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讲过：“上工治国。”范仲淹也讲：“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与国家其实是一样的。明白治人之道就能懂治国之道。《内经》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心好比国家的君主。君主贤明则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自然昌盛。同理，一个人心脏功能好自然健康无病。那么如何令君主之官贤明？心藏神，治神则能令心贤明。《内经》治神的最高境界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同理，治国之道在于无为而治。不扰民，不与民争利。但现代中国则反之：多立繁琐机构，巧立名目剥削人民，那有什么贤明？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心脏不贤明，接着来的就是中风，身体闭塞不通。同理，君主不贤明整日享乐不理政务，让权奸当道，很快就亡国。历史上有几次宦官外戚专权朝代就这样灭亡。心君昏庸，就会有人民造反，自立一方为寇。这就是癌症的由来。癌细胞本来是身体里的正常细胞，因心君昏庸，就变异为癌细胞造反。庸医不明原因，不顾一切杀死癌细胞。结果是“东边不亮西边亮”而且残暴镇压反而引起更大的愤怒，引起更多的良民造反，国家很快就灭亡。只有良医才认识到根本在于君主的昏庸，只有令心君清明才能治愈癌症。心君所以昏庸在于放纵自己的欲望，在于怨恨、憎恨。从根本上是心病，所以只有王凤仪之道才是治癌症的根本之法。火神派的壮君主的阳气毕竟是外力来助，未必能唤醒那昏庸的内心。

        君主昏庸之初，百姓怨声载道，这些怨声就好比人身体的疼痛。人们得了这些疼痛不去反省自己的过失，而去求外力，庸医投其所好用止痛药甚至阻断神经打压这些痛楚。结果就会造成良民造反，癌症爆发。观看现在人民怨声载道，但是官员却粉饰太平，打压上访者的声音。慢慢就会造反。

        肝者，将军之官，好比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用于抵御外敌。肝就是一个人的抵抗细菌病毒的主要器官。但是如果国家的武装力量腐败，不对外而专门镇压人民。好比人身体的肝实证，肝实则生火，出现上火或游走性疼痛。肝实是由肝虚慢慢转变而来。就像一支军队不能抵御外敌，慢慢就只会欺负自家人了。那么军队为什么出现腐败呢？一、不按时训练。肝经行于丑时，熬夜引起肝不能休息，自然抵抗力差，容易引起细菌病毒感染。那也罢了，外感时只需要补肝，用麻黄、桂枝、大青龙汤（辛味补肝）就可以将外邪赶走。但是现在庸医竞效仿日本入侵东北三省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用抗生素压制肝的抵抗，结果国家慢慢沦陷。军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专打自己人，这就是肝实了，在人会发生急性白血病。二、滥用药物、酗酒引起肝脏衰弱，麻醉军队的意识，久而久之就敌我不分了。三是君主的昏庸，命令军队压迫人民。相当于经常生气，负面情绪积聚多了就会浑身不舒服。四、三军未动粮草（脾胃）先行。要想军队强大，抵御外敌，粮草是必要的。粮草一空，就会溃不成军。无粮草时，军队只有烧杀抢掠，自己人害自己人。很多所谓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这种原因来的。

        脾胃者，仓廪之官，好比一个国家的经济，经济强大，人民才会富足，同理，脾胃消化功能好，身体才会强壮。经济强但是贫富分化悬殊就好比糖尿病患者。身体本来要供给的能量被浪费掉，就会越加渴望财富，然后越来越瘦。在恶性循环中人民就会饿死。这就是糖尿病足的来源。譬如通货膨胀，无论加印货币还是提高物价不过是像西医那样使用降糖药而已。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开仓济民，才不会饿死人民。血糖好比金钱，四肢好比平民。血管相当于官员（因为跟君主最接近，能传达君主的意志。）血管不愿意将钱供给四肢。四肢慢慢就会坏死。所以治疗糖尿病的根本大法在于令血管输送养分给四肢的功能恢复。这个其实就是三焦的功能。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国家病得不轻，出现肝实证、糖尿病、风湿病、高血压。病入膏肓，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