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清代八股文

愚然可化

八股文这一经历明清两代，延续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试专用文体，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这一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在漫长历史时代中的那些名人，那些学者，那些志士仁人，今天尚均予以肯定。而培养他们的却是腐朽不堪，空洞无物的八股文教育，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历史矛盾现象。如果用简单化的谩骂予以否定，自然十分容易，但如果反问一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那该怎么说呢？不能解释八股文教育的作用，就无法理解这五百年中各种人材的成长过程；不理解这些人物，又如何能较清楚地理解这五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与本世纪衔接着的这段历史？难道这真是一笔糊涂帐吗？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客观地以现在观点认识一下这个矛盾。如果是个谜，也应该试着解一解，猜一猜。不该满足于糊涂状态，跟着世纪初的人盲目地乱骂。为此我试着写了这本小书。题目似乎是腐朽的，而自认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严肃的课题。。。。。。。。。。。。。。。

网上找到的一个电子书下载地址
http://www.52ebook.com/book_9155.html

愚然可化

《清代八股文》

作者：邓云乡

前言

好像是在前年夏秋之间，忽然收到一封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约我给“清史知识丛书”写—本小书，只是一个大范围，并未指定具体选题。我匆匆写了一封回信，说是写一本《清代八股文》。当时也未仔细考虑，信发之后，因忙于其他杂事，手头还有写着的书稿，几乎把这事忘了。但后来北京朋友来信告我，说是书的预告已在《读书》杂志上刊登出来，我才着了慌，这才急忙动手准备写了。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八股文三问》，收在论文集《水流云在杂稿》中，虽然去年初已看过清样，可是到现在还未出书。因而我原想一个取巧的办法，把旧文延展开来，或作为书的附录，凑成一本书，岂不省事。但等到动手一写，感到要说的方面较多，实际例子也应该选一些，便于读者参阅理解，这样便决心抛开旧文，不再作偷懒的打算，重新写一本新书了。

说起清代八股文，可以说早已是臭名远扬的了。历史上的争议不说，从本世纪初或上世纪末，就已被人骂臭了。直到近年报纸上，还有人写文骂它，可以说是骂了已一个多世纪。但这中间却有—些区别，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痛骂八股文的，大多是清末的维新派，或民族革命分子，这些人也都是受八股文教育出身的，有的甚至是科举考试两榜出身，进士翰林，他们愤列强之侵凌，痛朝政之腐败，或呼变法维新，或呼排满革命，八股时文、科举制度，被攻击痛骂，均首当其冲。接着清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种种措施，虽未能挽救清朝的灭亡，却也使中国教育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族革命继之反帝反封建，自然八股余孽，仍在痛骂之列。《反对党八股》，更使“八股”之名，形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这样最早在本世纪初骂八股的人，还知道八股是什么样子。后来到本世纪前期，受过八股教育的就越来越少，只模糊地把八股当成是腐朽空洞的代名词了。因而有《反对党八股》的名文出现。时至今日，本世纪末，连活了一百一十岁的前清秀才苏局仙老人也于去年去世了，就是说实际接触过八股文、受过八股文教育的人一个也没有了。对八股文有些模糊印象的人，也十分稀少了。对这一历史事实，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仍然一再重复维新时期、辛亥、五四时代的论调去骂它，而又不知所骂者为何物，岂非滑稽。极“左”思潮，对史学观点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十分严重的。万恶的封建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反正一边倒，予以臭骂就是了。常常以此代替较为科学客观的分析认识，对已经逝去的历史事物，自然无所谓，反正逝者如斯夫，过去的总是过去了。遗憾的是对于现在和未来，那就造成了许多模糊和错误的历史认识，或使人陷于习惯盲从的思维状态，这是十分遗憾的。

八股文这一经历明清两代，延续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试专用文体，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这一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在漫长历史时代中的那些名人，那些学者，那些志士仁人，今天尚均予以肯定。而培养他们的却是腐朽不堪，空洞无物的八股文教育，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历史矛盾现象。如果用简单化的谩骂予以否定，自然十分容易，但如果反问一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那该怎么说呢？不能解释八股文教育的作用，就无法理解这五百年中各种人材的成长过程；不理解这些人物，又如何能较清楚地理解这五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与本世纪衔接着的这段历史？难道这真是一笔糊涂帐吗？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客观地以现在观点认识一下这个矛盾。如果是个谜，也应该试着解一解，猜一猜。不该满足于糊涂状态，跟着世纪初的人盲目地乱骂。为此我试着写了这本小书。题目似乎是腐朽的，而自认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严肃的课题。

六十年代初曾听知堂老人说过：三十年代初期；北大曾有过开“八股文研究”课的设想。当时虽精于此道的老先生还不少，但能用现代观点分析这一历史制度的人却不多，当时据说找到一位，但不久那位老先生归道山了。这一设想便落了空，后遂无问津者。一晃半个多世纪，近一甲子过去了。现在再谈这个问题，自然要困难多了。真正懂这种文体；学过练过能写完篇八股的老人已经没有了。隔着时代来回顾它、研讨它，总不免隔阂。但虽请教无门，而文献尚在，冷静地阅读一些，思考一下，分析一下，对它的历史作用研讨一下，总是有一些较为清楚的新发现。这次系统地写完这本书，就更感到十几年来的思考没有错。八股文的作用，是在于强化思维能力的严格训练，在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训练思维能力的集中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先天的聪明才智，再加后天的八股文教育对思维能力的特殊严格训练，这样明、清两代八股文科举考试，仍能人材辈出的历史之谜，就完全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可以清楚地理解了。自然，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能用现代观点认识这一问题的。

全书分了十八个题目，尽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清代八股文，并举了各种例子，予以说明。其历史作用，除在各篇中结合实例予以说明外，在《历史作用试析》一篇中，作了总的综合说明。自认是对它有了一点较科学的肤浅认识。也许是“自卖自夸”，但“自夸”也还是自己的本色。非同于人云亦云的盲从也。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十几年前同俞平伯老师的通讯中，曾经说到过。俞师回信也曾多次谈起。这些信现已出版，是《俞平伯书信集》。近年同坎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柳存仁教授通讯频繁，去夏承他寄来早年用小楷精录的前人《四书文源流考》等资料多篇，并承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丈借到梁章钜《制艺丛话》、方苞《钦定四书文》等书，俞师哲嗣润民兄又从北京寄来《曲园课孙草》我所缺少的部分，在师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才完成了这本小书。在此一并感谢。“前言”是在写完第十八篇之后才写的，这样既是“前言”，又是后记了。

癸酉年元月二十一日完稿于

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愚然可化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第三章：存废争议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第六章：八股与私塾教育
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第八章：举例说明
第九章：选文六篇
第十章：名家名作碎锦
第十一章：谈谈作法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第十三章：八股与古文
第十四章：八股与诗
第十五章：八股与小说
第十六章：八股谈趣
第十七章：历史作用试析
第十八章：八股的历史负作用

愚然可化

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说法，好像是笑话，实际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如不去认识它，乍一听好像是说海话，但如仔细结合中国的语言文字特征，传统思维方法特征，历史制度特征等方面认真地思考一下，便会感到这不是说笑话、海话，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只有从实际上才能回顾历史上的种种客观事物，用今天的眼光认识它的本质，包括其产生、发展和作用，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语言、文字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从远古汉族就形成的。中国汉族语言的特征，是单音词组合的词语，如“我吃饭”、“你走路”，纵然南北各地方言语音有种种不同，差异很大，但语词分子、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音调也是单独的、而且都有音调上阴阳上去入五音的变化，而且口音的不同，并不影响阴阳上去人的音调的变化。如诗韵中山西读平声的字，广东人也照样读平声；山西读入声的字，广东照样念入声，尽管声音差异很大，而调子却一样。现在一般说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但严格讲：中原音韵还是有入声的。北京音也有入声，京剧演员在韵白及唱腔中都要把入声读出来。这里先不专门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因为这是题外话。但先明确这点，却是和八股文的产生大有关系的。

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读出声的，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语言词语的符号，单音词语，就是单音字，在形体上整齐画一。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而这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易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成对。”

刘勰所举例子，都是《书经》中《大禹谟》篇中的例子，所谓“所营俪辞，卒然成对”，就是说所写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写骈体文，而是自然成对。为什么自然成对呢？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具备了成对的特征。其实不但刘勰所举“罪疑惟轻”两句成对，其上下文也是对仗的句子。现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段话中，“临下”、“御众”、“罚弗”、“赏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对”的吗？这种能够“卒然成对”的语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献《书经》，而在现代人读来，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对仗句子，不但好读好记，而且也并不难以理解。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但对仗的语言文字，却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础，没有对仗，便没有八股文。清人汪随山《松烟小录》说：

“柳宗元《故国子监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骈体小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之二比。”

这段文字形式如何，现分两小段引在后面，可以参看：

“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

乌蛮酋师，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

每一小段，读音节奏明显，短句又自成对仗，而语气上用虚词“于是”、“再举”、“一动”、“以归”、“以被”等转折、推进、完成。而两小段在字数、句数、词性、语气、平仄音调上又自然成对。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写成这样的。所以说对仗是八股文的基础，但又是在汉语、汉字本身的基础上形成。

