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庙堂到江湖：御医世家的感人故事

从庙堂到江湖：赵氏御医世家的故事

回忆父亲赵文魁

先父赵文魁（一八七三年——一九三三年）字友琴，祖籍浙江绍兴，至先父时已居住北京九代矣，皆以医为业。从高祖父起即入太医院供职，先祖父赵永宽为光绪前期御医。先父为光绪后期御医，宣统初年升任太医院院使，后奉旨受賜头品花翎顶戴，总管太医院，兼管御药房、御药库事务。

先父自幼聪敏好学，在先祖父指导下遍览诵医学典籍，焚膏继晷，三更不辍，凡《内经》、《伤寒论》、《金匮》、《本草经》、《脉学》、《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莫不背诵如流。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先祖父病故，先父刚满廿岁，医学基础已相当坚实，遂入太医院医学馆学习。由于基础好，加之学习刻苦，历次例试名列前茅，故能脱颖而出。十余年间由肄业生，而恩粮，而医士，直到吏目。

这期间，先父除了刻苦攻读、博览群书之外，还特别注意虚心向众御医前辈学习，常常侍诊左右，代为录方，先后从师十余名，特别是前院使庄守和、张仲元和前院判佟文斌，医术精湛，先父受益甚多。由于先父虚心好学，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因而学业大进，经验日富。

至光绪末某年春，那拉氏（慈禧）游东陵，感冒发烧，当值御医朱元臣因故未能到班，先父即应召进诊，仅一副药就烧退病愈，慈禧大喜，遂破例提升先父为御医。按清制，由吏目晋为御医，必须当御医有空额时才能选优递补，一般非年老阅历深广者很难晋级。

而先父擢为御医时年仅三十余。宣统继位后，又晋升先父为太医院院使，主持太医院事务；癸亥年，奉旨受赐头品花翎顶戴，总管太医院，兼管御药房、御药库事务。考清二百余年间，各朝钦定太医院院使品级最高不过正四品，光绪年间，院使庄守和受赐二品花翎，已属殊恩，领头品花翎衔者惟先父一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北京中医学社成立，先父被推举为名誉社长。宣统出宫后，先父悬壶京都，堂号“鹤伴吾庐”，家居北池子。除前清王公大臣和王府遗老遗少时常邀诊外，先父主要为一般市民诊病，如有重病不能前来者，即亲自前往诊视。

先父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不问贫富，一视同仁。先父尝自己配制成药，如玉枢丹、通关散、控涎丹、西瓜霜等，以备不时之需，并常常以之施送病人，分文不取。

先父行医生涯，前半在清宫供职，后半出宫行医，前后医疗风格大不相同。

先父临证强调四诊合参，必察脉、色、舌、症，而四诊之中，尤重脉诊，从诊脉以求病本是其所长。先父自光绪十六年入太医院，至宣统一九二四年出宫，在宫中行医三十余年。身为御医，为皇上、皇后、妃嫔诊病，岂容抬头正视，更不得随意发问，只能凭诊脉断病。御医为皇上等诊治疾病、书写脉案有固定格式，每云：臣某某请得皇上（或后、妃），左脉如何，右脉如何，主何病症，为何病机，立何法则，处何方药。若稍有差池，后果便不堪设想。故为御医者，莫不精究脉诊。

然而，先父的医术在宫中并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因为帝王后妃及王公大臣，平日生活奢侈，养尊处优，所患不过伤风感冒、伤食积热，甚则无病呻吟，以求调补而已。

观先父宫中医案，立论平正，立法周全，组方轻灵严密，多是疏风清热，舒肝解郁，健脾开胃，宣肺化痰，乍看似属平淡，然方方煞费苦心，此皆宫中环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至宣统出宫，先父悬壶京师，每日患者盈门，疑难重症甚多，先父方乃犹鱼得水，尽展其技，一反宫中平妥之风，而用重剂、峻剂取效者多矣，且以善治温热疫疹而闻名京师。

