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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见证病人死亡最多的医生之一，他说这个科室的医生护士容易郁闷，因为大多数病人是活着进来却没能活着出去。 但是他依旧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极大的意义。“我总是给病人打这么一个比喻，我说上帝准备了一些子弹，那些上了他名录的人，他会一枪一个击毙他们。上帝是个神枪手，子弹百发百中。我没法去抢走他的抢，但是能从他那里偷出几发子弹，多救活几个人。可是谁会成为被老天眷顾的那几个人，谁都不知道。如果你配合我去治，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幸运者。” 观察第一天：9月14日 王纯大概是病人最不希望见到的医生，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十之八九是因为你患了恶性肿瘤。但是心细的王纯很少主动暴露身份，给病人会诊时，他会说自己是内科医生。即使病人把肿瘤的片子给他看，王纯也尽量采取模糊策略，常常把肿瘤叫做“长了一个包”。直到完全面对家属，他才会如实告诉病情。 王纯认为医生并不适合告诉病人这个噩耗，与病人最亲的那个人，才是最好的人选。48岁的王纯中等个儿，本来有着一张娃娃脸，常年的疲倦使他头顶有些掉发。他坚持每天早上7点15分到办公室，接待习惯了找他的老病号，免得病人饿着肚子等他做检查。门诊找过来的病人一般不在王纯工作范围内，但是对于与癌症的搏斗者来说，王纯特别高兴看到他们。他们露面的时间越长，说明治疗有效，也为王纯追踪病人创造了好的条件。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肿瘤科，每个医生的工作量都不小。科室的核定床位是127张，但是住院病人长期维持在160～170人的样子。市中心医院北院的四层由王纯带领三个医生管理，平均下来一个医生要面对20个住院病人。我国癌症的发病率进入上升期，这几乎是所有肿瘤科医生的感受。病床不断增加，但是也不够满足需求。“空气污染、不良生活习惯、装修污染等等，都导致癌症病人增多。”从统计数据看，癌症早已成为中国人死亡的第一大病因。 对于每一个刚刚确诊为癌症的患者，病人和家属都要经历一个疑问期：为什么是我（或者我家人）得癌症？每一个患者的家属、朋友、领导、同事又都希望能与主治医生直接对话，于是王纯的工作时间被切碎成若干个片段，不断回答各种疑问。 家属：我爸爸的情况最好会怎样？ 王纯：他这种状况，医学上一般来说还能活4～6个月。如果能活过6个月，以后的日子都是赚的。 家属：这次化疗他的反应很强烈，如果不化疗呢？ 王纯：4～6个月。 家属：那化疗呢？ 王纯：化疗只针对一部分人有用。你爸爸有反应，往往是说明这个药有疗效。 家属：那最好的情况呢？ 王纯：如果药物有效，可能活9～12个月。当然，我这里最长的有活了两年的病人，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能做的只有两点，一个是尽量让你爸活得长点，另一个是痛苦少点。 家属：让他好断根不可能吧？ 王纯：到我这里来的人，基本只会一天比一天差。只能说比不治要好。 ………… 这样的对话，王纯每天可能要历经一二十场。王纯说对病人和患者千万不能不耐烦，“他们知道自己是已经治不好的了，要求并不高。病人刚刚开始得知自己患绝症的时候，把我当成救命稻草，想从我这里找到安慰。到后来只是想延长点生命，减少痛苦”。 中午时分，穿着白底花睡衣的一名30多岁女子在王纯的办公室门口晃了晃，眼圈微红，两手揪着衣服的一角，终于还是径直走到王纯面前，语气显得有些生硬：“我得跟你说下，明天那些针都别打了，他不想活了。” 王纯没有说话。这是他行医的第26个年头，作为医生的无力感会偶尔困扰着他。王纯看上去仍旧平静，轻轻地问：“还有一种药，要不要试试？” 女子眼睛望着别处，好像害怕流露出更多的情感。“他疼得受不了了，抱着我们哭，说不想活了。”停了停，她的眼睛转向了王纯，非常缓慢而清晰地说：“如果有一天雷会劈人，就来劈我吧。我做出了这个决定，不治了，明天只打止疼针，其他都停了吧。” 王纯将身旁的靠背椅拉出，让女子坐下。她的眼泪涌了上来：“老头是个很坚强的人，现在疼得实在受不了，抱着我们哭。除了昨天打的针，我已经偷偷给他吃了几次吗啡。他说吃了药就能精神点，吃下一点饭，过会又开始疼，就是个恶性循环。还是让他解脱了，不然谁都受不了……他还在求菩萨，我说求菩萨是见鬼，还是求阎王爷把你带走吧。”作为一名67岁晚期肺癌患者的女儿，过去的一年多全家人在内心已经历经了多次的生死抉择，最终仍旧没法抗拒死神的临近，她刚刚做出了或许是最后一次的抉择。 王纯对患者家属说：“如果你们真的决定了，就签字吧，签字后我们可以停止治疗。”作为一名医生，他信守的是医疗程序，如果家属不放弃治疗，他一定会抢救到最后一刻。 治还是不治？医治到哪一步？对于那些几乎难以挽回的生命，怎样在活着的最后一程减轻痛苦，或者真的从死神的花名录上抹去姓名，看上去都是一个个答案不明的难题。王纯说：“从某个个体来说，如果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家属为了保证他的生活质量而放弃治疗，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说，人人得了绝症都不治疗，医学就不会进步，社会也难以前进。” 如果病人已经在医学上被判死刑，救治到底还有没有意义？王纯也曾经迷惑过，但是最终内心获得了平静，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个体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对医生来说，都是一样的意义，再绝望也要尝试挽救回来。