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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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如《魏志》卷一五《温恢传》注引《魏略》载，黄初末年，曾有汝南孟建出任凉州刺史，其人年少时，“与诸葛亮俱游学”，有汉魏新学之背景。
[22]据《水经注·洛水》，女几山位于宜阳县南，（《读史方舆纪要》谓在今县西九十里）洛水支流渠谷水所出。孙登所经之宜阳山，或亦可能是此山。其山据唐李贺《兰香神女祠》诗自注，乃“兰香神女上升处，遗几在焉，故名。”（参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十五，段熙仲等作《校记》〔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考皇甫谧与张轨隐女几山的时间，大体应在魏末景元中，他四十六、七岁时。按《晋书·张轨传》所载张轨卒年推之，张轨生于魏正元元年（254年），晋代魏时，仅十一岁许。泰始初受其叔父赐官五品，至多十二、三岁。其与谧隐女几山的情形，以情理揆之，更有可能是皇甫谧在曹魏后期，为避当局频繁的征辟之举，移居到距新安仅数十里的此山中，从事著述并设帐授徒。（有关皇甫谧在其四十岁左右“还本宗”后仍居新安的情形，赵以武《皇甫谧生平新探》所辨甚详，可参看）景元元年张轨六岁，已可随师受学，入山师从皇甫谧的时间，很难再早于此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推测同为皇甫谧门人的挚虞，亦是于此年受业，似可为一佐证。推算下来，张轨隐女几山的时间，至多十馀年。据《张轨传》，他后来入朝，“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卫将军杨?辟为掾，除太子舍人”。按张华在武帝朝只担任过中书令一职，时间是从泰始七年到咸宁六年。以后在惠帝元康元年到六年期间，始任中书监。而杨?则于太康元年至十年、永熙元年至元康元年两为卫将军。由于张华为中书监实在杨?被杀之后，故张轨与之论经义并被延誉加高品之时必是在其任中书令期间，（“监”当为“令”之误）其后始有杨?卫将军掾之辟以及太子舍人之任命。究其确切之时间，前一事当在咸宁之末，后一事当在太康之初。如是，张轨离开皇甫谧入朝之时，大约应在咸宁中。
[23]《魏志》卷一六《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言魏明帝时杜恕尝“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垒壍之固，小大家焉”。《水经注·洛水》谓一全坞（即一泉坞）“在川北高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全固”。
[2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三。
[25]《魏志》卷二八《?丘俭传》及注引《世语》。
[26]灵山又名凤凰山，山有灵泉，或以此得名。
[27]《御览》卷五百二逸民二引，内容小异。
[28]按宜阳有金门山，山后有东汉所置金门亭，故名。其山多竹，一名律管山（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御览》卷四二“金门山”引阮籍《宜阳记》称“金山之竹，堪为笙管”，而《世说·栖逸》注引《魏氏春秋》言苏门山隐者身边唯“竹实数斛”，故“苏门山”亦有可能为“金门山”之讹。
[29]参《魏志》卷三《明帝纪》
[30]阮籍《奏记诣蒋公》，《文选》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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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见《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
[32]卷一《务本》。
[33]《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
[34]袁氏亡后，司马氏即成为这一集团的领袖。可参柳春新《“正始党争”探赜》，《文史》第四十六辑。
[35]《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05－306页。
[36]《晋书》卷一《宣帝纪》。
[37]《左传》哀公七年。
[38]《魏志》卷二五《高堂隆传》。
[39]见《魏志》卷二二注引《世语》。
[40]参《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论》李贤注。
[41]见《魏志》卷二九《方伎传》。
[42]《晋书》卷四九《阮籍传》。
[43]《世说·政事》注引虞预《晋书》。
[44]颇疑《晋书》本传称其“始有高尚之志”的时间，其实就在正始后期，而此选择的作出，也决非字面上所看到的那样轻松。皇甫氏家族由于地域、学术等因素，其人物大多有忠义刚直朴质耿介的性格，史书所载之皇甫规、皇甫嵩均为如此。而这一性格，在许多西州士人如张奂、傅燮等身上也都能看到，发展到极端，甚至为峻急强直，不能容人之短。而皇甫谧似乎不然，他以传高士闻名，其为人“沈静寡欲”，自号“玄晏先生”，颇给人以恬淡隐退，不与世事的印象，然而这并非是他为真实性格。实际上，忠义刚直之家族性格遗传，已成为其不可移易之内在人格之一部分，在平时之治学处世中，他明显地表现朴讷、严肃、迂直、峻烈的个性，《御览》卷四六四引《玄晏春秋》中皇甫谧自言：“予朴讷不好戏弄，口又不能戏谈”，其言可见为人。其所作《列女》《高士》等传，所撰《释劝》、《笃终》等文，亦都为其刚介性格的表现。如他的《列女传》，内容今虽难以全窥，但从今日尚能见到的《庞娥亲传》（按亦有学者认为此篇非皇甫谧所作，皇甫谧只是引用其文，至多只是加工润色，加以评论而已。说见赵以武《皇甫谧生平新探》）、《江乙母传》等篇章，均能见出他性烈刚正不苟的一面；为力辞征辟而作的《释劝》、《答武帝疏》，尽管辞多委婉，仍能体会到他所面临的压力：当时之形势，乃“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他之不行，干系非小，“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而他在文中借废疾和欲隐于医道等为由坚拒，甚至有“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这样锋芒棱角铮然的强项之辞，且在如此易生嫌疑的气氛中，借文立之言发批评议论，隐射表面上求贤甚切之最高统治者，并非真正爱才重士之人；又如本传中载他对待其表兄梁柳前后一贯之态度等，都是他性格中坚执迂守，刚而难柔特点的显现。
[45]《晋书》卷五一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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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晋书》本传载皇甫谧泰始三年上武帝疏。
