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比黑诊所更忧心的“缺位”（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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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用手掏破子宫和肠子使孕妇险些丧命；接生死拉硬拽胎儿出子宫导致母子双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丽的滨海城市海口接连发生多起恶性医疗事件，其发生地就是分布在城市角落里的黑诊所。

    按规定，开诊所除要有一定的固定场地外，还必须有医疗执业许可证、执业医师证、执业资格证、学历毕业证。如果属盈利性质的诊所，还必须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而黑诊所则是没有经过政府部门批准、没有合法证件或证件不齐全的非法诊所。黑诊所为什么屡禁不止？患病者为什么不选择正规医院而选择那些黑诊所？政府监管职能是否缺位？在医疗卫生安全方面，政府和社会应为低收入人群和农民工做些什么？带着这些疑问，《瞭望》新闻周刊对海口市的黑诊所进行了深入探访。

    　遍布大街小巷年收入五六万

    海口市秀英区滨濂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这里外来人口比较多，黑诊所也相对集中。村里的居民反映，全村至少有10家以上的黑诊所。记者在这些诊所里都看不到任何行医的许可证件，也没有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登记证等。在海口市区繁华地段龙华区明珠路玉沙居委会，一条1000米左右的小街两旁更是分布着大大小小12家诊所；秀英区水头村不大的几条小弄堂里也分布着8家大小不一的诊所……海口市区的黑诊所是随着大量人口流动产生的，主要集中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居民区，特别是外来民工较多的地方，城乡接合部最为泛滥。但海口到底有多少家黑诊所？恐怕没有人答得出来。

    根据采访所见，海口的黑诊所大多设施和场所十分简陋，进药渠道也不正规。由于买进的药品便宜，看病收费低廉，而非法经营又无须交纳任何费用，因此赚取的利润较多。海口今年上半年在岗职工月人均工资为1704元，算起来一年不过2.1万元。而业内人士透露，有些黑诊所一年赚个五六万元甚至更多都不在话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海口的黑诊所大有由过去的“散兵游勇”变成有一定组织的“医疗机构”之势。有的在一些群众和老乡的支持下，由地上转为地下。有的甚至还有专门的医托为其服务。店前卖杂货，店后为人看病、打胎。

    戕害生命触目惊心

    遍布大街小巷的“黑诊所”已成海口的一大危害。尽管卫生监督部门一直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但屡禁不绝，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接连发生的几起“黑诊所”恶性事件和人命案更是令人震惊。

    受害人张菊2000年和丈夫胡泽志从贵州大方县一起到海南一家砖厂打工。张菊已生有两男一女，但今年初又怀上了第4胎。张菊夫妇选择了引产。

    夫妇俩人经过一番打听，到正规医院至少要1000元以上的费用。加上还要回家乡贵州开证明，来回也要1000多元，两项相加就得2000元以上。有位朋友向张菊夫妇介绍，在海口西秀有个私人诊所，不需要计生证明做引产，只需700元钱。

    8月4日，张菊来到了这家无证的黑诊所做堕胎手术。令张菊始料不及的是，诊所“医生”竟然径直用手掏，还用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在她腹内来回往外拽，结果把子宫和肠子掏破了，导致大出血，胎儿也从破裂的子宫滑落到孕妇的腹腔里。后被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生经过近6小时的手术，才将孕妇腹中的胎儿取出，为孕妇做了子宫切除及直肠吻合手术。这一惨案发生仅过两天，海口又暴出另一家黑诊所断送两条人命的消息。8月6日，四川巴中籍民工何翠华在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一家黑诊所分娩，因“医生”处理不当导致母婴俱亡。何翠华的丈夫陈兵说，诊所医生将婴儿从子宫里拽出来后，婴儿呼吸困难，送到府城医院抢救不及死亡，妻子也因大出血去世。经调查，这一黑诊所的“主治医生”田某为一农妇，从未学过医。就在这两起悲剧发生前不到一个月，也有一名两岁女童命丧黑诊所。女童的母亲哭诉，7月8日，她因去大医院路远不便，就带着感冒流涕的女儿到该诊所输液，孩子出现严重不适症状。“医生”给孩子注射了两瓶药水后，孩子病情反而越来越重。等120急救医生接报赶到时，孩子已不治身亡。目前这家黑诊所“医生”王振华已被检察机关批捕。黑诊所的“群众基础”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一些群众明知道黑诊所有危险，但还是选择到那里看病。究其根源，这与我们一些大医院看病太贵，群众看不起病有很大关系。

