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某些地方政府竟要医院反哺

梁知行

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接受本报专访剖析“看病难”

文/图本报记者  廖怀凌



■广东由于经济原因未住院的患者，城市达56%，农村达7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省统计局对湛江、汕头、梅州、珠海等四市展开的调查显示，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医疗消费没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医疗亏损副业补、买药受控检验补、主业受困副业补。卫生部门允许医院从医疗业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通常是30%）用于员工的奖金发放，直接激励了医院内部的趋利行为。

■广东一些地方甚至有“医院反哺政府”。某经济欠发达地级市，政府财政不但不投入，还从人民医院提取500万元给公务员发工资……


刚刚过去的一年，群众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是“医改基本不成功”。上月29日，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专题协商座谈会上，各种矛盾再次集中爆发。

医改不成功深层次的原因及矛盾在哪里？政府在医改中的责任和职能定位是什么？如何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差、可及性低的问题？新年之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廖新波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患病未就诊城市高于农村

记者：哈尔滨和深圳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严重破坏了非典以后短暂建立起来的和谐医患关系。对于医改现阶段的效果，我在采访中接触的各阶层都有意见：社会不满意，医院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农村人也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财政部门说他没省钱，医疗卫生系统认为自己是“替罪羊”，群众负担仍然很重。“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廖新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也不合理，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相当多群众靠自费就医；公立医疗机构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困难，多渠道办医的格局没有形成。

记者：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应住院而不住院。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其中一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广东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廖新波：广东医疗卫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全省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54%、农村71%的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水平低。农村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尚难以真正抵御大病风险。广东城市42%、农村38%的群众患病后未到医疗机构就诊，且城市高于农村。城乡患者由于经济原因而未住院的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广东，城市为56%，农村为75%）。

广东省统计局去年对湛江、汕头、梅州、珠海等四市展开的调查显示，近半数市民认为目前看病难，收费贵是造成看病难的最主要原因。九成市民觉得看病收费不合理，其中觉得药品太贵的占67%；认为检查太多的占19%，认为乱收费的占11%。43%的受访者认为医疗消费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很沉重，51%认为带来一点经济负担，只有6%认为没有带来经济负担。

公平性评估中国倒数第四

记者：您去年曾赴英参加广东省高级公务员专题研究班的学习，研究的就是医改问题。您在论文中提到，中国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整个医疗领域在宏观和微观上皆处于一个失控状态。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廖新波：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国家的医疗服务公平性评估中，中国列188位，全球倒数第四。其中在医疗机构的总体绩效评估中，中国列144位。医疗卫生服务确实存在公平性差、可及性低的问题。由医疗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危及了社会的稳定，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医改的政策使得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效益。


记者：医疗机构追求经济目标的情况确实很突出。我在采访中经常发现，院长们喜欢在业务收入上较劲，哪家医院的收入增加快，医务人员福利待遇高，就代表哪位院长有能力。

廖新波：这是政策引导的结果。在医改中，政府以提高医疗机构效率为主要目标，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非常明显。上世纪80年代，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定位是“给政策不给钱”、“医院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将医院甩给市场，政府逐年减少投入，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是医院自己的事，无形中引导医院去寻找自我补偿办法和窍门。

曾有官员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于是，在这一点上政府与医院在认识和行动上达成了一致：医疗亏损副业补、买药受控检验补、主业受困副业补。“三补”做得好的医院，医院的“经营”就好，医院的管理者们就有了政绩。“三补”引起了医疗费用的剧增———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不合理的大处方。卫生部门允许医院从医疗业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通常是30%）用于医院员工的奖金发放，直接激励了医院内部的趋利行为。

医院成本高甚至反哺政府

记者：对呀，医院都在追求经济利益，社会公益性不断淡化，所以才发生了河南新郑中医院遗弃患者致死的事件，以及哈尔滨的550万元巨额医疗费事件。由于没有政府补贴，不少医院不得不把病人逃账的板子打到医生身上，所以才出现了救人前要先落实押金。

廖新波：有两个难以理解的例子。弃婴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是民政部门的职责。但是，由于医院被认为是“慈善机构”，弃婴往往被放置在医院门口，当医院把弃婴治疗好送到孤儿院时，孤儿院要向医院收取“抚养费”。又如无人认领的尸体，当交通事故或其他恶性案件的伤者被送到医院后，由于抢救无效死亡，尸体送到殡仪馆，医院还得支付“停尸费”和“冷藏费”。医院变成了政府部门，孤儿院、殡仪馆却变成企业。

医疗服务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出的钱却要医院出，这加大了医院的运行成本，医院没办法让利给群众，而是靠高收费发展。在广东一些地方，“医院反哺政府”现象严重。某些地区，地方财政不但不能顾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从医院的积累中提取资金做非医疗卫生经费：某经济欠发达地级市，政府财政不但不投入，还从人民医院提取500万元给政府公务员发工资；某经济发达市，从一家大医院提取1000万元用来发展经济……

记者：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人口太多，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不可能再增加医疗投入。

廖新波：在我国有限的财政内，医疗卫生投入占的比例也是偏低的。1998年，政府投资总额为1.5万亿元，其中公益性投资（包括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科研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支出）只占12%，而基础性投资占48%，竞争性行业投资占40%。在比例很小的公益性投资中，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三项加在一起只占当年全部财政支出的1.23%，公益性投资项目设置得严重不合理。

2003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个人支付的高达56%。在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卫生总费用，美国政府负担45%，泰国政府负担56%。

医改世界难题需各方参与

记者：您是主管医疗的副厅长，能谈谈您个人对广东医疗卫生改革的思路吗？

廖新波：医改是世界性难题，不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独家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各部门人员一起参与。我个人认为以下几方面是要迅速展开的：加强对农村卫生工作的领导，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人才建设，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力争2006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农村常住人口的60%；加快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要引导病人合理分流，防止盲目涌向大医院；加强医院管理，规范医疗收费；控制医疗成本，降低医药费用；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办医模式，壮大医疗资源，引入竞争机制；为弱势群体支付医疗费用，确保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基本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