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的时空大背景-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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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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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4-13 11:15:48 何新 【大 中 小】


　　
　　■何新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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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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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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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4-13 11:15:48 何新 【大 中 小】


　　
　　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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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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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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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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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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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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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附 录］匈奴失踪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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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  
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已。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都成了鲜卑人?”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奴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10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奴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报》李勇、冯国雷文）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这种生化武器是什么？老何承认其实他也不知道。“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是人家能大胆假设：“但从有关史料（老缺注：从不放过任何掉书袋机会的何大拿在此可能是忘了注明是什么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

根据史料（老缺注：未注是何种史料，同上）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老缺注：此处与下一自然段是现代医学对“出血热”的研究结果，与汉武时期的瘟疫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当然亦不排除可以认定同一的可能性。）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匈奴人如何使用这种生化武器呢？何大拿接着作惊人之语：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匈奴人使用生化武器的直接后果是：

武帝名将霍去病早夭，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死因于史并无记载。但何大拿凭《汉书》本传记的一句话：“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而断定，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所以这位年轻将领之死“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且不说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本缺注：实际是一场宫廷之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更令人佩服其敢于大胆设想的是这场“生化战”的结果，是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1.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激化了社会矛盾。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

3.形成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新学说。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就屡发“大疫”，是为“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的先兆。至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大疫猛烈，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由此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朝代的更替皆因“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4.刺激了宗教的发展。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

5.据以形成了当时的文学特点。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夭折短寿或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老缺注：请注意这是一个非逻辑的结论：当时很多人死于瘟疫——建安七子死了——所以他们也死于瘟疫。）”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

6.在哲学领域亦有作用。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例如“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而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老缺注：其实人家曹丕不就是打了个比方！）

7.导致了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8.领导服装新潮流并间接造就二十世纪的一代文学宗师。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拉动制酒业的社会内需。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10.开创一代懒人之睡风并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吾等。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老缺注：俺怎么记得“闭关”是和尚才干的事？）

11.赋予民间纪念屈子仪式以新的文化内涵。《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12.对中古欧亚历史和文学也有深刻的影响。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

13.最终导致了匈奴部族自身的灭绝。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

整理后记：以上红字为老缺所注，其余为何大拿原文。

农历乙酉年元月初十四于北京东便门寓中



大嘴军事论坛 ? 战略与战术 ?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006-10-4 21:29 嘻刷刷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连载：汉武大帝   作者：胡玫 编剧：江奇涛 20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附 录］匈奴失踪之谜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已。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都成了鲜卑人?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奴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10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奴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报》李勇、冯国雷文）
2006-10-13 10:50 tomcat
那个时代就知道搞生化战争了，我敢说提出这建议的那个匈奴人真是TMD天才，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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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万只带疟疾蚊 揭秘纳粹德军欧洲唯一生物战  


时间：2006年02月15日08:02   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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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科学】二战中，纳粹放为阻止美国和英国军队通过意大利前进的步伐，放出了大量携带疟疾的蚊子，最新的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发生在欧洲的唯一一场生物战袭击。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他在研究美国档案和意大利士兵日记的基础上，写成了《在意大利征服疟疾》一书，书中称这场生物战由纳粹医生、昆虫学家埃里克-马提尼在1943年的秋天策划。



埃里克是纳粹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朋友。
　　德国人抽干了从意大利南部通往罗马道路两旁的沼泽，在其中放入几百万只疟蚊幼虫，后来又放入水。美国和英国士兵在这些沼泽地以南的安齐奥着陆，因为他们提前拿到了防疟药，所以在这场生物袭击中活了下来。但是尽管如此，那 里的条件在几个星期内仍然非常恶劣。美国和英国士兵在与德军交战过程中有大量死伤，当地的意大利民众得疟疾的人数猛增，不过好在没有发生疟疾传染病。 当地人口24.5万，官方记录的患疟疾人数1943年有1217例，到1944年达到了54929例。斯诺登教授称，非官方的统计数字还要高得多。
　　《在意大利征服疟疾》一书下月将在英国出版，斯诺登在书中写道：“1943年9月，德国下令疏散了沼泽地方圆10公里内的平民。此举是为了保证没有人看到他 们的恶行。”直到1950年，当地发生疟疾仍然很普遍，后来人们再次抽干了这片沼泽地，里面的蚊子才绝种。(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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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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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Attention 匈奴是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戎族与狄族。据中国史籍记载，他们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後之苗裔也”。《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公元前3世纪匈奴曾占领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的大部分。从西周开始匈奴就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後，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战国时匈奴多次侵扰赵国，胡服骑射即是赵武灵王模仿匈奴作出的改良。赵将李牧曾大败匈奴。秦始皇命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套，“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是在汉朝，多年和亲政策之後，前70年左右汉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反击，夺取当时最富庶的河西走廊，再北击匈奴至今蒙古境内，匈奴退至西域（今新疆地区）。前36年，陈汤在距长安4000公里的现阿富汗境内将匈奴首领郅支单于击杀，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48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南下附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後来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经过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期的残杀和各族融合後，南匈奴从历史中消失。