医生不能仅仅从医学上或是经济上去衡量一个生命的价值，生命对于那些爱他（她）的人来说，对于他们的亲人，意义就各不一样。我这里来来去去这么多病人，有的人想多活半年，等到儿子结婚；有的人想多活两个月，能看到女儿生出孩子；有人孩子在国外工作，已经订好了回来的机票，他就想多撑两天见到孩子；有的人月头快不行了，可是他想等到16号再死，这样可以多拿半个月工资。生命就是这样多情，这些看起来琐碎的牵挂，往往就是一个生命哪怕多活一天的意义。我亲眼看到过精神的力量。” 过去在普外科做医生时，王纯说医生护士的成就感会更大，有时候病人是活蹦乱跳出院的。可是现在面对不少临终的生命，心理治疗和技术诊疗一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治疗绝症的医生就像是病人的传教士，这个“宗教”就是一种信念：一定要争取活下去。 曾经有两个病人的离去，让作为医生的王纯失声痛哭。有一个25岁的小伙子得了睾丸癌，妈妈从新疆辞去了工作，专门到武汉照顾儿子。半年后由于神经受损，小伙子几乎不能呼吸了，“那种感觉就像被活埋一样，非常痛苦”。他妈妈决定停止用呼吸机。这时妈妈握着孩子的手说：“儿子啊，你给妈妈带来了多少痛苦，可是你又给妈妈带来过多少欢乐啊。”王纯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情感。另外一次，一个40多岁的癌症患者临终前握着7岁儿子的手，却说不出来话。王纯觉得自己回天无术，对不起他的儿子，失声痛哭。 王纯说，在他以前的理解里，一个人病死是不正常的。但是做了这么多年医生，发现无疾而终的人才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病死的。对待疾病和死亡，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但是怎样使自己不患重病，却是个人可以努力的。“如果不预防疾病，投入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问题。” 观察第二天：9月15日 上午9点，一个患者家属就面临着无奈的选择，在医生办公室外，两人的对话轻轻进行着。62岁的1床病人是肺癌晚期，医生向家属提到一种名叫“易瑞沙”的药，一个月的费用1.5万～2万元，全自费。患者妻子回答说：“我们又不是开发商，哪里吃得起这个药。”医生说还有一种印度版的仿制药，一个月费用2000～3000元。医生并不会违法向病人提供仿制药，但是从治病角度考虑，这个药物对20%的患者有疗效，医生会跟病人提到每一种治疗的可能性。患者妻子让医生写下药品名字，说回去让孩子上网查查，再做决定。 回到病房，无奈的妻子忍不住责怪爱人。“你抽烟这么凶，我都快给你磕头了，也阻止不了你抽烟。”抱怨了一会，她又转向记者，“原来数落他，他说他就要抽，病死了也不要我们管。现在可好，真的得大病了，他看到烟就恨不得吐，他想活下去，以前的说法全变了。我真是想大声呼吁，别让家人吸烟了。这样的人太自私了，放纵自己，最后换来一家人的痛苦。” 两天后这家人决定不用“易瑞沙”，她们找到中医开来中药，以减少化疗的副作用，一天的费用600元。可是中药喝下去没多久，病人又全吐了出来。妻子边收拾边唠叨，看似不耐烦，实际上照顾得非常周到。“真是个活宝，一天1000多块的自费，看能不能把你保住。”她自言自语地说。 在确定治疗方案时，王纯会尊重家属的意见。“家属里边推出代表，谁说话能算数的，告诉我他们家的意见。如果家里几个人意见不一致，我一定按照最积极的意见来治。” 王纯说，在肿瘤科室观察到的是人生百态。面对癌症，不同患者和家属表现出的状态大不一样。有些患者是家里人骗来的，一直试图瞒着他们。“因为每个病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家里人也许不希望告诉他，这需要一个过程，我可千万别一下捅了娄子。”有些病人的病拖得比较长，“我看到过子女抛弃老人的，但是没见到过父母抛弃孩子的。那些六七十岁的病人，老伴基本上不离不弃。三四十岁的夫妻就不一定了，有些人已经在外面找好了人，对伴侣非常冷酷，病人离去时很绝望”。这也是王纯觉得中国不适合推行安乐死的原因，那些被亲人抛弃的人，如果有安乐死制度，很可能会被迫安乐死。 看着窗外有些污浊的空气，王纯忽然提道：“如果把古人放到今天的环境里，你说他能生存吗？”虽然基因的变异是导致癌症的主要因素，但是“癌症是个古老的疾病，人们从6500万年前恐龙的胸骨里发现了癌细胞。从几万年前到100年前，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化不是很大。这100年间环境急剧恶化，人的基因也可能受到一定影响”。王纯接触到的因工作环境致癌的例子不少，夫妻癌也呈现上升趋势，“这就和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相关了”。癌症的发病又有滞后期，一二十年种下的种子可能今天才爆发。那么如果我们还不注重环境和生活习惯，今天种下的种子就决定了我们几十年后面临的疾病状况。 一个打扮时尚的中年女子，一身紧身的黑裙走进了王纯的办公室。“你别让我稀里糊涂的，我这样的一般还有几个月？” 王纯：“短的只几个月，长的可不好说了，我有一个患者，今年是第七年了。” 病人：“那常规的呢？” 王纯：“几个月。你现在多久了？” 病人：“一年半了。” 王纯提高了声音，“那说明你突破常规了，不受几个月的限制了。我不是说了，我的病人有过了7年还活着的吗？” 这是一个51岁的乳腺癌患者，做了手术后，于去年4月份发现癌细胞脑转移。待到病人离开，王纯说：“她在这里见过各种病，我骗不了她。不过实际上我还是在骗她，往最好的情况说。实际上，她随时都可能离去。”但是王纯永远告诉病人最乐观的消息。“生命的意义，不是医生能够宣判死刑的。” 记者：吴琪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