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缘起：民族的回望与内省

梁知行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刘梦溪
　　编者按 “国学”成为热议话题，俨然是近来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观。

　　从高校设立国学院、国学班，到民间兴办国学私塾；从全球祭孔到小学生“读经热”，凡此种种，究其根底，无非是人们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之下，试图重新估定中国传统

化的价值，以确立现代中国人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与角色。这当然是未可厚非的，而且也是晚清以还百年中国的老话题。

　　但是，“复兴国学”就能担此重任么？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恐怕须弄明白究竟“国学”是什么样的一门学问？它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国学”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又经过了怎样的诠释过程？“国学”与现代学科如何划分？以及“国学”概念是否是一时代的概念，今天乃至未来能否继续成立？

　　本报愿意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的新作《论“国学”应该缓行》推荐给大家，作为我们的特别策划，连续刊载。

　　全文由“九十年代的‘国学热’”，由“章太炎与国学”、“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书目”、“二十年代的‘新国学’”、“历史的‘文化创举’不能重复”、“国学概念的再检讨”、“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国学’一名‘将恐不立’”八部分组成。

　　作为第一篇，请刘先生从《“国学”缘起：民族的回望与内省》开讲。

　　近一个时期，具体说自去年夏天以来，“国学”一词的报刊使用率越来越高了。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的国学班时有开办，互联网上遴选“国学大师”的举动如火如荼。因此有人说如今已经出现了“国学热”。其实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评估今天的“国学”景况，需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讲起。

　　1.九十年代的“国学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曾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场相当热烈也可以说是激烈的讨论、争论和辩论。第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后现代”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80年代和90年代文化思潮的异同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学热”问题。

　　但上世纪90年代讨论国学，不像今天这样能够始终保持学术的向度。一些讨论文字刚一出手，就带有意气(我正面用此词、魏征诗“人生感意气”)和锋芒，而且往往与当时的“后现代”话语联系起来。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发表的赵毅衡的《“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一文，把当时的所谓“国学复兴”，作为“一个强大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知识界翻卷起来”的直接证据。而锋芒最著的，要属何满子的《“后国学”的虚脱症》。现在流行“酷评”，何当年的一些批评文字，已带有“酷评”的味道。他说：“近年来国学已被炒得很烫手，看模样好像是里应外合，由海内外新儒家们一起鼓噪起来的。”他还讥讽道：

　　“十足的国粹、国学绵延不绝，正规的研究也进行得好好的，突然金鼓齐鸣地大喊大叫起来。又不曾听说从《老子》书里发现了高能量的芯片，《墨子》书里发现了信息度高速公路，或《易经》里发现了太空火箭，定要劳动书斋里的大师、准大师们声嘶力竭地宏扬？此理实不可解。”

　　何的文章刊载于广东《随笔》杂志1995年第7期。在这之前，陈漱渝发表在《哲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1995年第5期上的文章，对“国学热”同样作了非常激烈的指责——他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写道：“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国学热。”然后说：“在国学之中，热门的热门是儒学。”但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陈漱渝对孔子仁学的解释，他说：

　　从字面上看，“仁”就是“爱人”，就是“济众”，即提倡所谓人类之爱。在仅把奴隶当成“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社会末期，这种思想当然具有不容抹煞的历史进步性。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说法是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前提，以“礼”为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它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血缘基础与宗法等级。

　　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少能够看到的一篇在国策中已经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对孔子思想再次作“阶级分析”的文章。

　　1995年第5期《哲学研究》在刊载陈漱渝先生文章的同时，还刊出一篇《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署名李登贵)，这篇述评有下面的一些话：

　　“新儒学和国学目前热过了头。一些昔日频繁出入马克思主义武库的人如今已幡然易帜，一些昔日的全盘西化论鼓吹者也加入到海外势力的文化保守主义大合唱中。”

　　《述评》对座谈会上没有批评国学研究中的“非意识形态化”感到些许遗憾。这位作者说，现在有人“巧妙地打起‘非意识形态化’的盾牌，以推销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他说当时的国学“带有某种政治寓言的成分”。其实早在此前一年的1994年第6期《哲学研究》上，也曾刊有署名文章提出：“来自西方的秋波，使穷于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粹论者找到了精神自慰的方法所在，他们从韦伯把资本主义兴起归因于宗教伦理的文化决定论中受到鼓舞，热衷于用观念文化来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异，打中国文化牌。80年代以来时起时落的文化热以及目前行情看涨的国学热，使东方文化的神话再度复活。”这篇文章还说：“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