    张菊说，像他们这样的打工人员，一年纯收入也只有三四千元，哪能上得起正规医院呀！当然，当时也太相信黑诊所“医生”的谎言了。如今，张菊夫妇还欠着后来抢救她的海口市人民医院的1万多元医药费无法偿还。

    与张菊有着类似遭遇的李菊华是四川人。在海口打工并已生有一男一女。李菊华意外怀孕后来到海口一家私人诊所做引产手术。“医生”是个东北人，收费300元。不过，这一选择使李菊华肚中的孩子被黑诊所医生死拉硬拽，胎儿的手臂都被拉断了。李菊华差点死在“手术床”上。幸亏被人送往正规医院才保住了性命。更可恨的是，事发后，黑诊所“医生”赵淑平的儿子还到医院恫吓李菊华，一位自称卫生部门的干部则骂李菊华自作自受。躺在病床上的她泪流满面地说，我们当然知道黑诊所做手术有危险。但没有钱，又有什么办法？要是有钱，怎会放着好端端的正规医院不去，而冒险找黑诊所呢？看病贵是低收入人群和民工前往正规医院的“拦路虎”，也是黑诊所之所以能够生存并获得较为广泛“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记者调查，在海南仅产妇分娩一项，正规医疗机构与黑诊所的差价高达七八倍。像张菊、李菊华花费还算高的，一般产妇在黑诊所分娩只花100～200元，而海口市的正规医院分娩要花一千五百元左右，倘若生产不顺利，那就得花三五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大医院生孩子是生不起的！”湖北民工张新宝说，“我平时生病了也不上大医院，都是撑不住了才去黑诊所。不为别的，就图便宜。如果你们要把黑诊所打完了，那我们农民工还不都得病死？”

    尴尬的医疗监管

    由于黑诊所的危害大，卫生监督部门一直都在不停地打击。仅今年1～6月份，海口市卫生局就出动人员1086人次，车辆156车次，取缔黑诊所216家。但目前黑诊所仍然难以根治。

    海口市卫生局医教科科长马维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黑诊所屡禁不绝的原因，除了正规医院看病贵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黑诊所违法成本很低，不怕检查打击。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执法队队长孙文会说，黑诊所往往只摆一张桌椅、一些空药盒子，违法成本很低，根本就不怕执法人员检查。加之黑诊所的隐蔽性和流动性很强，取缔后又很快会死灰复燃。

    二是政策法规上的“短腿”，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束手无策。据了解，在美国，非法行医等于谋杀，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够严厉。目前卫生监督执法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其中，对无证行医只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如果无证行医当事人不自觉履行“停止执业活动、缴交罚款”等处罚，卫生行政部门也无权实施强制措施。由于法律惩处不严，一些黑诊所经常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与执法人员纠缠，阻挠医疗监督执法。

    三是机构不健全，使黑诊所斩草难除根。孙文会说，目前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卫生监督所，而海口目前没有建立专门的卫生监督机构，日常监督由卫生监督执法队承担。实际上这个执法队才6人，整天忙于查处群众举报的各类事件，很难有时间搞日常检查。政府需要做些什么

    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海南省自建省之初就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框架，但政府不能因为自身的“小”而不去作为，而是要研究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将有限的政府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政府职能不能缺位。

    海南大学教授詹长智指出，黑诊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由于大量的资金投入大医院，造成街道卫生所等医疗机构设施不足，医疗水平低，而大医院的收费又高，这就给黑诊所有了可乘之机和“市场空间”。

    詹长智说，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实现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化迫在眉睫。应加速建立社区医疗服务网络，降低运营成本，把在黑诊所就医的低收入人群争取过来。据海口市卫生局介绍，海口社区卫生所已覆盖70%的人口，但在城乡接合部，社区卫生机构还不多，满足不了需要。接受采访的一些干部指出，确保公共医疗安全是政府的责任。在公共医疗安全方面，建立行政长官问责制已刻不容缓。对屡屡发生黑诊所恶性医疗事故和命案的，必须追究相应管理部门领导的责任。

    应尽快形成政府部门联合打击黑诊所的工作机制，卫生、计生、药监、工商、公安等部门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并通过街道（乡镇）、居（村）委会等共同监督管理，让黑诊所无藏身之地。     

    针对一些外来民工生小孩难、引产办证明难等情况，一些部门建议尽快建立农民工生小孩的绿色通道，钱由民工自己掏一部分，当地政府补助一部分，减轻农民工的负担。目前海口市政府已计划给外来打工者生小孩每人补助300元，民工自己出200元。但这项补助计划受到一些大医院的抵制，因为大医院生小孩的费用远远高于这个数目。尽管如此，海口仍打算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在一些具备条件的社区卫生院所实行。此外，海口市政府还决定从今年起，对农民工重病、大病到医院治疗最高可给予3000元的补贴。