匈奴与第4、5世纪侵入欧洲的匈人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匈人驱逐日耳曼人等野蛮民族使得蛮族大迁徙，从而灭亡罗马帝国。从史书中似乎找到了匈人即北匈奴的证据。关于匈人灭阿兰国，是匈人首次出现在欧洲历史典籍中，但这次战役在中国典籍中也有记录。《北史》中说：“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但粟特国并不是奄蔡，也不符合“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的条件，奄蔡却符合，关于奄蔡，《後汉书》中说：“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三国志》为：“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在中国古书中，“大秦”即为罗马帝国。《史记》为：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馀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北史》中那段记录的是该国遣使节到北魏。匈奴灭其国的“已三世矣”即75年，而遣使节到北魏为西元445年，正好为西元370年左右，与欧洲记录一致。




[编辑]匈奴语
《後汉书》中有一首《匈奴歌》，不少学者用蒙古语、突厥语、叶尼塞语言等进行过分析和解读，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除此之外，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称号都可以用来研究匈奴语。例如：“撑犁孤涂单于”据说在匈奴里有“天子”的意思，其中的“撑犁”（上古汉语*thrang rii）和“单于”（上古汉语*dar wa）分别和蒙古语的tngri“天”和daruγa“君主”相似。

关于匈奴语的来源，由于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有些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而其他则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

[编辑]单于
头曼单于
冒顿单于
老上单于
军臣单于
伊稚斜单于
乌维单于
儿单于
呴黎湖单于
且鞮侯单于
狐鹿姑单于
壶衍鞮单于
虚闾权渠单于
握衍眴鞮单于
呼韩邪单于
郅支单于de:Hsiung-nu
en:Xiongnu fr:Xiongnu ja:匈奴 pl:Xiongnu

取自"http://wiki.keyin.cn/index.php/%E5%8C%88%E5%A5%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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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为什么能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

第一、汉朝强盛的国力，经过几代皇帝，已经超过匈奴，并且匈奴日见衰弱，已经对汉朝构成不了威胁。

第二、在“黄老政治”期间（也叫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刘彻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给征讨匈奴创造了条件。记载当时政府的粮库粮食都放烂了，穿铜钱的绳子也腐烂了，可见当时财富之多。

三、西域各国的关系，西域一向是匈奴的左膀右臂，张骞出使西域，打碎了匈奴的联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对汉朝称臣或保持平等关系，甚至联合反击匈奴，不再是匈奴的帮手。

四、匈奴骑兵为主，汉朝开始并没有足够的马匹，记载：当初刘邦想找四个颜色的马来拉车都很难找，宰相只能座牛车。到了汗武帝时期，仅长安汉朝政府的马匹就有四十万匹，人们骑马成为风气。对匈奴的反击时期已经成熟。

五、出色的将领，例如卫青,霍去病等，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攻无不克，给予匈奴沉重的打击。最大的一场战斗，

斩杀匈奴士兵7万余人（在冒顿单于全盛时期，带甲士兵才不过30万而已）俘虏亲王皇后高级将领3000余人，单于只身逃走。

六、匈奴汗国的分裂，匈奴不断的战败，加上单于残暴，内部产生分裂，分为两派，其中一派匈奴向中国投降，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从此，匈奴汗国的神话彻底被打破，再也没有力量对中国构成威胁。

