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方医院治心术调查

梁知行

　医疗手段是否合规矩？

　　人工心脏是否合规矩？

　　2000从2001年起，东方医院开始使用和销售人工心脏，其外科价目表上已赫然将其作为常规治疗器械标价。而在国家药监局的医疗器械查询数据库里，记者并未查到该产品的批准文件。

　　12月1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常永亨经过查询，向周振华的代理律师卓小勤回复———“德国BELIN HEART人工心脏辅助机和BELIN HEART人工心脏泵并未通过国家注册。”

　　干细胞和肌细胞移植是否合规矩？

　　1994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学者Soonpaa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提出细胞移植治疗心脏病的理念。

　　11月底，专门研究细胞疗法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血管外科教授李仁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干细胞可能具有转化成心脏细胞或其他特别种类的细胞的潜质，但目前世界范围内，这类实验在大多数国家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少数国家有经过严格批准的少量临床实验，但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证明，这项实验引发的副作用已经发现的有心律失常等，不排除有更大负作用产生。”

　　多少人参与了东方医院的干细胞或肌细胞移植？

　　周振华和郭永倍夫妇从2004年4月到2005年7月一直在东方医院照顾儿子，他们至少目睹了其余5个病人参与了免费的干细胞或肌细胞移植。

　　11月30日，记者费尽周折找到了两年前参与干细胞移植的另一个少年———15岁的王迪（化名），王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钙化。开始，医院建议王迪装外置式人工心脏，王迪没同意，“我第一次见到周宜清，吓了一跳，样子太怪了。”但他同意了医院提出的另一个治疗方案———打开胸腔，换瓣膜手术的同时，将自己骨髓中分离出的干细胞撒在心脏上。

　　手术后，王迪的父母每半年带他去东方医院复查，每次住上一周。王迪的母亲回忆，2006年8月，院长兴奋地告诉她，心脏彩超显示，王迪的EF心脏射血分数从30多飞跃到了50，心肌活力有明显的改善。

　　王迪的母亲怀疑儿子的病情是否真正好转，12月1日，相隔3个多月后，她带儿子到上海另一家医院做心脏彩超时显示，此次王迪的心脏射血分数在30多的水平。

　　心肺联合移植术竟无指征？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了一个叫做唐志雄的人。此人最早发现并在网络中揭批自己所在的东方医院，内容包括：进行一系列未经批准的临床实验和无指征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学术造假等行为。

　　位于上海浦东的东方医院成立于1921年。唐志雄在东方医院心内科工作了20多年。据唐志雄陈述，2003年和2004年，在急诊咨询时，自己相继阻止了两个50多岁的女病人在本院做换心或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她们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另一个是冠心病加更年期综合征，“我告诉她们，只要保守治疗就可以了，没必要动如此危险的手术。”

　　唐志雄说，2004年夏，朋友说的一件怪事再次引起了他的怀疑———下岗女工陈凤英到东方医院看病，被拉到镇江去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后死亡。朋友后来带来了陈凤英的一摞病历。唐志雄发现，2002年，陈凤英曾因胸闷不适先后到几家医院看病或住院，包括东方医院在内，最后都确诊为“冠心病，更年期综合征”，但2003年3月26日在东方医院的一次专家门诊，却完全推翻了以前的结论，改为———“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右心衰，心功能4级。”

　　唐志雄发现这一结论和体检病史自相矛盾，病人的一系列心肺指征检查其实均为正常：“血压110／70mmHg，神清，无颈静脉怒张，两肺无锣音，心率80次／分，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双下肢不肿”。

　　“任何一个医生都知道，这肯定不是终末期心肺衰竭的指征。”唐志雄说。

　　本报记者就此咨询多位心外科医生，均证实，这个病历，检查的体征和结论确实自相矛盾。

　　一个病人成就两个医生？

　　唐志雄说，在对医院“热衷换心换肺”的怀疑之中，一个叫徐小平的人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陈凤英的儿子黄凌怀疑这个人是“医托”。“在我母亲动手术前，一个名叫徐小平的病人来跟她握手，她跟我母亲说，她做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成功了。”

　　唐志雄搜索资料发现，2003年7月底到8月初，上海和江苏的不少媒体报道了同一则新闻：三十出头的苏北农妇徐小平在7月24日接受了免费的换心换肺的手术。奇怪的是，手术地点却有两个，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江苏的媒体上称那天的手术是在镇江做的，而东方医院则在上海媒体上称是由于“徐小平从镇江寻医到上海”，院长在上海“主刀”了该手术。

　　为什么同一个“徐小平”同一天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做手术？

　　在图书馆查询时，唐志雄说他发现了与此手术相关的两篇不同论文，一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陈锁成等10人写的《心肺联合移植术一例及围术期处理》，刊登在2004年3月10日《江苏医药》第30卷第3期；一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刘中民等5人撰写的《同种异体心肺联合移植1例》，刊登在《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04年4月第20卷第2期。两篇论文中提到的病人，唐志雄判断均为“徐小平”，因为做手术时间都是2003年7月24日，病人都为30多岁的女性，而且上海论文的开篇就介绍——“和镇江人民医院合作完成了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这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一个获得了2004年镇江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个则获得了当年的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三等奖、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功臣、上海市十佳医生等称号，获得了几百万国家科研经费。

　　唐志雄将两篇论文作了仔细的对照，发现了十多处可疑的不同点。比如手术后病人的状态，一个是无心律失常，一个说有心律失常；感染情况报告中，上海文称“没有”，而镇江文称“术后第4天两肺严重感染”。

　　唐志雄认为，“这两篇论文中至少有一篇是在公然造假”。他致电《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要求查证。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心肺联合移植人命关天，而当时这两个医院都不具备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也没有与器官移植手术相适应的实践、设备、理论及相应的伦理委员会。”

　　本报记者的调查验证了唐志雄的关于东方医院资质的说法，上海市卫生局给东方医院的《医疗新技术准予临床试用通知书》——“同意东方医院对‘心肺联合移植技术’进行临床试用”发出时间是2004年7月21日，远远晚于徐小平手术的“2003年7月24日”。