以上只就语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说明其产生八股文的条件。如进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维上。因为人类语言的任何声音都是表现某种感情和意思的。汉语的单音词，每个声音都表现一种概念，或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许多声音组织在一起，便是一组完整的思维程序，因而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这中间就表现了对客观事物的思维程序的对照。世界上任何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变的、多角的，这都能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综合，这样一切的对仗，就不只是语言文字的对仗，而是思维意思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对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对照，正反两面的意思对仗才好，同样的意思就不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这是因中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形成的特殊思维程序。用现在话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中国对仗的思维程序，语言文字的对仗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点，也最容易养成这种思维方法。当然，八股文的对仗思维和所用语言材料，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从无到有的先秦典籍，独尊儒术的“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成为“四子书”一直是两千年间惟一的读书教材。虽然自六朝以后，四六骈文盛行，骚赋《文选》一度为读书人所重视，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一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又称“帖括”，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且以写注疏为主，全凭平时熟读记忆。因之对“五经”、《论语》、《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学习教材，其传统的学习内容及方式并未中断。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学子要多读一种李耳的《道德经》，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直至最高级（中间有郡贡士）礼部考试、殿试对策。文天祥《过零汀洋》诗：“患难遭逢起一经”句，所谓“一经”，就是以精研一部经书的老明经自居。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说：易于对仗的单音词语汉语、汉文是产生八股文的语言文字基础、思维逻辑基础；那“五经”、《四书》就是产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础，文章内容基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度，分别成绩优劣来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纵然表现方式不同，实际也还只是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因为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文体，而其难度所显现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点。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不然，对这一延续了五六百年、涌现了数不清的历史优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训练学子，进行考试遴选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乱骂。受了现代教育，有一点现代科学观点的人，对历史事物，不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实际的客观科学认识吗？

“八股文”是因了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以及遴选人材、考试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引清人焦循《时文说》，江国霖为梁章钜《制义丛话》写的“序”，论“八股文”之体制道：

“至其体制，焦循〈时文说〉曰：‘御宽平而有舆思，处恒虑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曰：‘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辞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则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这段文章说“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白文和朱熹注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温习，一句也不能忘。要记熟《佩文韵府》，每个字的四声要弄清，要学会对两个字以上到十几个字的长对子。要读熟名家的八股文几百篇，要学会写小楷，要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才能学作八股文。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现先将这些难点，作一概括的说明，以后再结合各节细述之。这样难的考试特定文体，其产生基础及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但有两点，现代人回顾历史事物，必须在认识上很好思维一下：一是如何学会写这样繁难的八股文；二是学会写八股文对学习者说来有什么用？这是两个十分重要，十分有趣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必须用现代眼光去认识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答复。不然，我们虽然读历史书，谈历史人物，而对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文化历史，在认识上总是模糊的，正像王国维讲词的境界一样，总是“隔”着一层的。

愚然可化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八股文”远的不说，单从清代说起，从顺治初年算到光绪末年，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已二百五十来年。如再往前算，算到明代十四世纪末，那再加二百来年，就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但是持续了这么长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是官方特定的文体，它的产生历史并不十分明确，并不能简单明确地回答出是那朝那代那年那月颁布的命令，制定的形式。但到清代，那已经是很完整、固定的形式了。自然是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制度。

有人说：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而且规定《易经》、《诗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即《春秋》三传）及《孝经》、《论语》、《老子》诸书，随考生所习，考试时，出题若干，写出注疏。当时手写纸幅叫“帖”，所以叫“括帖”，又叫“帖经”。意思就是手写经书注疏的帖子。或用帖子写经书注疏。这只是从八股文考试内容范围而言有些关系，但“帖经”本身不是成篇的文章，所以不能作为“八股文”的原始形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取消唐代沿习下来的诗、赋、帖经取士的办法，以“经义”试士，学子考试以《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中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就是宋时的“经义”。这已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但还不同于专就《四书》命题的八股文，只不过已是写文，向前走了一大步了。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因此人们说到最早的八股文，从元代延祐年间，即十四世纪初就开始了。但其时还只是出题限制在《四子书》中，行文仿宋经义。严格的对仗排比，八股形式尚未完成。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日趋严格完备，到明代成化年间，即十五世纪中期，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公元一四五七年复辟后年号，共八年）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顾炎武这段话，把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正式八股文的出现，确定在成化年间，这是指当时乡会试，即国家省级、最高级考试正式确定的文章规格。至于以前类似这种形式、或已相当具备这种形式的文章，自然也有人写过，不过还不是正式规定，所以不算，也就是所说“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就是一样写“经义”内容的文章，既可以写字、段整齐对仗的文章，也可以写成参差不齐的散文格式，只要议论好、发挥好，都是好文章，都有考试得中的希望，并不因为格式上的不对，便不予评定。而在成化以后，乡会试中就严格规定了按照题目，如何以固定句数、段落数、正反虚实严格对仗的格式，来要求考试按格式写文章。那样必然评阅时先看格式，再看内容。格式不对，内容再好，也不评阅了。这样才形成了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也就是专为考试而制定的一种有固定格式的文体。

近人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到八股文体时总结道：“然则八股之法，实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不自觉的对偶到严格规定对仗成为一种法定形式而说的。大抵“八股文”在成为严格法定形式之前。是先规定了“经义”的内容，而参试者又习惯作唐以来的试律，习惯写对偶文字，正如清代钱大昕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人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由于汉语特征，汉字文字传统，对偶为文，原很自然，“经义”内容的文字，进一步规定了对偶的形式，那就是法定的“八股文”了。

清代以女真族后裔，入主中华，政治眼光十分深远，对于明代沿习已久的官吏制度、考试制度、包括制义八股文，全部采取“拿来主义”，一切延续照办。《清史稿》卷一百零六“选举志”开头就说：

“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所说“制义”，就是八股文。另同书“选举三”述“文科”云：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

广义地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名称是很多的，先分别作一简单解释。“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是《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乡、会试首场均考三篇八股文，乾隆二十二年后加考“试帖诗”，由清初顺治二年，到清末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全部八股文试题均记在《清秘述闻》及其续集、再续集三书中。

清代承继明代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直到清末，先废八股，改试策论，后即废科举，改学校。在这中间，八股延续了二百来年，这中间也有一些变化。康熙二年就曾经一度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东华录》、《清史稿》等书中均有记载。《东华录》康熙二年八月记云：

“礼部议复：乡会试停止八股，头场策五篇，二场《四书》及《五经》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为始。”

王士禛《池北偶谈》记道：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论各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迄丁末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议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

王枕甫《蚓庵琐语》也记道：

“康熙元年以前，考取乡会试，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上谕：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禁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钦此。自甲辰改制科，历丁末，至康熙八年己酉，礼部题定，嗣后仍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考试。俱奉旨依议。”

清代第一次取消八股文，但礼部有人反对。王士祯文中所说的黄机就奏请恢复，理由云：

“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以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简单说：两点理由，一是不考八股文，太容易，评定成绩自然困难，这是从考试技术上着眼。二是考察人思想上着眼，怕不考八股文，人们不好好读《四书》、《五经》，他的建议得到允准。康熙七年，又恢复初制，仍用八股文考试。而当时考试，除府考考秀才较简单而外、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都较复杂，要考三场，每场头天一早进考场，第二天才出来。休息一天，再进场。如此三次，首场原定《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就是《五经》四题可任选一经，即只写一篇。二场论、判、诏、诰等，就是写议论文及拟公文。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但表面看考试内容很多，实际其他都是搭配的，主要评定标准是看八股文如何。《清史稿》“选举志”三也这样说：

“二十四年（按指康熙时），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诗、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章多雷同抄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

说来说去，还是八股文。但八股文制度明、清以来，沿习既久，毛病、缺点当然越来越多。由康熙初一度取消，不久恢复之后，又过了七十来年，到了乾隆三年，又有人出来反对，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其主要论点道：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材实学之道。”

但是舒赫德的废除八股文主张没有发生作用，奏章发给礼部议复，反对他的主张，给予了驳斥，八股文试士办法得以照常执行，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驳斥的理由说的也十分有力。其理由道：

“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驳斥的论点，先肯定舒赫德陈奏时艺之弊的论点，但马上一转立法不能无弊，但贵在补救，以责实要求。反问八股文虽是小技，而明、清以来，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未尝不是从这条途径产生的。这一反问符合客观实际，十分有力，难以否定。这是鄂尔泰的主张。《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鄂尔泰字韵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时是大学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顾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来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学士，平金川功，图形紫光阁。但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反对科举制度，八股文取士，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是有利于满人，而大大不利于汉人，堵绝了汉人仕宦之路。因为当时八股文科举考试，对汉人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涌现的出路。在当时作官的途径上，满人人数少，而途径则比汉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对科举八股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汉人政治力量，而尽量照顾旗人满洲利益。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请“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除考八股文而外，增加了考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首场试艺后，再写一首五言八韵律诗。即八股文后面，再写一首俗名所说的“试帖诗”。这是和八股文性质一样的一种考试诗体，将单列题目介绍，在此不赘述。

