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学术思想浅析[转]

黄元御，山东省昌邑市都昌镇黄家辛戈村人，清代著名医家，从医20余年。穷一生之精力，致力于为民众治病及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见解独特，自成一家，为后人所称颂，著有《素灵微蕴》、《四圣悬枢》、《四圣心源》、《伤寒说意》、《伤寒悬解》、《金匮悬解》、《长沙药解》、《玉楸药解》、《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共十一部书，合称《黄元御医书十一种》，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下面就其学术思想作一浅析。

    一、尊仲景，重阳气，力倡贵阳贱阴。

    黄氏出生于诗书家庭，他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性情清高，意志坚强，做事很有毅力，少负奇才，刻苦学习诸子百家之论，欲成旷世之才，以功名高天下，为一代名相，治国济世。甲寅雍正十二年，三十岁时，不慎患目疾被庸医所误，用药损其左目，是以悔恨感伤，遂绝进仕之路，立志学医，不能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尊黄帝、岐伯、越人、仲景为“四圣”，尤以仲景首重阳气的观点对其影响最大，成为其学术思想的主流。人之为病“阳盛而病者，千百之一，阴盛而病者，尽人皆是。”(《素问微蕴·脏象解》)又曰：“人莫不病发于阴进而病愈于阳长。”(《四圣心源·六气解》)大倡贵阳贱阴之说，黄氏认为：人身立命，全赖阳气，唯阳气旺盛，化生精血液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阳气旺盛，生机振奋，则邪气不能外侵，七情不能内扰，神安体健，禀受天年。故此黄氏在辨证中处处以顾护阳气为先，对于贵阴贱阳，滥用寒凉滋润的流弊深恶痛绝，指出：“阴易盛而阳易衰，故湿气恒长，而燥气恒消，阴盛则病，阳绝则死，理之至浅，未尚难知，后世庸愚，补阴助湿，病家无不夭枉于滋润，此今古之大祸也。”(《四圣心源·六气解》)

    基于这种贵阳贱阴的思想，黄氏在临症时从阳衰立论，认为百病之源，源于阳衰土湿，指出：“凡内伤诸病，如气鼓水胀，咳嗽痰饮，泄痢淋浊，吐衄崩漏，瘕疝带下，黄疸消渴，骨蒸毛热，闭经绝产，霍乱腹疼，伤风鞬喘，种种幻怪，百出不穷，穷其根源，悉源土湿。”(《长沙药解·茯苓》)故在治疗上强调泄水补火，扶阳抑阴，在用药上以温补之品为主，如：甘草、茯苓、桂枝、干姜等均为其最常用的药物。《四圣心源·卷四》中的黄芽汤(人参三钱，灸甘草二钱，茯苓二钱，干姜二钱)就是一首崇阳补火培土泻水的代表方剂。

    黄氏贵阳贱阴的思想，不但表现其在对疾病的病因病机的分析及辨证治疗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某些药物的评价方面，如对多数具有助阳补脾作用的药物，往往大加赞扬，认为其有却病延年之功用。对泄火伐阳滋润之品，极为砭低，认为用之有夭人损命之虑。如对于温阳健脾之肉丛蓉称其有“补精益髓，悦色延年”之功，健脾利湿之茯苓称之为“功标百病，效著千方”，而对具有清心泻火功用的人中白则称之为“以夭人命，甚可恶也”，象这样的论述在《长沙药解》及《玉楸药解》中多有描述，据此也可见黄氏贵阳贱阴思想之一斑。

    二、师易火，熏脾胃，崇尚温阳补土。

    黄氏受河北易水学派的影响，重视脾胃功能，将其比喻为“如车之轮，如户之枢，四象皆赖以维纤。”(《灵素微蕴·飧泄解》)

    在生理上黄氏认为脾胃位于中焦，二者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一升一降，共同完成对饮食水谷的受纳、消化，吸收及精微的输布过程，为脏腑、阴阳、气机升降运动的枢轴，脾胃功能健全，中气旺盛，则脏俯气机升降有权，五脏六腑气血生化有源，人体健康无病，故曰：“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土，以阳明而主降，升降之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中气，胃主受盛，脾主消化，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水谷腐熟，精气滋生，所以无病。”同时认为脾胃升降功能的正常也是维持五脏六腑升降功能既发挥水升火降正常功能的决定因素，指出：“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平人下温而上清者，以中气之善运也。”(《四圣心源·中气》)

    在病理上黄氏认为中气虚衰，升降失常，百病由生，而导致中气虚衰的病机主要为阳虚土湿，治疗上以温阳补土为大法，故曰：“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出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四圣心源·中气》)此阳虚土湿病机的形成，黄氏认为主要是由于“足太阴脾以湿土主令，足阳明胃从燥金化气，湿为本气，而燥为化气，是以燥气不能敌湿气之旺，阴易盛而阳易衰，土燥为病者，除阳明伤寒承气证外不多见，一切内外感伤杂病，尽缘土湿也。”(《四圣心源·六气解》)

    在治疗上应“泻水补火，抑阴扶阳，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莫妙于此。”故其在临床中着眼于阳虚土湿，多用温阳燥湿，忌用寒凉滋润，如对各种出血性疾病，要求慎用寒凉药物，否则“人随药损，百无一生”，主张从温中补土着手。对遗精之病，反对用寒凉固涩之品，败其脾阳而遏其生气，对臌胀、反胃、中风，伤风鞬喘等诸多病证，黄氏悉认为是由于中气衰败，土湿阳微所致，故治疗上均以温阳补土为治疗大法。

