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如《西游记》、《牡丹亭》或《官场现形记》都经过校勘并附有注解,对大众读物的普及本有这样重视,为中国出版史上无先例。上面钱锺书这一段讲话是事实,可是有人批评说,他宣传味较重。因为过去中国文学均以诗词韵文为正宗,小说、戏剧受人重视是五四以后(受西洋文学影响所致)[7]。自晚清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咸认为小说为国家改革的工具[8]。无论如何,小说、戏剧在现代中国如此重视是值得喝彩的。钱锺书自我批评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成绩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中国文学史’;我们还没有编校出许多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许多作家有分量的传记和评释亟待产生。”
最后他自我谴责地说:“我们还得承认一个缺点,我们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著,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钱锺书讲这话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在汉学家会议上,有一位意大利汉学家见了钱锺书胸前名签,深觉这个名字甚熟稔,少顷乃拍额大叫道,汝乃C.T.Hsia(夏志清)一书中有一专章讨论过的钱锺书了,随即拿着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他看(按此书英文本初版于1961年,复自1970年后一版再版)。但钱锺书自己根本不知道有此书。在会场上他不仅初次见到了《围城》法、俄、捷克三种文字的译者,同时他也第一次听到美国Jeanne Kelly女士正在译这部小说[9]。
讲完古典文学在中国的情形后,钱锺书强调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他像平常一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较上述所说的更生动,更风趣,更具有钱锺书的文采特色。他讲了几个小掌故来预测将来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必有一个良好的前景。他首先说意大利大批评家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史》(La litteratura italiana nel secolo XIX)一书里不留情面地把意大利和中国相提并论:“意大利不能像中国那样和欧洲隔绝”,这句话他在英文讲稿里是用意大利文说出来的。然后接着说,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他说北京附近一座举世闻名的古迹卢沟桥(即西方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水了,意大利和中国也不再隔绝了。意大利学者对中国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中国哲学、语文无甚兴趣,让那座以他命名的桥梁作为中意两国的“古老而又保持青春的文化长远交流的象征罢!”随即他引录德国一学者名著《艺术的互相照明》[10],来说明诗歌和绘画可以各放光明,交互辉映,两国文学(像意大利和中国)也可以互相照明。他说,19世纪意大利大诗人卡度契(Carducci)曾谴责佛罗伦萨人,说他们“琐碎细小,所见不大,简直是意大利的中国人”。钱锺书接着又说:“我甘愿分担这个谴责,再举两个小故事来说明我的题目。”[11]在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里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名叫腓力普(Filippo Balducci)丧偶后,即携其幼子隐居山野,与世隔绝,等到儿子18岁时,带他下山到佛罗伦萨见见世面,一路所见牛、马,前所未见,乃向父亲问长问短,后来见一漂亮姑娘过街,又问父亲这是什么东西,父亲对他说,快低下头别看,这是坏东西,名叫傻鹅。晚上回家,父亲问儿子进城印象,儿子说除了傻鹅以外,均不感兴趣,要求父亲给他一只傻鹅。
福师生外,还有UC柏克莱也来了一些人,总计有三十多人[35]。那天斯坦福其他语文系也有教授来参加,而钱锺书又好引法文、德文,滔滔不绝、大珠小珠落玉盘(水晶语),各系教授对钱锺书印象弥佳,认为他witty(措词巧妙,诙谐而多机智)和impressive(一见难忘)。德文系一位教授对钱氏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说:He is the best intellectual that I have ever seen.(他是我平生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庄因说:“这样看来,钱氏不但在大学时代就是才子,而且中外对他的看法是相同的。那天钱氏自始至终都是用流畅的高级英语,兼及法文、德文,引经据典,对西方文学功力之厚,令在座洋人咋舌。”[36]
