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节选】林语堂 著

却波渔翁

苏东坡传【节选】林语堂 著

第二章 眉山

    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
　
    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直到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急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欲赴省会之旅客，必须经过眉山。若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蟆颐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此处即是眉山，即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在良好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达到城镇的中心。
　
    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纱毅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个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致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
　
    宋仁宗景佑三年(一○三六)十二月十九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便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乘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小儿初生便是一岁，这是由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那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儿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十二月十九日，再新年来临，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终，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小两岁。
　
    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降生也是属于同样的星座，韩愈也是因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
　
    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二十七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锅子换来的。在过去的七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果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儿，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并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两个使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他以前姐姐各雇用一个奶妈。等弟弟辙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奶这兄弟二人的两个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她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
　
    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六十三岁。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有一天，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知制法之职，家已移居在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期，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他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
　
    一天，老汉正在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邻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连亲，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是有财有势，早就有意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并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饬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醒醒大醉，手里攒着一大块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力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走去。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酪配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他原来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视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
　
    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的盛放了。身心精力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之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
　
    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何苦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序”。当年对一个作家而言，这确是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之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皇皇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谈”字，因为“谈”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翱的父亲名“今”，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代这个普通字“今”。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朝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字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溢法，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易随时记着十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身，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名与功名，是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出现了。苏洵秉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与人易于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是台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作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而能文名大噪，文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的文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
　
    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才态度严肃起来，追悔韶光虚掷，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事，即便平庸之才，都会受到刺激，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使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苏东坡的母亲)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的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他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会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移的。
　
    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恃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纤丽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速健的传统。
　
    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等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决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比之为战国诡辩游说之士，而友人则誉之为有孟阿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
　
    就因为这种理由，眉州人遂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像，悬于家而跪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决不藉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在眉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之为“江卿”。江卿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卿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二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四月份以前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二人管理，一人管钟漏，一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力者皆受处罚交纳罚金。凡因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筵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

却波渔翁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第四章 应试


    在苏东坡兄弟年二十岁左右，已经准备好去赶考之时，不可免的事，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若是未婚晋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时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得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的眼光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苏东坡年十八岁时，娶了王弗小姐。王弗小姐那时十五岁，住家在青神，在眉山镇南约十五里，靠近河边。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十六岁，妻子比他小两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
　
    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须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多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的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十八岁也罢，五十八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废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
　