据《清史稿》“选举志”之记载，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只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杨述曾字二思，乾隆初进士，参与修《通鉴辑览》，著有《南圃文稿》，本身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人。

纵观清代，从康熙初、乾隆初，到乾隆后期，三次有人提议取消八股文，但均未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后一年，也是本世纪初的一九０一年，才废除八股文。乡、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这就是说：自十四、五世纪开始的八股文，直到十九世纪结束才终止。其历史寿命延续了四五百年。

愚然可化

第三章：存废争议

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历史寿命经过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中争论也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议论纷纷，数百年中，彼伏此起，始终不断。有的向皇帝上奏折反对，有的在著作中论其弊端，有的在诗文中加以讥笑讽刺，有的在小说戏剧中加以夸张描绘，这一系列的议论意见，颇有可说者，现先按时代先后加以征引说明，以见其议论的情况，进而分析焦点，以加深其对这历史现象的认识。

《风雨楼丛书》所收《伥伥集》卷三清初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云：

“仕宦重科目，莫与进士比，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间盖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来几十科，科几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祟桢夫妇伴缄贶……”

“崇祯”句后，吕留良自注道：“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这是对八股文十分愤激的话，把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到八股文的文体上以及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上。吕留良号晚村，明末讲朱、程之学，入清不仕，削发为僧。死后，雍正时，因文字狱，著述被毁。存诗为后人所辑，所引《真进士歌》的后面骂进士的话很多，如“此曹面目人人殊，吾今愿得患数之。胸藏不满芝麻鉴，句读不断打油诗；一旦剖符列郡县，便瞒天眼剥地皮；善事上官阿权贵，好官得意吾恣为。亦有假廉邀初誉，依傍门户求吹嘘；欲取故与袒机智，后来贪婪无人疑；赭衣满道盗盈谷，吏部年年转资禄……天下层多闲笑骂，人生须有好园田。君不见，伯颜已至临安市，隼亭山下青烟起。临安犹自辇黄金，甲科榜中买姓氏……”吕留良诗中就是针对明末八股取士，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

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０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０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０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０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论也还只是专讲八股，没有其他知识，学用不一致，言行不统一等表面现象。因而也禁不起反问。如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录》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荪）中就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指李鸿章）、郭（郭嵩焘）、沈（沈葆祯）、丁（丁宝桢）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康熙时汪琬的话，到《儒林外史》鲁编修的话，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话，是一条轨迹下来的，是八股文的拥护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后，中国打了大败仗，世界思潮冲击中国，到戊戌政变时，新旧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势，八股文到了垂死阶段。《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同书记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废止八股，考试策论，但不久即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不乏通经致用之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但同年六月陈宝琛、张之洞等所议“科举章程”，乡会试第三场，学政各省岁科试正场，仍用《四书》文。就是并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这也只是帝党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西太后那拉氏重新垂帘听政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谕”：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不过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不是说八股文还有生命力。因为争议了几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时只是回光反照了。过了三年，庚子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下了废除八股文的上谕。据《光绪东华录》卷一七零辛丑十月记云：

“礼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又过了三年，科举考试也结束了。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甲辰之后，科举也停止了。

愚然可化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八股文是专为科举考试及其他考试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因而解说清代八股，也必须概括地介绍一下清代的考试制度。在前引《光绪东华录》辛丑十月所记不准使用八股文的各种考试中，曾说“嗣后乡、会试”、“生员岁科考试”、“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等几种。这里说的很概括，把出身考试和差事考试并在一起说，看来也很简单，实际上则不然，清代的法定考试制度，说来则是很复杂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大小小的考试，都是和八股文密切相关的。清代社会上一般把“八股文”叫作敲门砖，意思是用它敲开仕宦之门。能够中了进士，作了官，就不需要八股文了，就可如丢掉敲门砖那样丢掉了。此说最早于清初即十分流行，冯班《钝吟杂录》云：

“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其难者。吾少年学举子之业，教我者曰：此敲门砖也，得第则舍之矣。但猎取浅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远者、高者，不务也、必无人知，则质矣。后从魏叔子先生见缪当时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尽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为举子业，谁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浅易，子其困矣。”实际上也不尽然，固然纵使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入了翰林院，将来可以放主考、放学台去考别人了，还要自己作什么八股文呢？岂不知翰林院的庶吉士，还要参加派差事的考试，叫作“考差”；翰林院的翰林作到一定时期，也要考试，看看你学问荒疏了没有，如果成绩不好，则把你派到外省去作地方官，不让你再作翰林院庶吉士，叫作“散馆”，这些考试，也都要考“八股文”。因此翰林院的官吏如庶吉士、编修等，平时也不能把八股文丢掉，还是要经常练习。如《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记云：

“司文会，出《四书》题：‘性相近也’二句。诗题：‘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本日作文一篇。”

三月初一日记云：

“兰卿司文课，课题：‘居之无倦’二句。诗题：‘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是日因须写信，未作课文。”

当时林则徐、李兰卿等人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已是七品官了。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而这些人已经经历了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等等大小考试不知多少次，烂熟的八股文也不知写过几百篇、上千篇了。下面把这些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各种考试大体作个介绍。先从最低级的童生考秀才说起。秀才是最起码的功名，但是考中一个秀才也不容易。而且纵然考中了，要始终保持住秀才的身份，也还要不断地练习作八股文，以保证每年的岁考顺利过关。

由具备了参加考秀才的资格——童生，到考中秀才，要经过县考、府考、院考三个等级。一个儿童，读了十来年《四书》、五经，学会了写八股文、试帖诗，想奔一生前途，就得参加考试。清代地方建制，是县、州（府辖州同县，直隶州归省直接管），府、省至京城朝廷中央，地方是三级。各省各府、州、县大面积乡村中各村镇读书儿童，遇到本县县官布告考试日期，向县衙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在世、去世、曾否作官等履历。并要同考五人互相联保的文约、本乡廪生保证的证明书等文件，保证没有冒充本县籍贯、不在服丧期中、不是顶替别人，不是假造姓名、身世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直系子孙，方准应考。试卷由县衙署准备，发给考生，红格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共十数页，附草稿纸，统一规格。交卷时连草稿纸一齐交。考试用品笔墨自带，食物自带，由本县官主试，要考好几场，但最重要的是头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当天下午交卷。试《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诗、文书写皆正楷，按一定八股格式，文章要点句、每一股画一勾标明，叫“勾股”，文章三百字完篇，不得超过七百字。卷子姓名弥封，只有坐位号数。按成绩发榜，榜很特别，每五十人写成一大圆圈。第一名先写抬高一字，二名以下以次向左按圆形次序书写，至第五十名正好写到第一名之右侧。第二圈第一名实即第五十一名不再提高，但仍在上上正中间，每一圈谓之一圈、或一图、或一团。这是县考正场，俗名“考童生”，考在第一名的叫“案首”。考在前二三十名的，县官都要面试。正场考完，还要考二、三、四场，不过只是形式，不考也可以。但不少考生还愿参加，目的是增加考场锻炼的机会，多作几篇八股文试帖诗而外，还可写经文，律赋等，为将来参加乡试、会试作准备。全部考完出长榜叫“长案”。

县归府管，县试之后，就要到府里考府试。府考主试官即本府之知府，第一场为正场，仍作八股文即《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篇，一切办法均与县试同。府试正场之外，也要考二、三、四场，有时县试、府试可至五、六场，不愿参加者听便。这些正场外的考试，用现代话说，等于正式考试前实际观摩练兵。因府试长榜发后，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考秀才，叫院试。府试长榜第一名叫“府案首”，这一个照例考秀才时要被录取为秀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都是作八股出身，这里有段好资料，可见他们参加县试、府试情况。《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有“戊戌”（一八九八年）日记，其中二月、三月中记云：

“接绍二十三日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一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

“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并诗文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十月以后记云：

“十一月初六日，会稽县试，予与大哥均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阴。下午往学前看县考大案，凡十一图，案首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材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二十四，伯文叔四图十九。”

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府考大案：“予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二十二，仲翔叔二图第四。会稽人共十图。”

“日记”是周作人所记，并在引用时解释道，府考时鲁迅已到南京上学，因考过县考，为了保留名字可以参加秀才考试即院试，托人代考府考。清末考试规则渐松，这种小考可以代替，比较马虎了。

会稽是绍兴府首县，县衙、府署在一个城中，考生家住城里的自然方便。如住乡间，那来往就不便了。

经过县府考试，取得童生资格，童生名册经府衙送呈学政后，这些童生才能参加秀才考试。“学政”是专管考秀才的官名，先将这个官职作一介绍，才便于说清考秀才的情况。“学政”在（清史稿）“职官志”中正式名称是“提督学政”，省各一人。以北京各部侍郎、京堂、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简用。三年一任。于子、卯、午、酉乡试年分和八月由北京钦命简放，分省分远近，按驿前往各省，于年终到任。学政的工作是到省巡历各府，主持岁、科两试考秀才。童生考秀才，每三年中有两次机会。逢丑、未、辰、戌年叫岁考，寅、申、巳、亥年叫科考。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科考为送乡试之考试。按成绩由学政编造名册送省城布政使（俗称“藩台”）衙门，准备赴省参加乡试，即考举人。岁考则为对已进过学的秀才的成绩考察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考一等者叫“廪生”，二等“增生”，三等“附生”，由公家发给一定生活费，“廪”是国家粮仓的意思，“廪生”全称叫“廪膳生”即按月向公家粮仓领口粮的学生。考的最不好的可以处罚，革去顶戴。已进学的秀才在原籍，每遇岁考，必须参加。俗话说：“秀才好作岁考难”，就是指此。岁考清初均《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乾隆后，岁考八股一篇，经文一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默写《圣谕广训》一则。科考《四书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是为乡试作准备。考试日寅正点名，即日交卷，书法正楷。