　　样板病人其实不必“换心换肺”？

　　据媒体报道，2005年7月24日，徐小平在上海记者的簇拥下“欢乘”磁悬浮列车，在东方医院的病房大厅“欢庆”手术后两周岁的“生日”，同时东方医院宣布：徐小平是国内接受心肺联合移植病人中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

　　已被医院停职的唐志雄自费赴镇江、淮阴等地对“徐小平”进行调查。

　　在报纸上看到徐小平出嫁后住在婆家———江苏淮阴席桥乡后刘村一组，唐志雄前去调查得到的消息是：徐小平动完手术后，连她的亲属都和她失去了联系，惟一见到的一次，“还是记者跟过来拍完照后，就有救护车把她直接送走，不知去了哪里。”

　　村民们还说，徐小平可能是被做了人体实验，不相信徐小平身体不好到要做换心换肺手术，“她在家乡时一人可以种三亩地，身体十分健壮，一个人可以挑上百斤担子。”

　　回到上海，一天唐志雄有事恰好去东方医院，偶然之中，徐小平出现了。原来她和她的3个女儿及丈夫住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出租屋里，每月的生活费和房租由东方医院支付。

　　唐志雄说，徐小平向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2003年4月，手术前3个月，她曾去另一家医院看病，当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心脏上有个小洞，只要住院做一个2万块钱的小手术修补一下。

　　徐小平在另一家医院做的心脏彩超检查病查显示，“先心病、房间隔缺损（25mm）、肺动脉高压（62mmhg）、三尖瓣返流、肺动脉瓣返流，左向右分流。”

　　“彩超证实徐小平在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时，根本不具备心肺移植手术适应症。”唐志雄说，“根据心外科诊疗规范，房缺伴有肺动脉高（62mmhg）是房缺修补手术的适应症，应当施行房缺修补术。而心肺移植手术的适应症是艾森曼格综合症，它是右向左分流，而从左向右分流发展到右向左分流，要经过漫长的病程才可能。”

　　本报记者为此向上海多名著名心外科医生求证，回答均是，“根据这份心脏彩超，同意唐医生的判断。”

　　活得最长的病人在怎么活？

　　2006年11月底，本报记者在出租屋内见到了徐小平和她的一家人。

　　“手术后第一年，我几乎痛苦得熬不下去了，3次寻死。一次是自己咬自己的舌头，一次是把头往墙上撞，一次吃了一大把药。”她说，“现在整天躺在床上，什么活也干不了，每天靠吃药维持生命，如果早知如此，我决不愿意做手术。”

　　徐小平说，当初她之所以同意做手术，一是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她说，“不做手术顶多活不过两年”，另外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还向她以公证的方式许诺，术后将由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承担三个小孩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全家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给她在镇江闹市中心的住房两间；帮助她开一家小店做生意；参加每次学术会或新闻发布会就将得到1000到2000元不等的出场费；给她丈夫在医院里找份工作。

　　丈夫李洪往回忆，“手术后百天，来上海配合媒体，她坐救护车接着氧气从镇江被拉到东方医院，有3个记者已经等在医院门口了，到了东方明珠塔上让他们拍照，走了会，下来就累坏了。”

　　“我一直奇怪人家看病都是越看越好，我妈妈怎么越看越差？”10岁的小女儿抱怨，“开刀前，妈妈跟正常人一样，嘴唇不紫，身上不肿，还给我洗衣服，开完刀后拿不起筷子，拿起来就发抖，下楼都要爸爸背，买个西瓜都让我拿，自己就拿一根玉米！”

　　徐小平说，“一周年后镇江医院方面开始不兑现承诺”，东方医院说服她长住上海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后存活良好”的宣传。

　　在手术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身体情况怎样，“我刚说‘生不如死’，护士直接就把我拖下去了。”

　　“如果是心房缺损的小手术，徐小平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做了心肺联合移植，她的生存期最多只有5年。”一位上海著名心外科医生说。

　　一家力争向上的医院

　　2005年八九月间，唐志雄又向上海市有关部门举报了东方医院存在的一系列未经批准的临床实验和无指征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学术造假、国内接受心肺联合移植病人中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并不具备手术指征等问题。

　　“都石沉大海。”他说。

　　2005年12月，唐志雄以骗保罪名被拘留，一个月后取保候审至今。

　　东方医院宣传册显示———2001年，中德心脏中心主任刘中民教授在国内率先应用人工心脏技术救治终末期心衰病人获得成功，迄今已成功完成了9例人工心脏手术，是目前国内人工心脏应用最多的单位。

　　东方医院目前为二级甲等医院，其网站称，为了向三级甲等医院进军，“每年力争有25－30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基础研究项目和上海市地方各级科技发展基金等应用研究项目立项”。

　　2006年11月底，在上海市东方医院的网站上，记者查到，其“人工心脏的临床应用研究”项目获首届上海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据媒体报道，2005年12月14日，中德合资的Cardiotech人工心脏研究机构正式入驻上海南汇医疗器械产业基地，这标志着中国在竞争激烈的人工心脏研究领域逐渐开始“进入角色”，东方医院院长当时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将来能够自行生产人工心脏，目前价格为每颗100万元的进口人工心脏，将被售价15万元的‘中国心’所取代。”

　　2006年11月底，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周祝公路旁的南汇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发现一些房屋正在建设中，负责招商的人说，一些国际巨头企业已经准备入驻。

　　记者调查发现，2001年接受亚洲首例永久性人工心脏植入术所谓成功的庄东生，医院宣传他活了一年多，“实际上庄东生手术后就没醒过来，十几天后死亡。”庄东生家人说。（录入：陈利明）



作者: 记者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周宜清，13岁，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在和人工心脏共存15个月，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的治疗之后，死去。