　　后者所谓的“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之措辞，可视为“某种政治寓言的成分”的一个注脚。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已经为了批评而忘记其余，连中国人复兴东方文化的绵薄愿望，也被置于扫荡之列。比较起来，今天的国学提倡者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庆幸，因为大学校长公开站出来号召国学，也不再有人怀疑其中是否“带有某种政治寓言的成分”了。

　　弹指十年过去，讨论国学的环境气氛不能不让人有不能同日而语的沧桑之感。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论国学，推动对固有学术的研究，看来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被指为保守主义思潮，一是被指为非意识形态化。但究其实，那时的“国学”，认真说来也不见得有什么“热”，更谈不上“过热”。所谓“热”其实是传媒炒出来的。报纸电视不乏报道，例如《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的整版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同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等等。主要是媒体热，研究者并没有热。据我所知，当时涉足此一领域的学人大都比较谨慎，他们尽量想与传媒的渲染划开一些界限，他们没有，或者不愿大张旗鼓地打出“国学”的旗号，这是90年代中国试图推动“国学”的学人的一个特点。

　　北京大学陈平原、陈来、阎步克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等几位中青年学人，他们在90年代曾有一个不定期的学术联谊活动，在内部有时他们叫这个联谊活动为“国学所”，实际上从未正式成立。对“国学”一词，他们在使用时同样表现得相当审慎。他们的刊物开始想叫《国学论丛》，后来改叫《学人》。当然，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与国学有关的学术虚体，就是袁行霈先生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出版《国学研究》专刊。而此前汤一介先生在深圳大学也成立过一个正式立名的国学研究所，但后来未能运转起来。至于汤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旨趣上已越出了所谓“国学”的范围。

　　我个人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虽然是学术实体，但所内研究人员专业上各有擅长，有学术思想史、法学、政治学、艺术人类学和当代文学等研究方向，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机构，国学的概念未能进驻我们的学术视野。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尽管以“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为期许，但“国学”的概念我们很少使用，只是愿意给推动传统研究的朋友以了解之同情而已。

　　2.章太炎与国学

　　曾经有朋友问我，“国学”这个概念产生在什么时候。我说其实很晚，汉朝人、唐朝人、宋朝人、明朝人都不讲国学，清朝的早期、中期、中晚期也不闻有此说法。张之洞《劝学篇》标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所说的“中学”与“国学”多少有些相近之处，但他并没有使用“国学”的概念。当然“国学”这两个字，或者连起来作为一个语词，古代载籍中多有，但与我们现在探讨的国学这个概念全然不同。说到底还是由于晚清以还，欧风美雨狂袭而至，谈论西学、介绍西学成为时尚，相比较之下，才有了国学的说法。因此可以说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这就如同“中国文化”一词，也是晚清知识分子面对域外文化的冲击，起而检讨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使用的语词。

　　研究晚清国学发生的著作当下多有，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罗志田的《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何晓明的《返本与开新》等，都是资料颇翔实的著述。我个人接触到的材料，黄遵宪在1902年9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曾提到任公先生有办《国学报》的设想，虽然他并不赞成此议。他在信里说：“《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又说：“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只不过在黄遵宪看来，此事还不是当务之急，他认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锢蔽，非病在不能保守”，所以他说：“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页433)梁启超当时尚被清廷通缉之中，其对国家命运未来的关心，自不待言。尽管我不能断定，任公先生1902年关于《国学报》的构想，是否就是晚清之时“国学”一词的最早出现，但在时间上应该是非常早的。论者或谓晚清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国学保存论》，应该是很早使用“国学”一词的人，但那已经是1904年，比梁任公1902年《国学报》的构想，晚了两年。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其结尾处也明确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是这样说的：

　　“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青年创也。”(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经典丛书·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页120)

　　梁启超《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的一至六章，撰写于1902年，第七章阙如，第八章写于1904年。以此该文结尾论国学的一段文字，应是1904年所写。他在行文中明确把“国学”与“新学”、“外学”相对应来使用的。“新学”一词，晚清颇流行，甚至有时还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混同起来。但梁启超使用的“外学”一词，则不经常见到。“外学”就是域外之学、外国之学，因此中国的学问，自然可以叫“国学”了。