[47]《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
[48]泰始三年上武帝疏。
[49]泰始三年上武帝疏。须说明的是，这类症状，有些固然属于寒食散的毒性反应，但从《医心方》所引皇甫谧论治“伤寒”、“温疟”症之言：“若得伤寒温疟者，亦可以常药治之，无咎也。……伤寒药皆除热，疟药皆除癖，不与寒食相妨”（见《医心方》卷一九），表明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原有风痹症引发的身体病理改变，故可以常药治之。
[50]《医心方》卷一九引“皇甫谧云”，见《医心方校注》第402页；并参《诸病源候论》卷六《解散病诸候》。
[51]《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卷一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第555－556页。
[52]《诸病源候论校注》卷一，第24页。
[53]同上，第30页。
[54]《灵枢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下同），第89－90页。
[55]《灵枢》卷五《口问》，第66页。
[56]《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
[57]《世说·文学》“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条注引。
[58]《御览》卷六一四引《玄晏春秋》自言其为学“或兼夜不寐，或戏独否[疑有脱字]，或对食忘餐，或不觉日夕。是以游出之事，吉凶略绝。富阳男数以全身之道诲予，方之好色，号予为‘书帙’。”
[59]《书钞》卷九七引《玄晏春秋》。
[60]《灵枢》卷七《五变》，第87、88页。
[61]见《素问·痹论》。
[62]《素问》卷二《阴阳应象大论》，第80页。
[63]《灵枢》卷二《寿夭刚柔》，第19页。
[64]见《灵枢》卷一《邪气藏府病形》，第11页。
[65]详见《宋书》卷三四《五行》五、《晋书》卷一三《天文》下，卷二九《五行》下等。
[66]其门人挚虞张轨均能观天象，可为其证。事见《晋书》挚张二人本传。
[67]《灵枢》卷七《淫邪发梦》，第84页。
[68]参《素问》卷一一《举痛论》，511页。
[69]《御览》卷七四○引《长沙耆旧传》中“夏叔丁母忧过礼，遂患风湿，一脚偏枯”之事可证。
[7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71]据科学家统计，在中国古代寒冷时期，太阳黑子活动记录明显增多。详参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及文中附表6《中国史书所纪各世纪日斑和极光次数表》，载《气象学报》1962年，第31卷，第4期；并参《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72]《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第28－29页。
[7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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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熊会贞按：“水在今新安县西北”，见《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1368页。
[75]熊会贞按：“山在今新安县西南”，同上。
[76]据竺可桢先生统计研究，古代从东汉到魏末这二百馀年时间内，河南一带所发生的水灾数量，为当时其它地区的数倍之多。（见《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3期，收入《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64页）这其中固然有该地区为京畿所在，降雨等气候记录较详的因素，但当时这一带河网较密，雨水较多，亦为客观事实。
[77]《汉书》卷七九尝载祖籍上党、世居杜陵之冯奉世子冯立，“为东海太守，下湿，病痹，天子闻之，徙为平原太守”。颜师古注：“东海土地下湿，故立病痺也”。
[78]《素问》卷一二《风论》，第548页。
[79]《素问》卷一二《痹论》，第556页。
[80]见《素问·风论》
[81]见《灵枢》卷一一《九宫八风》，第143页。
[82]见《小品方新辑》，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83]详参《九宫八风》、卷一二《岁露论》及《针灸甲乙经》卷六《八正八虚风大论》。
[84]《灵枢经》，第151页。
[85]《灵枢·岁露论》，第149页。
[86]同上，并参《针灸甲乙经》卷六《八正八虚八风大论》。
[87]此处有误。按《二十史朔闰表》，是年正月己丑朔，壬辰为初四日。
[88]《灵枢经》卷九，第107页。
[89]同上。
[90]见《素问·痹论》，第558－559页。
[91]《难经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92]见《类经》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版（下同），第9页。
[93]《针灸甲乙经》卷七《阴阳相移发三疟》，参《素问》卷十《疟论》，471页
[94]《晋书》卷十三《天文》下。
[95]《魏志》卷9《夏侯玄传》注引《魏略》。
[96]参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
[97]《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第31页。
[9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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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关于此点，可参《诸病源候论》卷一卷二，《风病诸候》上、下。
[100]参《金匮要略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金匮要略译释》，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按《内经》和《金匮》虽在病因方面，对中风尚未明确区分后世医家所谓“内风”与“外风”，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其病有主要由外邪之风引发和情志内伤，造成藏府虚损而引发之区别。参《类经》卷十五《肾风风水》条。
[101]《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
