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清對孔子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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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語出自《論語·顔淵》，是孔子教導顔淵之語。這裏首先涉及到的是對“禮”的認識：禮是違背人性的嗎？在儒學經典中，《禮記·樂記》中說：“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因此，“禮”是根據一個人的德與位所形成的本分與職責的不同，是要求每個位置之上的人各敬其業，這是使一個團體和國家，乃至天下，能夠有條不紊的關鍵所在，所以，《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在孔子學說的“禮樂政刑”之中，“禮樂”兩方面都屬於道德層面上的，它不是強制性的接受，而是靠人們的自覺遵守和公衆輿論的監督，當自覺遵守和輿論監督無效的時候，才會動用“政刑”的手段予以制裁。孔子在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時候，不是強制人們接受，因爲孔子既不是君王，也不是官長，孔子只是站在仁者的立場，告訴人們，怎樣才能使社會和諧穩定，從而使人們更能保障自己的安居樂業的正常生活。我們不會只要“法”而不要“禮”，等到人們犯法的時候就用法律加以制裁吧？孟子說，那叫做設置羅網陷阱讓百姓上當，不是仁者所爲。當一個社會不知道什麽該看、該聽、該說、該動的時候，不知道什麽不該看、不該聽、不該說、不該動的時候，也就必然是社會混亂腐敗的時候，可是，我們現在常見的是，該看的不看，不該看的偏看；該聽的不聽，不該聽的偏聽；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亂說；該動的不動，不該動的也動。我們現在不正是需要複興“禮”的時候嗎？當“禮”複興起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國家民族和平安定的“和諧社會”到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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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語出自《論語•裏仁》，孔子所說。大家對此句常有的誤解是，好象孔子在此是在貶低小人、否定利。事實果然如此嗎？我們來看看，什麽叫“義”？什麽叫“利”？朱子說：“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說的“天理”，相當於孔子所說的“天道”，《禮記•樂記》中記載，孔子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沒有私心的好惡，便是無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們總不能說我喜歡的就說是對的、不喜歡的就是錯的嗎？“天理之所宜”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君子，不管是自己喜歡不喜歡，只要是符合道義的時候，符合仁義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歡也不能做。什麽叫“君子”？什麽叫“小人”？程子說：“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爲利所動，能夠見利而先思義，便是君子；見利而忘義，拋棄人生原則，便是小人。那麽，請問，誰喜歡與這樣的小人一起做事交朋友呢？貶低這樣的小人，而提倡人們學習著去做個君子，不是要害人害社會，而正是要有益於人有益於社會。那麽，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傳》中說“利者，義之和也。”只要我們能盡職盡責地按照自強不息的精神去做事了，那麽，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們活得心情舒暢、問心無愧，而不是富貴。富貴不是人們想求就必然能夠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後就永遠能擁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卻應該提倡做好此時此刻該做、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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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語出自《論語•子張》，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說的。