兼任站长，确实开的是上百万豪华款宝马轿车，家产超千万，是镇远县两大富豪之一。这几年，镇远县古街旅游名声鹊起，来观赏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去年国庆黄金周当地的客房标准间高达300多元一天，招待所的普通间也需要100多元，参与旅游商业服务的就业人员增加几千人，当地旅游经济收入显著，是当地就业、农民增收的亮点,也是该县经济增长点。而“血浆经济”最终仅仅是使个别企业获得了暴利和个人的暴富。值得思考的是，这“第一站”会不会使镇远古街这颗中外闻名的旅游明珠蒙尘？

调查中许多供浆员大多数不愿意回答记者的问题，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供浆员。不仅供浆员有着自卑心理，而且家属及子女也难以摆脱这种自卑心理的阴影。有一种伤害叫歧视！社会上有一些人将那些为国家医疗事业做出贡献的供浆员看作是懒人，处处为难歧视他们。还有大部分人认为贫穷是卖血的原因，但贫穷又是当今社会让人难以承认的。贵州省现有7万多供浆人员，如果算上曾有供浆史人员，这个群体已超过15万人数，如此庞大人群的心理问题，有谁关注过？
监管不力使“血浆经济”极易诱发公共卫生问题
贵州省25个单采血浆站是2000年前后由各县的人民医院或中医医院成立的，此后单采血浆站与医院纷纷分离，成为卫生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被一些人称为卫生局的“摇钱树”或“小金库”。按照行政职能划分，卫生局又是单采血浆站的监管单位。
体制的漏洞，往往会成为腐败的根源。事实证明，生产获取利益者与监督管理者同体，经常使监督执法形同虚设。
毋庸质疑，在监督的真空下，牟利的冲动就有了违规的可能，椐调查，惠水县、黄平县、镇远县、三穗县的单采血浆站采浆人数最高日达七、八百人。按照卫生部《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第七条（三）采浆还输要求：采血还输每床位一般每日采血4-5人；每个工作人员管理不超过3张床。按照各单采血浆站目前的床位（一床位一台采浆机，每床位日采量不超5人），各站日采浆人数不可能超过200人，仅此以上各站已严重违规。专家指出，单采血浆程序有三部分：1、对供浆员进行核对和身份识别；2、按规定进行体检、化验、合格者才能采浆；3、用单采浆机进行采集血浆。所以仅仅拥有20台左右采浆机的单采血浆站是如何完成七、八百人的身份识别、体检化验、采浆的工作量？看来业内人士所说的一些单采血浆站违规简化程序并非虚言。四月二十日，记者在黄平县人民医院院内的血站楼前，看到几百名供浆员从早晨5、6点一直坐在地上等候采浆，等候时间最长的竟超过6个小时。这种因利益冲动而超能力扩大采浆人数的违规行为，卫生局监管吗？
记者本次调查行程近三千公里，时间长达二十多天，分别暗访十几个单采血浆站，得到了大量的录音、录象资料，没有惊动一家血站，也没有任何部门察觉。那么卫生部门又是如何检查呢？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甚至省厅检查组还没有出大门，一、二百公里外的单采血浆站就已经挂上了欢迎检查组检查工作的横幅，酒楼已摆好了酒席。“老子从不会让儿子难堪，自家人那有打自家人的道理。”这位干部一脸的无奈。
这两年来，贵州省“血浆经济”行业发生过几次严重的违法案件：克扣几百万元供浆员的营养费、补助费；偷漏几百万元的税款；丹寨县单采血浆站医疗垃圾非法买卖违法事件；镇运县单采血浆站非法为临床供浆造成患者感染传染病违法事件。相关血站没有被吊销许可证，也没有见到有关部门为此承担责任，更没有官员为此丢官。
记者所走过的十几个血站，除罗甸县单采血浆站在大门左边张贴了卫生部、省卫生厅的举报电话外，再没有一个血站公示跨区、频采举报电话，为什么？
新建在二环路开发区的施秉县单采血浆站门前的七、八家专供供浆员饮食的小饭馆竟然没有一家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各血站门前均存在这种无证情况，如果发生供浆员传染病感染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谁应承担责任？
三穗县供浆员多次反映血站克扣补偿费（应发85元，强行克扣5元，提供一顿质量极差的饭菜，为此供浆员多次与血站发生争执。）；工作人员充当血头从频采的供浆员身上抽钱竟然无人过问。
一些血站的环境不如菜市，如在县城园丁路的普定县单采血浆站医疗垃圾随地可见，二楼的厕所污水横流，供浆员只能在门口小便，这仅仅是记者见到的现象吗？
今年初，省卫生厅多次发现一些血站存在违规行为，曾紧急下发了一道密函：黔卫发[2006]20号（贵州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单采血浆站管理工作的通知）。为何成了一纸空文？
有专家指出，对“血浆经济”认识需要掌握度的问题，要掌握好需要和发展的协调关系。我国的医疗事业需要血浆，所以单采血浆站有存在的必要，但关键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监管不力的问题；对“血浆经济”不宜提倡当作一个产业来发展，否则将会诱发诸多社会公共问题。
危机：贵州省会不会步河南省的后尘
九十年代初期、中期，河南省在该省卫生厅官员推动下倡导“血浆经济”，参与经营的个人和企业纷纷暴富了起来，并完成了企业发展过程的原始积累。河南省也为此增加了几个亿的税收,然而却留下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付出代价的不仅是那些卖血的农民！
据相关资料统计，河南省为治疗艾滋病患者用去的资金将超过10个亿，这还不包括中央拨给的部分，损失更大的是对河南省投资环境的影响。有专家称，多年来，河南省被卖血浆感染艾滋病的名声所累，至少累计有500个亿的投资擦肩而过。
贵州省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山清水秀无污染，旅游和各类（农副特产、药材、矿产）资源同样丰富，最大的优势是贵州省各族人民的朴实勤劳。但有人认识到危机来临吗？
某县一位领导对记者说，他出去招商引资最担心被问到的三个问题：吸毒、艾滋病、卖血。投资方告诉他，这能说明社会治安状况和经济发展的潜力。
一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家的河南某血液制品企业，这几年来，为了在河南省建立单采血浆供应点，动用了多年培养起来的所有关系，付出了不少努力，迄今仍然没有在河南省内获得一个单采血浆供应点，河南省各县领导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建站，最主要的理由竟然是“单采血浆站是投资环境的污点。”目前河南全省境内没有一所单采血浆站。该企业最后转向贵州省，和一些领导一拍即合，一举在贵州省拿下九个单采血浆供应点，并由此发展成为国内血液制品的龙头老大。
贵州省公共卫生现状却不容乐观！
贵州省2006年1月传染病疫情公报：......，与去年同比，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及病死率分别上升21.36%、65.38%和36.28%......
贵州省2006年3月传染病疫情公报：......，与去年同比，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及病死率分别上升30.01%、73.17%和33.20%......
从贵州省卫生厅获悉，今年继续在盘县、松桃、纳雍、瓮安等十五个区县提供免费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记者注：发放药物的地方存在艾滋病患者。）
贵州省单采血浆站有：盘县、松桃、纳雍、瓮安、惠水、独山、长顺、罗甸、六枝、望漠、开阳、熄峰、晴隆、普安、三穗、镇远、黄平、普定、丹寨、德江、施秉、威宁、紫云、印江、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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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民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