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青主引发的艺术史写法

梁知行

在梁羽生的小说、徐克的电影里，傅青主是大侠，白谦慎研究他的书法，却勾勒出了中国17世纪艺术家的群像
　　
　　李公明

　　(特约书评人)
　　
　　继《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之后再读到《傅山的世界》时(傅山，字青主)，那种感觉已很清晰，就像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对其《从理学到朴学》的声言——“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注意本书综汇学术史、社会史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它采用了欧美最近出现的“新文化史”方法，这种方法摒弃了传统学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做法。中国学者将会发现，《从理学到朴学》一书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见著者中文版序)——一样，这部研究傅山的专著也如作者所言:“本书对17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高，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位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导言”，第3页)这与艾尔曼所讲的“新文化史”的方法应有相通之处。
　　
　　一个“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所谓的“新文化史”是自70年代后期首先在法国出现的史学研究流派，目前已发展为继“社会史”学派之后的西方史学主流。此流派的多种方法特色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艺术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对于历史中的主体——个人以及事件、观念等等研究对象的了解。因此其著述的题材极为广泛，方法各出新致，积极运用跨学科的资源与成果。从其思想资源来说，很显然它是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它和后现代理论共同分享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式语言:再现、文化、实践、相对性、叙事、微观史等等(参见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还是超越？》，《新史学》第四辑，大象，2005)。

　　当然，方法固重要，但如何运用得当却是更重要的问题。白谦慎先生在书中并没有使用“新文化史”或后现代理论中的常见概念，也没有声称何论、何法，但在研究视角的选择、叙事的风格等方面显见与“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契合。著名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任教于耶鲁，他的中国研究系列被新文化史学的研究者视为“相当卓越的微观史学作品”(同上，第44页)，白先生毕业于耶鲁，或许会受到他的某些影响也有可能。白著中的西文参考文献列有史景迁的两部著作，但我更想起的是史景迁写于60年代的另一部书:《曹寅和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这部书开头便说讨论的是曹寅生平，但不是他的传记，获得同样重视的是时代和制度；考虑的不仅是他做了什么，而且还考虑他能做什么以及如果别人在他的位置上又会做什么；曹寅是否重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他而获知那个社会与制度框架(见“前言”)。他的独特视角和细致严谨学风再加上讲故事的方式和文笔，使其著述既深邃又畅销。如果把艾尔曼笔下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傅山、曹寅这三个不同的世界交叉起来读，大概会是一个关于17世纪晚期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其实，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早在80年代初围绕着高居翰《江岸送行》引发方法论争论的时候，对有关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赞助人、艺术品产生的时代、地区等研究的合理性曾有过不少质疑。现在看来，当年的所谓“外向观”也就是“新文化史”的题中之义。问题是，当年有些课题研究中的“外向观”容易失了分寸，例如高居翰的《气势撼人》得出了明末西洋画的影响直接而且具体地改变了中国画风的核心论断，郑培凯教授对此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在1994年“明清绘画透析”中美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也对高居翰教授的西方影响论提出了商榷。当时我认为“外向观”不能离开P.A.柯文所强调的“中国史境”和寻找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主线”，也谈到了关于绘画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充满了复杂性和误入歧途的危险。在20世纪末西方史学界也对“新文化史”重新检视，“新文化史”作为一种方法也必须面对挑战和转型。当然，《傅山的世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以“文化”或“社会”无限上纲以求阐释一切的弊端，作者对于17世纪书法所作的一切“语境化”的努力都是建立在严谨、微观的史料选择与分析基础之上，而且是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史境”和“傅山的世界”这一“故事主线”。更难得的是作者做到了内外兼顾、出入自如，审慎地编织出一幅脉络细致的中国17世纪书法共同体网络。显然，只有把书法史的研究重点从书法审美与技术的内部问题扩展到社会文化共同体，其转承开合的嬗变过程才能被认识。
　　
　　一幅新鲜的艺术家群像

　　如同其他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文人一样，傅山的艺术生涯很自然分为两个阶段，因而《傅山的世界》第一、二章分别为“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前一章谈晚明文化与书学嬗变的萌芽，多有细致深入的言述。稍感不足的是对晚明政治的特殊情景似未够关注，而此种情景对晚明艺文事业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都有内在联系。黄仁宇的研究指出，明末政治是一个集残暴与无为、紧张与放任于一身的奇特统一体，士人进退失据，人人自危。于是大批文人转身于艺文事业，职业化倾向由是产生。另外据吴晗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见《吴晗史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的研究，由于仕途的险恶、压抑，大批官宦“循默避事”，转而过起筑苑养伶、究音赏画的优游生活。因此，第一节“晚明:一个多元的时代”就略显得有点粗简。