    次子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启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四十七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段期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此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名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询把著作呈献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席。但是老苏意犹未足。最后，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与欧阳相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有两封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须两月有余。
　
    在仁宗嘉佑元年(一○五六)五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以备次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眉州来京的四十五个考生之中，苏氏昆仲在考中的十三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时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一慰其梦寐之望。欧阳修之深获学术界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老苏又蒙枢密韩倚邀请至家，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的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
　
    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四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都。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入城处有两层或三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谍，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一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二百里(今日之陇海铁路即沿河而行)，可以拱卫国都，因此拟定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
　
    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一百三十里，建立西都，用以扼制经军事要隘渲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八十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是为南都。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国。当时有一军阀，由于向北番异族一霸主效忠，在其卵翼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塘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之时，使中国形成分裂，获取外族之赞美。但是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此等情形出现。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塘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所废，羞愤而死，此一事实并不足以阻止十二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之出现。而在张邦昌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之如敝展，但并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州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止北方异族的南侵。
　
    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筑成。皇宫位于城市之中央。南由玄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为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轿子是一般行旅必需的——另外有由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原始型，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藉以防止纳贿或询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闺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
　
    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一○五七)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满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
　
    “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
　
    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
　
    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
　
    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礼，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须立即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三个男人晋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正式办完丧礼之后，他们在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苏家的宝地。这个泉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之夜，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倚坐在堤防之上，有人走近时，老翁则消失于水中。后来苏洵也葬埋于此，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苏洵通常亦称为“苏老泉”。
　
    苏洵在祭妻文里说：
　
    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余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感叹折节，以至今日……有错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嗟余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混，不日来归。
　
    居丧守礼之下的一年又三个月的蛰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东坡常到青神岳家去，青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异超然出尘之感。东坡常与岳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餐饮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杰，两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家约三十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
　
    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余，尚无消息到来。最后，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使此翁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佳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给梅圣俞的信里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届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第二年，仁宗嘉佑四年(一○五九)六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并未言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足展足老泉之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固好，否则即搁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考问的。所以他又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年近五十。五十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欲有以报效国家也，否则为一寒士足矣。倘若他此时再入仕途，既无机会以遂报国之志，又不能享隐逸贤达之清誉。他最后结束说，时已至夏季，下月其子之居丧将满，他将随子入都一行。届时当一谒当道，细叙情由。全信中之语气显示他在五十之年，实已无意入朝为官，除非有力人士能使他不再如童子之受考试。
　
    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满期之后刚过两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亡母之灵枢安派妥当。苏洵使人请了六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那六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三者。出发之前，苏询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向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语是：“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 本帖最后由 却波渔翁 于 2008/3/10 01:13 编辑 ]

却波渔翁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节选】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绍(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 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人。他的强国梦破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七○)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七○)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七○)，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七○)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驯。操罔答而入江湖，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 本帖最后由 却波渔翁 于 2008/3/10 01:16 编辑 ]

却波渔翁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节选】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恰。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论“梦魂出窍”，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和穷苦一样，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暇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 本帖最后由 却波渔翁 于 2008/3/10 01:19 编辑 ]