(加一句：这对中国是一个大事，对世界更有价值，匈奴无法抵挡汉朝的进攻，只好西迁。致使很多民族无法抵御，西哥德部落等民族纷纷迁移，进入到罗马帝国，罗马对这些如潮水一样涌来的民族无法抵御，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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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至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汉与匈奴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广大沙漠和山地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骑兵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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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是聚居中国北方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居于北边，随草木而转移”(《汉书·匈奴传》)。其最高首领称单于，单于以下为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单于同时是最高军事首领，以下至当户，均领兵作战。匈奴实行民兵制，成年男子均为甲骑，平时游牧狩猎，战时从事攻伐。其骑兵快速、轻捷。作战时“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汉书·匈奴传》)。其战法飘忽不定，聚散无常，善于奇袭和突袭。秦时，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今黄河河套南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一说今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匈奴退往大漠以北，10余年不敢南下。秦末汉初，中原战乱。匈奴杰出的军事家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东灭东胡(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西驱大月氏(游牧于今河西走廊一带)，南并白羊王、楼烦王，北服浑庾(又作窳)、屈射、丁令、鬲昆、薪荤等部族。匈奴军事力量强大，有“控弦之士”(骑射部队)30余万，不断袭掠西汉北部边郡。西汉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原地区经济残破，人口锐减，百姓贫困，国库空虚，军力衰弱。又有异姓诸王的心腹隐患，急需一个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时间。汉高帝六年，权将韩王信以马邑(今山西朔县)降匈奴，匈奴乘势南下。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反击，被冒顿单于精骑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阳高东南大白登镇。一说今大同市东北)(参见白登之战)。脱险后，接受刘敬建议与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西汉以宗女名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为妻；赠送金、絮、缯、酒、米等物于匈奴；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汉与匈奴结为兄弟，以长城为界。此后，历经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启、景帝刘桓至武帝刘彻初60余年，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和防御战略。匈奴南下的次数减少，使西汉获得厂巩固政权和进行战略反击准备的时间。西汉实行重农抑商，鼓励生育，崇尚节俭等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得到较大增长。汉高帝时平定了异姓诸王，文、景帝时，又采取许多措施削弱了形成割据势力的同姓诸王，特别是景帝时期，周亚夫平定了吴、楚等七国的叛乱，加强和巩固了中央政权(参见汉平吴、楚七国之乱)。为加强边防建设，实行了“徙民实边”、“输粟实边”等政策。在边境建城邑，以免罪、拜爵、免除征役、修房舍、配农具、供衣食等措施，鼓励民众向边境城邑迁徙。还以赐爵、赦罪等办法，鼓励民众向边境输送粮食。对边郡居民进行军事训练。边郡设立马苑，大量养马，并奖励私人养马。到武帝时，民间街巷、田野马匹成群，政府养马达45万匹，奠定了建设大骑兵集团的基础。武帝还创置北军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都是为建设骑兵而置。又选六郡“良家子”(地主、官宦子弟)为郎(汉官名，主管皇帝的宿卫侍从)，以培养军事人才。还大量雇用长于骑射的匈奴人训练骑兵。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建设了一支能够和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决然放弃和亲和防御战略，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六月，西汉以精兵30万，设伏子马邑附近山谷和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西部，欲诱匈奴单于南下而击之。伏兵被单于发现，未遂，但揭开了西汉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参见马邑之战)。此后至征和三年(前90年)止，武帝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的方针，使用大骑兵集团深入大漠，以大纵深迂回、远程奔袭等战法，对匈奴发动了10余次反击作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匈奴袭掠西汉东部诸郡。西汉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之作战方针，以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部出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西进，对河南地区匈奴楼烦王、白羊王部实施远程迂回奔袭，一举收复河南，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使匈奴失去水草肥美、对其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的河套地区(参见河南之战)。西汉在河南设郡县，移民屯垦，修缮蒙恬所筑之秦长城，将河南建成出击匈奴的重要基地。战后，匈奴南下袭掠更加频繁，右贤手更是不断袭掠朔方(郡治朔打，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企图夺回河南。为巩固河南地区和打击大漠以南匈奴，汉武帝于五年以骑兵10万发起漠南之战。主要方向由卫青率3万骑出高阙(今内蒙占狼山中部计兰山口)六、七百里，乘夜包围袭击了有贤王王庭(约在今蒙古南戈壁省内)。右贤王兵败，率少数人逃走。汉军俘右贤王男女1.5万余，削弱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力量，阻隔了匈奴中、西部的联系。六年，为进一步打击匈奴在漠南主力，武帝以大将军卫青率将军公孙敖等六将军共10万骑两次出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击匈奴，打击了单于主力，前后斩获1.9万人，汉亦亡两将军，损失3000人。此后，匈奴单于将主力转移至大漠以北，河西(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地区)匈奴势单力孤。武帝抓住时机，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发起河西之战。是年春，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精骑万人自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出发，经五个王国，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西北大黄山)千余里，斩俘8900余。同年夏，霍去病率数力骑出北地(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马岭镇)，再击河西匈奴。汉军渡黄河向北，采取大纵深迂回行动。越贺兰山，向西北绕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向西南进入祁连山觚得(今甘肃张掖)——带，歼灭浑邪王、休屠王部3万余人。此战，打通了西域的道路，解除了匈奴对西部边郡的威胁。西汉在河西设置郡县，移民实边，修筑城塞，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进一步孤立厂匈奴单于。为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武帝于四年春令卫青；和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发起漠北之战，并以“私负从马”(运输私人行李的马匹)4万匹(一说“万匹)随军行动，步兵数十万转运辎重。卫青率部出定襄。北进千余至漠北，击败单于军，追击至阗颜山(今蒙占杭爱山南面一支)。霍去病率部出代郡2000里，至漠北遇左贤王，大破之，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一说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大胜而归。漠北之战，共歼灭匈奴9万余。汉军亦损兵数万，损失马10余万匹。此战，西汉准备充分，兵力优势，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的优长，较圆满地解决—厂大骑兵集团的后勤补给，保证了决战的胜利。“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西汉也一时无力渡漠反击，双方暂时休战。此后，西汉派张骞再欠出使西域，联络西域国家共击匈奴。虽求成功，但加强了和西域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相互友好，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匈奴夏又南下袭扰，并遮断西域通路。六年，为打击匈奴，并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武帝对匈奴继续用兵。是年，在李息、徐自为率军平定西羌的同时，又以公孙贺、赵破奴分别出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和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数千里击匈奴，均未见匈奴军。太和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汉。武帝令赵破奴率2万骑出朔方2000里，欲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图音河之，南)接应。左大都尉事泄被杀，赵破奴撤军途中被围，全军覆没。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率3万骑出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市)，进击右贤王于天山(今新疆天山)。初战获胜，撤军途中，遭匈奴军包围，乏食数日，死伤十分之六、七，突围返回，李陵被俘(参见浚稽山之战)。四年，孪广利率骑兵6万、步兵7万出朔方击匈奴；强弩将军路博德率万余骑出居延，协同李广利作战；游击将牛韩说率步兵3万，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万余、步兵3万分别出五原、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城南)击匈奴。匈奴单于将辎重远徙余吾水(今蒙古土拉河)以北，率l0万骑迎战李广利于余吾水南。李广利与单干交战十余日，未能取胜而返。其余各路军亦无功。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三月，李广利率军7万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军2万出西河(郡治平定，在今内蒙古东胜境)；重河侯马通率4万骑出酒泉。匈奴单于闻汉大军至，将辎重北徙至郅居水(今蒙古色楞格河)，自率主力南渡姑且水(今蒙古巴彦洪格尔省南部图音河)以待汉军。李广利出塞后，击败匈奴左大都尉卫律，乘胜追击至郅居水，匈奴退走。李广利以2万骑渡郅居水，击败左贤王，杀左大将。汉军撤退时，单于知李广利疲惫，以5万骑遮击汉军于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汉军大败，李广利降匈奴(参见燕然山之战)。马通、商丘成两路，亦未有斩获。燕然山之败后，汉武帝在经济困难，人民疲惫的情况下，停止了对匈奴用兵，并下诏罪己，采取一些“思富养民”的措施，发展生产，恢复国力。汉宣帝刘洵时，西汉国力逐渐恢复，又开始对犯边之匈奴进行反击。本始二年(前72年)，宣帝以祁连将军田广明等五将军和校尉常惠监乌孙兵，六路击匈奴。五将军少有斩，唯常惠监乌孙兵击破右谷蠡王庭，歼匈奴4万余。匈奴避战远遁，人畜死亡不计其数。神爵二年(前60午)，匈奴日逐王降汉，内部争斗更甚；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完全控制厂西域。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呼韩邪单于率南匈奴附汉，郅支单于率北匈奴西迁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东部筑城而居。建昭三年(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矫诏发西城诸国兵及屯田吏士4万人分两路攻杀郅支单于，灭北匈奴(参见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从而结束西汉与匈奴的百年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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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西汉与匈奴战争，是秦汉以来最大的一场民族战争。武帝前期，西汉由于经过长期战争准备，经济力量大大超过匈奴；建立了强大骑兵；选拔使用卫青、霍去病等杰出的骑兵将领；采取远程奔袭、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后取得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础。武帝后期，在匈奴远遁漠北的情况下，由于骑兵不足，远程奔袭不能形成兵力优势，后勤供应也得不到保障。战略上，急于求成，分散用兵。作战指挥上也多有失误。匈奴采取待汉军兵疲后撤时集中优势骑兵截击的战法，成功地挫败西汉数次反击。匈奴虽然取得几次作战胜利，但其国力和军事实力均大大弱于西汉。连年战争，人畜伤亡惨重。在远徙漠北苦寒地区后，经济衰败，人畜锐减，南下袭掠又为汉城塞所阻，加上内部倾轧，其势渐衰，终为西汉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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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汉、匈双方投入骑兵数十万，大战10余次，小战数十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骑兵作战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艺术，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丰碑，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和中亚、西亚人民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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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热又称肾综合征出血热，是由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广，病情危急，病死率高，危害极大。
出血热的主要传染源是老鼠。目前认为有以下途径可引起出血热传播：⒈呼吸道。含出血热病毒的鼠排泄物污染尘埃后形成的气溶胶颗粒经呼吸道感染。⒉消化道。进食含出血热病毒的鼠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经口腔粘膜及胃肠粘膜感染。⒊接触传播。被鼠咬伤、鼠类排泄物、分泌物直接与破损的皮肤、粘膜接触。⒋母婴传播。孕妇患病后可经胎盘感染胎儿。⒌虫媒传播。对病人应实行“四早一就”，即早发现、早诊断、早休息、早治疗，就近治疗，减少搬运。预防出血热的根本措施是灭鼠。据调查，鼠密度在５％以下，可控制出血热流行；鼠密度在１％左右，就能控制出血热发病。因此，在疫区应大面积投放鼠药，采取各种办法开展灭鼠活动；搞好环境卫生和室内卫生，清除垃圾，消灭老鼠的栖息场所；做好食品保管工作，严防鼠类污染食物；做好个人防护，切忌玩鼠，被打死的老鼠要烧掉或埋掉；不要在野外草地睡觉。出血热病毒对一般消毒剂十分敏感，加热56℃30分钟或煮沸１分钟即可杀灭，因此饮用水应煮沸，剩菜剩饭应加热。