在斯坦福座谈会上钱锺书对冯友兰有所批评。他说冯友兰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说冯不应该出卖朋友[37]。他又说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钱氏用英语说:Feng’s name is no good at Peking University now.(冯友兰在北大臭名昭彰),情绪颇为激动[38]。至此,很容易令人想起钱锺书在耶鲁批评吴晗后,余英时说过他发现了钱锺书嫉恶如仇的另一面(见本章注[27]);此乃可以说明钱锺书是一风骨凛然的正人君子也[39]。关于冯友兰为人,说的人已很多。……
钱锺书访斯坦福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及一个小掌故。此即台湾旅美女作家陈若曦仿《猫》及《围城》的笔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城里城外》(刊于台北《联合报》副刊,1979年9月9日、10日)来讥嘲钱锺书。故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斯坦福为背景,叙述代表团团员秦徵、毕文甫及领队侯立等一些人在斯坦福历史系华裔教授尤义家里晚餐时,在谈话中曾吐私意:秦徵希望侄子来美读书,毕老希望孙子能来美国,最后访客告辞时,侯立在与主人握手时,向主人塞了一张纸条,希望他们帮忙将他的儿子设法弄来美国念书,这是陈若曦小说的大概。小说里秦徵影射钱锺书,毕文甫为费孝通,侯立当是宦乡,诗人殷勤指刘若愚,尤义是指劳干的儿子劳延煊,博士夫人文惠当是陈若曦自己。因为是小说,影射人物,无可厚非。但陈若曦手法有点怪,如文中一再提到秦徵写的《围城》及编的《宋诗选注》。既然是小说,何不虚构一个书名呢?陈若曦写秦老“看到自己的书,本本精装十分开心,齐文拿出《围城》,封里两张借书纪录盖满了日期。听说它是热门小说,秦老直叫‘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一脸的喜气洋洋,看得出仍是很得意。他自己抽出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宋诗选注》,一瞧借书纪录寥寥无几,就不动声色地放回去。”陈若曦把钱锺书写成一个悻悻然的小丈夫。到小说快结尾,在尤义家吃饭时,秦徵说:“我女儿去年到英国去了。”接着乃对尤义说:“现在就是两个侄子想出来。我想让他们到美国来,你看有什么路子可走?”看了陈若曦的小说,钱锺书后来说:“陈女士当时也在场,冷眼冷笑于傍,弟于其人毫无印象,可谓‘不识泰山’,《城里城外》去年7月中由‘八方’寄示,读之嘻叹,于弟虽加卡通式描绘,尚属笔下留情也。”(1980年4月17日钱锺书与汤晏书)
:“Princeton去年夏天以来,三四次写信邀我去,我一再推辞;去年十二月底Sullivan和Plaks都正式来函聘请,我已决定谢绝,七十老翁不再走江湖卖膏药了(这样也许免于陈若曦女士《城里城外》的嘲笑,by the way,她那题目显然借用《围城》典故)。”[41]1982年7月,陈若曦游大陆,在北京时亲至三里河趋谒崇阶,登门拜访向钱锺书“请罪”。钱锺书写给夏志清的信上说:“陈若曦女士三日前来访,初次晤面,谈笑颇欢,渠曰‘请罪’,我曰:‘我greatly amused by her naughties,无罪可请也。’”(1982年7月25日)钱锺书对陈若曦的“请罪”一笑置之。这个文坛小掌故,知者不多,兹录于此,聊博一粲也。
陈若曦该不该写钱锺书?该如何写?则全凭一个作家的良知(conscience)。抗战胜利后,钱锺书一连出了三本书,那时钱氏还未及四十,这样的年龄正是一个作家人生阅历丰富,思想成熟,创作旺盛的年龄,著书立说的好辰光。但钱氏封笔中止创作,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所以有人就这样批评陈若曦,说她“没有为钱氏未能继续从事有价值创作而惋惜或寄予同情,不在这方面着笔,反而取小人之径而中伤他人,实在太不应该了。”[42]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成败得失,当然不会因国民党不友善的报导与陈若曦的小说讽刺而有所影响。总结来说,这次代表团访美是成功的。在团员中,最露锋芒的是钱锺书。在访问斯坦福后,钱锺书一行自加州搭机西飞返国,结束了为时一月的美国访问。钱锺书以古稀之年在30天内环绕世界一周,与当年从上海至蓝田也走了三十天的心情,当不可同日而语了。
钱锺书于1979年自美返国后,第二年又去日本访问。在日本他访问了三所大学。此即京都大学、爱知大学及早稻田大学。他在这三个大学所讲题目内容有不一,但均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在不得志之下才有好的作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