　　他的死，在其父母看来疑点重重。

　　当他进入上海东方医院求医的时候，他是“穷途末路”将死的孩子，还是其实尚无生命危险？

　　是东方医院以人工心脏为开端的一系列治疗让他延长了15个月的生命，还是不当治疗让他或许本来可以更长的生命缩减为了15个月？

　　这个少年，究竟是尖端技术的受益者，还是人体实验的牺牲品？

“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

　　“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周宜清（原名周易清）在上海东方医院的总治疗费用高达近90万元，周振华一家尽全力支付了其中的20多万，除去儿童基金捐助部分，还欠医院40多万。

　　2006年7月31日，周宜清死后第二天，医院告诉周振华，可以免去这40多万治疗费用，但前提是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上面写着3点要求，关于周宜清的治疗过程，不准告诉媒体，不准向法院起诉，不准通知行政机关。”

　　这“三不准”给了周振华猛然一击。“我的儿子被做了人体实验？”

　　回忆细节，四处查询，他的怀疑日益强烈。

　　周振华之前从未对治疗的性质产生怀疑，“我们一直以为是常规治疗。”在13楼中德心脏中心，所有人都能取得的医院治疗宣传册上，清楚地写明了对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手段有4种———人工心脏植入术；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到了7月末，周振华突然发现，医院的治疗宣传册中已悄悄取消了周宜清参与的第4项内容，所谓有效率90％的“人工心脏＋干细胞种植术”。

　　周振华开始怀疑人工心脏的安全和有效性，他致函德国心脏中心，希望得到周宜清使用的人工心脏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相关数据、认证资料。心脏中心的回复是：1996年就通过了欧洲MDD的认证，其他的问题不能讨论，可向东方医院询问。

　　咨询其他医生后，周振华又发现一个巨大的疑点———“干细胞和肌细胞技术连国外都还在动物实验阶段，科学家们还在争论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东方医院早在2004年就已使用于临床！”

　　“如果是临床实验，医院和医生应告知家属，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和通过伦理委员会的讨论，还要签署大量的文件。”周振华所请的代理人张胜富说，“但周振华在那么多协议上签了那么多名，却没有一个与此有关。”

　　11月底，周宜清的父母将一纸民事诉状递交到上海市一中院，一周后，法官建议他，“应先打刑事诉讼，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后要求民事赔偿”。目前此案在等待立案中。

　　“皮肤没有粘性，过不了今晚”

　　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

　　最早的疑点回溯到两年多以前，刚刚踏入东方医院的时候，在同一个东方医院前后相隔几小时的检查中，对周宜清心功能的描述，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入院检查显示心功能是心衰四级，而几小时后的术前检查中却显示，心功能是二到三级。

　　而周宜清在之前儿科医院的心功能诊断结果为“心功能不全”，并没有下完全心衰的结论。

　　周振华在2006年底意识到，用3小时决定儿子的命运过于急促。2004年4月22日晚7点到10点，是周振华夫妇如今不太愿意多回忆的“噩梦般的3小时”。

　　在那3小时中，周振华、郭永倍夫妇心急如焚，忙不迭地在上海市东方医院的医生递上的各种单据上签字，而关于手术的知情同意过程持续了不到10分钟。

　　“当时我们的感觉是走到穷途末路，遇见大救星。”周振华说。

　　2004年4月10日起，13岁的周宜清出现乏力、呕吐、咳嗽多痰症状。4月19日，在儿科医院被诊断为原发性扩张性心肌病。4月22日下午，东方医院院长前来会诊，摸了摸孩子的手和身体，对母亲郭永倍说，“你儿子病很重，他身上的皮肤已经没粘性了，过不了今晚。”

　　夫妇俩惊呆了。

　　他们回忆，院长随即介绍说，东方医院有先进的治疗方法，先安装“BERLIN HEART”人工心脏，让自己的心脏“休息”，再把从骨髓里取出的干细胞———人体的原生细胞，象撒种子一样撒在心脏上，修复心肌活力，最后把人工心脏卸下，病人就如同正常人了，这套治疗方法成功率90％，费用25万元左右。

　　在夫妇俩的记忆中，院长还说，“你们非常幸运，正好在开一个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总裁和主任翁渝国教授正在上海，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脏。”

　　儿子被迅速从儿科医院转至东方医院，在那后来被父亲周振华称为“噩梦般的3小时”的检查后，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手术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3点30分。

　　手术签字医生依次是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德国籍医生翁渝国，范慧敏。“还有一个提供机器的德国人也进了手术室。”周振华回忆说。

　　13岁的周宜清，匆忙成为亚洲年龄最小的安装外置人工心脏患者。

　　“他们拿我当猴子，看新鲜”

　　“每个星期都有这么几次，要重复几遍同一个动作，把被子拉开，他们掏出相机对准人工心脏。”

　　手术后，周宜清进入了全封闭的重症监护室，几天后，出现高烧，心率180，父母第一次被允许见儿子，“穿上隔离衣服全副武装进去。”喂饭时撩开儿子的衣服，母亲郭永倍吓了一跳，儿子心脏下接上了两根导管，连着一个椭圆形的人工心脏泵，充满了血液，看上去像人的心脏，红扑扑的，但跳动在身体之外。

　　由于医生说怕感染，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周宜清独自住在重症病房里，夫妇俩进不去，隔着两道门，整日守在走廊上探听儿子的治疗信息。

　　夫妇俩感到纳闷的是，各色参观人士，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却由院方带领，不断进入重症监护室，直奔周宜清的病床，“有的是一个参观团，一群人来，不穿隔离服也就进去了。”

　　起初周宜清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中，只要有老外来东方医院参观，肯定来看他，他口语不错，主动和老外交流。

　　“但慢慢的，孩子流露出不满，每个星期都有这么几次，要重复几遍同一个动作，把被子拉开，他们掏出相机对准人工心脏。”周振华说。

　　记者们也来了，周宜清术后被形容为“阳光少年”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还有剧组来东方医院拍外景，护士们纷纷去找演员合影，演员则主动跑到周宜清处要求合影。