却波渔翁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节选】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做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李定和舒禀心想苏东坡为什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词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时，他正再度创览他搜集的名画，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不觉流下泪来。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综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日：“吾将以为袜。”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苹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日“拟将一段鹅帮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村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日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答其诗日：“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日：“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第篓谷堰竹遗予日：“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舒禀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莫如君臣。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途叨儒馆。”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其当杀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后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它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它与时政有关的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但是在八月十三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词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我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
　
    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妃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答不呻呼。”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通”。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也，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一代古文大家人他说厌恶那些“股耳如惆蝉”的小政客。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惆蛰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郎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做“夜果”。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诗字里行间的含义。若按字面译成英文而不加注释，便毫无意义可言。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孔子。第二行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第三行指西汉萧何以智勇在朝收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第六行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马说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亦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第五行指鹤立鸡群，亦即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义即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午夜长鸣非鹤莫属。最后一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厅‘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缓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麦青青”一典，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含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楚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败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呜蛙，比为呜蝉，比为夜袅，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禀、李定那等人，那么舒禀、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
　
    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在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的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舒禀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李定和舒禀十分忧闷。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禀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挂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王挂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王挂于是沉默无言。章停，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极。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禀、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固他受累。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于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骛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吱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又诗如涌泉了。即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若由那些御史仔细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恶运，重新寻获也并非即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恶运的。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他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那批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另有一行里他自称“窃禄”，意为自己无才为官。但是“窃禄”一词却是从三国时一位大儒给曹操的一封信中摘下来的，而曹操普通认为是一大奸臣、一霸主。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 本帖最后由 却波渔翁 于 2008/3/10 08:23 编辑 ]

却波渔翁

《苏东坡传》【节选】   林语堂 传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苏东坡由现在起，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一○八○)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攀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唱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辈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者(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三年(一○八一)，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得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七○)十月到的东坡，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一张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阴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苏东坡如今是真正耕做的农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阮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履，
　
    腐儒奋粮支百年，力耕不受众肾价，
　
    会当作活径千步，横断西北这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杯，人人知我囊无钱。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湖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长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僻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太太的妾。妻子的丫鬓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头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彭泽会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也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词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信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司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拱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往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是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韩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 本帖最后由 却波渔翁 于 2008/3/10 08:25 编辑 ]

却波渔翁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在元佑八年(一○九三)秋天，有两个女人逝世，就是苏东坡的妻子和当政的皇太后，我们几乎相信两个女人都是苏东坡的守护神，说来似乎神秘难解。她俩的去世和苏东坡命运的逆转，赶得极巧。苏东坡的妻子死于八月初一，太后则死于九月初三。苏夫人死时，苏东坡正洪运当头，这时苏夫人去世，正好躲开了苏东坡一生中最为凄苦伤心的一段。苏东坡应召离开扬州还朝之后，先做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子由则官居门下侍郎。苏东坡的夫人曾陪同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她那等级贵妇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已然婚配，都在身旁。迈是三十四岁，造是二十三岁，过是二十一岁。次子娶的是欧阳修的孙女。所以苏夫人的丧礼是完全按着她的身份隆重举行。她的灵枢停后在京西一座寺院里，一直停到十年以后，子由将她的遗骸和她丈夫埋在一个普通的坟墓里。苏东坡给她写的祭文措词妥帖，典雅含蓄。说她是贤德的妻子，贤德的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丈夫宦海浮沉，穷达多变，为妻子的一直心满意足，绝无怨尤，苏东坡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名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渡往生乐土时，将此十张佛像献与亡魂。
　
    说正格的，皇太后，也就是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也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她之去世也就是苏东坡的没落之始，也是她当政期间那些贤臣的没落之始。这位贤能的老太后已经感觉到一种政情的改变，因为皇孙已经在她身边长大，而且她对此皇孙之品性十分清楚。这个孩子有点儿艺术天分，可是在别的方面则很轻率卤莽，脾气暴躁，颇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养成了对祖母的反感，这颇为王安石一帮人所利用，并且很可能最初是由王安石那群小人挑拨而起的。
