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转]

云怀

如果说姜文不懂得镜头的力量，不懂得语言可以在镜头内部通过各种构置得以彰显，只懂得表演永远是一部情节片的支撑，那就错了，事实上姜文的聪明就聪明在他知道针对什么样的题材去重用什么样的元素，换句话说，他用的是最有效的手段。
　　所以就有了《鬼子来了》中密集交织的对白和强度很高的表演，剪切麻利而有力，明暗反差简洁明了，让所有人一目了然，丰富的表情和密度极大的对话极其精彩的将中国人的劣根和善良，单纯和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所有人看的到：这是中国人的精彩。
　　中国人几千年的精彩，就精彩在人与人的对话，人人都是语言的艺术家，话语在这部电影里所呈现的戏剧效果令人且喜且悲，看到激烈处，直想敲开脑壳挖挖脑浆看看我们个个擅长辩论与自圆其说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精彩的当然不应该只是对话，坏就坏在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沉积已久的文化根源，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甚至于到面对日本鬼子面对神秘人时的自保心态，统统都在滔滔不绝绵绵不休的对话里，话语实在可悲，当它无法直指人心而自成浑圆的时候，善与恶无法辩明，恩与仇随时可改，人是话语的俘虏，听从命运安排。日本鬼子可恨，也罢了罢了，姜文当初完成此片，有日本五大暴力集团发传真到发行公司，说一旦在日本放映将不保证日方演员安全，一个优秀民族的血液里总有坏死的细胞，日本如此，中国不外乎。
　　马大三让二脖子把藏人的事情烂肚子里，结果二脖子告诉了八婶子，马大三恼火之时，八婶子跟马大三辩论：他跟他妈把话烂肚子里，那还是我儿子不，啊？那不成你儿子了吗？片中这样的经典辩论比比皆是，直让人想起近些年很流行的华人辩论大赛，个个要占有话语的有利位置，谁也不愿意露怯，谁又也不愿意吃亏，谁也不愿意出头，谁又也不愿意失去道德优势，于是情节就在这种不断的话语滚动中前进，评书，传奇，民间故事，清朝遗老，都在片中走了过场，串起了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奇观，也是中国人独有的脚底老茧，摸一摸感觉到厚度，走一走钻心的疼痛。
　　要说姜文展现中国人阴暗面，这话过头了，实际上剧作者对于中国人有流泪的宽容，日本鬼子的阴暗面却表现得着实很不客气，虽然不乏军官逗小孩的罕见之笔，日本俘虏花屋是军国的真正傀儡也是真正的牺牲，可就是凶悍的日本人，也领教了中国人的小聪明，他为让马大三杀了他而让翻译教他几句骂人的话，翻译为自保性命而教了他几句奉承之语，乃是谄媚之精粹，只见花屋恶狠狠的说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话语在两种指向之间颠倒了方向，一时间迸发出黑色的喜剧效果，话语的悲剧。
　　果然是一场传奇，隔世的风尘。河北喜峰口长城曾是国民党军队拼死击退日军的地方，如今在黑白的胶片上，美好的丑陋的可悲的可叹的都成了镜头里似近实远的朦胧画卷，那些人性的蒙昧，聪明的悲哀。
　　片尾让我想起《寻枪》，姜文在结尾的时候同样有一个绽出的笑，可那是生命尊严的爆发，是那样一种富有力量的信仰。而《鬼子来了》的结尾，姜文的脑袋掉在地上，含笑九泉了。
　　你悲愤也好，无奈也好，他含笑九泉了，你有什么办法？这是故事，是隔世的传奇。
　　《鬼子来了》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这也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所在）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般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善良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
　　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