学政于所在省赴各府举行科、岁试，考试这些老秀才的同时，另择日期，考试各县的童生，因学政都带有翰林院编修或检讨的职衔，所以童生接受学政的考试，叫作“院试”。考场叫贡院、试院，或叫考棚。正场考《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考试时学政亲自点名，核对十分严格。担任保证人的廪生（即上届岁、科考一等每月领公费的老秀才）认清楚，搜查所带文具物品等等，领弥封卷进场封门，题目写在木牌或牌灯上，人扛了在场中四周行走，参加考试的抄下题目作八股文，两文一诗，当天交卷。第二天有时学政还要提覆，即指名面试某人。然后还有复试一场。经过县、府、院试三关通过，榜上有名，才能“进学”，作个秀才。

童生考秀才，在年龄上没有限制，最小可以小到十三、四岁，大的也可以是五、六十岁。《儒林外史》一开头写的周进、范进，都是五十多岁老童生。周进是考不进秀才，别人凑钱捐了个监生资格进场考举人得中。范进则是从二十岁考起，考了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才考进秀才的。这些人几十年中为了取得这个起码资格，那八股文真不知读过多少，写过多少了。

考进秀才的人，前面谈岁考、科考时，都已说过，这些人在原籍每三年中，就要参加两次学政主持的八股文、试帖诗考试。如果遇到乡试年分，到省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那就算有了出路。如考不中，回到县里，继续作秀才，还要继续参加岁考、科考。如三次或五次不参加岁试、科试，便取消秀才资格。因而在此期间，还要随时练习作“八股文”。一句话：清代秀才和八股文是结了不解之缘的。

秀才考举人，谓之乡试。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进行，为正科。遇万寿或特殊庆典，加试一科，叫恩科。乡试在各省城贡院举行。乡试日期在秋季中秋节前后举行，各省日期一样。八月初九为第一场（正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与试者初九寅时进场，初十下午开始出场。考生在试场内过夜。十一日考生休息一日，十二日再进场，考经文五篇。十三日出场。十五日再进场，考策问五道。考举人由京城放正、副主考来主持，正、副主考有钦差身份，地方官总督、巡抚隆重接送，负责办理考试事宜，各省都盖有专门考试举子的贡院，规模十分宏大。一般都建在城内东南方，内大堂、号舍、明远楼等主要建筑各省都一样。只是号舍多少不同。各省正、副主考官，清初出身不限，康熙十年以后，从御史何之英请，专用进士出身人员。乾隆后，简派正、副主考均经过考试，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侍郎、阁学、三品京堂均可参加考试，曰“大考差”。不过参试人员均各衙门保送，考差是御试，即皇帝主持，乾、嘉而后，多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考差初行时，结果名单公布，稍后即密定名次，陆续简发，先放边远省分，然后放邻近省分，最后放顺天府主考。御试考差及考举人都与八股文有密切关系。林则徐嘉庆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放过江西副主考，在他的日记有详细记录，是最好的直观资料，现择引如下，以见考差、放主考、乡试考举人的全过程。当时林则徐已是编修（林嘉庆十九年三十岁时庶吉士散馆以编修任用），五月初六记云：“即赴圆明园，为次日御门侍班。是晚偕钰夫、莱山于爪葛墩相宅，为十六日考差小寓。”

初七日记云：“寅刻入贤良门。黎明上御门，在丹墀下侍班。事毕，适是日翰林院保送御史十人引见……”

十一日记云：“赴廖仪卿处会课，因考期已近，同人各书折字，不作时文。”

殿试、考差，写大白折翰林字最重要，所以以后数日皆记“写折字”，十五日至圆明园寓。

十六日记云：“寅初刻诣官门外接试卷，入正大光明殿，寅正刻，发下题目：书题‘克己复礼为仁’，次题‘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诗题‘赋得膏泽多丰年’，得‘多’字。酉刻纳卷出……是日与试者共二百九人。”（按据中华书局《林则徐集·日记》引用。“书题”二字，当系“首题”笔误。“克己复礼为仁”句见《论语》十一《颜渊》篇。是八股文的题目。是《四书》题，非经义的《书经》题。）

十七日记云：“闻本日简派阅卷大臣；董中堂师，戴可亭宗伯，刘信芳大司马，卢与石、黄左田、戴芷湾、秀楚、翘宝共八人。”

二十三日记“引见”，即见皇上，“次起居首”，即第二批第一人，共引见七十三人。六月初一记放云、贵试差。十二日记放福建、广东、广西试差。十九日记放四川、湖南试差。闰六月初十记放江西、浙江、湖北正副主考。林“钦点江西副主考”，吴美存正主考。十一日记谢恩。十六日离京去江西，八月初一到达南昌。清代主考官到达各省的日期是一致的，都是八月初一到省城。由北京出发，路远先走，路近晚走，都是按日期算好日子走驿路前往。

八月初六日记云：“未刻由抚署坐亮轿赴贡院……在至公堂小坐，即入内帘，下榻于奎宿堂。其庭有五桂，清芳袭人，乃钱香树先生于乾隆丁卯典江西试时所植，已七十年矣。”

初七日记云：“早晨帘官十四人同来见（同知二人，知县十二人）……”（按均临时调来阅卷官。）

初八日记云：“早晨与美存前辈出玉清堂坐公案，掣十四房次第签。申刻封奎宿堂门，自出题目，传匠进刻。首题‘子曰女得人焉’至‘偃之室也’；次‘所求乎子’四句；三‘传说举于版乐之间’五句；诗‘赋得日照香炉生紫烟’，得‘烟’字。亥刻刊毕，始闻外场封门炮……题目纸刷印甚缓，与美存前辈及诸帘官监视彻夜。”

初九日记云：“黎明始得题纸七千张，与美存前辈先送至红门，监临接出，旋又续发四千张毕。”

初十记云“首场放牌，查取坊刻成文，二鼓净场。”

十一日记自书五经题：《易》“有学盈缶”、《书》“用赉尔秬鬯一卣”、《诗》“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春秋》“吴子使礼来聘”、《礼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十二日第二场五经、十五日第三场策题五道。十六日三场出场。但主考及同考官等还被锁在贡院评阅卷子。

十三日即记“傍晚外帘送硃卷来，因时已黄昏，未能分阅。”

考举人时，所有文上墨笔写的卷子，全由抄手用银硃红笔重新抄过，分给各阅卷官看，主要是防止因认识笔迹而作弊，这叫“硃卷”。等决定取中后，再与“墨卷”核对。

十四日记“辰刻出玉清堂，视十四房分卷。未刻始有荐卷，阅十本，取一本，备取两本。”其后自十五日至三十日均记“阅荐卷”若干本，直至九月初一才记云：“检数日阅过荐卷，分别去取，并吊阅二、三场互相比较。”初二日记云：“披阅荐卷二三场，下午将拟中之卷，发交各房查对二三场笔气。”从这些记录可以知道，各个房考官首先评阅的都是头场卷子，即三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房考官看到好的，选出来送给主考。林是副主考，据记十五天中共阅荐卷四百七十余分，有时还记取几本，取中率约为十至十三分之一。取中之后，才调阅、查对二三场卷子。可见不但取中与否全凭八股文、试帖诗，而且一般二三场卷子，看也没有人看了。只有极少数被取中幸运儿才被调阅二、三场的卷子。可见当时考试全凭八股文了。

在八月二十六日记云：“阅荐卷三十本。是日得元，且佳卷甚多，夜改魁卷，发刻。”这条日记很值得我们深入认识八股文这一历史情况时去思索。就是在这样众多的比较好的、已取中的试卷中，忽然间发现第一名，以及二三四五名以下名次的排列，标准是什么，如果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是“元”，举人第一名叫“解元”，而且后面还有好几天，安知以后几天看的卷子都不如他呢？但他却能肯定这是“元”，虽然八股文在形式上的严格限制很多，有便于决定符合不符合标准，但众多卷子都符合标准，这种抽象的文章，全凭评卷人的直观感觉，这就全看主考的水平与好恶。而且举人得中的卷子，都要刻成《新科闱墨》，发榜后在社会公开卖，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元”的文章，如在读者中受不到赞赏，那主考不但要丢脸，而且要引起大问题，甚至被判罪送掉性命。清代各种科场案数屡见不鲜。所以主考不是好当的。对评判八股文，的确要有一点水平，这水平也的确是从自己的苦功和才华得来的。而且还得十分认真。自九月初三到九月初六四天中均记“点阅落卷”，初六还记云：“得‘爱’字二十一号卷，诧为异才，亟拨之。既揭晓，乃周仲墀也……素有才名。”此条也要略加说明：即考生交了试卷，先由抄手用硃笔抄成硃卷，分送各阅卷官看，阅卷官各有代号“字”及编号。阅卷官认为好的，送给正、副主考即“荐卷”。不好的即丢在大纸篓中。正、副主考看完“荐卷”后，再到这些大纸篓中翻阅被丢弃的试卷谓之“点阅落卷”，遇到幸者，被主考看上，又被取中。取中之后，再调来墨卷，掀开密封，才知道取中的是谁。九月初八日记连夜写榜。初九记丑刻（即午夜二三时）送榜出红门，这样这次乡试才算结束。