　
    在老太后去世前十天，六位大臣进宫探病，其中有范纯仁、苏子由。
　
    老太后说：“我看我也好不了啦，与诸卿见面之日已经不多。汝等要尽忠心扶保幼主。”
　
    众大臣将要退去之时，皇太后示意范纯仁留下。皇帝哲宗即命别人退下，只留下范纯仁和吕大防。
　
    皇太后捉到一个窃窃私语之下的谣言，说她阴谋不利于当今皇帝，想使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她说：“先王神宗皇帝嘱咐老身在当今皇帝年幼之时处理国政。在过去九年，诸卿曾否看见我对我娘家高姓特施恩典？”
　
    吕大防说：“没有。太后从未对娘家特别开恩，而是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
　
    太后两眼垂泪，她说：“我自信诚然如此。也因此现在我临终见不到我那亲生的儿女。”因为太后没使自己的儿子在京为官。
　
    吕大防说：“臣深信太后必可早日康复，要听大夫的话，现在最好不要说这些事情。”
　
    皇太后说：“我想在你们面前告诉皇帝几句话。我知道我死之后，大臣之中有很多人要愚弄皇帝。孙子，你可要提防那些人。”说着转脸向吕、范二人说：“我的意思是，我死之后，你们二人最好辞官归隐，因为幼主必然另用一批新人。”
　
    然后她问近侍是否已邀请来探病诸大臣留此用膳，她向吕、范二大臣说：“现在去用饭。明年今日，莫忘老身。”
　
    皇太后刚一去世，苏东坡即获得外放。一如他之所请，他的任所是个问题诸多号称难治的地方。他奉命统领河北西部，并指挥该地区的步兵骑兵，官行设在定州，离北平不远。按照宋朝制度，文官往往担任军职，而以武将为副手。苏东坡担任此一官职一短时期，甚为有趣，因为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画家如何在军旅中发号施令。当时军中行政腐败，兵饷过低，衣食俱差，军营破烂。处处腐败，军纪废弛。兵与军官沉溺于酗酒赌博。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苏东坡开始修缮营房，整饬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先使士兵吃好穿好。
　
    有些低级军官看见苏东坡惩治腐败的军官，前去密告上级。苏东坡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不要管，这是我分内之事。若许下级官兵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于是他也将此告密者一并惩处。他任一地方军之首长，对自己当受之礼貌尊敬，甚为重视。他身着正式戎装，举行校阅，与将校副官按照阶级站立。当时军中首领王光祖，乃一骄悍老将，在此统制此一驻军多年，现在觉得自己的权力渐被剥夺。在一次校间之时，拒不参加。苏东坡下令命他参加，老将只好听从命令。
　
    一个王朝若是不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问闻所未闻的，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以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造物不容许某一家一姓将英才独占，所以路易十六不同于路易十四，乔治三世也不同于乔治二世。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民主国之得以成功，要拜谢这两位法英帝王的神经质的头脑之赐了。
　
    现在身登王位的幼主，年只十八岁，而性好女色，时常辍学。因为元佑年间的士大夫给大后和幼主上表进谏，劝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道，好学深思，因此小皇帝对元佑这些儒臣早存厌恨之心。皇帝四周时常有二十个双十年华的少女伺候，这也是皇家老例。后来，皇帝告诉章停，说一天忽然发现十个宫女全都不见，另来了十个接替她们。几天之后，这十个又遭撤换，临走告别时，显得都曾哭过，好像曾被祖母严密盘问过。
　
    这位年轻皇帝何以对两位大臣如此痛恨，必须说明一下。刘安世几遭谋杀，幸遇一个好机会，才得活命，范祖禹则遭流放而死。前四五年，出了一件事。一天，刘安世想为他嫂子雇一奶妈，居然不易找到。徒然等了一个月，刘安世大发脾气，向佣工介绍所的老妇人问为什么找不到人。
　
    老妇人说：“大人，小的正尽力找呢。宫里的总管大人要十个奶妈，今天才找到送去。”
　
    刘安世大惊道：“荒唐！皇帝还没娶后，雇奶妈干什么？”
　
    老妇人解释说，东宫门的老爷们向她严厉嘱咐要她保守秘密。刘安世还是不肯相信。他给宫廷内总管办公室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短信，那个朋友证明是确有其事，因此，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几件事之中有一项，他说：“乃者民间欢传宫中求乳温，陛下富于春秋，未纳后而亲女色。臣初闻之，不以为信，数月以来，传者益多。言之所起，必有其端。”他警告说，如果任凭闲话这样传下去，民间恐怕对此事不高兴。
　
    另一个大臣范祖禹，给皇帝上书说：“臣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岂可不爱惜圣体哉？”
　
    有人说这谣言是出乎误会。一天，散朝之后，皇太后要吕大防暂且留下，对他说：“关于宫中雇奶妈之事，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他用意至善，只是不了解其中实情。皇帝并不需要奶妈，是几个小公主还要吃奶。皇上一直和我在一起，夜里睡在内宫。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我问过宫女，问不出什么。告诉刘安世，不要再奏这件事。”
　
    吕大防说：“刘安世是御史，按照习惯，我做宰相，是不能私下见御史的。”
　
    皇太后说：“那么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他呢？”
　
    吕大防说：“我常在集英殿看见范祖禹。我告诉他太后的意思，叫他告诉刘安世。他俩也是同乡。”
　
    太后说：“范祖禹也奏过这件事。你告诉他也不要再奏了。”
　
    等这话传到刘安世，他对范祖禹说：“这与圣德有关，我怎么可以闭口无言呢？你为陛下近臣，也应当直言无隐才是。”
　
    范祖禹回答说：“我已经说过。”
　
    二人认为雇奶妈之事虽然也许出于误会，他们还是应当忠言直谏才是。但是刘安世得罪的尚不仅是皇帝一个人。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还反对过对章停的赦免于罪，因而惹起此一邪恶阴险的小人毕生大恨。
　
    在另一方面，章停，这个苏东坡的故友，则利用年轻皇帝的好色。后来有人因此弹劾他：“以娼优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他知道皇帝的宠姬是“刘美人”，并不是皇后。我们不必详叙此皇后的经历，北宋灭亡之后，她还在世，她的荣枯沧桑史，可以写成一部好小说。我们只提她曾被诬告用邪术吧。有人用道士的符咒纸人从窗口扔到她屋里，恰巧又被调查者发现。宫女在折磨答刑之下，被迫做证说，曾经看见皇后用针刺在刘美人的纸像心上，这是道士的邪术，能使本人心痛。有三十个宫女几乎被鞭答而死。这件案子不由正式法厅审问，而是在宫中暗中进行的。皇后于是正式贬为尼姑。刘美人这才扬言心口不再疼痛。她被立为皇后，而年轻皇帝也快活了。可是，后来这位刘美人却因故寻了短见。
　
    帝国命运之所寄，国家治安之所系的宋室皇孙，竟是这样的性格。几个奸佞之臣来玩弄这么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国家陷于无可救药的混乱，已可未卜先知了。
　
    新朝的新口号是两个字“绍述”，是率由旧章无违祖制之意，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合理合法的。皇帝立刻就要将神宗的新政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这样，在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都可以被控破坏他父王的德政之罪，这就是不忠于先王。在以前控告苏东坡时，就屡次以此为题。但是神宗自己的生身之母，在皇帝和大臣面前，曾经证明神宗晚年已然深悔过去的错误，这反倒不足重要。众官员曾提醒皇帝皇后对他们所说的话，也不足为重。对所有反对新政的政党，都挂上破坏先王德政的罪名而贬谪之，倒是方便省事。
　
    现在是哲宗绍圣元年(一○九四)的初夏，在“三面杨”推荐之下，章停官拜相位。为了使皇帝深信所有元佑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章停以他们都犯有破坏先王的新政之罪，而予以控告，还嫌不够。章停这群人都是精明能干的政客，他们必须使皇帝痛恨所有元佑诸臣不可。当然，最足以伤害到皇帝个人的，莫如说某人当年曾与皇太后密谋夺取他的皇位。由于死无对证，又由于对宫廷官吏采用刑逼，阴谋之辈自然能捏造莫须有的造反谣言。
　
    当年老皇太后摄政之时，章停和蔡家弟兄皆投置闲散。蔡确因怨生恨，因而传播太后要使自己的儿子身登皇位。蔡确的阴谋败露，被流放而死。现在皇太后已死，谣言复炽，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
　
    现在他们控告的，是司马光和王桂是此一阴谋的共犯。但除去据说有两段对话之外，别无证据。已死之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据说司马光曾经和范祖禹讨论过此一问题。范祖禹而今正贬谪远方，即便受到盘问，一定坚决否认。总之，现在已经捏造出一个印象，就是老祖母在世之时，一直想排斥自己的孙子。她的两个私人秘书，一个叫陈衍，已经贬谪到南方，他不在京都时，把他的案子审问判决的，判处死刑。另一个调进京来。章停和他有一段交道。在使他受了一段苦刑之后，章停告诉他面前有两条路走，一是死，一是以皇太后秘书的身份，为这次诉讼，证明皇太后曾经密谋排斥她的孙子。那位秘书大呼道：“天哪，我怎么能证明皇太后没做的事呢！”他不肯屈服，调查就必须再往深进行。但是章停和蔡氏弟兄，却弄得皇帝对司马光和元佑诸臣觉得疑云重重了。
　
    皇帝问：“所有元佑诸首脑人物都会如此吗？”
　
    章停回答说：“他们都有此意，只是没机会实行罢了。”
　
    一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冲冲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糊涂到误听此等谗言的地步。他对章停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三十几个元佑期间的大臣受了降官或贬谪。惩处大臣人数之众，为往古所未有。章停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冒着恶魔般的怒火在疯狂般进行，因为皇太后摄政期间，他曾身遭监禁，当年苏东坡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当权了。正如同他当年横过下临不测之深涧的一条独木桥，他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京都之时，他曾和他族叔的情妇通奸，他曾经从窗子跳出来，砸伤一个街上的行人，但是那件事情没有认真起诉。在王安石当权之时，正人君子派的大臣都因进忠言而丢官，章停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
　
    现在章停刚在四月官拜宰相之职，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党都召还京都，界予重位。这一群人，也非比寻常，都是精力过人，长于为恶。“三面杨”是他的莫逆之交。蔡确已死，但是别的人还活着。巨奸吕惠卿又已得势，但因过去名声狼藉，并未能飞黄腾达。其他王安石的亲信，如曾布，也已经奉召还朝。北宋的歪才巨率蔡氏兄弟，现在又跨踞政坛的津要之位，以其虐政引导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倘若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时期以其极端的残暴混乱著称，则非蔡京当政时期莫属。他给皇帝建造一座精美的花园，因此使百姓遭受的茶毒，在中国历史上，到了使人毛骨惊然的地步。皇家一座乐园也无须乎压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使老百姓那么肝脑涂地呀！园中的奇花异石，每一件都要了几条人命。读徽宗的赋，和大臣作的诗，赞美御花园犹如神仙世界般的美丽，以及其假山、溪流、岩石等等，使人脊椎打战，感觉到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悲剧意味。其悲剧意味，是在于这些诗赋作者并不知道那背景之凄惨可悲！
　
    若把这第二次对儒臣的迫害和王安石的放逐政敌相比，第一次迫害，只是小孩子的把戏而已。司马光和吕公著已死，但不得在九泉之下安眠。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仍两度遭受降级，并剥夺爵位和荣衔。但是这还不够。章停曾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砸烂棺木，鞭答尸体，以为不忠于君者诫。在年轻皇帝的心目中，司马光是元佑年间不忠不信、邪恶奸夜的征象。在朝廷上这样讨论之时，所有其他大臣全都认可。只有一个人，许将，一言不发。年轻的帝王对他打量一番。散朝之后，命许将留下。
　
    皇帝问他：“你刚才为何闭口不言？”
　
    “因为臣认为说话并无用处，而且只为本朝留下一个污点。”
　
    皇帝并未下此诏书，章停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的其他迫害阴谋却成功了。司马光家的财产没收了，他子孙的俸禄官衔取消了，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踢建的荣耀牌坊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应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于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章停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则绝不可放宽。曾布屡次劝章停和蔡氏兄弟不要过为已甚。他说：
　
    “我想削除朝廷官员后代子孙的官爵荣衔等一事，我们不要开其端。不要忘记，这种情形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再者，司马光和韩琦的子孙受皇家恩赐已经十年左右。一旦削除，近乎残忍。”