二十世纪初叶，北京地区瘟疫流行甚烈，经先父治愈者不计其数，因而在治疗温热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凡温热病，莫不由内热久郁，复感温邪，内外合邪，故为高热，甚则神昏。虽然高热如炙，切不可因之而专进寒凉，因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故先父经常以此谆诲门生弟子：邪在卫分，必当清疏，表气闭遏，.当先治表，热在气分，始可清之。

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初，京都痧疹（即猩红热，又名温疹、烂喉丹痧） 猖獗。每日来诊邀诊者有数十人之多。先父莫不精心为之诊治而收效甚佳。其时医界已知疫疹乃燥热之疫，辛温非其所宜，因而专用大剂甘寒清热之法，或纯用甘润增液，甚至有以攻泄而致误者。

先父治法迥异一般，凡治疫疹，每先宣清疏解，次则清气凉营为主，少佐宣透之品以清热透邪，终以甘润滋养而收全功。他认为：治疹乃热邪于内，营热自内达外，故发则高热神昏，面色紫暗，皮肤疹痧为丹，咽部红肿溃痛，舌红起刺，状如杨梅，一派热极郁伏之象，此时若单用宣发之品则热必增重，若纯用寒凉清泄则热邪郁而不开，也难以将伏热引导外出，故必须清宣并举。

若是神识不清，秽浊蒙蔽，必用芳香逐秽，以开其闭，热闭心窍则用安宫牛黄。热伏血分，致温疹内闭不出者，必参以咸寒甘寒，破结化瘀以透疹，甘寒清滋以养阴。温疹后期，热势已衰，营阴大伤。必甘凉滋润，以善其后，恐其死灰复燃，或阴竭不复而遗后患。

先父日夜应诊，出入于病家之中，阐明禁用辛温发表之理，主以重剂石膏辛凉清解，使当时的卫生局发一禁令，凡治疗猩红热的处方中犯有麻（黄）、桂（枝）、羌（活）、独（活）等辛温发表药者，一律拒绝服药。这对于避免误治起了很大作用。先父本来体质甚佳，然日夜过劳，竟身染疫病，以致早逝。

先父一生笃嗜医书，收藏宋、元、明、清之原版医书甚多，日间应诊，夜来诵读。每逢三夏日丽，必将全部医书晾晒于庭院，以免虫蛀。原拟晚年著述，不幸早逝，卒未成书，仅留脉学手稿一部，名曰《文魁脉学》，现已整理出版。

先父博采众家，学验俱丰，师古而不泥古，在脉学、温病、杂病等多方面有独到见解。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必须打好基础，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学起，不仅要求熟读背诵，而且要能结合临床深刻体会。多实践，锻炼望、闻，问、切的功夫，重视继承前辈经验，“老师指一点，自己悟一片”，勤学苦练，精思熟虑，方能更上一层楼。这些教导，我时刻铭记在心，实践一生，想必也能对有志于中医的后学者有所裨益。

延伸阅读

赵绍琴先生的家学、师承与医学实践

恩师赵绍琴先生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冥冥之中，先生熟悉的身影犹在，所经所历，宛如昨日。

我自一九八四年起从学于先生。那年春天，先生给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讲授温病学，不用教材，也无讲稿，娓娓道来，不少内容却是书本不载之要诀。我深深为赵先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所折服，课后径直到门诊请求随师临床学习。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他破例收下了我这个编外弟子。

从此，目睹他起沉疴，愈顽疾。每逢应诊，先生正襟危坐于中，诊脉、察色、验舌、指证，有条不紊；论病、立法、处方、遣药，一气呵成，诊毕，朗朗口述，阴阳顿挫.，弟子们洗耳恭听，精心照录；病人满怀期待，静候于旁。