    三、源《内经》，重六气，以六气统六经

    黄氏源于《内经》的学术思想，非常重视风、热、暑、湿、燥、寒六气病因的致病作用，人与天地相应，天地有六气五行，人体有五脏六腑，内伤则因于人体之气偏胜，外伤则人体感受天地偏胜之气。故曰：“天有六气，地有五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六气乃五行之魂，五行既六气之魄，人为天地之中气，秉天气而生六腑，秉地气而生五脏，六气五行皆备于人身。内伤者，病于人气之偏；外感者，因天地之气偏而人感之。”(《四圣心源·六气从化》)天有六气，人有十二经，天人相应，以主气统十二经，故曰：“内外伤感总此六气，其在天者，初之气，厥阴风木也，在人则肝经应之。二之气，少阴君火也，在人则心经应之。三之气，少阳相火也，在人则三焦之经应之。四之气，太阴湿土也，在人则脾之经应之。五之气，阳明燥金也，在人则大肠之经应之。六之气，太阳寒水也，在人则膀胱之经应之。”(同上)以六气统十二经，每一气应二经，有司化、从化之不同，均以司化者为主，从化者不司气化为辅，所以为六气统六经。如少阴君火，以手少阳君火司气，而足少阴癸水在从化之例，余皆仿此。

    黄氏主张以六气统六经来论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在生理情况下，六气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制约，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其相互之间的生克关系与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相同，指出：“人之六气，不病则不见，凡一经病，则一经之气见，平人六气调和，无风，无火，无湿，无燥，无热，无寒。”(《四圣心源·卷二·六气偏见》)在病理情况下，或一气偏见，或本气衰旺。一气偏见如“厥阴病则风盛……太阴病则寒盛也。”(同上)一气偏盛必致另一气偏虚，如“厥阴风盛者，土金之虚也……太阴寒盛者，火土之虚也。”“以六气之性，实则克其所胜，而侮所不胜，虚则己所不胜者乘之，而己所能胜者亦来侮之也。”(同上)本气衰旺“病则见司化者之本气或见从化者之本气，或司化者而见从化之气，或从化者自见其本气，以水性原寒，手少阴之病寒，是司化者而见从化之气。”余者类同。(《四圣心源·卷二·本气衰旺》)

    对于《伤寒论》理法的探索，黄氏认为言六经不及六气，则无以辨识经脉为病的性质，也无法因其病变以祛邪，指出“仲景《伤寒》以六经立法，从六气也。六气之性情、形状，明白昭揭，六经之变化虽多，总不外乎六气。”(《四圣心源·六气解》)认为伤寒虽为外感病，但外界的六气与人体五脏六腑相应，故对伤寒的立论也以六气所化为基础。黄氏的这一独特见解，对六气、六经和脏腑关系的病机理论有很大的发展，同时由于黄氏受崇阳思想的影响，认为六气从化阳易衰，故在治疗上主张以温阳为主。

    四、效古方，重配伍，师古而不泥古

    黄氏学术思想源于《内》、《难》、《伤寒》，处方用药多遵仲景，但在处方用药时非常重视药物的配伍，认为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一药难治诸证，必须配伍得宜，才能发挥其作用。对茯苓一味，黄氏在临床上应用颇多，对其配伍应用多有研究，如健脾燥湿可单用茯苓，配甘草健脾利水，配桂枝健脾舒肝，配干姜温中燥湿，配生姜温胃降逆止呕，配砂仁行气消郁等等。对于白术的配伍说：“白术性颇壅滞，宜辅之以疏利之品，肺胃不开加生姜、半夏以驱浊，肝脾不达加砂仁、桂枝以宣郁，令春旋补而旋行，则美善而无弊矣。”(《长沙药解·白术》)对润肝养血之药，认为易助湿抑阳，如伍用桂枝则“化阴滞而阳和，滋培生气，畅遂荣化”。如何首乌“滋肝养血，则魂神畅茂，长生延年，理有必至，但宜加以扶阳之药，不可参以助阴之品。”(《玉楸药解·何首乌》)只有配伍得宜，才能相辅相成，组成良方而获妙用。

    黄氏不但非常重视药物的配伍，而且主张创立新方，反对当时医家窥囿习俗，胶固师说，处方用药不深究辨证，死守成方的弊端，如其效仿仲景理中丸而创制的黄芽汤以人参配干姜建崇阳补火之功，甘草配茯苓起培土泻水之效，方仅四味，配伍恰当，法度森严，深得仲景组方之秘，而有所创新。又如变仲景之苓桂术甘汤为苓桂甘姜汤(《长沙药解·桂枝》)，按仲景小建中汤之意，创出姜苓桂枝汤(《四圣心源·卷六·腹疼根源》)以治腹疼，药用桂枝、白芍、甘草、茯苓、干姜更加突出了方剂的补阳之意等等，这些都是其在仲景思想的指导下独创的新方，较仲景而有所发展，值得后世学习。

    五、结语

    黄元御是祖国医学史上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将其毕生精力放在研究和发扬祖国医学的经典著作上，对其有深刻的理解和较高的造诣，并有独特的见解，在学术上力倡贵阳贱阴，崇脾胃，重六气。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其个人认识的偏面性，厚古薄今，对唐代以后医家多持否定态度，其评论也多有失之过激，这些不能不说是他的不足之处。但是做为一代名医，他的学术思想和经验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学习和探索的。

昌邑市人民医院(山东，261300) 姜亦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