意思是說：“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廣泛地去學習以求更好；學習學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給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說過，“學而時習之”，出仕是“時習之”的途徑之一，也就是把所學的、所修的東西應用到從政的實踐之中，但是，修身學習是無止境的，從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也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還說過，沒有修養好就讓人去做官，是“賊夫人之子”，也就是說，不學習就做官是害人害己的事情。另外一種解釋是，把“優”解釋爲“有閑暇”，那麽，做官以後有閑暇就應該再學習，學習得能夠遊刃有餘了就可以做官。這樣也能講得通。按照這兩種講法，都沒有什麽問題，人們爲什麽把此語看作是儒學的弊病呢？原因在於在文革之中我們把此語看作是宣傳“讀書做官論”。“讀書做官”被認爲是弊病，是反動言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一是當時把做官看成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可是，莫非我們要中國幾千年的古人都不要去做官嗎？所有做官的都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嗎？二是人們誤認爲孔子培養弟子去做官，是鼓勵弟子追求功名利祿，可是，只要我們翻一翻《論語》就可以知道，孔子向來反對追求功名利祿，而是主張做官必須“惠民”。三是人們認爲孔子提倡“學而優則仕”是歧視“勞動人民”，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弟子是“有教無類”的，而且培養的是道德修養，而不是把技能、智慧放在第一位，培養的是君子人格，從來沒有根據金錢、地位或職業來判斷道德修養的高低。四是因爲“學而優則仕”是與“科舉”或相當於科舉的選拔制度相適應的，近代以來廢除了科舉制，官員的選拔不僅與“學而優”無關，而且也與西方的選舉制度無關，如果再強調“學而優則仕”便會影響到官員任命的合法性，但是，如今，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官員的選拔與管理應該走上正常的軌道了，再批判此說，顯然不應該了。五是認爲我們現在的教育目的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雖然說還是要提高學生素質，但是，學生畢業卻不再與做官從政有任何直接關聯，所以就誤認爲孔子之說不適合於現在的教育了，不過，我們要知道，孔子在此主張的道德修養好了，既可以做官，也可不做官，關鍵在於培養做人與做事的素質，這是任何時代的教育都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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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此言出自《論語•季氏》，全文如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對此話的誤解，原因就更複雜了，甚至可以說對每一個詞語，我們可能都會産生誤解或者曲解。那麽，怎麽才算正確理解呢？按照華夏文化的整體精神，按照“六經”的原則來理解，才能算正確。什麽叫“畏”？畏不是“畏懼”的意思，而是“敬畏”的意思，也就是謹慎小心地去對待，如果理解爲“畏懼”，那麽，君子也就成了膽小鬼了，也就成了奴才了，如果這樣，那還有什麽必要再去提倡君子之道呢？

爲什麽說“小人不知天命”？反過來說，如果能“知天命”也就不一定是小人了。我們今天常常認爲，只要我們努力，只要我們追求，就一定能夠得到，事實果然如此嗎？有些人想死卻不一定死得了，有些人不想死卻死了；有些人想富貴卻一直不得志，不想富貴卻得到了富貴；我們想勝過天地自然，我們真的戰勝了颶風、地震、旱澇災害了嗎？在天道、地道和人道之中，人道只占三分之一，所以，順應天地之道然後爲人類造福才是正道，人類把自己淩駕於天地之上，最終結果是災難的降臨。所以，敬畏天命，也就是敬畏天道、地道，去靠自我的自強不息來加強自我的免疫力，去小心謹慎地對待天地自然來增強自我的適應能力，這才是正道。在天地人之中，人所能做到的，是道與德的修養，其中包括了心靈的解脫、心靈的誠正，要想戰勝天地自然，無異於螳臂當車、蚍蜉撼樹。

爲什麽要敬畏“大人”？“大人”與“君子”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兩者都是有仁有智的人，但是，“大人”不僅有仁有智，還要有“位”，這可以從《周易》中的“君子”與“大人”的用法上得到證明。爲了自身的利益或欲望滿足，而不把仁智兼備的官員放在眼裏，無視政府、藐視官員，那是自取滅亡。莫非我們在“大人”面前無所作爲了嗎？當然不是，儒學絕不是培養奴性的學說。只有符合道義的官員，才能叫做“大人”，因此，敬畏大人所敬畏的不是其官位，更不是官員本身，而是其仁其智。對於仁智不全的官員，君子要去輔佐、幫助，成人之美，而不是去貶低、侮辱，更不是去咒罵；對於根本不講仁德的官員，君子要用自己的仁與智去教化他、影響他，教化和影響不起作用，就用“政”與“刑”去罷免、除掉他。《論語•裏仁》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是這個意思。

