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复兴 此其时矣——读《中医复兴论》引发的思考

梁知行

中医复兴  此其时矣——读《中医复兴论》引发的思考

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匡萃璋

　　读了李致重先生著《中医复兴论》（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一书后，不禁抚卷沉思，感慨系之。李先生在该书“后记”中两次提到利玛窦，笔者即借利玛窦为话题，抒发一点感想。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10年（1582年）来到中国，1601年定居北京，1603年“畴人宰相”徐光启受洗入教，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就此揭开序幕。其时中国的传统科技正处于鼎盛的大综合时期，《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这四大科学名著体现了地理学、医药学、工矿学、农学各领域的最高成就。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利玛窦传来的西学是充满自信地虚心向学的。徐光启评价西学说：“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穷巧极妙者……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又推崇《几何原本》说：“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行囿，百家之学海”。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先后吸收耶稣会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参加，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写，使其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天文历象的百科全书，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诏西法果密……通行天下。会国变，竟未实行。”其时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科技从容吸纳的胸襟与视野，都无愧于汉、唐盛世。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与科学是充满自信的。
　　只可惜，明、清嬗代的“国变”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势受到削弱，入清后，虽然康熙皇帝个人对西学颇感兴趣，却从未想到将西学推及士人，甚至也未传之子孙。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华耶稣会停止活动，中国士人回到文献考据的故纸堆中，天朝在盛世升平中“蛮貊四夷”。孰料六十五年后“英夷”就以其坚船利炮叩关虎门。自1840年开始，西方文化就以殖民侵略的强权方式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攻，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气氛与明末的平和、平等相较已大异其趣。起初，“天朝”仍然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而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甲午战败、“一战”“战胜”竟两蒙奇耻，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才终于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传统作最后的决裂。
　　在与传统文化的沉痛决裂中，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道统、礼教、科举等重重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国势已亟，救亡不暇，在一片焦虑与惶恐的氛围中，知识精英们几欲将“腐朽落后”的传统文化连根拔除。比如，语言、文字原是文化的最根本的基质，而“五四”精英中的不少人却欲将汉语、汉字一并废除而代之以“世界语”。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中医受到胡适、丁文江等精英的笑骂自不足为怪，甚至鲁迅先生也有一段沉痛的名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倘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它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踏倒它。”其时，与中医一同受到鞭笞的还有京剧，可见“汉家”的语言、文字、科学、艺术事事不如西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已丧失殆尽，只剩下黄皮肤黑眼睛如何“改良”了。联系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三十年代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事件，就毫不足怪。
　　中医的未被废止其实并非由于中医人士的抗争，因为当时中医除了强调“有疗效”而外并不理直气壮，正如胡适所言：“西医知道病因，治不好病，是科学；中医能治好病，不知病因，所以不是科学。”一句“不是科学”已将中医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只不过由于当时“新医”尚未发展壮大，暂留中医自生自灭而已。
　　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主席并非医师更不是中医，作为一个革命导师与政治领袖，他的论断实际上反映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救亡图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重新确立起自信。据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举措唯一不反对的，就是这“保存中医”一项，可见此举的“非政治”的文化性质。
　　中医界最爱用“枯木逢春”一词来形容五、六十年代的境遇，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所）、中医医院相继成立，西医学习中医班开办，中医进入综合性医院……一派欣欣向荣气象。但时过不久，许多中医老专家心底又有“花繁木茂非我春”的落寞，因为中医学院、研究院、医院、中医学院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中医科研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姓中”令人生疑，中医学术是繁荣了还是变形了、异化了、萎缩了也令人生疑，于是又有人企图探究其间的原因，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就费了许多篇章来进行分析。