　
    章停说：“不然，韩琦辞官也不过在数年之前。”
　
    曾布又接着说：“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再者，他当权的时间也不久。要坚持惩处后代，那就只惩处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好了。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惩罚所有他们的后人，只要削除死者的爵位也就够了。”
　
    章停说：“这又有什么用！甚至开棺鞭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把死人降级，他们又吃了什么亏？咱们能做到的最实际的，就是惩处他们的后人。”
　
    曾布说：“你若那么做才满意，可是咱们还再多想一想，我也没有别的，只要咱们千万别创下先例。”
　
    曾布以富有经验者的声音这样说，章停后来果然作法自毙。他对苏东坡兄弟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迫得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章停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藉用官势，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章停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
　
    章停并不是有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报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怕有一天会东山再起。除去韩维之外，所有官吏都远贬到南方或西南，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或充军，或当酒监，仇恨不太深者担任太守职务。甚至年迈苍苍的文彦博，与人无冤无仇，四朝为官，在九十一岁高龄，也降级罢黜，遭受屈辱，一个月之后，便呜呼哀哉了。吕大防、范祖禹、刘挚、梁带，都在流放中丧命。以上最后二人同死在七日之内，而此时章停曾派出两个特使向各流放中的官员暗示自杀之意，使人相信他们都是被暗杀而死的。章停胸中仇恨会如此之大，他竟发出命令不许梁泰运尸回籍，归葬祖荧。这是中国人认为最残忍的一类行为。
　
    章停最恨之入骨的莫如刘安世，因刘安世曾反对朝廷赦免他。朝廷曾派一个使臣远至南方把老太后的一名秘书处决，章停也要他去看刘安世，因为当时刘安世也流放在南方，让使臣暗示刘安世自杀。刘安世是有名的好人，使臣竟不忍心开口。章停不能达到目的，乃和当地一商人勾结，给他一个税吏的职位，让他前去谋害刘安世。这个商人已经在前去害人的途中，匆匆忙忙之下去完成此项杀人的任务，以使刘安世来不及逃脱。刘安世家已听到有此消息，全家正在哭泣，但是刘安世本人则泰然自若，饮食如常。半夜时分，此商人到达，走到门口，竟口吐鲜血，倒地而亡。刘安世后来竟得寿终正寝。
　
    在此惨酷的迫害鬼影的幽冥地界里，范纯仁的性格人品还放出一道光明。苏东坡遇见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甚早，那是在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人入京途中，在江陵小住休息之时。后来一直相交甚善，彼此敬慕。但是苏东坡与他的交情不像和另外那两个姓范的朋友，范镇和范祖禹之间那么亲密。范纯仁为官清白，为名相之子，而且是接受太后遗诏的两位大臣之一。年轻的皇帝知道他的名望，所以迄今还未予加害。在四月，苏东坡与另外三十人同遭流放之时，范纯仁请辞官归隐。在他力请之下，皇帝允许他退隐于京都附近家中，而章停则想把他和那三十人一同流放。
　
    章停说：“他也属于那一党。”
　
    皇帝说：“纯仁公忠体国，并非元佑党人；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
　
    章停说：“但是他之辞官表示不服，显然他与元佑党人同调。”
　
    范纯仁并未家居甚久。吕大防，他虽然并非重要领导人物，但为政斐然可观，现在已经七十多岁，身老多病，已然在外流放一年有余。按照儒家人道精神，如此相待，实属不仁。但是没别人敢挺身而出，为此老人一言相救，只有范纯仁肯冒此风险。范纯仁的亲友都设法阻止他，但是他说：“我年近古稀，两眼将近失明，难道还愿贬谪外地跋涉千里吗？但是此事我义不容辞。我知道后果如何，但是势在必行。”他上书当朝，请恕此老相，自己当然也被流放到南方去了。
　
    老人欣然就道，由孝顺和睦的一家人跟着。每逢子女痛骂章停，他就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他被救上来，衣服全都湿透，他转身向子女们戏谑道：“你们把这次翻船也赖章停吗？”他几乎眼睛已经看不见，但是仍然和家里人过得很快活。后来，这位年轻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即位，对他爱顾有加。朝廷派御医前往诊治，井想要他重任宰相，但是他谢绝不就。在他遇赦之时，他家已经有十余人贫病而死，他自己则死于北归途中。
　
    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为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贬低，而且还随处调动。朝廷为迫害元植大臣，还特别设立机构，所以元佑大臣无一得以幸免。此一机构把由神宗元丰八年(一○八五)五月至哲宗绍圣元年(一○九四)四月十年，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予臼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即以毁谤神宗论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八百三十人，分类档案计有一百五十二卷。终于在建立元佑党人碑时，迫害达于极点。元佑党人碑见第一章。
　
    三月里，子由遭到罢黜，他是一直反对归回祖制的“绍述”政策。但是他遭罢黜的方式，足以证明那位年轻皇帝的昏庸。子由从历史引证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在那些伟大帝王之中，他引证的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统治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各地。那时章停尚未拜相，当时有一李姓官员，想把子由的地位取而代之。他向年轻的皇帝说，子由把神宗比为汉武帝，是对神宗不敬。小皇帝对历史无知，便信以为真，便削除子由的官职，发到汝州为太守。数月之后，又调到高安。

却波渔翁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哲宗绍圣元年(一○九四)四月，章停为相，他首先向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疫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被罢黜，剥夺了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他并非不知道会有这类情形，不过不知道第二次迫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皇太后去世后，在往定州就职前，他正式辞行时，皇帝未允谒见，他就觉得危险即将到来了。他曾先后教过那个年轻皇帝八年之久，对他很了解。一年以前，他曾在一道表章里向小皇帝说得很露骨，倘若他不纳臣子的忠言，苏东坡宁愿做“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也不愿在朝中担任侍读之职。
　
    可是来日如何，他并不真知道。左降英州太守并没有什么特别苦吃。章停也算他的故交之一。在年轻时他和章停往陕西山中游历，苏东坡曾戏称章停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二人还始终算是朋友。他自己的遭罢黜失官，他倒不以为奇。向朝廷弹劾他的数十条罪名，也是旧有的，而且已经弹劾多次。不外乎是“毁谤先王”，这个罪名是攻击元柏旧臣的陈词滥调。而罪证是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代拟圣旨罢黜王安石一派小人。他代拟一般的圣旨倒无何重要，因为他是奉太后之命行事的。罢黜苏东坡的圣旨如下：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子言低诬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斌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态？
　
    苏东坡现在要跋涉一千五百里，自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他觉得他一生只是一站一站的往前走，而现在只是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另一步，这旅程是他狐狐落地时已由神灵决定，不过到现在他才充分明白罢了。在他五十七岁时，他已经饱历命运的荣枯盛衰，现在命运的转变，在他也不以为奇了。命中注定他最后要完全与政治断绝关系，要符合他的宿愿，使他去度求之已久的常人生活。他现在向前行进，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安温宁静。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何等问题，何等情形，他都以真诚勇敢之态度相向；他愿把一切付诸天命。
　
    苏东坡以第一个牺牲者的身份，横越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分卓然不群的优越感，他与家人启程南下。他弟弟子由已然在汝州上任，离国都很近，苏东坡先去看他，在金钱上弄得些接济。苏东坡对理财一事，并不见长。虽然在皇太后摄政九年期间，他走过一段好运，但时常各地调动，俸禄随即花光。另一方面，他弟弟子由宦途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苏东坡前去时，子由只能给他七千缗，供他家人在宜兴安居之用。他从子由处回来，发现又官降一等，但到南雄的派令并未改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使人读之恻然的表章，请求允许乘船南下，做为对老师的一点儿恩宠。他怕陆行一千五百里，会身染重病而死于道侧。所请得蒙恩准，他送全家，包括三个儿媳妇到宜兴的苏家。大家泪眼相望，苏东坡决定只带朝云和两个小儿子同行。
　
    他们到了南京对岸的仪真，已经是六月天气，迫害元佑儒臣的行动正在雷厉风行，名公巨卿之遭流放者，已有三十余人。苏东坡现在是第三次降官。他已经不够太守的资格，而是改派到广州渔东七十里的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情况已完全不同，他决定让次子回宜兴农庄去，自己只携二十二岁的儿子苏过、朝云、另外两个老女仆前往。他的门人张来，这时是靖州太守，派遣了两个老兵一路伺候他。
　
    但是沿途穿过美丽的乡野，经过高山深谷，看动人心神的急流高山，苏东坡都充分观赏。他坐的是一只官船，在九江以南邵阳湖停泊时，出乎他意料，第四道命令又来到，又把他贬低官阶。运输官听到这条命令，派一队兵来要将船收回。兵来到时正是半夜。苏东坡与军官商妥，许他在船上住到次日中午。这时离通往南昌的湖上码头还有十二里。他若运气好，明天午前能到南昌，就安全无事；若遇逆风，他和全家以及行李就只好被抛下船来。他到龙王庙去祷告，因为龙王是主管水上安全的。他向龙王陈明他如今身陷困难，他说明天早晨若到不了目的地，便须露宿野外了。他刚一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来，船帆涨满，船向前行走极快，还不到吃早饭时间，船就到达了。后来，在他回程时，他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
　
    在九月，他跨越有名的大疫岭，大疫岭在中国古代为赴广州的旅客必经之地。这道关隘是一条遥远危险的旅途，通过之后，便到了另一个境界，多少旅客往往是有去无回的。一条铺石头的路，在关隘两侧各有三四百码长，道旁有浓荫茂密的树，为旅客遮蔽太阳，供旅客歇息。行人到此，不由唱然兴叹，多在岩石上题诗寄慨。立在此处山峰上，头上云天，不过飓尺，苏东坡觉得自己犹如梦游，不复知自己肉体之躯在何处所了。从那样高处，他能看到人的渺小，行为的卑鄙，山上的清风把他胸中的尘思俗念，一扫而空。横过了关隘之后，他游历今日的南雄和南华寺，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
　
    在南雄和广州之间，他碰见道士老友吴复古。从此之后，在苏东坡流放期间，他一直与吴复古交往很密切。吴复古是一怪人。在过去那些年，在苏东坡的生活里，他曾在不同的处所突然出现。苏东坡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济南，后来又在京城碰见他。此人从事何种活动呢？难道他没有职业？他何以为生？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取？特别是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之时吗？可是他向苏东坡从无所求，也不曾求苏东坡为他转求他人。过去不知他流落何方，而现在又忽而相遇，不在别的地方，偏偏在此，苏东坡又遇到他。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这是道家极其重视的，由于身体强，欲望少，他们大多能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获得此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必须摆脱名利，吃粗茶淡饭，穿衣住处不讲究，步行千里，睡在旷野，不视为苦事。吴复古对此世界一无所求。他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
　
    哲宗绍圣元年(一○九四)十月二日，是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两年，苏东坡到了惠州。好多事对他都显得新奇，可是又似乎熟悉。广东是亚热带，他看见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还有槟榔树。决不是个不适于生活的地方。有两条河自北流入，在城东会合。前半个月，苏东坡在地方太守礼遇之下，住在政府官舍中。他立在两河会合处的合江楼上，看见宽广的溪流在下面城边流过，对岸间善县的县城，就建筑在陡斜的山坡上。沿河是岩石和巨大的石卵，闲散的人正在那儿钓鱼。城的正北就是罗浮山和象头山，他知道以后他会去揽奇探胜的。