爲什麽要敬畏“聖人之言”？沒有一位聖人是靠自己能封得起來的，也不是靠政治力量所能封得起來的，那是靠自我的道德言行而被後人認可的。所有的聖人，都是有益於民衆，有益於民族的非凡人物，不是因爲他們的地位高，更不是因爲他們在財物上的富裕，而是道德修養的崇高。因此，聖人之言是經國濟世之言，是公正無私之言，若非如此，不會流傳於世而長久不滅，也不足以稱之爲聖人之言。這樣說來，敬畏聖人之言，不是敬畏聖人這個人物，而是敬畏聖人的道德修養，而是敬畏聖人之言所體現出來的道義。人們會反駁說：難道聖人之言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嗎？我們難道就用聖人之言來束縛人們的思想嗎？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言論，就不能稱爲聖人之言，那是經過千年甚至數千年過濾、沈澱之後的言論，而不是聖人的所有言論；能稱之爲聖人之言的言論，都是講做人做事原則的，而不是講具體的方法的，而且是言簡意賅、內涵豐富的言論，我們從中可以感悟、體會、學習到許許多多的智慧和道理，那是給我們指方向的，路還要我們每個人自己去走，思考和應用它還要靠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心與身體。《荀子》說：“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我們從聖人之言中受到的啓迪，就好比得到了點鐵成金的方法，我們爲什麽要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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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語出自《論語•顔淵》，原文是：“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意思是說：齊景公向孔子詢問治國的事情。孔子回答說：“君王盡君王的責任，臣子盡臣子的責任，父母盡父母的責任，子女盡子女的責任。”齊景公說：“說得好！如果真的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臣子不盡臣子的責任，父母不盡父母的責任，子女不盡子女的責任，即使有糧食，我能吃得到嗎？”

在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一是這裏的君臣父子是四類人的象徵性名詞，而不是說君就是“封建皇帝”、臣就是“封建官僚”、父就是“封建家長”、子就是“孝子賢孫”。從古到今、從中到外，只要是處在國家最高地位上的那個人就是“君”，擁有治理國家的權力而處於君王之下的人就是“臣”，所有家庭中已經有了子女的父母都是“父”，還有父母在世的子女都是“子”。不要認爲現在、外國就沒有“君臣父子”，何時何地都有。二是這裏所講的是四種人的責任與義務，而這種責任與義務又是落實在個人修養上的，絕不是說“君”就要專制，“臣”就要服從，“父”就要威嚴，“子”就要孝順。無論是誰處在君王的位置上，都要按照君王的原則去做，君王什麽原則？就是要效法天地之道，仁民愛物，要把民衆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國家社稷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無論是誰處在臣子的位置上，都要盡職盡責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根據道義來爲君王做事，爲民衆做事，爲國家做事，君王有錯誤必須根據道義加以勸諫，君王的命令是正確的就必須根據道義去執行好，以真誠和端正之心來對待天下、民衆、國家、君王。父母要盡父母的職責，仁慈而又對子女負責；子女要盡子女的職責，孝敬而又真誠。由此，我們可以說，儒學恰恰教導的就是要人們做好自己的事，敬自己的業，守自己的位，盡自己的本分，而且這種教導所要求的是個人的自我修養，而不是先去責備別人。我們難道有誰會主張君、臣、父、子應該不盡職責和義務嗎？對孔子此說持有疑義的朋友可以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們爲什麽非要把我們幾千年來所尊敬的聖人言辭往壞處去理解呢？要是真的那麽理解，那麽，真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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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語出自《論語•裏仁》，是孔子所說。