　　应当看到，文化自信的重新确立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文化的自信还不能等同科学的自信，当毛泽东肯定“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需要“发掘”、“整理”、“提高”的时候，以什么为方法（或工具、或武器）就成了关键的问题，这时毛主席将目光投向了掌握现代科学方法的西医，于是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并期望从中产生几位“理论家”。这正说明，毛泽东虽然肯定中医之“用”却未承认中医之“体”。以现代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实际上是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主张恰相颠倒，在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被光绪皇帝奖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的时候，严复批驳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建国以来中医工作投入大而产出少，愿望好而收效差，事与愿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西医之体，致中医之用”。因此，笔者以为，必须打破“科学一元论”和“科学霸权主义”，重新认识中医“传统科学”“整体科学”之“体”，重新确立中医学的科学自信。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与文化共生的，有传统文化就有传统科学，中西方莫不如此，希波克拉底医学、吠陀医学、中医学同属传统医学。中医讲“五行”、西方讲“气、水、火、土”，何其相似乃尔。西方数学有毕达戈拉斯学派、西周有“畴人子弟”，初无高下之分。须知，人类智识发展之初，都是（而且只能是）从整体联系出发来认识事物的，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各组成部分之和”，老子“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表述的都是整体方法的真理。只有当人类的智识经过千百年的发育和积累之后，才能进入分析、还原的认识阶段。这就是弗朗西斯·培根踵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之后撰《新工具论》的道理，也就是培根被尊称为现代实验科学鼻祖的道理。培根说古代“预测”方法所获取的知识是不可靠的、只有“归纳”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但未闻培根以“科学”为一已专利，更未闻培根斥亚里士多德前辈《工具论》“不是科学”或“无科学”。
　　现代科学是孕含于传统科学中的胚芽，在传统科学积淀的丰厚土壤中，经文化、经济、社会诸多条件的共同孵化而诞生的，它的“还原论”方法具有“整体论”方法所不可此拟的强大生命力。于是现代科学的蓬勃生长使传统科学的各个分支迅速被取代，唯有中医学一枝独存。中医学能孑遗至今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人”具有最大的整体性，而这种“最大的整体性”恰恰是“还原论”方法的“盲区”。其次，临床疗效正反两方面的检验不断修正着中医发展的轨迹，使中医学在理论合理、实践有效的坐标中扩展成一个庞大而实用的理论、技术、社会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学之“体”得到了最充分的发育，中医学之“用”不但为其它传统医学所不可比拟，甚至也不为现代医学所能替代。这就说明，整体论的传统科学与还原论的现代科学是两个层次、两种属性的科学，彼此不能相替代，彼此不能相否定。
　　中医学之“体”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天人合一、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认识论（物我一体、主客交融、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方法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五行生克制化），逻辑学（辩证逻辑：包容矛盾、容中而不排中、矛盾转化——此也一是非;彼此一是非）。由此发展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八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藏象、气化、经络）和物化体系（中药、方剂、针灸），以及社会体系（流派传承、药品产销）。唯其“体”强，方能“用”宏。由此可见，要发展中医就必须承认在现代科学之外还有传统科学，传统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观、方法论都具有目前现代科学所不能包容的真理性，因此中医学体系也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目前还不能包容的科学性。
　　《中医复兴论》所谈到的“百年困惑”，实际上是中医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随势浮沉的轨迹：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势下，有“中西汇通”“衷中参西”说;在“打倒孔家店”“救亡图存”的大势下，有“废止中医”“中医救亡”说;在“救亡图存”任务完成的大势下，有“伟大宝库”说；在“现代化”的大势下，有“中西医结合”“新医药学派”“中医现代化”说。中医学随波逐流，不能自主自立的“困惑”令人三叹！
　　李致重先生家学渊源，精研经典，对中医学之“道”与“体”体味真切，故能在当前“中医现代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世界中医热”的“繁荣”中独存一份忧虑、真知与孤独。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研究、分析、探讨中医学术与事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与隐忧。“含辛茹苦，发为文章”，虽然这些文章与“大好形势”不太同调，但他的冷峻与洞察是令人深思的。而他对中医的热爱与钟情正深藏在这冷峻与孤独之中。唐人诗谓：“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李致重先生不沉浸于这份幽怨，而是奋然以中医复兴为已任，这种勇气与责任感更令人钦佩！
　　“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历史就在“大势”中激荡前进.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现代化的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必将能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与科学自信面对灿烂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中医同道更应该率先“强传统之体，弘中医之用”，使中医学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发展，使中医的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笔者敢于满怀信心地说：中医复兴，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