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伦的解剖学知识表现在他的著作《论人体各部位的用途》(On the Utility of the Parts)和《论解剖程序》(On Anatomical Procedure)中。从这两部著作可以看出,加伦对骨骼、肌肉都作过细致的观察;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没有解剖过人体,他主要是用猴子作外体解剖,用猪作体内解剖,然后把解剖中的发现应用于人体,与人体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一致。可是差不多一千五百年来,生理学界和医学界都把加伦看作是“解剖学之父”,说他的解剖学是一位绝对正确的圣人的完美著作,坚信有他的经典著作在,解剖已经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至于偶尔发现加伦的描述与人体实际有什么不相符,他们相信,那是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在退化,使人体已经起了变化,这完全不是加伦的错。
活动于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的医学家蒙迪诺(Mondino de Luzzi,1270—1327,),于一三一五年偶然地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做了一次公开的解剖实验,并于次年写出了一部《解剖学》,但到一四七八年才印出,是生理学史和医学史上的第一本解剖学专著。在波洛尼亚任教授的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就比较自觉地追随蒙迪诺,把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解剖学,解剖了数百具人体。此后,从事人体解剖的人渐渐多起来了;而且从十四世纪起,在创建于十一世纪、医学系也已有一二百年历史的波洛尼亚大学的公开提倡下,解剖尸体甚至渐渐变成为各所大学的一门课程。但是这样一来,问题也跟着出现了。
意大利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Ⅷ,1294—1303在位)总觉得解剖人体是一件并不怎么自然的事,因为它违反上帝的意志。于是他在一次训谕中,便以“ecclesia abhorret a sanguina”(“教会怕血”)为由,禁止人体解剖。他声称,任何人胆敢肢解人体,均将被革除教籍。教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教皇的训谕和警告,甚至使蒙迪诺都害怕了,表示他只好放弃研究某些骨骼,“以免罪孽更为深重”。后来虽然在各方的强烈要求下,禁令又有所放松。但尽管如此,解剖尸体仍旧得要非常小心,甚至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借助黑夜在暗地里进行:毕竟是被教会禁止过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常常能够看到一幕幕这样的情景:
不错,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些医学生都属“尸盗”,但他们却是力图摆脱愚昧和轻信的科学的信徒,是可尊敬的解剖学家。他们是知识、科学和真理的热烈追求者。因为那个时候,解剖实践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不像今日的医学院,学生一开始就有解剖课。那时的医学生要在读过两年别的课程之后才允许参与解剖,而且规定每人在大学期间只可参加两次男尸解剖和一次女尸解剖;而且每次解剖,同时参加的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人。因此,一个怀有上进心的医学生,只要是有志于将来作一名好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的,仅仅依靠在校听这么点儿以动物替代人的“解剖知识”,是十分可怜的,他们非得自己另外再作解剖,尽可能多具有一些亲身参与的解剖实践。可是解剖的材料哪儿来呢?偷盗是被禁止的,偷盗尸体也是盗窃。于是,在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那所欧洲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波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于一四零五年独立成立医学系时,医学生们只好向自己推选出来的校长违心地宣誓,他们一定要以“bona fide et sine Fraude”(“真诚而没有欺骗”)的办法来获得用来进行解剖的尸体。当然一边这样宣誓,一边仍然要继续盗尸:谁能说为科学的目的不“真诚”?但是这样为了科学也是一种冒险:不但要冒被当作盗窃犯之险,还得因宗教信仰的关系而经历灵魂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