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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调查显示三亿国人信教,知识精英多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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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5 22:14: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调查显示三亿国人信教,知识精英多选佛

调查显示三亿国人信教,知识精英多选佛

文章来源:新浪社会新闻 2007年04月05日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宇教授,最近突然忙了起来。

这一切,缘于一个调查项目——“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刘仲宇是这个调查项目的主要撰稿人。

这一调查尽管只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的子项目,占整个课题的比例很小,却格外引人注目。

BBC、美联社等海外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并引发诸多猜测,原因就在于:根据该调查得出的结论,中国大陆有宗教信仰的实际人数,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三倍,已达3亿之众。

尽管这一惊人的数据引起了很多质疑,但刘仲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坚信“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调查”。

刘仲宇介绍,这一调查始于2005年暑假,调查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16周岁以上人口,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00多份,回收率高达91.2%。调查显示,明确表示具有宗教信仰者为31.4%,表示不信仰宗教者占68.6%。依此推算,得出“3亿教众”的数字。

面对这份调查数据与官方统计数字的差异,刘仲宇解释:“政府宗教部门统计的是在册的信众人数。如果一个老太太90多岁了,年纪太大不能到庙里去,就待在家里念佛,那她到底算不算呢?我们的调查是由调查员亲自把问卷送下去,所以非常真实可靠。”

至于5000个样本是否太少,刘仲宇说,“从统计学角度来看,5000的样本已经够大了,关键在于是否随机。”
  
这个调查,刘仲宇委托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调查中心操作,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区,是完全的随机抽样。
  
由于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社会分层性,所以用不同的方式“抽样”,会带来不同的调查结果。当记者追问,这种“完全随机”是什么概念时,他有点语焉不详。
  
记者提出是否是采用先通过电话联系、再送到被调查人手中的方式,刘仲宇认为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会加入“确定条件”,即把不拥有电话的人群排斥在外。
  
“那么是否是采用随机抽取户籍的方式?”他表示,因为他本人没有参与具体的调查,所以不知具体的抽样依据到底是什么。
  
根据刘仲宇的调查报告,信教群众中有33.1%信仰佛教。据此推算,中国大陆的佛教信众就高达1亿,居五大传统宗教之首。
  
在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为什么偏偏是佛教扮演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不是外来的基督教,抑或本土的道教?
  
基督教来华不过二百年,又与近代帝国主义入侵有着脱不清的关系,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不难理解,而道教信众不多,刘仲宇认为这与近代以来,佛教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早且比较成功有关。
  
从19世纪末,杨文会大量刊刻佛经、创办僧学,开始了近代佛教复兴。此后不断有爱国志士力图用佛教来提高国民素质。民国时期,佛教刊物多达170余种,而道教刊物只有2种。而利用刊物进行宣传,完全是现代产物。

刘仲宇说,本来佛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现在却越来越入世,这和佛教在近代以来不断适应现代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仲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在知识精英阶层,信仰佛教的比例最高。这表明,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第一选择。
  
明代的林兆恩曾提出“儒教治国,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之说。区别于儒道两家,佛教更多的是解决人内心的安顿问题。
  
刘仲宇告诉记者,在他的调查报告中,16至39岁的信众占全部信教样本人数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占总数的9.6%。调查表明,年轻人占了信教群体的主体。
  
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刘仲宇认为,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宗教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与过去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安全感下降。个人生活的不稳定,人情的淡漠,人际关系的疏离,引发普遍的焦躁不安的社会心理;还有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些情况都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据台湾学者李亦园的研究,到1965年,台湾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众人数增加了150%,但1965年之后,这些外来宗教突然停止了发展,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传统宗教迅速发展,这一情况目前仍在延续。而1965年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年台湾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即实现了工业化。
  
刘仲宇将此解读为“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也是如此。在精英层,是所谓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受西方思潮冲击下坚守本土文化的阵地;普通民众虽然未必会这样思考,但都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了“回归传统”的心态。
  
不仅治理市场经济带来的迷乱之心,宗教还适时地为市场经济提供伦理资源。这有似于马克思·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联动过程。
  
刘仲宇还曾花五六年的时间,研究民间日益兴旺的“接财神”信仰,他认为,财神从道教的小神升格为佛教的主神,背后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追求的神圣化。
  
有的地方将关公视为“武财神”,关公的精神核心是“忠义”;比干是“文财神”,因为比干被纣王剖心,无心者最无私。
  
刘仲宇说,这些解释就包含了宗教伦理,财神可以保佑人发财,但不保佑不义之财。“这和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是一致的。”
  
刘仲宇特别强调:“没有信仰的人是最可怕的!三亿人信仰宗教,精神上有了寄托,这本身就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贡献。”
  
此前披露“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的一家媒体,在报道中引述刘仲宇的话,称结论之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更多是比较基于现实主义的,来源于宗教自身寄托心灵的思考较少。”
  
刘仲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他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
  
在以往的大量论著中,都认为中国人信仰宗教的目的通常非常现实,这一直被作为一个“学术常识”被传播着。但本次调查却表明,信教更多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
     
“宗教在可预见的将来,我想至少是一千年之内,绝对不会消亡。宗教的神圣性是一切世俗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宗教对人心灵的慰藉,也是任何科学不能替代的。”在采访结束时,刘仲宇这样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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