　
    这里就是中国的南方，和他以前所想象的不一样，处处是浓绿的草木和亚热带的水果，的确是“岭南万户皆春色”。当地百姓看见苏东坡这位诗人，都觉得惊讶，不知他为何故被贬谪到他们这个地区来。苏东坡想到苏武，苏武被匈奴单于流放到漠北，从没料到在暮年还能回到中国；他又想到管宁流放到辽东，竟愿居住在那里终身不去。惠州很美，当地居民也对他很好。等后来他迁到对岸的嘉佑寺之后，他说不久“鸡犬识东坡”了。
　
    在对岸松风阁里他写了一封短笺，把他对人生的态度表现得最好。搬到嘉站寺之后，他常在山顶的松风阁里留连不去。一天，他正回家时，看见松风阁高高超出树顶之上，他的两条老年的腿感觉到疲倦。他忽然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人若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歇歇。”
　
    如今他又恢复到“依然故我”了。在广州之时，他买了些上好的檀香，现在喜欢闭门静坐，细闻此香味，思想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官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这与明月在天一样好。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以为天空有云、有月光会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黄州老朋友陈糙写信说想来探望，由汉口到惠州有一千里之遥。苏东坡给他回信说；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多百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硅步，云汉路尺，此未易遗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就，莫作儿女态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上布水三十切。雷辊电散，末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来，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三月四日(绍圣二年)
　
    他外在的生活绝不寂寞。可以意料得到，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此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计有五县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杯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寥、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疫岭，走得满脸紫赫色，两脚厚茧皮，他走到了。
　
    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与家庭保持联络。道教奇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两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惟谦，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不啻是仙露。他给陆维谦写信开玩笑说桂酒一端即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维谦果然来了。
　
    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做。过几天，苏东坡就到城西湖边朋友家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麓，旁边有一个大佛塔，两个庙。有时他去钓鱼，一直坐在岸边一个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一条大鳗鱼，他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苏东坡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一个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
　
    他给弟弟子由的信，其中有几封读之可喜。在一封信里他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
　
    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渡，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繁，如蟹螫逸味。率三五日一铺。吾子由三年堂危，所饱刍豢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
　
    到了惠州，苏东坡最大的发现，是此地无酒类的官方专卖，每家各有家酿。由此时起，他开始品尝桂酒，这时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赞美此酒的异香。此种酒微微带甜而不上头，能益气补神，使人容颜焕发。在一首诗里苏东坡盛夸此酒，如果此种酒能开怀畅饮，会感到浑身轻灵飘逸，可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溺。他打听到桂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所以只有寻神求仙的人才能寻到。
　
    苏东坡写了至少有五六篇酒赋。最有趣的是《东皋子传后记》。东部某太守以酒相赠。他刚刚读完汉代以酒量之大出名的《东皋子传》。在他谢太守赠酒的信里，他写了又启，叙述他饮酒的习惯，偶尔添写了两条人生至乐，不高明的作家必然会增加到四五条，或写个没完了。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闭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乐，有求则与之。而尤善酿酒以饮客。或日：“子无病而多蓄乐，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日：“病者得乐，吾为之体轻；饮者团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日：“待诏乐乎？”日：“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子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迁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斗，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苏东坡写过一篇“酒颂”。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他描写陶然微醉的快乐，也会为之神往的。
　
    浊酵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翰英有毒，安能发性？乃如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域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磕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儒，夜光之壁，不可以铺。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懊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不但是酒的鉴赏家和试验者，他还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段时期，他曾试做橘子酒和松洒，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写的“松酒赋”里，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未明言。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尝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酒子是在米酒还未曾充分发酵时取出来的，所以其中酒精成分甚少，实际上有些像稍带酸味的啤酒。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了“真一酒”的做法。这种酒是白面粉、糯米、清例的泉水这神圣的三一体之精华，做成之后，酒色如玉。上等面粉展酿粉，揉成面鞠饼，挂起来干两个月；然后煮上一斗米，在取出之后用水冲净，晾干；再拿三两翻饼，轧成细粉，与米和匀，放入瓮中，压挤极紧，中间留一圆锥形小坑，在中间低处流出酒液时，把刚才留下的一部分却粉洒在中间低处。等酒液已经够多，把压紧的米切开，放入新煮好的米，其比例为一斗旧米加入三升新米，再加进两碗开水，过了大约三天到五天，便酿成了六升的好酒。但是时间的长短，也要看天气如何而定。在热天，酵母要减少半两。
　
    说公道话，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过和迈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常提到的桂酒。两个儿子都大笑。二子过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苏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契而不舍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在哲宗绍圣三年(一○九五)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终未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竟走了三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终引以为憾。在最后一年，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甚喜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心如割”。用这类说法表示伤怀，在中文里虽非什么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伤怀。
　
    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致。文中说，他祖父所有的孙子，只有四个尚在。那四个是东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乡为弟兄们照料祖莹)，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说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能够光耀门媚。祭文上说：“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胜振。云何俯仰，一螫再呻。救药靡及，庵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柑棺何在，梦泪儒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搏。”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灵枢南运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个消息，颇使他心中焦虑。在过去四十二年中，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公开指责他内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没和内兄程之才通信或交谈，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书信来往。章停听到这件亲家嫌隙，他就特派程之才专程南下担任提刑，处理重大诉讼和上诉的案件。在哲宗绍圣二年(一○九五)正月，他到了广州，是苏东坡到了惠州的三四个月之后，苏东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过去的事置诸脑后，所以完全不知道会有何等情况发生，由于一个朋友的关系，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确知他别无他意之后，苏东坡派儿子过在他来时去接他，并且带着一封欢迎信，自称：“杜门自屏，省穷念咎。”程之才此时已然年老，年约六十岁。事实是程之才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此一门贵亲的友谊。他向苏东坡恳求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也许是亲戚毕竟是亲戚；也许是眉山城皆以苏东坡此位大文豪为荣，而程之才也颇有此荣誉感。于是双方的关系又显得真正亲热起来，由双方交换很多信件诗文，苏东坡也对他有所请求。在惠州过了十天，程之才又出发视察，不过那一年大部分时光他在广州附近度过。
　