据《林则徐日记》所引各条，大体上了解了考举人的全过程，主要是看八股文写的如何。可想而知这些人为写好八股文所花的功夫，包括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该是多么不容易了。这些功夫是否白花呢？有什么用呢？这是今天以现代观点认识历史事物八股文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举考试，头年秋天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即可到北京参加会试，即考进士。而且旅途费用是公家发给，所以叫“公车”。如果春天连着考中，就是连中。举人、进士、再有一次机会的殿试都考第一，就叫“连中三元”。会试每逢丑、未、辰、戌年举行为正科。遇有万寿等恩科，有乡试恩科，也有会试恩科。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三月初九、初十第一场，十二、十三第二场，十五、十六为第三场。由钦派正总裁一人、副总裁三人、同考官十八人主持。当年全国官吏都关心着会试的举行。每遇会试年分、正副总裁名单，会试题目、结果很快就传遍全国。《林则徐日记》中，也不只一次记到会试的情况。如道光二年在杭州三月二十九日记云：

“黎明肩舆人城……见会试总裁单，又见会闱题目：首‘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次‘鸢飞戾天’一节，三‘见其礼而知其政’；诗‘赋得春风风人’，得□字。”（原书缺字）

又如道光十八年在武昌湖广总督任上四月初一记云：

“接京中三月十七日所寄第二十一号家书。阅会试题目：头场首‘言必信，行必果’，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得‘声’字。同系朱子詠假山诗。二场……”

科举考试到京参加会试，考不中，可以隔三年继续考。考不中，还可以考，有得中举人之后，参加十次八次会试还考不中进士的，也不希奇。有的人硬是活到老，考到老的。但不管怎么考，八股文试帖诗是主要的、重要的。同考举人一样，仍以头场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作为取舍标准。

科举考试只有会试榜上有名，再参加殿试，分三甲即三等时，是写白帖、金殿对策。即策问，不再考八股文了。但还有试帖诗，而且要会写馆阁体的翰林字。但这只有一次机会。因为会试后只要榜上有名，殿试名次前后，排在几甲，虽然荣誉上有分别，而对作官的前途就没有什么大关系了。总之，八股文与科举考试分不开的。因此先将科举考试情况简单地作个介绍。

愚然可化

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而说到科举考试，除前文所说一些考试程序，及府、乡、会试这三级考试制度而外，尚有三点，必须注意到：即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衡估；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艰苦性；考试弊端及科场狱。在大体介绍完考试程序、制度，照现在说法：地区级、省级、国家级考试情况之后，再大体介绍一下这三方的概况，在全面理解清代八股文和考试制度上是有帮助的。

先说第一点：我国历史上国家遴选人材，任用官吏，在汉代用的是乡举里选，九品中正的办法；六朝时南朝因南渡偏安，家族势力影响政权，遴选人材，一时讲求士族门第，所谓王谢门第，高不可攀。到了唐代立国，国势强盛，政治稳定，便以诗、赋开科取士，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样给年青才俊之士，以一个公平合理的进身竞争机会。其后宋、元、明、清一直采用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考试文体不一样，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一致的。清代继承明代办法和考试内容，后来在乾隆时除八股文而外，又加了试帖诗。作通八股文、试帖诗，已经是很难了；作好那自然就更难。正因为其有相当难度，所以对各级考试说来，才能有所区分，有所遴选。从国家的角度讲，才能真正遴选出聪明才智、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从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奔竞的目标。纵使寒家子弟，一旦金榜题名，便能致身高贵。不然，纵使富贵之家，子弟不肖，便也日渐没落。在客观上，也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但是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机会也不是平等的。有竞争，便有胜利者、失败者、幸运者、倒霉者……而竞争者本身，条件也各不相同，有聪明、有平庸、有愚鲁、有努力、有懒惰、有健康、有疾病、有遇到名师的、有求教无门的、有富贵的、有贫穷的……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戏剧、小说中这样的角色太多了，且不说，就是真实历史人物，这样的情况也很多。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

清初大诗人王渔洋：顺治七年十七岁，童子试进学成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连登中第六名举人；顺治九年十九岁，会试报罢落第归。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中试，因故未殿试。顺治十五年，补殿试，二甲成进士。

清中叶林则徐：嘉庆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嘉庆九年，二十岁，中二十九名举人，嘉庆十年、十四年两次会试落第，嘉庆十六年二十七岁，会试、殿试二甲第五名成进士。

再如清代后期的近代人：张之洞二十六岁一甲二名进士及第。著名的洪状元洪钧，同治七年二十九岁时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光绪十五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时成进士。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举考试中比较顺利的，所谓少年科第。清代二十岁以前会试中进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了许多人，大多十八九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些同现在名牌大学的少年班一样，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届的会试、殿试，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年青、特别年老的在少数，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间的年龄。这是正常的科举年龄，但是也有八股科举考试不十分顺利的。如清代后期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道光三十年二十一岁时入学成秀才，考了十一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经过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又经过五次会试，至光绪六年，即又过了十年才成进士，前后经过三十年，成进士时已经六十一足岁了。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这自然是他晚年的图章，从中也可见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试途径上的坎坷与执著，以及重视科名的欣慰。他为了凑四个“庚”字，把他咸丰末到北京入资为郎，捐户部郎中衔的年分说成“明经”，其实明经是汉、唐的科甲名称，清代是无这一官方名称的。只能说“老秀才”为明经，他十年秀才仍未中举，因而自称明经了。

近人南通张謇十六岁进学为秀才，到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已三十三岁，光绪二十年中状元，已四十二岁。由秀才到举人，用了十七年；由举人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后也二十六年。这中间也是经过十次以上乡、会试落第的经历，最后才得中状元的。比起那些连中的（即春天进学作了秀才，当年秋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会试、殿试中进士点翰林），或经过一两次乡、会试落第接着便考中的人就艰难多了。

不过像李慈铭、张謇这一类的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总算还中了进士、状元。而有的人则更不走运，进了学，成了秀才，却考不中举人，甚至考几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据《淄川县志》记载：“弱冠应童子试，即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闰章，顺治己丑进士，曾提督山东学政。康熙己未，又举博学宏词，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说来年青时八股文写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考了一辈子举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岁时才援例补了贡生。另一位著名诗人黄仲则，《两当轩诗集》的作者，乾隆三十年十七岁时进学成为秀才，常州府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在三千人当中，以第一名进学。可是以后在江宁乡试三次，在顺天乡试三次，直到卅二岁时，尚未考中举人，卅五岁时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岁时学写八股文全篇，十六岁开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进学；二十五岁开始考举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岁时才中举。卅九岁才首次参加会试考进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岁，才会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艰苦的。

书读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写不通的，考不中，自然无话可说。问题是有些人不但学问好，而且八股文写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却也在科举考试途中，坎坷终生，有的老来勉强一第，有的到老还是一个诸生（即秀才，写履历出身均写诸生），甚至是个白丁，一点功名也没有。这种人自然是极少数，但也使社会上同情，所谓“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这样便将其原因都归罪到八股上去了。简单地说：八股文科举考试，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这自然也是实际情况。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用现在的高考来作比较，那科举考试的命中率比现在高考要困难的多。也不妨简单介绍之。先说考秀才。清代全国各府县都有秀才名额，而且这名额是法定固定的。如陕西延安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浙江绍兴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额。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准不一、读书人多少不一样，因考试难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时应考童生少时上千人，多则数千人，如黄仲则在常州府考秀才时就有三千童生参加，这样竞争就十分剧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写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对在西北边远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后，读书人极少，参加考试的人，有时不足法定人数名额，这就极易成为秀才，有时文章不足完篇，甚至只作个破题就可进学了。但名义上也是秀才，可以维持住边远地区的文化结构，形成读书影响。有利于行政管理，社会安定。这种形式维持着，间或也会涌现出特殊人材，中举、中进士，反过来又影响其本乡文化，促使别人学习上进。所以清代纵使极边府县，在各个时期，总有一些读书人。会试各科，也总有边远省份的人被取中。