　　章太炎使用国学概念的时间也很早，且终生未尝或离。不过国学以至国粹在太炎先生那里，是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来使用的。晚清国粹派，章太炎、刘师培实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国粹派长期被当作保守派的代名词，而究其实，太炎先生是学者兼革命家，虽在学术上坚执古文家的立场，但于文化于思想于政治却并不保守。只不过他是一个特异的天才，论人论文论学，迥异时流而已。他生于清同治七年，即1868年，浙江余杭人，是清季大学者俞樾的弟子。早期赞同变法，而不同于康有为和梁启超；1898年秋天慈禧政变之后，力主革命，与孙中山的旨趣亦不相合。也许是他的超乎侪辈的传统学问的根底和不可有二的语言文字方式，使得他的同志们既赞赏他又感到格格不入。没有人能够不为他的雄文硕学和凛然激昂的气节所折服。清廷惧怕他的影响力，1903年当他36岁的时候将他下狱，就是所谓的“《苏报》案”。案由是太炎先生发表在《苏报》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里面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但最后还是处以三年徒刑，关在上海西牢，罚做裁缝之事。和章太炎一起被关的有写《革命军》的邹容，罚做苦力，不及刑满，便瘐死。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太炎因此声名大噪。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为《民报》的主角。但后遭清廷迫压，日人限制，《民报》不久遭遇生存危机。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之下，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太炎先生所以这样做，是缘于他的理念，就是他1906年到日本时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唤起民众首在感情，而途径则有二事最为紧要：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可知太炎先生倡扬国学，非关于保守不保守，而是要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精神。

　　3.章氏“四讲”

　　因此之故，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

　　第一次，就是上面所说的东京国学讲习会。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之时，他再次做起了国学讲习事业，自己说是“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家书》)，实则所讲内容都是有所为而发。当时袁氏当国，谋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乌烟瘴气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评孔教作为讲习的重要内容，《驳建立孔教议》就写于这个时候。讲堂的墙壁上张贴着《国学会告白》，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的人数比以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后由吴承仕记录成《 汉微言》一书。

　　第三次，是1922年夏，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演讲。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系列演讲，前后共十讲，并有《申报》为之配合，规模影响超过以往。首次开讲在是年的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有三四百人。第二场4月8日，续讲前题，听讲者也有约四百人。第三场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第四场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第五场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第六场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第七场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第八场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第九场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第十场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持续一个半月，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此次系列演讲的记录。另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是另一个听讲版本。

　　太炎先生演讲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报》，特地刊出《省教育会通告》，对国学讲演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文不长，全录如下：

　　敬启者，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幸蒙允许。兹经先生订定讲题及讲演日期时间，附开如后，至希察阅，届期莅会听讲为盼。专颂台安。江苏省教育会启，三月二十八日。

　　邀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的原因，是鉴于当时的风气“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因此“深惧国学之衰微”。太炎先生演讲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国学大师讲国学，有传媒配合，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学会。成立时间为1933年1月，并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太炎先生为之撰写宣言。后来太炎先生认为《国学商兑》在词义上雷同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建议以“商榷”代替“商兑”，最后遂改作《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在国学会的名义下所作的，地点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有二十多场，有时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演讲，盛况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之间，有不合之处，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国民政府最高人物蒋公且于1935年3月，派员到苏州看望章氏，“致万金为疗疾之费”，太炎先生将此款项悉数移作讲习会之用，同时也使讲习会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暂的经费支持。晚年的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6年6月14日病逝。因此不妨说，章太炎作为学者兼革命家，是为学问的一生，也是为国学的一生。

　　我们在章太炎的著作和通信中，也经常看到他频繁使用国学的概念。1907年致刘师培函：“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章太炎书信集》页77)；1908年有《与人论国学书》之作(同前，页217)；1909年《与钟正懋》书：“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极。”(同前，页251)1911年《与吴承仕》：“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同前，页294)1912年与蔡元培同刊寻找刘师培启事，称：“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同上，页82)如此等等，例证多多，不能尽举。可以说，“国学”这一概念，章太炎不仅使用得早，而且使用得多，终其一生都为此而抛尽心力。章氏本人也以“独欲任持国学”自命。他的学问大厦的两根支柱，一是小学，就是文字学和音韵学，二是经学，两者都是太炎先生所钟情的国学的范围。当然太炎先生同时也喜欢并精研佛学，他主张为学要摈弃孔、佛的门户之见。而对儒学传统，早年倡诸子而诋孔学，晚年则有所变化。

　　所以，回观整个20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