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医疗检查费的功夫在价格监管之外

梁知行

国家发改委、卫生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制定和调整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显示了政策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拿高额检查费“开刀”的决心。《意见》明确指出，所有非营利性医院的大型医用设备的检查治疗价格将予以“从严核定”。这些被纳入“黑名单”的设备包括CT、PETCT、核磁共振、γ刀等10类。



　　有关部门强力降低医疗费用的决心可感，也会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样得出的医疗设备检查价格与应有的真实价格之间有多少距离，以及这样的效果能够维持多久，还是令人担忧的。

　　按照《意见》要求，今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将按照“弥补合理成本、不赢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目前，发改委和卫生部正在对相关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项目的成本进行测算，还将委托行业协会或中介组织公布社会平均成本。此外，发改委和卫生部核算并公布的平均成本将成为“各地及时降低偏高的检查治疗价格提供参考依据”，“各地指定和调整有关项目价格后，应及时报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这样，原先由地方自己作主核定价格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但在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普遍将大型医疗设备作为牟利工具、而且各种昂贵设备社会共享程度极低的情形下，要获得一个“合理成本”的参考依据是非常困难的。很简单的事实是，在现有监管条件下，购买的设备越多、越昂贵，其“合理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不是在鼓励医院和医生多用智慧少用机器，而是相反。其次，设备的利用率越高，其相对成本越低。不管医院从抬高成本的角度考虑，还是主管部门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角度考虑，都会倾向于从报表上“减少”使用率，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监管部门却无法控制医院滥用检查设备。这样，“合理成本”也会被高估。同时，现有的各大医院各自为阵，大型医疗设备共享程度很低，也大大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成本。

　　更重要的是，检查费过高的问题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比价格问题更严重的是滥用检查，其加重患者经济负担、浪费医疗资源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导致过度检查、损害患者健康。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大型器械检查发现病症的仅占检查人数的30%，远远低于卫生部要求的阳性率（即检查出病症的概率）达60％的标准。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做了不应该做的高价检查。

　　医院和医生对机器设备形成依赖症，后果是很多医生变得不会看病了。据《新民周刊》报道，有一位患者刚开始有点咳嗽，后来变得气喘。在几家医院做胸透，诊断为感染性肺结核或过敏性哮喘。可她吃了药后病不仅没好，痰液里还开始渐渐出现血丝，气都喘不上来，最后只得住院。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沿喉下去15厘米之处出现占位性病变，符合恶性肿瘤的特征，于是医生紧急进行开刀切除。但是切下来的肿瘤经过培养后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癌细胞。原来，这位病人根本不是哮喘，而是气管吸入了异物。在大量激素的作用下，细胞变异成了“类癌”。而是不是哮喘，是一个合格医生凭经验很容易判别的。

　　没有竞争，不知价格为何物。在这方面，权力监管并非万能。我国大城市的高档医疗设备拥有率已经高于甚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症结就在于它已经成为医疗的“牟利先锋”，同样是白血病，在一个二甲医院每月几千元就可以拿下的日常治疗到了三甲医院却需要7万元，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后者对大型医疗设备和抗生素的滥用。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我国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率高达80%，而国际上平均为30%，英美只有20%左右。这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由是观之，降低高昂的医疗费用、减少医疗设备的滥用，功夫在价格监管之外，在于真正的市场竞争，以及切断医院、医生跟设备检查、药品使用之间的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