　　母亲郭永倍回忆，儿子越来越沉默，甚至沮丧，“他们拿我当猴子，看新鲜。”

　　装上人工心脏后，周宜清走路极其不便，郭永倍回忆，儿子必须很小心地起身，为了防止站立时人工心脏的泵往下掉，泵和导管与皮肤创口反复摩擦导致出血感染，在他的脖子上要挂一块纱布，纱布的下端挂在椭圆形的泵上，泵套着口罩，形成一个向上的力托举着。人工心脏的泵的一端与一个象电脑主机一样的辅助装置相连，走路时，这个辅助装置必须随身紧跟，“儿子总是小心的用手护着泵，不让我碰他，他总说，妈妈你别乱动，那是我的生命。”

　　有时候不得不离开电源下楼做检查，周宜清最怕的是半途断电，辅助机靠蓄电池保证工作，当电量不足时，就会发出报警的鸣叫，“他有一次紧张得脸色发白，盯着辅助机上显示的数据叫起来：妈妈，如果停电两分钟，我的命就没了。”

　　“让我们一起等待奇迹的发生吧”

　　“我们一直认为是常规治疗，所以很快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周振华至今保留的治疗日记中，记录了2004年6月15日，周宜清接受干细胞移植术。这是第二次手术。

　　“医院开始通知说，家属可以通过重症病房外的电视荧屏观看整个手术，到了手术前，却临时取消了。”

　　夫妇俩只好向医生打听手术过程，医生描述的过程大概是：穿刺抽出周宜清自己体内的骨髓，送到上海二医大实验室分离出干细胞，再由心内科医生做导管介入，将干细胞输送到心脏。

　　周振华夫妇回忆，手术前，医院介绍这是象造影一样的成熟小手术，“我们一直认为是常规治疗，所以很快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他边哭边说，妈妈，痛死了。”儿子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等在走廊上的郭永倍看到儿子满嘴是血，“他疼得咬破了嘴唇，我跟他一起哭。”随后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一个人回到重症监护室。

　　干细胞术后3天的治疗日记上，周振华记录下一行字———“刘中民对儿子说，让我们一起等待奇迹的发生吧！”这事是儿子偶尔艰难地踱到门口时和父母说的。

　　此后周振华夫妇不断向医生追问何时见效，“刚开始说半个月，之后又说一个月，两个月。”

　　时间一再延长，3个月，半年，心脏彩超仍显示，周宜清的心肌并未有所恢复。

　　“取错地方了，应该是小腿”

　　“能不能先把机器调试出来？否则让我们的孩子白白吃苦。孩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医院对我说，看来干细胞在周宜清身上没见效。”在2004年9月6日的治疗日记上，周振华继续写道——“他又通知说，美国耶鲁大学实验室中心主任要来东方医院，做腿肌细胞移植修复心脏，这要比干细胞效果更好。”

　　“10月7日，医院说，做腿肌细胞的机器从美国运到，正调试。10月15日，与王迪和小丁谈肌细胞介入。小丁没同意，他做过干细胞治疗后发热，怕了。10月20日，医院说，明天美国教授到。”

　　周家同意手术。郭永倍回忆，第一个接受腿肌细胞移植治疗的是15岁的王迪，周宜清排第二，一个50多岁的上海病人第三。

　　“做肌细胞划了5公分左右伤口，缝了4针，输进3袋血。”郭永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流泪。周宜清装上人工心脏后，很怕出血造成血栓，引发生命危险。

　　郭永倍回忆，当时医生将取得的肌肉放在药水瓶中培养，说，“培养两个星期，就应该有效果了。”

　　两周后，郭永倍再问另一个医生，医生回答：“两个星期？没那么快，耐心等吧。”

　　快1个月时，郭永倍偶然听到来自德国的范慧敏医生说了一句话——“这个机器在美国培养肌细胞都成功了，怎么到这里不行了呢？”

　　“后来医院说，取肌肉的位置错了，不是大腿，应该是小腿，小腿肌肉组织丰富，张力好，赶快重新取。”周振华说。

　　这次，周家拒绝了。儿子已显得非常痛苦，声音嘶哑。“能不能先把机器调试出来？否则让我们的孩子白白吃苦。孩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周振华当时生气的是，“医生不负责任”，一切结束后再仔细回忆时才惊讶地叫起来，“美国耶鲁大学实验室中心主任？是真的吗？难道他们来做实验？”

　　周振华始终没有见到美国教授，他打听到，从2004年起，确实有一个美国专家每年要来东方医院呆一到两个月，在医院的二楼有一个院长特批的办公室，为他配置了电脑，东方医院也为此进口了不少设备。

　　“使用在小孩身上最长时间”

　　“无任是外科手术还是手术后的治疗都是相当成功的，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在小孩身上最长时间的最成功的心脏辅助装置。”

　　2005年5月，安装人工心脏手术一年后，周宜清陷入人工心脏可怕的并发症———血栓，来来往往的参观戛然而止。

　　医院开始着手考虑第三个手术：心脏移植，“这等于宣布了‘人工心脏＋干细胞术’治疗失败。”周振华说。

　　心脏移植手术前，周宜清处于极度恐惧中，此时他已被转入普通病房，当天他在父亲为他录制的DV中说，“我后天要去开刀，如果有什么不好，我的所有财产，储蓄罐里两张100元，一张给我爸，一张给我妈。”

　　周振华夫妇尽管内心也很不安，但是对移植手术还抱有新的希望，“医院说，他们做过多例心脏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有经验。”