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如《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万五百五十二人。闱号万八百余间。而浙江取中名额原定只百零七人，后减至九十四人，咸丰、同治间输饷增额，又增十人，则百零四名。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陕、甘原在一起，光绪元年分闱），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所以纵使八股文写的很好，临场发挥正常，而大家都好，突出出来被取中，也很难。再有北京派往各省的主考官只正副二名，临时调来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每个阅卷官在十来天中平均要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工作量是很大的。阅卷官水平不同，爱好不一致，责任心也不一样。也许有很好的八股文，他看不入眼，或看不懂，或看上几行，随手乱加个批，扔在大字纸篓中，根本送不到主考面前，便已名落孙山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常见的。所以叫“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又说“临考一时运”，把中与不中，归之于命运了。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这在文风发达的省份更是如此。有时好文章多，阅卷官的标准自然相对提高了。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文路，未得中的原因。梁章钜《制艺丛话》记祟祯末有艾南英是八股名家，会试却落第，领回落卷，知卷子落在当时较有名的项水心房中，第一篇八股文，只圈点了四句就丢掉了。艾很生气，把他几篇文章都刻印出来，前面加了序大量分送。序中说士子三年用功，不远数千里到北京会试，而试卷房考官只看四行，就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的行为吗？刊书到处散发后，项水心声誉大受影响。不久明朝就亡了。这个故事就今天来说，也还有现实意义。在今天高考中，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最好把卷子也能还给参试者，那怕收一些复印费，也是好的。清代墨卷由抄手改抄朱卷，防止从笔迹中认识熟人，考官作弊。

清代另一点八股文府、乡、会试特征，就是不限年龄与次数。《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例子先不去说他。就说真实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已百岁，长途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参加顺天府北闱乡试考举人，入场时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字，曾孙打着为之前导。这样故事还有，如写科场考试专书，可以多介绍，在此重在讲八股文，书中不赘述了。

二是八股文科举考试，不论府、乡、会试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十分艰苦的。故事很多，具体环境、考试情况等等，在此也不细说。这里只引一篇《制艺丛话》中所录，说到八股文写作经验的《应试文自叙》，以见一斑。作者即崇祯时八股名家艾南英，宇千子，东乡人。《明史·文苑传》有传。文云：

“余以童试受知于李养白先生，其明年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学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后应试之文，积若干卷……乃取而寿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各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长。故予先后试卷，尽出是二者。

试之日，衙鼓三通，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坐堂上，灯烛闱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立，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捡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果腹赤踝，至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悚傈，以下大都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萐自如，诸生什伯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放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卒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就席命题，一以教官宣读，便短视者，一书牌上，吏执而下巡，便重听者。近废宣读，独以牌书某学某题，一日数学，则数吏执牌而下，而予目短视，不能咫尺。必屏气询旁舍生，问所目。而督学又望视台上，东西立了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离立倚语者。有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

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取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坐诸生，常十余人，虑有更号，卒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安境。且自闽中一二督学，重怀挟之禁，诸生并不得执砚。砚又取给工吏，率皆青创顽石，滑不受墨。虽一事，足以困其手足力。不幸坐漏痕泳檐所在，霖雨倾注，以衣覆卷，疾书而毕。其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

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虚实，烦简浓淡之异，而督学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则虽宿学不能以无恐。高下既定，督学复衣绯坐堂上，郡县有司，候视门外，教官立阶下，诸生俯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放发声，视所试优劣，分从甬道西角门而出，当是时，其面不可以语妻孥，盖所为拘牵文法以困折其气者又如此。

至入乡闱所为搜捡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昼曝，暑喝风沙之苦，无异于小试。独起居饮食，稍稍自便。而房师非一手，又皆簿书狱讼之余，非若督学之专静屏营，以文为职。而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昆陵，成宏正大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毂》、《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师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义自鹤滩、守溪、下至宏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而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与诸生等。每一念至，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兴衰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老。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

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则必追原其敭历勤苦之状，以自警上。至古昔圣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艰难创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予虽事无所成就，试卷亦鄙劣琐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忧患，惊怖束缚之中，而况数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巨公，予以一日之艺，附弟子之列。语有之：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于此衣我以文绣，食我以稻粱，乐我以池台鼓钟，使其读予文，而不知其原本圣贤，备见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终不以彼易此。以其出于勤苦忧患、惊怖束缚之中，而又有存知己之感，此试卷之所为刻也。若敷科闱中所试，则世皆以成败论人，不欲尘世人之耳目，又类好自表见，形主司短长，放匿之。终不能忘其姓名。騊儿五岁，能读书，将分职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今伊为房考时所摈也。既以阴志其姓名，且使騊儿读而鉴，鉴而为诡遇之文以逢时，无学乃父之拙也。”

这是一篇妙文，虽是明代快亡时所作，亦同清代的情况一样。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篇连考七次都未中举的老秀才，用八股文语气写的一篇诉苦书。引在此处，目的有三：第一以见作秀才的难处，要苦练八股。童生进学之后，成了秀才，回到县中，归教谕管。每年学政要到各府巡回岁考，考秀才分等级，好的一二等奖励，给膏火银，叫廪膳生。坏的四等要处罚，三年科考，是乡试考举人前的预试。以上二种考试秀才都要参加，都要用心作八股文。如考了四等，不客气学政要叫衙役打板子，褪下裤子像犯人一样挨打。除非不作秀才，放弃考举人的机会，或改作幕僚师爷及其他职业。所以俗话说：“秀才好作，岁考难过。”第二可以看用八股文的笔法也可以写出很有趣的记叙文，作者叙述诸生岁考情况，都是督学、诸生两两对照，写的十分生动。第三可以看出八股文作法，不断变化，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但他七次考举人，七次失败。虽不断变换文章手法，但仍未被试官看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了。引此文以见八股文科举考试苦况之一斑，限于篇幅，原文就不详加注解了。

第三，清代八股文科举考试，虽有时有弊端，但制度是很严的，一有发现弊端，便严加处理，甚至酿成大狱，成为著名的科场案。这些案件，有的是因为考试官舞弊，有的是因为八股文题目出了问题，最著名的是雍正时查嗣庭案。当时正举办保举用人，他任江西主考，首题出《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廷旨谓其有意讥刺。又查他手札诗草，内多悖逆语，所着《维止录》一书，又被人误传出《大学》题“维民所止”等等，是“雍正”二字去头去脚，大逆不道。成为大狱，一家几十口为此遭殃。咸丰时俞樾任河南学政，出《论语》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时那拉氏正以生了同治而被咸丰宠爱，招权纳贿。此题也被御史所劾，因而罢职。同时功名也被革。这都是因出八股文题目惹的祸。在前数文中所述乾隆时，兵部侍郎舒赫德奏请变通科场规则，废时文事，亦因当时科举考试会试时，当场搜查出怀挟夹带数十人而起。所以八股文存废之争，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限于此书专讲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及科场诸事，只能约略提到。要加详述，必须另写科举考试、科场制度等专题的书了。

愚然可化

第六章：八股与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历史本质，也必须把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作一个深刻的回顾，大体了解一下它的具体情况，并以现代的观点分析一下它的历史本质。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有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理论。《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一上来就对学习教育的政治作用、社会作用，给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传统习惯形成的教育制度纪录下最早的完备系列程序。如：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大抵六七岁儿童，进书房识字读书，不间断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岁时，就可以读熟“五经”、《四书》、《神童诗》、《唐诗合解》之类，再读一定数量八股名文，就可学会写八股文、试帖诗。聪明一点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进学”，其年龄再低可以到十三四岁，再大二十出头。若过了三十来岁，还考取不了秀才，进不了学（即在县学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员，不断参加岁考），那就变成被奚落的对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已进了学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长许多，而未进学的周进道：“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就是进了学便是秀才，互称朋友，不进学，活到八十岁，也是童生，还称小友。这是学会八股文进学的大体年龄。不过进学之后，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那在年龄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岁就可中了进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还有八十岁才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在年龄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点是十分“民主”的。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其所以有极显著的效果，用现代科学观点回顾分析。这一办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及儿童年龄特征的客观实际。现在教育工作者忽略了这一特点，是极为可惜的。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也有读书人家，启蒙时不读“三、百、千”等通俗启蒙读物，识了一些方块字后，就开始读《四书》。俞平伯老先生三足岁读书时，就开始读《大学》，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给我信中说：“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余年，诚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说笑话，抑或意在讽刺，因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类此。近百年前三岁儿童读《大学》，到了八九十岁还不大懂。现在六七岁儿童读小学，许多“伟大的……”话语，其到了八九十岁，仍不大懂，不是也还是一样的吗？“记忆”和“懂”本来是两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统一起来，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统一的。即小时记牢，到老不忘；小时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样，谁也不能改变。不过这是闲话，且不管它。再说读《四书》的情况，大约一般聪明才智，有一年半到两年，就读的滚瓜烂熟了。按《四书》白文，《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约五万字，而且还要连朱熹的注解都要背熟，所以时间长些。但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然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而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作八股文的。《红楼梦》第九回写贾政盘问李贵，宝玉读书的情况，李贵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贾政让李贵告诉学中太爷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就是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如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背诵时，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样。老师便在下次教读新书时，多读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据我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我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书，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小学尚可，中学更是如此，大多留级生因丧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学业。现代学校当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办法，但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学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费力地重复本世纪初、本世纪前期维新时期、五四时期的片面看法。