流行性出血热又称肾综合征出血热，是由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广，病情危急，病死率高，危害极大。
出血热的主要传染源是老鼠。目前认为有以下途径可引起出血热传播：⒈呼吸道。含出血热病毒的鼠排泄物污染尘埃后形成的气溶胶颗粒经呼吸道感染。⒉消化道。进食含出血热病毒的鼠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经口腔粘膜及胃肠粘膜感染。⒊接触传播。被鼠咬伤、鼠类排泄物、分泌物直接与破损的皮肤、粘膜接触。⒋母婴传播。孕妇患病后可经胎盘感染胎儿。⒌虫媒传播。对病人应实行“四早一就”，即早发现、早诊断、早休息、早治疗，就近治疗，减少搬运。预防出血热的根本措施是灭鼠。据调查，鼠密度在５％以下，可控制出血热流行；鼠密度在１％左右，就能控制出血热发病。因此，在疫区应大面积投放鼠药，采取各种办法开展灭鼠活动；搞好环境卫生和室内卫生，清除垃圾，消灭老鼠的栖息场所；做好食品保管工作，严防鼠类污染食物；做好个人防护，切忌玩鼠，被打死的老鼠要烧掉或埋掉；不要在野外草地睡觉。出血热病毒对一般消毒剂十分敏感，加热56℃30分钟或煮沸１分钟即可杀灭，因此饮用水应煮沸，剩菜剩饭应加热。