　　7月15日下午一点半，周宜清被推入手术室，至16日早上5点多，手术连续进行15小时。

　　术后周宜清一直没有自主呼吸。7月30日晚9点20分，医院和周振华商量后，关掉呼吸机。死亡通知书上写着：心脏移植后多脏器衰竭。

　　到此为止，人工心脏已经在周宜清身上呆了15个多月。

　　2006年10月27日，德国籍翁渝国医生在网络上有关此事的声明，谈及周宜清事件，如下：“以网上传播的周易清为例，他患的是扩张型心肌病，已经出现心源性休克和心律失常，随时都可能死亡，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刘教授不顾第2天早晨出国参加学术交流，连夜应儿科医院邀请会诊并及时将患者转到东方医院安装人工心脏，术后长期存活达1年3个月。我在回复周易清父亲周振华的信中也明确表示，‘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您儿子使用Excor从医学上来看，无任是外科手术还是手术后的治疗都是相当成功的，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在小孩身上最长时间的最成功的心脏辅助装置。’”

　　回到起点。求医当时，周宜清究竟是否需要做人工心脏手术？本报记者为此向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著名的心外科医生求证，他认为“皮肤没有粘性，过不了今晚”的说法在医学上很难成立。

　　“孩子的心脏可能并未完全衰竭，应先进行其他更安全的治疗，不应急于上顶尖级别的‘人工心脏’，”他说，“通俗的判断，心功能二级的人可以自己走三四楼，心功能三级的人可以走一二楼，二到三级之间的大概可以走二三楼；而四级的人是‘端坐呼吸’，路都走不动了。”

　　“孩子在东方医院是自己走着去做各种检查的。”周振华说。

　　另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分析，德国籍医生翁渝国在给周宜清施行人工心脏手术时，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制定的人工心脏心室辅助装置的适应症和步骤。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心外科专家廖崇先主编的《实用心肺移植学》里，由翁渝国自己撰写的人工心脏心室辅助装置临床适应症标准是，“即使是对心衰病人，也必须优先使用药物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治疗，在上述治疗效果不理想后才可使用人工心脏。”

　　（编者注：关于东方医院和德国医生翁渝国，本报2005年3月24日报道《连体弃婴，人间94天》曾有涉及。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op/200503240016.htm、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op/200503240017.htm。在当时的事件中，东方医院主动为带有“全世界最特殊的心脏”的连体弃婴提供医疗帮助。但婴儿夭折，人工心脏放置手术未及实现。）

