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论何新：思想史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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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论何新：思想史的个案

文章作者： 祝东力

本文系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四章第四节部分内容，标题后加。

８９风波之后，何新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对这一巨大事件，对民主和 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等，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从而以自己的言行与精英知识界割席绝交，斩断了最后一丝关联。

何新在新时期十年里出入于知识界的轨迹颇耐人寻味。

他最初似乎是以一个文学评论者的身份为人们所知的。何新撰写文学评论，也创作小说。他以复苏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刚刚开始流行的异化学说，评介了王蒙的几个短篇新作，在文中控诉“四人帮”的极左政治，呼唤时代的新的生活。他的小说很有“学术味”，《寻找被遗忘的世界》（１９８３年）掺入了自己的若干经历，并似乎预示了日后《诸神的起源》的主题。《蓝色的雪》（１９８３年）以高尔泰的厄运为原型，描写“我”和一位被押解的思想犯在严冬的路上的遭遇，塑造了一个高大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

同时，何新还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史。另外，他关注历史理论，对社会发展史中的正统的五阶段论提出了质疑。这样，在新时期最初几年，他已经并非浅泛地涉猎和探索了文史哲诸多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何新几乎参与了新时期知识界的所有思想运动。他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写于１９７９年，发表于１９８１年。此文专门论述青年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高度评价了这部“不朽杰作”。他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１９８０年）从普遍人性论的立场观照艺术，鲜明提出“审美是艺术的根本功能”，表现了唯美倾向。此文援引青年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那段著名论断，在文章中“美学热”的基本主题清晰可见。他的《艺术系统分析导论》（１９８５年）运用“符号语言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的方法研究艺术系统，算得上“方法论年”里
的一篇重要文章。

此外，他还以《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和《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两文（均１９８６年），较早评述了陈寅恪的学术和情怀，以及顾准的地下思想探索。这二人日后在９０年代初、中期，在自由主义知识界发生了广泛影响。

８０年代中期，何新曾深入于古史、古汉语等领域，陆续发表了一组颇具新意的《文史新考》，同时写作了《诸神的起源》（１９８６年），探究“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所在”[24]。此书在当时（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外）颇具反响，毁誉参半。同期，他还在讲课基础上“整理改写”了《中国文化史新论》（１９８７年），其“侧重点是指出传统文化中哪些东西阻碍着现代化，需要批判和改革”[25]。因此，《诸神的起源》和《中国文化史新论》似乎可以代表何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正一反两方面观点，而这两面，即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崇仰与批评，始终贯穿于他在８０年代后期的所有论述中。

这样，从新时期初叶的人道主义哲学、“美学热”到新方法论和中西文化比较，在历次思潮中，何新都曾参与其事，以此追踪自己时代的问题。总的来说，在８０年代前期，他一直笼罩在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斑驳的投影之下，侧身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之列，除去涉猎领域较他人远为广阔和多样外，在思想观念方面，似乎并未表现出十分鲜明的个性。

１９８５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何新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由对徐星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的评价，引发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整个新潮文学的全面抨击，同时呼唤“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等正面价值。[26]该文反响剧烈，导致了知识界从高尔泰到一批新潮学者的讥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从此，何新与主流知识界之间出现了裂痕，逐渐拉开距离。

随着８０年代后期的展开，裂痕日渐深巨。到１９８８年，何新发表《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对包括文学、历史、中西文化比较和经济学等在内的全部知识界的新潮理论和激进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巨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的深切预感[27]。也正是从８０年代后期，他开始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以及国际政治等新的领域。实际上，在当时，时代问题的重心的确已经越来越转移到这些方面了。

缺乏正规高等教育这一环经历，对何新的学术生涯有着明显的正反两面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常能独往独来，蔑视和超越学院派的各种清规戒律（从科系分类到思想轨范等），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从消极面看，他似乎欠缺那种在学院环境里熏陶濡染而成的严谨扎实作风，立论有时显得草率鲁莽，在细节知识和资料方面有时漫不经心，粗疏错漏现象时有发生。

但总体来看，新时期十年，何新的学术足迹遍及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和国际战略等等学科和领域，这在中国当代学界，大概是罕有其匹的。在十年里，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观念和视角逐渐趋向整合。８９事件则提供了一个契机，在何新那里，一个新的完整的“叙事”宣告诞生了。