江苏确诊两例出血热患者　初期易误诊为上感  

http://www.39.net　　　　　时间：2007年01月13日


　　新华网南京1月12日专电（记者　朱旭东）南京市第二医院近日接连收治了两名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一名患者来自苏北灌云县，另一名是南京本地人。专家介绍说，每到冬春季，这种由携带病毒的老鼠传播的传染病容易发作。
　　据了解，来自灌云县的男性患者今年42岁，10多天前无明显诱因发热，在当地医院被确诊为上呼吸道感染，治疗后无效，病情加重，出现尿少、胸痛、的情况，透析效果也很差。另一位43岁的女性患者，是南京地区的一位农民，同样于10天前莫名其妙开始发热，也被误诊为“上感”，6天前高热、无尿的情况更加严重，转入南京市第二医院被确诊为流行性出血热。

　　南京市第二医院感染病科姚文虎主任医师介绍说，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染源是携带汉坦病毒的老鼠。被带毒老鼠咬伤、接触带毒老鼠的排泄物、误食被带毒老鼠啃过的食物等均会感染上这种病毒，但这种病毒不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有关专家表示，流行性出血热易在冬春季节高发，患者发高烧，还会出现“三红三痛”。“三痛”为头痛、眼眶痛、腰痛或全身疼痛无力；“三红”是面红、颈红和胸部皮肤充血潮红或呈酒醉貌。专家提醒，预防流行性出血热的主要措施是科学防鼠灭鼠，在老鼠带毒率高的地区，居民可以注射疫苗。

　　相关链接：　流行性出血热（以下简称出血热）是病毒性出血热的一种，该病毒属布尼亚病毒科汉坦病毒属，是经啮齿动物传播的一种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该病在我国流行范围广，病死率高，危害较大，是国家重点防治的传染病之一。近几年，城乡轻型家鼠型出血热病例有所增加。

　　□出血热的发现

　　据我国学者研究，汉坦病毒可能已在老鼠身上存在数千年之久，只是近27年才被发现。1825年、1913年在俄国的乌兹别克及远东地区就有出血热的记载。1931～1944年在我国黑龙江、吉林等地的侵华日军中，常发生一种以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为主要特征的传染病，病死率高达30％，被命名为流行性出血热。上世纪50年代，驻朝鲜的美军和我国内蒙古、陕西局部地区也发生过该病。1978年，韩国学者从汉坦河野生的黑线姬鼠体内分离出一种病毒，命名为汉坦病毒，所致疾病称为姬鼠型或Ⅰ型出血热。1980年，他们又从汉城轻型出血热流行区内的褐家鼠体内分离出一种汉坦病毒，称为汉城病毒，所致疾病称为家鼠型或Ⅱ型出血热，1981年我国学者也分离出这两种病毒，并迅速确定河南、山西、山东等数省有家鼠型出血热。1982年，WHO将流行性出血热命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