作者: 记者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被宣称“90％成功率”的人工心脏手术，本报调查发现，短期的死亡率实际上极高。
　　■绝大部分人工心脏在使用时，均未获得国家批文。
　　■当年同事证实，刘中民在仁济医院时，曾因多项手术致死而被停职封刀。
　　■东方医院为构建政界人脉资源，曾给众多官员提供免费医疗卡。
　　■浦东新区反贪局副局长告诉举报人唐志雄的妻子，“你先生是好人。”
　　本报12月7日9、10版《上海东方医院治心术调查》深度追踪
　　上海东方医院再调查
　　
　　□本报记者　沈颖
　　
　　人工心脏术：奇高的死亡率
　　“听说有个小男孩要装人工心脏，我立刻冲到13楼，想去阻止”，曾在上海市东方医院9楼陪床近5年的病人王利华（化名）的妻子李阿姨说，“但医生和护士一看到我上13楼，就打110报警。”
　　2006年12月15日，坐在周振华夫妇的对面，李阿姨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回忆着发生在2004年4月底的细节，“历史又重演了。”
　　2004年4月22日深夜，13岁的周宜清被装上德国“BerlinHeart”人工心脏（见本报12月7日第9版特别报道《惊心15月》）。然而，周易清的父母周振华夫妇并不知道的是，就在此前两天，王利华告东方医院非法使用人工心脏案一审刚刚败诉。
　　2001年8月26日，德国“Medos”人工心脏在东方医院被装入王利华体内。一个月后，人工心脏并发症突现，病人出现大出血和大面积脑梗塞，在李阿姨竭力要求下，人工心脏被取下，王利华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植物人状态，“终日离不开吸痰管、氧气管和胃管，全身瘫痪，连手指都动不了”。
　　“我丈夫也是实验的牺牲品。”李阿姨说。和周振华夫妇类似，她从未怀疑过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在术前宣称的“90％治疗成功率”。
　　“刘中民也没告诉我们是实验，”同样进行了人工心脏手术的病人庄东生的家人告诉本报记者，“他说春节后就可以正常上班。”
　　病人和家属们一直笃信由东方医院提供的治疗宣传册———“自2001年中德心脏中心主任刘中民教授在国内率先应用人工心脏技术救治终末期心衰病人获得成功，迄今已成功完成了9例人工心脏手术，是目前国内人工心脏应用最多的单位。”
　　然而，经本报记者艰难调查求证，这9例人工心脏手术的结果却令人吃惊：
　　在已做的9例人工心脏手术者中，有7人死于脑部并发症，存活时间在一周和15月之间，目前仍存活2人中，其中一人呈植物人状态。
　　而除最早的一两个病人是免费手术外，多数病人是自己支付了十多万元的“人工心脏”费用。
　　“我们花巨款购买了‘实验’，”李阿姨说，“如果事先知道多数会引发致命的脑梗塞，我们决不会选择做手术，我丈夫现在生不如死。”
　　
　　绝大部分“人工心脏”未获国家审批
　　人工心脏中还潜藏着什么秘密？
　　“植入我丈夫体内的人工心脏是‘三无产品’。”王利华之妻李阿姨说。
　　2004年1月和3月，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法庭的两次庭审中，王利华的代理律师反复要求东方医院出具人工心脏的外包装、中英文说明书、海关税单、产品的合格证明、销售发票，“医院说扔了或者拿不出，人工心脏到底来自哪里？”李阿姨疑虑重重。
　　东方医院当庭辩称，生产厂家是德国Medos公司，由北京凯文医疗设备公司经销。
　　本报记者注意到，东方医院当时提供的北京凯文公司的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显示，德国Medos公司生产的心室辅助装置（俗称“人工心脏”）在2000年9月11日取得的注册号为“国药管械（进）字2000第1421号”，且盖着国家药监局公章。
　　但李阿姨惊讶地发现，在国家药监局网站的进口医疗器械数据库中，根本查不到这一注册号。
　　更令李阿姨奇怪的是，经查，东方医院提供的人工心脏经销商北京市凯文医疗设备公司，在2001年12月31日业已注销，但他们购买人工心脏的10万元费用，由东方医院给该公司电汇凭证的时间却为2002年6月4日，怎么会“注销在前，汇款在后”？
　　此外，东方医院提供的《进库单》上显示，该人工心脏进入东方医院时间是2001年11月9日，但王利华的手术时间为2001年8月26日，怎么会“使用在前，进库在后？”
　　王利华的代理律师由此认为，东方医院是在没有入库、出库和任何验收，不能保证该人工心脏来源渠道合法和质量的情况下，给王利华植入了人工心脏。
　　2004年4月20日，浦东新区陆家嘴法庭一审判决王利华败诉。
　　在当年11月10日，李阿姨接受了上海市一中院的二审调解，“我们已精疲力竭，最后只能同意接受医院补偿16万，但我们光人工心脏治疗就支付了22万。”
　　经本报记者再次查询发现，国家药监局网站的进口医疗器械数据库显示，德国Medos公司于2004年12月3日方经国家正式批准，真实的注册号为“国食药监械（进）字2004第3212681号”。自2005年开始，德国公司MEDOS已将产品顺利打入中国市场，在北京也设立了合法的分公司。
　　而周振华的儿子周易清2004年植入的“BerlinHeart”人工心脏，至今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库中未有任何注册信息显示。
　　因此，对比这9例人工心脏手术的时间可知，从2000年到2004年4月，至少有8位病人在东方医院植入了未经国家审批的人工心脏，它们分别来自两个德国公司———德国“MEDOS”公司和德国柏林心脏公司。
　　李阿姨由此怀疑，“莫非人工心脏是东方医院走私进来的少数德国样品，经消毒后，在多位病人身上反复试验？”
　　
　　东方医院13楼，德国在中国的实验室？
　　唐志雄是持续向有关部门举报东方医院相关内幕的该院医生。他告诉本报记者，令他最早产生怀疑的是，现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1998年去德国进修一年归来后，突然从原来的常规手术一步大跨越到世界顶尖医学难题———“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及“心肺联合移植”。
　　1999年底，唐志雄还在东方医院心内科当医生，老病人朱鑫有一天突然告诉他，刚从德国进修回来的副院长刘中民在动员他做免费的心脏移植手术，“他找我看病很多年了，他的心脏功能二级，连病退需要的三级指标也达不到，怎么可能需要换心？”
　　2006年11月底，本报记者找到了目前正在一家超市上夜班的朱鑫，朱鑫现在每天骑1小时自行车上班，他说自己听从了唐医生的建议拒绝了手术，选择保守治疗，“现在身体没大碍了，晚上送货，至少要搬运3次货物。”
　　据东方医院网站称，“东方中德心脏中心自2000年4月开始与位于柏林的德国心脏中心合作，中德双方开展与国际同步的新技术，对复杂、疑难患者实施手术；中德双方还在科研及学术领域紧密合作，开发科研项目。”
　　据唐志雄回忆，正是在2000年，他被突然调离心内科病房到急诊室当医生。之后不久，位于东方医院13楼的中德心脏中心成立，多名医术水平不错的心外科医生被纷纷调离岗位，原本分开的心内科病房和心外科病房都合并到刘中民任主任的中德心脏中心，并从外地调入大量医生。
　　而就在2000年3月，东方医院进行了第一例人工心脏手术。
　　据13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外科医生说，有好几名病人死在东方医院免费的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试验中，作为回报，有的家属得到了医院赠送的房子或工作；还有一些病人被悄悄拉到镇江、徐州等外地医院做手术后，再也没有回来。
　　13楼的高科技项目在2000年到2004年间以“人工心脏植入为主”。自2004年始，“科技含量”更高的干细胞和肌细胞移植修复心脏实验屡屡出现，经本报记者查证的已有周宜清、王迪（化名）、徐州人小丁等共9人次。
　　“如此大的手术一直是在节假日或低调的小范围内进行，主要参加人员一直是刘中民、范慧敏、翁渝国三人。”
　　一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血管科学家曾去德国参观，他告诉本报记者，据他了解，“人工心脏＋干细胞移植”是德国科学家正在做的一个实验项目。
　　而巧合的是，13岁的周宜清在东方医院做的，正是“人工心脏＋干细胞移植”的治疗。
　　2006年7月20日，周振华开始怀疑人工心脏的安全和有效性，便致函德国心脏中心，希望得到周宜清使用的人工心脏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相关数据、认证资料。德国心脏中心的回复是：该人工心脏1996年就通过了欧洲MDD认证，其他的问题不能讨论，可向东方医院询问。
　　
　　刘中民其人
　　那么，主导进行了这一系列疑点重重的手术的刘忠民，到底是谁？
　　东方医院网站上公布的简历显示，50岁的刘中民早年就读于江苏省镇江医学院医疗系，后考入上海二医大急诊创伤学专业读博士，1992年7月至1997年5月，在上海三级甲等的仁济医院心胸外科做副主任医师，1997年6月调任二级甲等的东方医院任副院长。
　　仁济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本报记者，刘中民当年离开仁济医院的直接原因是，1997年，在几例简单的心脏房缺和搭桥手术中，连续造成4个病人在手术台上的直接死亡，因此被院长范关荣责令停职封刀。
　　刘中民被迫选择调离仁济医院，而他“离开时甚至曾要求将其档案中的出身从‘农民’改为‘干部’，被院长拒绝”。
　　相关人士称，刘中民在仁济医院时，曾是上海市黄浦区青联副主席，从而结识了一批有发展前途的干部。正是在他们的引荐下，才得以到东方医院任副院长。
　　1998年，刘中民接受德籍华人翁渝国的邀请，去德国进修一年后回国。在医院的宣传册中，至今仍号称拥有“欧洲长期行医执照”。
　　一位也曾在翁渝国处进修的上海心外科医生就此质疑，“在德国，我们只能在一边观看，连手术台都没资格上，刘怎么可能仅凭一年时间就拿到‘欧洲长期行医执照’？”
　　
　　通过免费医疗卡构建政界人脉？
　　在出任东方医院院长之后，刘中民进一步构建起他在政界的深厚人脉资源。因此，在面对及处理多项因手术“实验”而引发的医疗纠纷上，东方医院都显得得心应手。
　　但多名医院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证实，东方医院在经营人脉资源上，存在诸多违规行为。
　　自刘中民出任院长后，东方医院就开始流行一种由医院自制的免费就医卡，面额在1000－5000元不等，作为“送礼券”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谁持有这些免费就医卡？据本报记者调查，浦东新区相关政府部门的不少官员均人手一张。
　　这一信息在陈凤英诉东方医院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48岁的上海下岗女工陈凤英，在接受东方医院的免费心肺联合移植术后死亡，其子黄凌在状告东方医院时，与王利华案一样，遇到了同一个一审法官。
　　2005年9月，唐志雄医生从东方医院内部调查到，在2004年，东方医院财务科曾专门发过一个书面通知给收费窗口，浦东张法官来看病，经医疗纠纷办主任签字，所有费用均由东方医院承担。黄凌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出示此证据后，该法官只好回避。
　　据了解，东方医院还发明了一个规矩：凭院长签字的处方，就可以免费拿药。
　　本报记者见到了这样的两份处方———在姓名一栏里，简单的写着社发局和新区领导的字样，无名无姓，也没有医生的签名，仅在药剂师签名一栏里签着主管名字，由她直接派药，然后院长签单即可。
　　据本报记者调查，从财务支出看，每月这样的“人情方”至少价值几万元，按年计，则高达几十万。而这仅是冰山一角。
　　据了解，东方医院还创办了一本名为《东方保健》的刊物，总编辑就是刘中民。每期封面都印有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老领导的照片，这些刊物均在浦东新区政府机关里免费赠送。
　　
　　持续不懈的举报人
　　2004年11月10日，因为在急诊时阻止了两个病人动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后，医院突然将唐志雄调离急诊医生岗位，到门诊整理处方。
　　从2005年3月开始，唐志雄又被东方医院以冒用离休干部医疗证骗保的名义停职。“我知道揭示真相，将付出什么，”唐志雄说，“但是，医生应该对病人负责。”
　　从2005年开始，被停职的唐志雄持续向上海各有关部门实名举报东方医院存在的一系列未经批准的临床实验和医疗腐败等问题，均石沉大海。
　　而相关罪名，被突降到唐志雄身上。
　　2005年12月，唐志雄被刑事拘留，所涉罪名从嫖娼到私刻公章再到诈骗，等等。
　　“十个警察轮流审我，从下午3点到凌晨4点，要我承认给三个老干部开药和化验单骗保，累计1万元，我坚持到了最后，没有签字！”
　　一个月之后，唐医生终于拿到了“释放证”，“既然是释放，就说明我无罪，但他们却给我追加了‘取保候审’，这样随时可以再把我抓进去。”
　　与之相对应的是，虽然事涉多重争议，但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身上的光环却越来越多。2006年11月2日，上海市卫生局认定刘中民为上海56名医学领军人物之一。2006年11月20日，卫生部公示2005～2006年度80位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初评结果，刘中民赫然在列。
　　2006年12月，当多位病人家属开始用法律武器起诉东方医院时，唐医生再次陷入入狱的危险中，“他们说我是唆使家属的‘医闹’，还要继续以当年莫须有的‘骗保罪’将我关进监狱；现在我只能躲避在外，惊恐度日。”
　　在多次举报之后，浦东新区反贪局一位副局长告诉唐志雄的妻子，“你先生是个好人，我们目前已掌握刘中民的不少证据，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来源:南方周末