    有程之才在，并且凭藉他的友情，苏东坡得以对地方颇有建树。虽然苏东坡已无权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力。他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已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他不会坐视不顾。绍圣三年正月元旦，博罗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篷帐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镇时，又要乘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须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个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词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样，这样把此衙署积弊揭发无遗，指为向农民纯然勒索。他请程之才和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举行一次会议，并建议当地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他听说那三位官员已经决定向朝廷联合呈请，他十分高兴。
　
    他现在开始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他还是一秉过去喜爱建设的天性，经过与程之才、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为兴建这两座桥，子由的太太捐出不少朝廷当年赏赐她的金币。在忙于进行这项工程时，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特别受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家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兵卒。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他又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这纯然是佛教思想，其基本观念是轮回思想，相信那些鱼也许前生是人身。鱼类一放入此一放生池内，则生命安全无虞。那个池塘即名为“苏东坡放生池”，直到清末，当地士绅百姓，还保持在节庆之日，去买鱼放生的风俗。
　
    他常对做些小事感到兴趣。一件新奇的东西，在几年之前很使他着迷，那时他正贬滴在黄州，那件东西叫做“浮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农夫必须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弯着腰肢劳做。浮马就像在水面飘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做桨移动，马头正好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使工作进行快速，又可以节省劳力。他想把这种东西向南方推广应用。他对此事非常热心，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多次提到。他给一位太守送行时，曾经告说他要推广浮马的应用，并且说，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苏东坡既已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壮年时致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如今只是惠州一国民而已，他的事也就是邻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事，这位林太太是酿酒的，总是赊给他酒喝。他的朋友是道士吴复古、陆惟谦，和罗浮的僧人。他在学者、太守、县令之中，也有不少朋友。
　
    他虽然不能做官，他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广州为广东之省会，近在飓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苏东坡因为知道广州有瘟疫流行，就写信给王古，提议筹备一笔基金，做创立公家医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力的一样。广州人和杭州人一样，也是以饮水问题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与此有关。他认识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广州城内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过，广州城七里之外，在一个比广州尚能新居多的地方，有了良好的泉水。苏东坡把那个道士的引水计划向王古提出，并且建议建设水管引泉水进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种大竹子在广东东部生产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须要建一石头水库，用五根大竹管从此水库引水到广州城中另一石头水库。苏东坡对水管的制造，说明得十分详细，因为他在故乡曾经见过。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外面涂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开一小口，以竹撅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闭塞不通，便打开此小口检查。他估计约有一万根大约即可敷用。但是这些大竹管必须时常检查，也要按期换新，就如同现代铁道的枕木一样。必须有官吏时常视察，每年必须从广东东部采购此种大竹筒备用。他怕给他朋友招不必要的麻烦，他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对他厌恶。但是王太守后来却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却波渔翁

第二十七章 域外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现在苏东坡所有的，几乎只有那一栋房子了。按照他名义上的官阶计算，朝廷三年来欠他两百贯当地的钱币，按京都币值计算，是一百五十贯。所欠的官俸既未发下，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求他帮忙请税吏付给他。这个朋友王吉曾经听苏东坡的话兴建过医院，周济过贫民，可是不久即以“妄赈饥民”的罪名遭上方罢斥了，前面已然提过。苏东坡的欠薪发下与否，已不能稽考。
　
    他现年六十岁，这是按西方计算。到底以后他还流放在外多久，颇难预卜，生还内地之望，甚为渺茫。两个儿子一直陪伴到广州。苏造在河边向他告别，苏过则将家室留在惠州，陪伴他同到海南。为了到达任所，苏东坡必须湖西江而上，船行数百里到梧州(在现代的广西)，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他一到雷州，听说他弟弟子由在往雷州半岛贬谪之处，刚刚经过此地。据揣测说，苏氏兄弟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俩的名字与地名相似(子瞻到增州，子由到雷州)，章停觉得颇有趣味。子由也带了妻子、第三个儿子，和三儿媳妇，他们几年前一直和他在高安住过的。
　
    苏东坡到了梧州附近的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而今境况凄凉。当地是个穷县分，兄弟二人到一个小馆子去吃午饭。子由吃惯了讲究的饭食，对那粗糙麦面饼实在难以入口。苏东坡把自己的饼几口吃光，笑着向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慢咽吗？”他们站起身来走出小铺子去，带着家人慢慢向前走，尽可能慢走，因为他知道一到雷州，就要立刻渡海了。
　
    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一座庙，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
　
    苏东坡必须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苏东坡的痔疮又发，甚为痛苦，于由劝他戒酒。二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真是令人黯然销魂，一直愁坐整夜。离别之前，苏东坡给王古写了下面的文句：“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瞑，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那天，他向先贤调祈祷。有一个庙，供奉征南二将军的神像。凡是在此风涛险恶之处，过海的旅客，都求神谕，决定吉日良辰开船。过去发现神谕无不应验。苏东坡也遵照习俗行事。
　
    在绍圣四年(一○九七)六月十一日，苏氏兄弟分手，苏东坡和幼子和雷州太守派的沿途侍奉他的几个兵上了船。航程很短，在此晴朗的天气，苏东坡可以看见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际。他心中思潮起伏。大海对他不像对西方诗人那么富有魔力。实际上，他已经是“眩怀丧魄”了。但是一路平安无事。登岸之后，苏东坡父子向西北岸的檐州目的地前进，七月二日到达。
　
    他到达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中就到了。张中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由于张中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中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
　
    由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信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甚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被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
　
    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做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维持生活。
　
    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苏东坡是佛教徒，设法改变此一风俗，但风俗改变，谈何容易，他曾写过下列文字：
　
    岭外俗皆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中的居民。官兵一到，他们只要退入丛林中，官兵根本不想到山中居住，自然不肯深入。黎民有时因与汉人有争吵纠纷，也偶会进袭市镇。有时被商人所欺，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此人捉住不放，然后将金钱索回。苏过后来写了两千字一篇长文，论此种情形，并表示对此丛林蛮族无法征服，只有公平相待，公正管理。他认为此等土著是老实规矩的百姓，因为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他们才被迫而自行执法。
　
    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优煎。”
　
    使章停和苏东坡的其他敌人烦恼的，是他们竟无奈苏东坡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九八)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己的坎坷说：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日：“何时得出此岛也了”己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赢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日：“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苏东坡也许是固执，也许真是克己自制，至少也从未失去那份诙谐轻松。僧人参寥派一个小沙弥到海南岛去看他，带有一封信和礼品，并说要亲身去探望。苏东坡回信说：“某到贬所半年，几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裆中泰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疾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相知者即以此语之。”
　
    他在此岛上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后，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
　
    己卯上元，余在信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日：“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子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酞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苏东坡一次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就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他无须乎言语谨慎，他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像以前在黄州一样，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他常是席地而坐。他只是以闲谈为乐。但是他也愿听别人说话。他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随意到处游逛。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那些无知的穷庄稼汉，能对他说什么呢？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说：“那就谈鬼。好，告诉我几个鬼故事。”那些人说并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苏东坡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后来苏过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父亲若一天没有客人来，他就觉得父亲好像不舒服。