    乡镇医生“无照执业”的尴尬

    《瞭望》新闻周刊在一些乡镇调查时发现，《执业医师法》实施7年多以来，一些地方的农村乡镇卫生院相当一批医护人员因不具备医学专业中专以上学历等条件，一直处于“无照行医”的非法执业状态。

    由于当前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如果严格依法禁止这些人执业，不少乡镇卫生院将面临关门。这一状况在许多地方较为普遍。相关法规规定，没有取得执业医师（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不能临床处置病人，只能做些二线辅助工作。而《瞭望》新闻周刊在某县调查了解，该县有35所基层卫生院的院长无执业医师资格，25所卫生院无一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某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该市共有乡村医生7152人，其中5639人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占总数的79%。这个市乡镇和街道卫生院共有3191名卫生技术人员，只有1720人取得合法的执业资格；在临床医生岗位上尚未取得执业资格证的有900人左右，约占全市卫生院医护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1999年5月1日起实施的《执业医师法》对学历的最低要求是：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5年的，可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一规定将一批业务熟练、临床经验丰富、行医一二十年的乡镇卫生院业务骨干排除在门外，原因就是他们不具备医学专业中专以上学历。《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一家乡卫生院的副院长，她已在这家卫生院工作二十多年，累计接诊约2万例患者，独立操作计划生育手术近1万例、新法接生婴儿1000多例、下腹部手术八十多例，成功抢救新生儿数十例，从未出现过医疗事故，还为本院开创了多项手术和检验项目，是该卫生院妇产科“当家医生”，也是当地群众公认的“名医”，但因缺少一纸中专文凭，她至今没有资格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看着接连不断的农民患者需要及时诊治、抢救，我无法袖手旁观，但每次拿起手术刀的时候又提心吊胆。这是违法执业啊！”

    这位副院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们所在片区7个乡镇卫生院共有在职人员61人，其中无执业资质人员32人，非法执业比例达52.4%。至于超执业范围行医的现象则更普遍，农村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基本上都在超执业范围“违法”行医。这家乡镇卫生院的院长无奈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院里有3个像副院长这样的“老资格”没有取得执业资格。他们工作忙、年龄大、收入低、家庭负担重，很难再去拿文凭。若按要求再读3年中专、第4年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再等5年才能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到那时他们都五六十岁了。

    另一方面，卫生院自收自支，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压力大，人手本来就少，骨干医生更是一步都离不开，哪有时间和经费供他们去进修学历。他们院一直想招医学专业大中专毕业生，工资开价一涨再涨，但几年过去了还是没一个人愿意来。《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最近有关部门决定允许一些没有中专文凭者通过“师承”（师代徒）方式报考传统医学的执业医师资格。对此，某市卫生局中医科负责人说：“国家已经放得很宽了，再考不上就没办法了。”但一些基层医护人员认为，这个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临床不是从事传统医学（如中医、藏医等），即使拿到执业资格证，他们在工作中也会经常要冒“超执业范围行医”的法律风险。

    一些基层医护人员认为执业医师的准入政策“过于超前”，脱离了当前广大农村的实际。一些乡镇卫生院的院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农村基层医技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村一级问题更严重，给他们时间去学习也不一定考得过，但农民看病还得需要他们。“如果严格按法律规定操作，乡镇卫生院的运行很难维持，而一些农村地区约80%的村卫生院（站）则要垮掉，这样下去不得了。村卫生站的医务人员还必须是本地人，否则吃住都不方便，更没人干。”

    一些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当前解决农村地区的医疗问题，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实际状况，不宜搞一刀切。当前看病难、看病贵是困扰农民的一大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首要矛盾是在普及和健全基层医疗网络上下功夫。专家为此建议，国家首先要从财政上支持乡镇卫生院的发展，缓解他们目前的经济压力，为农村基层医护人员队伍的稳定和素质提高创造经济上的条件。其次，要充分考虑当前农村医疗的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政策法规，对乡镇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骨干医技人员，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医学专业组织或者医疗预防机构考核合格并推荐，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第三，采取措施鼓励医学专业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卫生医疗机构就业，逐渐改善农村基层医疗技术队伍的结构。第四，参照一些地方探索的医生轮岗制度，通过制度设计让城市里的医技人员到乡镇轮流挂职工作，这也是缓解当前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短缺的一条应急之策。(记者 陈江 黄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