梁知行

“医生最害怕患者提出的问题”中，前三位分别是：

“这个药不会有副作用吧？”选择率为17.90％；

“为什么都是一种病，我住了这么久，他住了三天就出院了？/为什么他花了五千，我花了一万？”选择率为15.37％；

“能换个经验丰富的大夫吗？”选择率为14.66％。

在“患者最不喜欢医生说哪些话”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选择率为18.26％；

“想不想治？想治就回去准备钱吧。”选择率为17.40％；

“我推荐的药你不吃，后果自负。”选择率为14.93％。

同时，在读者来信和网上论坛中，不少医生、患者纷纷留言，不仅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而且说出了各自的心里话。有的患者诚恳地表示，希望医患之间能够“多一份理解、信任，少一份抱怨、挑剔”；有的患者则直言，希望医生对自己讲话“不要像领导教训下属那样”；还有的医生表示，希望患者能够体谅一下自己的辛苦。在此基础上，本报记者深入北京几家大型医院，倾听了更多患者和医生的看法。

患者：医生能不能多体谅病人

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门诊大厅里，一听说记者采访的内容是关于医患关系的，很多患者和家属都围拢了过来，纷纷向记者诉说他们的遭遇。一些人告诉记者，

虽然他们能理解医生每天工作繁忙，碰到患者问相同的问题，很可能就懒得解释了，不过，像“跟你说你也不懂”这样的话，还是让人很不愉快。因为“一些和病情有关的知识虽然自己也能了解到，但还是希望从大夫的嘴里说出来印证一下”。

还有的患者告诉记者，医院里人那么多，挂个号又不容易，特别是专家号，往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所以看病的时候特别关心前面还有几个人，总想凑近去看看；还有就是唯恐叫过号，自己的队就白排了，所以希望离得近一些。

可有些医生一句粗暴的“到外面等着去”，让他们觉得这非常不体谅病人。

一位患者家属说，他最反感医生说“要治回家拿钱去”。他的一个亲戚住在肿瘤病房，探视时经常看到其他病人家属哭着从医生办公室里出来，“那肯定是医生跟病人谈钱的事了，没有钱就没有命，对肿瘤病人来说这非常残酷。”