　　□出血热的流行及传播特点

　　与野鼠型出血热相比，家属型出血热隐性感染率高；流行性强，扩散快；全年均有散发，发病高峰期为春季3～5月；地区分布广泛，散发中有暴发，可随车、船等交通工具远地传播；疫源地多为城乡结合部（近郊区）、旧房拆迁区、建筑工地或农贸集市，多与卫生条件差有关；高发人群以流动人口为主，特别是建筑工地的民工，城市居民发病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发病年龄为20～50岁的青壮年，且男性高于女性。

　　出血热具有多途径传播的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有三类五种，即由老鼠传播、螨虫传播和经胎盘传播。其中鼠类传播又包括通过破损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三种途径，这也是出血热的主要传播方式。

　　□出血热有哪些表现

　　本病所以被称为肾综合征出血热，是因为患者都具有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典型病例的五期包括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严重者可并发尿毒症、肾功能衰竭、颅内出血、肺水肿、脑水肿等。如不及时救治可导致死亡。

　　病人发热可达40℃，一般持续3～10天。胃肠道中毒症状有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早期可见“三痛”（头痛、眼眶痛、腰痛或全身痛疼无力）、“三红”（面部、颈部和胸部皮肤充血潮红或呈酒醉貌），眼结膜水肿、眼睑和面部浮肿。口腔黏膜及眼结膜出血，腋下、胸背部有搔抓样皮下出血点。还可出现蛋白尿、血尿，肾功能下降，肝肿大及ALT升高。血常规检查可有白细胞总数升高，出现异常淋巴细胞，血小板明显减少等。

　　家鼠型出血热由于早期症状不典型，且潜伏期长短差别较大（3～60天），很容易被误诊而延误治疗。据统计，约半数以上的出血热病例曾被误诊为上感，少数被误诊为肠炎、肝炎或过敏性紫癜等。有一位40岁的男性患者，自认为患了感冒，扛了十几天没去医院，同事发现他前臂有出血点也未当回事，后因病重送入医院确诊为出血热时，已出现昏迷、肾衰竭，4天后死亡。因此，人们对出血热千万不要失去警惕。

　　□怎样预防出血热

　　科学灭鼠与免疫预防相结合是预防出血热的重要措施。凡是发现有人间或鼠间出血热疫情的地区，都要强化集中反复灭鼠。凡是拆迁地区，在搬迁前后应各进行一次彻底灭鼠。居民户要有防鼠设置。努力降低鼠密度和鼠带毒率。对疫区10～70岁的健康人群要接种国产灭活双价出血热疫苗。疫区疫点免疫覆盖率应达到80％，周边地区应达到40％～60％。对流动人口聚集地的民工和个体商贩、经常出差、旅游及野外作业人员、军人、从事物业维修、仓储、环卫、餐饮及接触实验动物的人员也应注射疫苗。采用0、14天基础免疫两针，6个月加强一针的免疫程序进行疫苗接种，疫苗保护期为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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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出血热的分类
郭卜乐 CPO生理健康网 http://www.zgxl.net

　　关于病毒性出血热的分类，尚无统一认识。目前世界各国或地区所发现的出血热均有两个特征：一是病原体均为病毒，并具有传染性：二是以高热，出血与低血压现象为主要临床表现，为一动物源性急性传染病。本类疾病目前已有13种之多。1970年Casals等根据传播途径，即：蜱媒、蚊媒、动物源性及传播途径末明者四类，提出病毒性出血热的分类，在流行病学上有其实用价值，现已被多数学者所采纳，见附表。1959年CMOPOдиHчEB根据出血性肾病肾炎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将出血热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典型的和特有的肾损害两特征的归纳为有肾综合征出血热，如出血性肾病肾炎、流行性出血热，朝鲜出血热、玻利维亚出血热和阿根廷出血热等；另一类为临床上缺乏典型的肾脏损害，很少出现少尿或尿闭，尿蛋白微量或正常，多尿期亦不明显等，称为无肾综合征出血热，如几种蜱媒和蚊媒出血热以及马尔堡病、埃波拉出血热等，我国蜱媒新疆出血热即属此类。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的流行性出血热、朝鲜出血热、及发生在欧洲的流行性肾病或流行性肾炎等，统一定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现我国多仍沿用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名。
表 病毒性出血热分类
传播途径 病名 临床类型 分布地区
蜱媒 1．鄂木斯克出血热（OHF） 无肾综合征 苏联鄂木斯克
2．奇萨那森林病（KFD） 无肾综合征 印度
3．克里米亚出血热（CHF） 无肾综合征 苏联、保加利亚、巴基斯坦
4．新疆出血热（SHF） 无肾综合征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
蚊媒 5．登革出血热（DHF） 无肾综合征 东南亚、太平洋群岛
6．基孔肯亚出血热（CHIK） 无肾综合征 泰国、印度
7．黄热病（YH） 无肾综合征 非洲、南美
动物源性 8．阿根廷出血热（AHF） 有肾综合征 阿根廷
9．玻利维亚出血热（BHF） 有肾综合征 玻利维亚
10．拉沙热（LF） 有肾综合征 非洲
11．流行性出血热（EHF） 有肾综合征 中国、苏联、朝鲜、日本、北欧
传播途径未明 12．马尔堡病（MVD） 无肾综合征 东非乌干达、肯尼亚
13．埃波拉出血热（EbHF） 无肾综合征 北非扎伊尔、苏丹