私熟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识，教读作去声，即“春风风（读如奋）人”、“夏雨雨（读如育）人”，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的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为学会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如从时间来分配，如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二小时，对对子一般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以上是前期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学写八股文。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至于说写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进而考中举人、进士，那是另一个问题。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难度，有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再有在会了之后，还有一熟练不熟练、好不好、有没有法度，有没有思路，有没有见解、精彩不精彩等等，还是一个无限深度的问题。学会写八股文这一形式已经很难，追求深度写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难。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作八股文的形式，这是中级阶段。会作整篇八股文，然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八股范文，经常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八股文，准备考试，或未考进秀才，或已人泮之后，再准备考举人，仍在有名教师的私塾中学习，这就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了。

由幼年启蒙识字，到能参加县里、府里的考试。（即县考童生、府考秀才，具体情况，在前一篇说考试情况文已详说。兹不再赘述。）就算教会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学习过程。至于进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练的问题了。其标准一是看能否考进秀才、考中举人、进士；二是社会是否赞赏，刻入八股文的各种选本中，供人学习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虽勉强学会了，但思路展不开，不善思维，因而写不好，写不出起码的水平，连最起码的府考秀才也考不进，这也是很普通的。因为八股文的确是一种很难写的文体，学会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写出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各人的聪明才智不同，所处环境、所受影响，所从老师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聪明才智，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约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见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文云：

“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绣。”

虽然是小说文字，但也把聪明人学好八股文的步骤、时间说的很具体。《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生于清康熙四十年，逝世于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间经历了雍正朝。故事虽假托是明朝，而客观反映也还是清朝社会上的教育情况。所说鲁编修把女儿当儿子教作八股文的情况，对这位才女的聪明才智，也并未作过分的夸大，在清代许多著名人物的真实教育情况，不少也都类此。有的比这位鲁小姐要聪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则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他四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因病目不能终场落选，在罗氏家塾中作教师，林则徐随父入垫读书，自识字及读章句，皆其父口授。七岁时即开始学作八股文，别人认为太早，其父林宾日则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语见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中《先考行状》。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二卷。是个好父亲，好老师，对幼年的林则徐观察、判断十分深刻。后来林则徐在他的教导下，十三岁府考第一，十四岁进学成为秀才，二十岁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二十一岁、二十五岁次会试落选，二十七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是真实的例子，看来林则徐小时是十分聪明的，由四岁到十四岁，便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可见这十年时间里，他是把写八股文的本领学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这种例子还很多，不再赘举，只此亦足说明八股文的教育情况。毫无疑问，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教育的本质也永远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当时八股文教育，科举考试制度，本质也体现了这点。

愚然可化

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八股文是在严格的长期传统教育之下学会的。其本身是限制很严，很难写而更难写好的一种文体。为此要明确八股文难写之程度及种种难点，必需先明确八股文教育之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讲述其难点。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如前文所述，首先是熟读背诵大量古书。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这个熟读不是一般的熟，而是要能作到提到那里背到那里，真正所谓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不要说一般记忆力差的小孩难以作到，即使是聪明小孩，记性很好，要把这一大堆古书背熟，也要利用和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强，而理解力较差、尚未成熟的特征。也强调读熟背诵。而且反复强调一个“熟”字，根据不同智力，宁可少些，但要第一次时就读熟，决不能让其夹生。使其记忆库中，第一次即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个要求是符合儿童生理实际的，所以做得到，有效果。第二是利用语言声音节奏与习惯的自然合拍，会产生记忆效果的经验。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史记·儒林列传》记伏生弟子欧阳生云：“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所谓“诵习”花不少时间和很大气力。而且读熟的书，要保证不遗忘，这就要随时复习，不然，虽然一时背熟，很快便要回生，遗忘，前功尽弃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思考历史，会发现这种教育手段是肇自先民，起码从周代就开始了，或者更早。《论语·学而》第一，开宗明义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突出“学”，再强调“时习”，这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以绵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也是符合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文化的保存流传不是在图书馆、博物馆、名胜古迹……而是在一代一代部分活人的脑海里、记忆中、思维中。舍此而外，那就谈不上什么民族文化了。这种教育手段之有效性，在于强调了符合人类生理智力特征的三个环节。第一即充分，就是高声朗读。这同佛教和尚念经的方式不同，旧时俗谚说：“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和尚念经的方式是从印度佛教传来的。只是重复着念同样的经文，目的只是念。而不是为的记忆、理解、接受文化知识，以及学会作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作官等等。再有高声诵读，熟悉文字声音节奏，对于学会写文章、写出流畅的文字，大有关系。过去说学作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哼。”其实不但作诗，作文同样如此。尤其是文言文，只要读熟背诵若干篇名文，你自然理解语言节奏，虚实字的位置，自己执笔为文时，自然不会弄错，写的十分流畅。其实写白话文同样如此，只要一读出声音来，马上会发现文字中的毛病，或多字，或少字，或有不衔接处、重复处，这就是中国文字诵读的重要性。第三用大量时间的温习，即第一次读熟的书、已经背诵十分流畅的书，为了防止遗忘，有步骤、有计划地再复习诵读，一遍两遍，这是保证永久记忆、扎实基本功的有效手段。因为一般人读书第一次记熟背诵，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常常记得快，忘得也快。所以必须花更多的时间用于复习，才能巩固记忆，这在孔子时代就特别强调“温故而知新”。两千多年来一直强调这点，直到明清八股文教育时代仍然如此。由于这三项有效的措施，保证了熟读背诵大量古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锻炼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记忆力。所以老一辈长期读过私塾教育的人，大多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并非完全出于天生，更多的是读书时期的强化锻炼。其中天份好的，能表现出惊人的效果。也像现在智力突出的儿童一样，历史上也不乏记忆力惊人的例子。《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闺四月十五日就记有“孝感李生维埙……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按汉立《易》、《诗》、《书》、《礼》、《春秋》于学宫，谓之“五经”。唐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唐开成年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加《孟子》为十三经。白文总字数为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按林日记所说“十一经”，一般是少《孝经》、《尔雅》。）不过林则徐《日记》所记的李维埙后来似乎并未成为大名人、大学者，或者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式的人物。而清代大学者中也不乏，如乾、嘉时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字二云。据《年谱》记载：十二岁时，参加县试，知县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经》一字不失。这都是真人真事。

熟读背诵《四书》、“五经”，这是八股文教育基本功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如前引《儒林外史》所说“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王守溪即明末苏州人王鏊，大官、大学者、大书法家），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熟许多东西，才能完成八股文教育的基础。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之二是先强调记忆，在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再谈理解。这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人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而这些书要记熟，但又都是古老抽象的语句和道理，只能逐渐由浅入深地理解，不要说儿童，即使大人也很难完全弄懂。因而儿童读书时，如先强调理解，那是不可能的。而这时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必须先强调背诵记忆，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儿童的生理、心理实际，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如不理解这点，就不能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科学性，如机械地以西方现代教育的观点认识中国历史传统教育，那必然要产生错误的认识、反科学的观点。这必然也就影响到本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下降。弄的一般大学生的本国语文水平连本世纪初期乡村小学的水平也比不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有句古话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讲，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即中国传统教育本身，是强调在熟读当中自然地理解。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简单地说，即在记忆的基础之上，再谈理解。因而八股文教育的开讲，也都是在读熟一部分古书，有了一定基础和理解力之后才开始的。《红楼梦》第九回写宝玉读书情况，已念到第三本《诗经》，而贾政告诉李贵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当时宝玉已念完《四书》，正念《诗经》，却还没有开讲，他的知识也还是自己在读书时、熟读背诵中自然理解的，所谓“讲明”，是按照“朱注”讲，作为写八股文的标准分析基础。《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鲁编修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也是在五六岁开蒙读《四书》、“五经”，五六年中把《四书》、“五经”读熟之后才开讲的。这个“讲”，现在读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讲解词句意思，这是靠熟读背诵当中自然理解，老实说是不必讲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谓“讲书”、“开讲”，都是讲《四书》中的每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因而在八股文教育中，开讲的同时，不久也就要“读文章”，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当时是专指八股文，不包括什么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读文章”，就是读八股范文。学作八股文，读熟《四书》、“五经”是基础，是材料。再读文章，读熟别的名家的八股文，是模式，是样子。前引《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说“王守溪的稿子”，以及所谓王、唐、瞿、薛，说的是明代八股名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旃，这四人除王鏊前面已作介绍外，其他三人，也都有名。唐顺之，字应德，江苏武进入，嘉靖会试第一名，官至风阳巡抚，晚年讲学，世称荆川先生，有《荆川集》。且以抗倭寇著名。瞿景淳，字师道，江苏常熟人，嘉靖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即俗称“榜眼”，官至翰林学士，总校《永乐大典》。以抗严嵩著称。薛应旗，武进人，字仲常，进士出身，官至浙江提学使。以正直著称。晚年讲学，著述甚富，著称者为《宋元资治通鉴》。《儒林外史》故事是以明代嘉靖年间为背景写的，所以举的都是明代八股名家。明代八股名家，此外尚有钱福、归有光等。清代则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韩菼、方苞、袁枚、尤侗等人，连林则徐也都是当时八股名家。因说“读文章”，先略谈八股名家，容后另写专文详述之。“读文章”就是读名家八股文选集和当时各科中式的文章，即乡试、会试闱墨。有如现在准备高考，练习作前几届的试题，揣摩印出来的标准答案。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命方苞选了一部标准八股文选，书名《钦定四书文》，内选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为官书选本，至于私人的选本，个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这都是“读文章”的“文章”范围。当时八股文教育，在私塾中读熟经书之后，便是开讲、读文章了。开讲读文章的目的便是为了学作八股文。