所說的意思是，君子爲了道德仁義可以志在四方，而不把自己僅僅局限在故土之上，修養不夠的人卻只顧留戀鄉土而不知推行道義；君子敬畏國家的法律政令，避免因爲違背道德仁義而身遭刑戮，造成對父母的不孝，對親人的傷害，修養不夠的人卻只考慮是否有利可圖。人們對此容易産生的誤解是，認爲孔子在此是否定或貶低“小人”的“懷土”、“壞惠”，其實，知道孔子學說的根本精神以後，我們就可以理解，孔子幷非要否定、貶低“懷土”、“懷惠”，而是要鼓勵人們有遠大的志向，遵守道義的原則。有道德修養的人，可以隨遇而安，目的是爲了提高道德修養。他們重視對故土的熱愛，但是，不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故土上。做事的時候，考慮的是是否符合道德，而不是以鄰爲壑、損人利己。他們尊重國家法律法規，因而不會去做違法犯罪的事情。但是，他們幷不是畏懼法律，更不是因爲畏懼法律而連正義的事情也不做。缺乏修養的人，依戀故土，把自己緊緊拴在個人的小家庭之中，即使道義需要他離開故土的時候，他們也不願離開故土半步。他們爲了自己而生存，即使做了官，也只是求爲故鄉謀利益，卻不管是否符合道德。歸根結底，都是一種自私的表現，只是自私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他們對待事情的看法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是否能從中得到好處，卻不管是否符合道義、是否違背法律。如果不能從中得到好處的事，即使符合道義的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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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孔子學說是要人做“順民”嗎？
某甲讀《論語》讀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對我說：“要是按孔子這個說法去做，老百姓就整天什麽也不敢想，什麽也不敢做了，只能當順民，所以，我反對孔子學說！”我笑著問他：“那些短命的人是不是自己想死呢？那些自己理想沒有實現的人是不是不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呢？”某甲說：“那些自殺的人是自己想死，理想無法實現的人也有現實因素，不能說都是因爲天命吧？”我說：“孔子幷沒有說讓人完全相信天命，然後就認命，他說的是：‘盡人事，聽天命。’說的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某甲說：“畏大人，是讓我們害怕當官的，那麽，我們不就都成了膽小鬼和奴才了嗎？這不是讓我們老百姓都做順民嗎？”我說：“大人與官員、君子是不一樣的，大人是指有德才又有權位的人，官員是有權位卻不一定有德才的人，君子是有德才卻不一定有權位的人。孔子說要敬畏大人，而不說敬畏官員，也就很清楚了。”某甲說：“畏不是指畏懼嗎？”我說：“有德才的人，是自然而具有一種威嚴，但不是使人畏懼。而且百姓只要不違法，對大人還有什麽畏懼的呢？”某甲說：“要是我們敬畏聖人之言，那麽，我們還敢說話嗎？”我說：“聖人之言幷不是自己我們敬畏，而是憑著一顆仁愛之心告訴我們怎樣做人做得更好，怎樣做事做得更好；聖人不是要用他們的言論堵住我們的口，而是在啓發我們。即使我們不接受聖人之言，聖人也無法強迫我們，也不會強迫我們，有什麽可畏懼的呢？”某甲說：“如果我們不敬畏聖人之言，是不是犯罪呢？”我說：“聖人之言不是法律，而是道德教誨。法律是靠強制來執行的，道德教誨是個人自覺的行爲。如果我們不敬畏聖人之言，對聖人沒有什麽損害，受損害的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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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孔子學說不重視物質生活嗎？
大家都聽說過“安貧樂道”、“孔顔樂處”的話，都知道“君子謀道不謀食”，還有知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於是，有人認爲孔子不重視物質生活，好像孔子就是要人們守住貧窮，去談空洞的道，難道“道”能當飯吃嗎？老百姓都餓死了，要“道”有什麽用？因此，有人說，中國物質科學沒有發展起來，罪魁禍首就是孔子學說！如果這樣說，那麽，對孔子的誤解實在是太深了！“貧而樂”是一種心態，如果一個人能在暫時的貧苦之中不失骨氣，不會氣餒，那麽，富貴的時候也就不會失禮，也不會患得患失而生活在苦惱之中。“樂道”是樂于空談大道嗎？道是用來行走的，不是用來空談的。以道而行，則自強不息；能自強不息，“食”的獲得也就在其中了，大家都把心態調整得快樂起來，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了，那不是人生的最大快樂和保障嗎？貧窮靠什麽來改變？不是靠哀嘆怨恨來改變，而是靠我們的工作來改變；不能靠歪門邪道來改變，而要靠符合道義的方式來改變。我們想要富貴就必然富貴嗎？一旦我們擁有了富貴，就一定能保持得住嗎？不管是貧窮還是富貴，我們首先是一個“人”，不能失去的是人的修養、人的尊嚴！