除了调查中我们所列出的那些话，很多患者也反映，有些医生说话特别“噎人”。比如一个患者去年在一家肿瘤医院住院时，听一位即将出院的病人跟主治大夫说：“谢谢您，再见。”结果那个医生却说：“你就别谢我了，过一年你要还能见到我就不错了。”另一个患者因为心脏病犯了，要做导管介入治疗，听说要把很长的管子从大腿根插到心脏里去，心里直打鼓，就问大夫：“这个技术没什么问题吧。”本来是想让医生安慰自己一下，结果对方非但不解释，反过来说：“我们还担心你有问题呢。”这些患者指出，医生说话一定要照顾病人的感受，有时候虽然说的是大实话，但说话的方式却过于伤人。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反映，现在医生说话比以前客气多了，太“噎人”的话已经很少听到了。

医生：很多话没错，关键看怎么说

采访中，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一位医生说：“调查中的这些问题的确很符合实际，我们确实害怕患者问这些问题。比如说，‘病能否去根？’现在医学进步了，但是很多病，甚至非常常见的病还是没有找到病因，在治疗中是除不了根的。不过病人花了很多钱后，期望值也随之变高，这种心情我们能理解。”

至于医生为什么有时会说出一些让患者反感的话来，一位传染病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有一次，科里一位医生接诊刚入院的病人，这个病人问了医生好多问题，比如能不能除根、多长时间能好、哪个药最灵等，那天医生可能心情不好，并且比较忙，被问烦了，就很不耐烦地对病人说：‘你这个病一辈子好不了了，让家里人赶紧凑钱去吧。’后来，这个病人跑到医院的小花园里哭了很长时间。”医生如果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对病人产生不良影响，她认为：“现在很多病人伴有抑郁症状，医生对此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在同仁医院眼科，记者确实看到，病人将诊室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只要诊室的门一打开，就有患者将头探进去，或者干脆走进去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轮到自己。负责叫号的护士一边把人往外赶，一边无奈地告诉记者，像“到外边等着去”这样的话，其实她们也不愿意说，但大家都拥到诊室里，一来侵犯了正在就医者的隐私，二来也干扰了医生的工作。不过，她们也承认，如果说这些话时语气更和蔼一些，不那么生硬，可能矛盾就会少些，“很多话没有错，关键看怎么说”。

说到如何与患者交流，北京同仁医院心脏中心的王吉云博士列出了三种情况：一是缺乏医学知识，会问很多烦琐问题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如果用“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之类的话来打发，必然引起纠纷，不如通过比较形象的方式讲述病情，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说清楚。二是有一定知识、爱发疑问的患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尽量解释，如果患者实在问题太多，可以请他留下电话，告诉他相关健康讲座的时间，到时候通知他去听。三是医生比较“怕”的一种患者，往往带着明显的对立情绪。他们会不断询问医生会不会“故意开这种药”之类的问题。王大夫说，其实，这种情况下最后都是医生让步。她的同事就遇到过这种病人，难听的话一句接一句。这位同事还是请对方冷静下来，告诉他自己会努力治疗，把问题向他一一解释清楚。

医患矛盾可以缓解

在采访医生和患者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有些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医患交流中的矛盾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吗？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顾晋认为，医生应该在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他说，过去医生可以只管看病，不管其他，有关病情的话题，也可以对患者不说明、不解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患者更强调自己的“知情权”，对医生服务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医学教育往往让医生把病人看成一个简单的生物体，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医生的人文素质和与患者交流的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医院不妨为医生开设一些专门的培训课程。

另外，他认为，医患矛盾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与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还比较紧缺，医生的职业环境也比较差，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和病人交流，患者对这一点应该给予一定的谅解。实际上，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不可能把患者要求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尤其对一些身患重病的人来说，能否将他们治好，不是简单的医生是否“无能”的问题。患者和家属不应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医生身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高润霖一看到本报的调查结果就笑了，他告诉记者，“这个结果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中国目前的医患关系现状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患者不相信医生，医生需要提防患者，这样的关系是不正常的。

对于调查中列出的“医生最害怕患者提出的问题”，高院士认为，医生应本着尽责的态度，对患者尽量解释。而那些“患者最不喜欢医生说的话”确实不应该从医生口中说出。“病人不是专业人士，他提出任何关于疾病的问题都是合理的”，即使是质疑医生的“经验”，也可能是因为“医生没有给患者足够的信心”。高院士说，面对病人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医生不能责怪，因为患者交给医生的，是“生命之托”。他们本身已很痛苦，医生再不注意言行，只能加重这种痛苦，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此外，高院士也指出，虽然医生要为维护医患关系多出力，但现实中患者也不全是“受害者”。最近几年，我们时常能听到患者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把棺材抬到医院甚至殴打医生的新闻。对这些现象，高院士认为，说得轻点，这是患者不理解医生；说得重点，是在侮辱医生。道理很简单，“既然来看病，就要相信医生”。他希望记者告诉广大患者，有几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一定要改变：一是既然花了钱就一定要治好。“医学本身非常复杂，不可预见，是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的科学”，它本身有局限性，这决定了不是所有病都治得好；二是临床上不可能“看到什么症状，就一定对应什么疾病”，有太多疾病有相同的症状，为了检查清楚，必须使用一些诊疗手段。很多时候，检查起的是“排除”作用，不是说一定要查出问题才说明医生没有“故意检查”。三是医学技术本身的进步会带来治疗费用的上升。像心梗，40年前没疗法，患者只能疼了吃止痛药，心衰了进行相应治疗，一个月住院费只要100多元，但死亡率高达35%；现在有溶栓、介入等治疗手段，做一个支架可能就要五六万，但死亡率只有5%。这价格值不值，答案很明显。

高院士说，医生和患者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惟有互相配合、多多沟通，才能最大限度地战胜病魔，彼此不和谐只会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