　
    甚至于在如此地远天偏的地方，那群政敌小人也不让他安静消停。绍圣三年(一○九六)是迫害老臣雷厉风行的一年。在绍圣四年(一○九七)，快到旧年除夕了，两个元佑大官在十天之内先后死亡，情况可疑。在春天，那两个官员的子女也遭监禁，老太后的秘书也处了死刑。所有遭贬谪的官员，都又调迁地方。那年夏天遭到调迁的官员之中，有苏子由、秦观、郑侠，我们还记得郑侠就是献图推翻王安石的宫门小吏。
　
    三月，神奇道士吴复古，又在海南岛出现，和苏东坡住了几个月。他带来的消息是，朝廷派董必来视察并报告受贬谪的大臣的情形，如有必要，再弹劾起诉。那时檐州隶属广西省。最初朝廷打算派吕升卿到广西(吕升卿是恶迹昭彰的元佑大臣的死敌吕惠卿的弟弟)。对苏氏兄弟说，吕升卿一来，他俩不死也要脱层皮。但是曾布和另一个官员劝阻皇帝，说吕升卿必不能从公禀报，必致激起私仇大恨。那样，朝廷就是超乎极端了。因此一劝，吕升卿改派到广东，董必派到广西。果不出所料，董必找出了纸漏，他说苏子由强占民房，雷州太守厚待罪臣并善予照顾。太守乃遭撤职，苏子由改调到惠州以东地区，当年苏东坡曾谪居在那里。
　
    董必要自雷州半岛到海南，就如瘟神下降，但是他的副手彭子明对他说：“别忘记你也有子孙。”董必听了遂停止不去，只派下属过海，察看苏东坡的情形。那个官员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颇受太守张中优待，张中后来遂遭革职。
　
    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必须用仅有的一点钱搭个陋室居住。他住的地方是城南一个椰子林。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来亲自动手帮助他盖房子。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面积是五间大，但大概只盖了三间。他名此新居“槟榔庵”。房后就是槟榔林。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黎民猎鹿的声音，鹿在那个地区为数甚多。有时早晨有猎人叩门。以鹿肉相赠。在五月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做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苏东坡很少恨别人，但他至少不喜爱董必。他必须向把自己赶出屋去的这个朝廷官员开个玩笑。“必”字在中文其音同鳖。他写了一篇寓言，最后提到鳖相公。有一次，东坡喝醉，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有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前来把东坡拉往海中。他去时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登道履，不久便觉行于水下。忽然雷声隆隆，海水沸腾。突然强光一闪，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水晶宫中。像普通所说的龙宫一样，龙宫中有好多珠宝、珊瑚、玛消，其它宝石等物，真是精工点缀，琳琅满目。不久，龙王盛装而出，二宫女随侍。苏东坡问有何吩咐。不久，龙后自屏风后出来，递给他一块绢，有十尺长，求他在上面写诗一首。对苏东坡而言，再没有比作诗容易的事。他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水晶宫的霞光瑞气。他写完诗，各水中精灵都围着看。虾兵蟹将莫不赞美连声。鳖相公当时也在。他迈步走出，向龙王指出东坡诗内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当避圣讳。龙王一听，对苏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
　
    苏东坡写了三四个寓言故事，但是中国文人写的想象故事，直到宋时代才真有发展，苏东坡写的也和唐宋寓言作家一样，都是明显的道德教条加上微薄的一点想象而已。
　
    在他自己盖了几间陋室之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过的倒是轻松自在的日子，只是一贫如洗而已。他有两个颇不俗气的朋友，一个是为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另一个是供给他食物、药物、米、咸菜的谦逊读书人。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的缘故，人是很受煎熬。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椰子林中，一天一天的数，直到秋季来临为止。秋季多雨，因为风雨大多，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苏东坡真个一筹莫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九八)冬天，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直有饥饿之虞。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
　
    他曾在杂记中写食阳光止饿办法，不知是否认真还是俚戏。人人知道，道家要决心脱离此一世界时，往往忍饥不食而自行饿死。苏东坡在杂记《辟谷之法》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洛阳有一人，一次坠入深坑。其中有蛇有青蛙。那个人注意到，在黎明之时，这等动物都将头转向从缝隙中射的太阳光，而且好像将阳光吞食下去。此人既饥饿又好奇，也试着模仿动物吞食阳光的动作，饥饿之感竟尔消失。后来此人遇救，竟不再知饥饿为何事。苏东坡说：“此法甚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者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倪耳米贵，吾方有绝食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四月十九日记。”
　
    实际上，苏东坡不必挨饿，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挨饿，他似乎是过得满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淌水而归。狗见而吠，邻人大笑吼叫。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用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他和儿子到六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打算摘得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风涛大作。
　
    苏东坡一向对僧人很厚道，但是他不喜欢信州一带的和尚，因为他们有妻子，并且和别的女人有暧昧情事。住在增州时，他曾写文章讽刺此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记处于再生事》。据说是真有其人。那篇文章如下：
　
    予在增耳，闻城西民处于病死两日复生。予与进士何畏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帘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现隧而出，入系者皆僧人，僧居十之六七。有一担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增僧之室也。日：“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于邻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飨及数千钱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遣门者，乃持饭入门，系者皆争取其饭，僧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皆擎膝作礼。僧日：“此女可差人送还。”送者以手掌墙壁便过，复见一河，有舟便登之，进者以手推之，舟跃，处子惊而寐。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者也？书之以为世戒。
　
    这几年，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据苏东坡说，像过那样好儿子实在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他不但做一切家中琐事，也是父亲的好秘书。在如此高明的父亲指导之下，过很快便成了诗人画家。在苏东坡的三个儿子之中，过成了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已然流传到今日。他遵守父命，受了父亲当年在祖父教导下的教育。他有一次将唐书抄写一遍，藉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汉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把读过的这些古史每一行都记得。有时他倚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似细节，而评论之。
　
    他们颇以无好笔好纸为苦，但仅以手中所有的纸笔，过也学着画些竹石冬景。大概二十年后，过到京都游历，在一座寺院里小停，几个宫廷中的兵卒忽然到来，抬着一顶小轿，要他进宫陛见徽宗皇帝。苏过完全不知是何缘故，只得遵命。一进轿，轿帘子即刻放下，所以他看不见是往何处去。轿上无顶，有人持一大阳伞遮盖。他觉得走得很快，大概过了四五里，到了一个地方。他走出轿来，见自己立在走廊之下，有人过来引他到一座极美的大殿。他一进去，看见皇帝坐在里面，身穿黄袍，头戴镶有绿玉的帽子。皇帝周围有一群宫女环绕，穿得极为艳丽。他觉得那样美的宫女为数不少，但是不敢抬头看。当时虽然是六月，殿中极为清凉。屋里有巨大冰块堆积，点燃的妙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他想自己必是在一座宫殿里。施礼问安毕，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苏轼之子，善绘岩石。这是一座新殿，我希望你在墙壁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仍在。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壁上作画，这时皇帝离座下来，站着看他动手。画完之后，皇帝再三赞美。告诉宫女送苏过美酒一杯，还有好多珍贵礼品。苏过自御前退出之后，又在走廊之下乘轿出宫，在路上仍然轿帘低垂。到家之后，刚才的经历，恍愧如梦。
　
    岛上难得好墨，苏东坡自己试制。苏过后来说他父亲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在海南岛无事时，以此为消遣而已。一天，名制墨家潘衡来访，家父即开始和他在一间小屋里制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到半夜，那间屋子起了火，差点儿把房子烧掉。第二天，我们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我们没有胶，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是凝固不好，我们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一阵。不久潘先生走了。”不过，在苏过叙述这件往事时，潘衡这家商店的墨已经很好了。显然是他从别人学得的制墨秘诀，而不是跟苏东坡学的，而只是藉苏东坡的名气卖墨而已。
　
    现在苏东坡空闲无事，却养成到乡野采药的习惯，并考订药的种类。他考订出来一种药草，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未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在他写的各医学笔记中，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等麻治风湿的办法，尊麻含有尊麻素和黄体素，像毒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疼。他说把尊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他还深信苍耳的功用。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法亦无不可。(此种植物含有脂肪，少量树脂，维他命 C和苍耳酷。)他告诉人把此植物制成白粉末的办法。方法是，在文火上，把此种植物的叶子灰，加热约二十四小时，即可。此白色粉末，若内服，能使皮肤软滑如玉。他还有些笔记提到蔓菩、芦能和苦劳。他称这些东西是“葛天氏之民”的美食，营养高，味道好。
　
    除去忙这些事之外，他还在儿子帮助下，整理条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作注。他担任两部。在黄州滴居时，他已经注完《易经》和《论语》。现在在海南，他注完了《尚书》。最为了不起的是他的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他在颖州时就开始此项工作，因为当时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潜当年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仰慕陶潜。离开惠州之时，他已经写了一百零九首，还只剩下最后十五首没有和，这十五首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要子由给这些诗写一篇序言，在信里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纠他觉得他与陶潜的为人也颇相似，许多仰慕苏东坡的人，当必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