孔子是在什麽情況下說“去食”的？《論語》中說：“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這裏，先講的平時的情況，要先使人們有足夠的衣食保障人們的生存，其次使國家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障國家的安全穩定。但是，天下總不是沒有特殊情況的，在迫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在軍事力量和衣食兩者之中應該先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二位；再遇到特殊情況而不得不加以選擇，那麽，首先選擇做人的尊嚴，其次才是衣食問題。怎麽做到保持做人的尊嚴？不爲衣食而去奴顔婢膝、欺詐虛僞、燒殺搶掠、以鄰爲壑，就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在窮困不得志的情況下也要堅持做人的尊嚴，而不能像洪水一樣四處泛濫，無所約束。衣食無憂之後，人們應該去做什麽？是去致力於社會的和諧安定，還是致力於淫逸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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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只對學生講“詩書禮樂”而不講《易經》、《春秋》嗎？
《易經》和《春秋》都是孔子晚年整理的經書，《易經》體現著孔子所得天地之道的最高境界，雖然其中也有對人道的表達，但是，其中所體現的是從天地之道推導出人道；《春秋》體現著孔子在政治理想方面的最高境界，雖然其中也有對天地之道的表達，但是，所側重的是人道。因此，這兩部經體現的是孔子學說的最高境界。孔子弟子三千，固然不是全都接受過《易經》和《春秋》，因爲當初孔子幷非對所有弟子都講這兩部經，孔子說過，“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矣”；而且前期的弟子也無法學習這兩部經，因爲當時至少《春秋》還沒有編訂出來。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說過，“精通六藝者七十”，《論語》中說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矣”；我們應該知道，孔子弟子子夏在西河講經的時候，有全部的六經；我們應該知道，“六經”之中除了《樂經》之外，都有直接的傳承源流；我們應該知道，如果沒有孔子講解《易經》，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易傳》中不會出現孔子與弟子子貢（贛）等人的對話，更不會有現在通行本的《易傳》；我們應該知道，如果孔子沒有講解《春秋》，那麽，《公羊傳》無法將“子夏之徒不敢贊一辭”的《春秋》“微言大義”解說出來，那簡單得幾乎無法再簡單的《春秋》“書法”就只能像謎語一樣存在。我們更應該知道，如果我們否定了孔子講解過《易經》、《春秋》這個說法，那就是我們在人爲地貶低孔子學說所達到的最高境界，從而使華夏文化的主幹無法得到華夏民族的認可，那將是我們自毀華夏文化棟梁的做法。假如華夏文化之中沒有棟梁，那麽，我們沒有什麽可說的，但是，如果華夏文化本來就有非常堅固的棟梁，我們自己卻不認可，甚至自己去毀掉它，那就是我們對華夏民族乃至人類所犯下的罪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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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子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嗎？
只要我們自己去翻開“四書”、“六經”讀一讀，我們就可以知道，其中完全體現了“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原則。孔子編訂的“六經”是孔子之前的聖賢們的修身、治國之道和事蹟，因此，孔子是一個“傳道者”，是“天之木鐸”，傳道的目的是讓當時以及後世的執政者把天下治理好，最終使國泰民安；孔子站在“道”的高度來稱道前代聖王賢哲，告誡當時以及後世的執政者，貶低那些不能仁民愛物的任何階層的人。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從來沒有對當時的執政者違背原則地阿諛奉承，始終堅持“名正言順”，而且有意地在“滔滔之世”中推行仁義道德，救民於水火。因爲孔子站在“道”的高度看問題，所以，孔子學說對有道者加以讚美，號召後世執政者效法；對無道者加以貶斥，希望後世執政者引以爲戒。所以，孔子不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而是站在“統治階級”之上來做“帝王之師”，是超越具體的現實政權來“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