[102]参赵金铎主编《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40页。
[103]参《金匮要略译释》，第128页。
[104]参《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第40页。
[105]参考方药中等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416页。
[106]程钟龄《医学心悟·中风不语辩》，参《实用中医内科学》，第415页。
[107]参赵金铎主编《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第11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108]见卷二九《劳重聋候》，第814页。
[109]参考《实用中医内科学》，第415－416页。
[110]《魏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111]同上。
[112]《魏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113]《医心方校注》，第396页。
[114]《类经》卷十五《肾风风水》，第478页。
[115]其在《笃终》中自言是“神气损劣，困顿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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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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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名人皇甫谧故里的讨论，已引起自治区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作出批示。3月7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任怀祥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家，来到固原市彭阳县对皇甫谧故里——古朝那历史文化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作者早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就研究过皇甫谧，通过此次考察，他从史料记载、古城遗址、当代史学成果、出土文物朝那鼎、朝那湫渊的地理方位等方面，为皇甫谧故里是彭阳古城镇提供了更加充分和权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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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名人皇甫谧是今固原市彭阳县古城镇人。但皇甫谧早已被甘肃省灵台县指认为该县籍乡人，并在灵台县修建了中国皇甫谧纪念馆、皇甫谧陵园、公园和纪念亭，建造了皇甫谧雕像，还成立了皇甫谧文化交流协会。目前，正在酝酿筹建国内外皇甫谧基金会和皇甫谧（针灸）国际大学。我不对上述信息进行评论，但是至少可以看出，甘肃省和灵台县各界对弘扬地区的历史文化是十分重视的，对人文资源潜在的价值认识是到位的，所以他们才能千方百计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大打“旅游牌”，这种思路和战略眼光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     对于皇甫谧这样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宁夏理应把文章做在前，做得更大。我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就研究过皇甫谧，并于1993年向自治区党委有关部门和自治区计委介绍过情况，还曾向计委建议由自治区立项，在彭阳县古城镇的古城遗址基础上建造皇甫谧纪念馆。但是，我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而如今的古城遗址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     历史人物有可能足迹多地，或后人迁徙、分居于多处，但是，他的故里只能有一处。就如同华人始祖伏羲（太昊）生于古成纪———甘肃天水，建国并病故于陈———河南淮阳，两地人民都称他是乡人，都建祠庙纪念，是一个道理。所以江泽民同志曾为天水市伏羲庙题词“羲皇故里”，而朱镕基同志也曾给淮阳太昊陵题词，称此地是“羲皇故都”，皆因伏羲与两地都有历史渊源，并不矛盾。而伏羲率领部落族众东迁进程的驻足地也都纷纷兴建纪念物，但它并不能改变羲皇故里在天水的事实。     那么皇甫谧的故里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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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正史记载，皇甫谧的家庭是西北名门，先祖皇甫棱曾任汉度辽将军，皇甫棱之子皇甫旗曾任扶风都尉。皇甫旗有两个儿子，长子皇甫节曾任雁门太守，次子皇甫规历任大司农、尚书、弘农太守、护羌校尉，封寿成亭侯。《后汉书》有《皇甫规传》，称他是“安定朝那人也”。皇甫谧是皇甫节之子皇甫嵩的嫡曾孙，生于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生活在三国和两晋年间，由于家道中落，自幼清贫，大器晚成，一生多病，隐居不仕，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书》有《皇甫谧传》，也称他是“安定朝那人”。无疑，皇甫家族故里在汉晋时代的安定郡朝那县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先来看安定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原北地郡析出设置的新郡，上隶凉州刺史部，下辖21县，朝那为其属县之一。汉志又载，县境内“有湫渊祠”。而根据《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综合分析，安定郡的治所当在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今宁夏同心县以南的宁夏固原市大部，还包括今甘肃省靖远县、会宁县和平凉市所属各县，均是该郡的管辖范围。     知道了安定郡，再来看朝那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