　　
　　



安哥拉马尔堡出血热疫情趋于好转

发布时间：2005年04月22日 19:51  

　

　
　　安哥拉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疫情通告说，安哥拉最近24小时内没有出现马尔堡出血热新病例，疫情总体形势出现好转。

　　这份21日晚间发布的通告说，到21日12时，安哥拉目前确诊马尔堡出血热患者266人，其中244人已经死亡；发出疫情警报的罗安达、卡宾达、南宽扎、北宽扎、马兰热和扎伊尔6个省份从17日起已经连续4天没有出现新病例，疫情稳定。根据医疗卫生当局对与病毒感染者有过直接接触的人采取的隔离措施，全国共有518人接受临床观察，其中疫情的中心地区威热省为406人。

　　另外，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专家组负责人汤姆·克赛厄泽克医生日前在这里指出，根据在罗安达和威热省对患者血样的化验结果，马尔堡病毒已经被控制在威热省境内。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40位医学专家集中在威热省协助当地医疗卫生部门抗击马尔堡病毒。由30名医生、护士和化验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日前也赶赴威热省加强那里抗击疫情的力量。

　　为了提高居民防疫意识，实现群防群控，安哥拉卫生当局还组织宣传员，在首都罗安达和其他省份向居民宣讲马尔堡疾病的常识和预防办法，在威热省努力说服当地居民改变传统风俗，终止对马尔堡出血热死者守灵、拥抱和接吻等做法，杜绝病毒传染渠道。

　　去年10月，安哥拉威热省出现首例马尔堡出血热。疫情在今年3月开始恶化，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一次马尔堡出血热疫情。引发马尔堡出血热的马尔堡病毒与埃博拉病毒为同一家族，1967年最早在德国和南斯拉夫被发现后，曾经多次肆虐非洲国家。1998年至2000年，刚果（金）暴发马尔堡出血热，导致123人死亡。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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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用蛊术害人的迷信方法：用木、土或纸布之类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日诅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针刺之，认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
例子：汉武帝晚年，奸佞江充诈称武帝得病是由于巫蛊作崇‘以预先埋设的偶人诬害太子，结果造成太子及其家属全部遇难，连累而死前后共数万人的大冤案。《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及八十一回，赵姨娘买通女巫马道婆剪纸人和做木偶人陷害凤姐与贾宝玉，也属此类。



研究证明：说苗族有蛊，是一种谣言。请听听当事人、当地人、专家学者的说法，不要以讹传讹。具体请参见潘文献的硕士论文《苗人与蛊》，三苗网（苗族联合网）有全文：
http://www.3miao.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51

由于篇幅，这里只转载该文的结语部分。详细请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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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人与蛊》

结语


尽管今天汉人社会常常想象苗人放蛊，但是，汉人关于蛊的观念却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汉人社会内部的巫术想象和指控曾长期存在。清朝末年，正定府（在今天的河北境内）乡绅李凤阁著有《驱蛊燃犀录》。直到今天，在福建一些地区关于放蛊的想象和指控依然存在。

蛊往往与疾病原因联系在一起。作为对疾病原因的推测，蛊的观念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方式。从一种的致病之虫，到一类泛义的致病邪毒，再到没有明确界定的病名，以后出现病名与证候名相分离的用法，[1]“蛊”含义的转变一直体现了一种想象、假想的基本特点。中医对蛊疾的诊断长期以来就没有能够摆脱想象因素的约束。中医的疾病诊断使得巫术指控被蒙上疾病事实的外衣。