跟从先生的所学与所得，无不体现着中医学术与中医文化的润泽，令我受益至今，而追溯这些，须从先生的家学与师承说起。

对于清宫医学档案有过精深研究的陈可冀院士有言：“著名中医药学家赵绍琴教授生于三代御医之家，学验俱丰，《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了临床经验累积和传承的重要；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赵绍琴老作为国手之后，御医传人，又曾师从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可谓学有渊源。我所整理的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中就收录了部分赵文魁先生的宫廷医案，共有三百二十个诊次，约八九份较完整的医案，其中有光绪帝、瑾妃的二百三十诊；宣统的四十三诊，其他后妃、格格、太太的四十七诊；每份医案少则一诊，至多十四诊，平均三.六诊，病症即或痊愈或减轻，其取效之速，不愧为御医国手。”

传承前贤，创新发展，正是赵绍琴对中医药学的两大贡献。就传承而言，先生的条件得天独厚，其父文魁赵公是清末皇家太医院院使、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中医学社首任名誉社长，医术精湛，冠绝一时。

先生一九一八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育英小学、育英中学、国医专科学校。自一九三四年起父亲去世后，即承父业，成为了赵氏家族中唯一的医学传人。

独立行医之后，赵绍琴并不满足于家学，而是继续从学于京都医学名家韩一斋、瞿文楼、汪逢春。可以说，先生不仅是御医传人，亦是京都名医传人，对先生影响最大、督导教育最勤的这三位师长皆为当时誉满京城的岐黄髙手。

瞿文楼（一八九一—一九五七），名书源，清末太医院医学馆第一等第一名毕业生，曾任清末太医院八品吏目，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卫生部中医顾问。

瞿师是文魁公之门生，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四年受文魁公之托教授少年赵绍琴习医，当是先生的启蒙老师。瞿师曾亲笔正楷书写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含小注），教少年赵绍琴背诵。后来，先生效法瞿师，也以工笔小楷书写《内经．素问》，并通篇背诵，连唐代王冰的注文竟也成诵。直至晚年，先生对中医经典著作《素问》、《濒湖脉学》等，仍能诵背如流，中医之童子功有如此者，令人惊叹。

韩一斋（一八七四—一九五三），清皇室御医，功力深厚，医技超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初，赵绍琴曾随韩一斋侍诊，抄录方案底簿，每日下午半天，从不间断，积得医案数十册。

韩师之医案颇有御医遗风，医文并茂，案语简洁明快、工正对仗，先生视为珍宝，悉心收藏。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工作之暇，曾整理韩师医案，结合自身体会，酌加按语，勒成一部，名曰《韩一斋医案》，原准备付梓，孰料十年动乱突至，书稿被抄，不知去向。

先生家藏历代医书，兼有善本秘籍、古玩异宝，皆被洗劫一空，先生对此俱小在意，唯独对《韩一斋医案》的丢失念念不忘，以为未能为韩师保留其精深医术之临床资料，为此抱憾终生。其实，韩师的临床绝技已由先生传承发扬光大，韩师的“治肝十法”也由先生整理而传世。

汪逢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名朝甲，系名医艾步蟾高足，有南派医风，壮岁携技来京，即拜于赵文魁门下，后悬壶京城，与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并称北京四大名医。

赵绍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侍诊汪师学习临床。汪师早年曾执师礼拜谒文魁公，对先生青睐有加，悉心教授，恒以师弟相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汪师组建施诊所，由众弟子轮流值班应诊，免费为贫穷患者诊病，欲委任先生管理诊所事务，一些年资较高的弟子颇有微词。

先生当时年轻气盛，难忍委屈，托病在家。汪老师亲往探视，开方疗疾，翌日又修书一封，婉言相劝：“绍琴师弟：昨午浴后，精神爽适，顺道至尊宅，明窗净几，室小而洁，余暇读书，诚佳境也。且尊居僻静，远世尘之气，更显清雅悠逸。余已年力就衰，所恨者少读书耳！明年花甲，拟将浮俗之事减少，与同学共同研究医学，考究经典。老而思学，不知此愿能达到否也！古人云：骄下者必谗上，利人用必为人所用。此乃千古不易之道。无论科学发达，凡属人类，必须理此道。帮离道必亡，人离道必败。弟当细味斯言，埋首自忍。……”，殷切之情跃然纸上。