学作八股文，开始只学着作“破题”，谓之“开笔”。等写了若干个破题之后，教师看写的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然后再学写中间的长对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后再学写结束语“大结”。这样由学写破题开始，直至学会写中间各股以至大结。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这就算学会写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问匡超人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这就是说匡超人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了。所以马二先生出题目让他作一篇试试看，后来匡超人也考上秀才。综上所述，是八股文教育第二个特征。即先读完经书，再开讲、再开笔作文。一般前六七年甚至八九年中，都只是熟读背诵，不讲解，也不作文的。

八股文教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学习写八股文，是惟一的作文。除此而外，教师再不教、也不让学生写其他文章。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还是科举未废、八股未废的时候，因而也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在周遐寿老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附有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旧日记，记有鲁讯当时所作八股文、试帖诗题目。文题：

《义然后取》
《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左右皆曰贤》
《人告之以过则喜》

作者在摘引日记中八股文、试帖诗题后再加按语道：

“这些八股文、试帖诗，现在说起来，有些人差不多已经不大明白是怎么样的东西了。但在那时候是读书人惟一的功课，谁都非做不可的。”

这正说明八股文教育时代，就是所谓学写文章惟一的就是学写八股文。舍此之外，更无其他作文。每个读书人，不管你后来各级科举考试中考得中还是考不中，不管你后来是诗人、古文家、或各种大学者，或是大小官吏……总之，不管你后来如何，而在书房中学写文章时，都是学写八股文的。再有这种先读熟大量古书后才开笔作文的教育方法，一直到清末废除八股文之后，在各地乡间私塾中还延续着。据《胡适自传》，适之先生虚龄十四岁由家乡绩溪到上海读书，先上梅溪学堂，在家乡已经读完《孝经》、《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已经能看《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书，且时有心得，这样的水平，但却没有开笔作过文章。老师问了之后，给他出个“孝弟说”的题目，他勉强写了一百多字，这是他生平第一篇作文，就是这篇作文，使他一下子由第五班调到第二班，一天之中升了四级。亦可见当时传统八股文教育，首重读书，次及写文的特征。

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四，是在读书同时，重视同时培养写文、写诗的“文字小学”基础，即俗话说的“对对子”。因为八股文、试帖诗都讲求严格的对仗，而讲求对仗先必须对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四声，各种变化有确切的掌握，这是文字上的扎实基础，必须从小时锻炼起。这种教学手段起到三种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启发儿童运用文字、组合文字积极思维的兴趣；二是打下辨别字音、四声、字义、词性，进一步活用典故的基础；三是逐步引向学会组织长对子，为写八股文、试帖诗，自然而然打下组织句子的基础。

由于汉语、汉字的特征，对对子是我国语言文字的特殊形式，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明它在八股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对对子在旧时书房中是开笔作文之前的必修课，每天于下午放学前进行之，花时间不多，而效果却很大。一般读一两年书的学生即能参加这一学习活动，由二字、三字到五言、七言，视学生程度，由教师出上联，学生对下联。一般学生对读书不感兴趣，高声朗读总是在教师的严格要求之下完成，因为重在记忆，读时不容思考，先以熟为主。对对子则不然，要让学生思考，这中间就显现了学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才情，不同的想像，因而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秃先生教学生对对子道：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曰‘青桐’。则挥手日平仄弗调，令退。予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久之、久之始曰来！予渐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

这段文言小说把旧时私塾教师教儿童对对子写的极为简洁传神，写儿童已能辨字义，理解红、青、花、桐等字词性，自然这种理解是从生活和读书中自然形成的。而平仄声尚不理解，教师亦不能从理论上向儿童讲明，而用直接教育法启发、教育。如说写作教学，这便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启蒙写作教学。字音、字义、词性、词组、结构，在天天对对子的教学中，便日积月累，记熟了，能熟练掌握了。这中间，有两种工具书，必须记熟、用熟，一是《声律启蒙》、二是《诗韵》。第一种是儿童启蒙读物，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等，不读或也可以。而《诗韵》则是一生都要查阅的、非熟不可。把诗韵记熟了，自然各个韵部平仄四声的字也记熟了。

八股教育特征之五是书写教育，从小自教师把笔描红、写仿影、直到自己临摩、写碑写帖，每天一般大楷一张，小楷四行到半页，在书房中读多少年书，也就写多少年字，纵然进了学、考上秀才、中了举，写字的功夫，还要天天进行，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到京会试、放榜之后殿试，除去看文而外，还要看字，字好才能进入一甲、二甲，即中状元、点翰林，这是清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誉，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希望。殿试试卷是白折子，写半寸见方的恭楷，要有欧阳询字体的刚劲骨架，又要有赵盂頫字体的妩媚外形，俗谓“欧体赵面”，也叫“馆阁体”，一般叫“折字”。把这种字写好，才有点翰林的希望，所以这种字也叫“翰林字”。这是当时最规距好看，符合标准的字体。

清代自童生考秀才开始，到考举人的乡试、考进士的会试……总之不论大小考试，试卷都要恭楷抄写，不得涂改。卷子如字迹潦草，或有涂改超过规定之二三字时，便叫作“污卷”，就丢到大字纸篓中不去看了。考试官根本不看，再好也没有用，自然没有取中的希望了。因而当时读书人，由小到老，对于写字十分重视，正式文稿、公事等，一律要用恭楷誊录，这不只是书法好坏的问题，而是从小养成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这是更为重要的。

清代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六，是把读书与看书分的很清楚，把看正式书与看闲书分的又很清楚。私塾中读书，俗名念书，是指高声诵读，一遍两遍，能够背诵。看书则是指阅读。如现在的阅读课外书籍。私塾儿童，一般读熟一部《四书》之后，就具备了阅读一般文言古书的能力了。《胡适自传》记载他在乡间读私塾时，十一岁读《纲鉴易知录》，后又看《御批通鉴辑览》，后又看《资治通鉴》。而且只有《纲鉴易知录》有句逗（即书上印有句点，不过不是今天的标点符号）。其他两部书，都要自己用朱笔一边点句子、一边阅读。叫作“点书”，开始似乎较难，但很快便提高阅读能力，可以阅读各种文言古书了。以上这种阅读也是在教师的指导安排下进行的。

旧式私塾是不提倡学生看小说的，俗名“闲书”。但一般有了阅读能力的学生，课外总要阅读些小说、戏剧，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西厢记》、《红楼梦》之类的书，就看所处环境及读书条件了。如生长在城市中或藏书之家，得书较易，便可多看到。如生长在穷乡僻壤的穷困家庭，自己无书，也无借处，有钱也无买处，更何况寒素无钱等等，这就除去所读经书外，很难再看到其他书了。

以上六点，可以说是八股文时代私塾教育的特征，如果简单归纳成几句话，那就是：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现在教育中本国语文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内容肤浅，教师废话过多，浪费学生时间过多，学生没有时间自己读、自己思考，学不学，一个样，小学、中学，十二年学下来，没有旧时三四年学习的效果好。可惜现在已很少人注意这点、明白这点了。因而现状也难以改变。

说明清代八股文，先必须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说透，为此在介绍八股文教育之后，又写了此文，突出地分析了六点特征，我想对于认识历史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情况是有必要的。再有以上所讲，还只是初步教会学写八股文的步骤，但如何写的更好，如何不断提高，各人的天分不同，用功程度不同，指导教师又不同，所处环境也不同，那成就也就多种多样了。清人王巳山字步青，编有《塾课分编》八集及续集，是很著名的八股文教材，其《自序》略云：

“余老于砚田，与生徒口讲指画，后先五十年，其所课读，必相其材，视其候，不敢以意漫尝，庶几其有成就。今且屏迹课孙。爱汇集诸选小题之文，分为八集。初一日启蒙，导其源也。次二日式法，正其趋也。次三日行机，畅其支也。次四日参变，博其趣也。自是按之愈深，则为精诣。恢之弥广，则为大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为老境。谨严之余，溢为奇怪，是为别情，凡兹八集，等级分明，而指归自一。”

梁章矩《制义丛话》卷一引此序，并说“八集例最为简明，便于举业。”而且引翁方纲的话说：“凡初入塾者，读文以王巳山《塾课八集》为最善，学字以欧阳信本（询）《醴泉铭》为最善。凡我学侣，当谨记之。”按这部课本，也很像清末俞樾《曲园课孙草》一样，是专为教其孙男编的。但内容从目录及序言上看，较《典园课孙草》完备的多。从序言中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教学八股文，由浅入深，由根到支，由源及流，区分多么细致，层次多么分明，这位通经老儒，头脑多么清楚，衡文多么有尺度，不必看他所选的文章，就从其所列八种不同境界的标题看，就知他衡文、选文的水平多么高明，正如老吏断狱，精明到极点，庖丁解牛，以无厚人有间，即在今天，也令人叹服不已。在讲完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后，特地引了这段序言，使读者参考，从中或可看到当时的教学水平，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