巫和蛊原本具有各自的意义。巫蛊的连用被用来指黑巫术。后来更多的是指一种与使用蛊虫有关的黑巫术，或者说巫蛊是对一种用蛊的巫术的想象。

由于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汉人社会的鬼神观念演变。对疾病原因的想象和对用蛊黑巫术的想象的被结合在一起。志怪小说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对“蛊疾”的治疗正是从对疾病原因想象和对黑巫术的想象这两个基础出发。这样一种关于邪恶的个人及其法术的观念也衍生出来。无论是在疾病理解上还是在巫术理解上人们都是对此感到恐惧。

疾病的压迫和想象中的邪恶者被联系在一起。这些邪恶者成了社会共同的敌人。无论是政府官员、巫师、医生、和尚、道士，还是志怪小说的编撰者、史书地方志的执笔人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或控诉巫蛊者的邪恶和罪行，或抚慰诊治的人们病痛和猜忌，或传播预防的方式、应对的办法。他们如同畏惧鬼神一般畏惧邪恶的巫蛊。人们想象中有“蛊”的人被妖魔化。

明清以来汉人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接触频繁。大量汉人移民从江南到达他们原来认为的蛮荒之地，面对不熟悉的自然环境和周围充满敌意的少数民族。他们遭受新的疾病和困难。中医对于这些疾病的解释和周围不友好的族群唤起了他们的历史上曾有的巫蛊信仰。他们用巫蛊观念来解释疾病，也用以实施针对少数民族的控诉和掠夺。李卉指出了这种关于少数民族的谣言的形成的一些原因。但是在细节分析上由于只能获得汉文文献资料，缺乏实地调查，不免有一些瑕疵。例如在论述瑶人蛊卦时作者不慎将瑶人巫术与巫蛊混淆。[2]这种不同正如《周易》中的“蛊卦”与我们定义的巫蛊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这种对苗人的巫术想象不仅发生在作为移民者的汉人那里，也发生在诸多的“土著”中间。汉化程度更高的壮人、布依人、侗人等对于居住于高山的苗人也进行着有关苗人邪恶的想象。无论是汉人的想象，还是壮人、布依人、侗人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加强族界，保持族群距离的实际作用。壮人、布依人、侗人在想象苗人巫术危险的时候，自身在汉人的想象中也是危险的。[3]

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描述到羌人中“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在巫蛊指控的族群链中，汉人想象和指控少数民族，特别是苗人施行巫蛊；而壮人、侗人尽管自身也被汉人想象放蛊，但是他们却也想象苗人放蛊。奇怪的是这种想象关系在族群间是单向的，汉人不会被想象成放蛊者。

明清以来，汉人大量地进入苗人居住的地区。在苗汉文化的交流中，汉人的巫蛊观念可能通过巫师和医术以及文学作品进入苗人社会，并被苗人内化。

巫蛊的观念由汉人巫师、医生、文人、以及受到此观念影响的苗人巫师（或者其他巫师）引入苗人社会，并与苗人社会原有鬼神观念结合。于是，形成了苗人社会的巫蛊观念。

从苗人社会的巫蛊传说的故事来看，它很可能是从汉人巫蛊观念转变而来。

那些房族小，社会关系差，声誉不好，迁居而来的人在苗人社会容易成为巫蛊指控的牺牲品。他们一般缺乏反击谣言的能力和条件。其中一些人则沦为备受排斥、指控的对象，并代代相传。苗人社会的巫蛊信仰形成了相关的婚姻禁忌。

苗人社会浓厚的鬼神信仰，对祖先的崇敬以及淳朴善良，嫉恨邪恶的性格使得巫蛊信仰长期地存在，不能得到清除。

关于“蛊妇”的传说常常被置于两个极端之上，一个是美丽；一个是丑陋。都是区别于常人的特征。通过强调这种特征，也能强调她们的他者身份。对于美丽的“蛊女”，往往有性别意识的影响。对于一些麻风女也有同样的传说。此外，“蛊女”的容貌可能还有一定比例是受到近亲结婚的影响。被谣言中伤的人家常常被说成男俊女美。由于这些家庭的规模比平常家庭要很多，因此，笔者斗胆推测，他们对残疾子女有杀溺行为。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抚养健康、优秀者。这些被主要通婚圈排斥的男女都有相当容貌，在近亲结婚以后，容貌的特点被加强。所以，“蛊女”的美丽除了极大的想象成分以外，可能还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但是本病已经是两千多年了，截至目前中国30多个省市区都在流行
欧洲也都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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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有幸见到几例病人发生 发展 传变 死亡都脱不了伤寒与内经的规律。
所以说医圣的《伤寒杂病论》至今对本病依然是最有效的利器

[ 本帖最后由 BSXLBSXL 于 2007/4/4 13:39 编辑 ]

tiany9812

写的非常好，建议多发这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