在８９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及经济学家的众多对话中，何新系统地表述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十分陌生的观念和见解。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问题，而是国际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他认为，２０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他认为，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他认为，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前述《寻找被遗忘的世界》曾经获奖。在获奖后的一篇创作谈里，何新表示要创作一部以《追求》为总标题的三部曲。可以设想，这部系列长篇小说如果完成的话，将以当代知识界为重要展开背景，以众多的人物群像和繁复的情节展示主人公“追求”的漫长过程。对这部作品的拟议与构想，也许可以解释何新对柯云路类似题材的两部系列长篇《新星》和《夜与昼》的评论兴趣。但是，这部文学作品似乎已消隐在了作者的一系列学术撰述之中，因而最终问世的是一部多卷本理论著作，这就是《东方的复兴》。

在《东方的复兴》中，何新试图集合在不同学科和领域中的一系列个别探索成果，以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这一总体意图包含四个专题：

１、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播进程。

２、研究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伴随世界市场形成、竞争和危机而同时兴起的世界霸权斗争。

３、揭示２０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不断迁移，以及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现代中国革命。

４、论述新世纪人类经济、政治、文明一体化的大趋势，以及这一进程所面临的激烈历史冲突，世界重新导向社会主义前途的逻辑必然性。

尽管这些专题有待于多卷本篇幅的论述，但其基本观点、思路和轮廓在他数十万言的对话中均已具备，从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以“东方的复兴”为总题的新的叙事构架。详尽评述这一叙事超出了本书的题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新叙事的落脚点基于历史正义，基于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基于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民主意识形态席卷泛滥的世界潮流面前，何新敢冒天之大不韪，坦诚直言，这种独具只眼的、孤胆的知识分子个体，即使在中国近代以来也是不多见的。与他相比照，精英知识界无论在道义方面或学理方面都显得苍白而贫乏。他们私下流传着有关这位论敌的各种来历不明、也无法证实的“佚闻”，种种流言统统指向他的有关“内幕”或“品行”，而对他一系列对话的实质内涵却几乎不置一辞（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中）。实际上，未来的史学家也许断言，当时的何新几乎以一人之力便平衡了整个精英知识界，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持续十年的知识分子时代的终结。他之所以有可能成就这一工作，毫无疑问，首先是基于个人学力。由于具备众多学科和专业的知识、理论和视角，从而使他本人几乎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界”。

在何新身上，隐约可见知识分子左翼传统的重现。本书第１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传统发端于五四运动，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烽火直至“文革”运动而抵达巅峰，同时也跌入低谷，陷于绝境。新时期十年，左翼知识分子的阵脚步步后移，在知识界备遭冷遇和嘲笑，但却始终具有转型和释放出巨大潜力的可能性。何新的立场使这一伟大传统的劫后新生在中国大陆初现端倪。

从方法论上看，何新“对现实和历史采用动态发展的观察方法（辩证法），通过经济必然性和利益集团的分野（阶级分析方法），去剖析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和意识形态现象（唯物史观）”[28]。从学科角度也可以说，他以经济学为轴心，汇聚和概括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化理论和文艺学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门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地给以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应该说，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在经典作家手中，所缔造和运用的正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活的“社会科学”。

从文体特征看，何新的上述政论仍然延续了某种文学性的形式。一系列对话发生在观点、立场全然对立的人物之间，“声情独具”，音容形貌跃然纸上，令人油然联想到长篇小说中的大段人物对话，或者戏剧作品中的激烈对白。同时，这些对话的内容也不是政治、经济或国际关系领域的纯专业问题，而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８０年代末叶，知识界曾普遍热衷于某些政治谈论（从新权威主义到多党制），何新在８９之后的对话正是这些谈论的某种延续，尽管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可以说，在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种普遍的体裁之后，新时期在逼近尾声的时候，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政论”体裁时期。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思想大于形象、内容超越形式的文体变迁的最后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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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何新：《诸神的起源》“自叙”，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

[25]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８９页。

[26]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人》，载《读书》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

[27]何新：《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见《东方的复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卷，第３０８页。

[28]何新：《东方的复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二卷“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