　　第三章“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确是精彩纷呈，从山西学术圈到学术思潮的影响，从访碑活动到唐楷模式，一个书法社会共同体的结构就是这样复原(建构)出来。关于碑学的萌芽和兴起，以及所受种种影响，马宗霍先生论之甚详，可以作为概括:“先是雍正、乾隆间，文字之狱甚严，通人学士，含毫结舌，无所摅其志意，因究心于考古。小学既昌，谈者群藉金石以为证经订史之具。金石之出土日多，摹拓之流传亦日广。初所资以考古者，后遂资以学书。故碑学之兴，又金石学有以成之也。而在碑学期内，复可寻其嬗异之迹。……重以帖括道穷，卷摺途滥，学术政制，已萌维新之机。翰苑墨林，自饶开生之象。又值新碑层出，变态无方，顿豁陈目，引人入胜。小则造像，大则摩崖，人习家临，遂成风气，故咸同之际，可谓北碑期。迄于光宣，其势方张而未艾也。”(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原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现据文物出版社1984年新一版，第192－193页。)当然，马宗霍先生的碑学概念是如白谦慎在“导言”所指出的受康有为影响的狭义碑学。关于中国清代书法大势，康有为有言:“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广艺舟双楫》卷二)而在《傅山的世界》中，是指由帖学的一统天下向帖学、碑学并存立世的转进，因而也不同于康有为所谓碑学之兴是“乘帖之坏”的说法。我认为白著的广义碑学应更符合帖、碑嬗变的真实情景，因为即便是在清中叶的广东，也有一位冯敏昌书作虽入帖军，但其见解、大字实已具碑学先声。只是在本章中，作者没有对广义碑学与狭义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17－18世纪书法史上的转折演变给予专门的言述，似乎是有点阙失。另外，“南方的回应”一节中有专论郑簠的隶书，由明入清的广东人陈恭尹的隶书也可作补充。因为陈恭尹的隶书宗《夏承碑》，获时人评价甚高，有谓可与谷口(郑簠)相颉颃(陈奕禧《隐绿轩题跋》，转见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第6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马国权先生也认为陈恭尹学《夏承碑》入而能出，兼有古法和个人风格，可与郑簠、朱彝尊相比(《明清广东法书》第16页，1981年香港版)。

　　第四章“文化景观的改变和草书”终于把读者引进了傅山草书的世界，终于可以把心思安顿在那些欹侧多姿、流畅飞动的线条之中。当然，在进入那里之前先要经过一场政治文化的考验——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作者认为向来治清史者只着眼于该事件的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它的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重要意义。(第264页)重要的原因是这长达半年的交游、聚会、讨论，为书画艺术品的鉴赏、购藏、交流，为学术思想与艺术潮流的交汇，为新文化体制的建立，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舞台。
　　
　　一种影响深远的古老艺术

　　回到书法的世界中，伟大的古代书法家令人心向往之，王羲之、怀素、张旭、孙过庭、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徐渭、王铎、傅山……一长串名字的背景是中国文化的古典时代，那些墨迹书写的是这些时代里人们的精神世界所能达到的最自由、最宽博的境界。因此，懂中国艺术的人总是把对书法的理解和实践看做是毕生的追求。那么对西方来说，他们能够如何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书法呢？我们很自然会想起蒋彝先生1938年在伦敦出版、专为西方读者而写的《中国书法》，好玩的是，1942年驻在英国的美军官兵们竟然买了不少《中国书法》作为圣诞礼物寄回美国。这部著作不是学术性专著，而是通俗的、带有教科书的性质。然而它总使我有一种钟爱之情，我想白谦慎教授更会有同感，因为他本人就是这部书的译者之一。

　　在“傅山的行草与草书”中，最感人的作品是他最后的手书《哭子诗》，伟大的父爱与艺术才华在悲痛中的交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作者对这件从内容到技巧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尤其是对其中的篆隶笔意进行了细致的笔划对比分析，最后说道:“当傅山在《哭子诗》手卷中把自己的书法比作‘青天万里鹄’时，他并没有想到，他身后的书法史证明，他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位草书大师。”(第323页)诚哉斯言！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