先生大为感动，珍藏此信数十年以励志，不敢稍有懈怠，直至晚年讲述当时情景，依然感慨良多。汪老师擅长治疗湿热病，其精心妙术，已由先生传承而发扬光大。

一九四〇年前后数年之间，先生以临床跟师学习为主，上午随汪逢春侍诊，下午随韩一斋侍诊，晚上则携一天抄录的处方底簿找瞿文楼请教，由瞿师对医案逐个评析解说，由此获益甚多，学业突飞猛进。一九三九年，先生在北京卫生局考取执照，正式开业，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间，在救济医院任内科医师。

一九四五年，先生与吴静芳女士结为伉俪。吴女士一九二〇年生于北京，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崇光女子高中，一九四五年肄业于中国大学，婚后亦随先生跟从瞿文楼学医，同时从事门诊工作，生前为北京中医医院教授、主任医师。他们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切磋医技、治病救人。老一代中医前辈里，夫妻二人皆为当代名医者实属罕见，其杏林佳话永留人间。

集家学与师传于一身，复经六十余年临床实践，赵绍琴先生在学术上有所发展而自成体系。他临床长于诊脉，得其父脉学造诣之精髓，观色、察舌、聆声，四诊合参，见微知著。同时，精于用药，处方药味少，分量轻，疗效好，有“平正轻灵”（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语）之誉。一般处方不过六七味，却能立见功效。

先生友人之妻旅居美国，因产后尿潴留住院治疗半月余，花费美金逾万，不得已向先生求救。先生口授一代茶饮方，病人如法用之，数日后痊愈出院。救治急重危证亦乃先生所擅长，在病情凶险之时常有敏锐决断，从而争取抢救时机、力挽狂澜，这方面亦颇有其父风范。

六十年代初，八十岁高龄的原中国画院院长王雪涛患重症肺感染，高热神昏，一日下数次病危通知，先生应家属要求会诊，用温病透热转气之法，使患者迅速转危为安。

先生恪守中医的传统和特色，同时追求中医学术发展和创新。他所提出的“温病卫分证不可言表、不可解表，只可辛凉清解”的观点已被全国统编教材所采纳.，关于脉学的真知灼见，提出四部诊脉法和新八纲领脉分类法，是对传统脉学的新发展；先生晚年全身心地致力于慢性肾病的临床研究，独创以凉血化瘀配合控制饮食和运动锻炼的综合治疗方法，救治了大量难治性肾病患者，甚至一些血液透析者和肾移植后发生排异反应的患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中医传统中，历来就有对医德的重视。先生心存仁慈，常教诲弟子：“病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应以真情相待”。每逢应诊，患者总是蜂拥而至，候诊费时颇多，遇有急、危、重病患者，或老、弱、残、幼者，先生必定关照他们提前就诊；时有腿脚不便、高龄、或病重不能上楼者，先生必亲自下楼为其诊脉；而每当有重病患者乘车前来，或就诊适逢雨雪交加，先生唯恐患者受累，总是亲自到车中为其诊治。

现在，中医传统养生之术为大众所乐道，以弟子的观察与了解，赵绍琴先生并不刻意养生，其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其豁达与公心。

在文革前，先生就因曾在解放前为杜聿明诊病、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医保健医师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中更是屡受冲击，仅被抄家就达三次。家中珍奇异宝、善本医书被洗劫一空，而先生竟能泰然处之！

一九九〇年，两部（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一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达文件，在全国开展老中医药专家师带徒（学术继承人）工作，文件明文规定，每位老中医药专家可以带一名子女为自己的学术继承人。

先生有二子一女，皆为中医药工作者，全符合师承条件，他完全可以从子女中选一位。但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严格按照遴选标准，在学生中选择了王洪图教授和我。孙思邈所谓“于名于利，无欲无求；于非名非利，亦无欲无求”的至高境界，赵绍琴先生当之无愧，而不因循从俗、不囿于门户之见，将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扬置于首位，亦是先生与其前辈师长的共识和他们一生的作为。

【本文摘自《紫禁城》2013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