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京城最大假药团伙:制售假药比贩毒利润大

梁知行

京城最大假药团伙 躲在别墅里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路琰

　　“制售假药比贩毒利润还大！”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刑侦支队队长康涛在整理案卷时不住地对记者感慨。

　　2010年1月21日，北京市10年来最大的假药案在宣武区法院开庭审理，李治国等4人因销售假药945万余元，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起诉。检方根据该团伙销售账目统计发现，共有1.7万余人购买了他们的所谓特效药。

　　2月26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马连道南街6号院的华睦大厦。这里曾是李治国的办公地之一，记者乘电梯上到大厦8层，发现这里早已换了新主人，大厦保安也对当初的情况没什么印象。

　　说起这起特大制售假药案，连办案人员都好奇：初中都没毕业的李治国，究竟用了什么“高招”，让那么多人心甘情愿掏出血汗钱……

　　化名“李杰”卖假药

　　“不知道，这事跟我无关。”1月21日庭审时，32岁的李治国看似镇静，他用一种舒服的姿势坐在被告席上，靠着椅背，仰头看着法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甚至替自己辩护：“我没出资成立公司，没组织人参与，也没买杨艳丙(本案另一被告)的假药，”然后不时回头看看旁听席上的亲属，“我觉得我没犯罪啊。”

　　警方对李治国的调查取证确实不易，从开公司到卖假药，李治国一直用“李杰”这个假名，连他的下属都是在案发后，才知道老板的真实姓名；更有甚者，都在公司干了两三年，还不知道有李治国这么个人存在。用经验丰富的刑侦队长康涛的话来说，李治国“反侦查经验十分老到”。

　　李治国没读过多少书，初二就退学，在老家湖北天门干农活，4年后，到北京闯荡，靠替人打工做装修谋生。2001至2004年间，李治国不再当装修工人，也没人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之后，他以“李杰”的名字伪造了假户籍和假身份证，从此便化身“李杰”。

　　2006年，李治国开始带着天门老乡李彬销售药品。两年后，他向另一个老乡借来身份证，在北京市丰台区注册了杰诚天下商贸有限公司，自己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并委派李彬分管公司财务及药品的货源运输、配货。李治国慢慢铺开网络，正式走向制售假药的“职业生涯”。

　　身为团伙“核心人物”的李治国，平日里并没什么派头，他住在普通的居民区，穿着随意，有货送到公司楼下，他会和工人一起扛着箱子上楼，周围的邻居没人了解他的真面目。

　　作坊加工、电话直销、异地发药

　　无业人员杨艳丙，是李治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负责生产假药。按李治国的要求，2007年6月，他在通州区上营村租下一个平房院。在配齐了生产假药所需的毛刷、刀子、筛子、纱网、空胶囊、空药瓶、中药粉末、装胶囊的两层有机塑料板及一种名为优降糖的西药后，他们的“生财计划”便正式运转起来。

　　每次，只要李彬等人发来订单，杨艳丙就会忙起来。他先把优降糖压成粉末，随意混入中药粉末，再用筛子筛掉其中的大颗粒，将这种混合粉末撒到有机塑料模板里，上下一合一压，一排胶囊就制成了。之后，杨艳丙会将胶囊装入空药瓶，贴上商标，连同说明书，装进李彬提供的药品包装盒。他们给这种“药”起了5个不同的名字——络维胰、胰速康、协和降糖灵、活力素、糖必康。

　　为打开销路，李治国专门拿出数百万元资金制作药品广告，不但吹嘘其由正规厂家生产、对久治不愈的糖尿病有“特效”，还打出“协和”字样，使不少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些广告不仅出现在多家省市级报刊上，还在国内多家卫视台播出，时间锁定在中老年受众集中的早间时段。广告无一例外都用醒目的字体标出热线电话，以引导感兴趣的消费者咨询或购买，电话的另一端，则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话务销售员。

　　“您好，我是中医研究院(或协和降糖灵订购中心)的××大夫，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李治国喜欢招外地卫校刚毕业的学生当话务员，一来，他们急于找到工作；二来，他们有基本的医学知识，接电话时不易露馅。上岗前，所有话务员都要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话术”培训，内容包括糖尿病常识、公司所售药品功效、订购流程等。此外，他们还针对顾客可能提出的不同问题接受特殊培训，比如，若有顾客投诉药品无效或服后产生不适反应，他们得解释说，这是正常现象，并推荐其服用另一个牌子的药品……

　　通过“话术”培训，普通话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专业研究机构或权威医院的主治大夫，一面假意了解顾客病情，一面借机推销药品。他们总是声称，最近新研制出一种药，对糖尿病的康复具有特殊疗效，患者能在不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康复，且只需花很少的钱，以此引诱患者掏钱买药。

　　一旦电话推销成功，话务员会将客户的联系方式和订货单交给物流部，由他们从正规邮局发货，货款则采取到付的方式，由邮局代收。这也是李治国聪明的地方，如此一来，他不但能借用国家邮政的渠道发货，还能增加消费者的信任感，一举两得。

　　按照相关规定，通过邮局寄送的药品须在寄送前开箱接受检查。为了不露马脚，货多时，李治国会包下一整个邮政包厢，以享受免检待遇，减少风险。药品批量小、不够一个包厢时，他宁可到检查不那么严格的外地邮局寄送。李治国还有个窍门：外地患者买药，就从北京发货，北京本地患者购买，则到河北去寄送，这样一来，即便北京的患者到有关部门举报，也难查出寄送的地址。

　　涉案人员有100多人

　　在李治国公司工作的许多话务员，最初并不知道公司的生意有猫腻，可干了几天后，就察觉到不对劲：有心者将公司所售药品的生产批号拿到网上一查，发现它们都是假药。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此进行举报。负责审讯的警官告诉记者，这些年轻人刚走出校门，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在李治国的公司里卖药，按销售数额拿提成，多的一年能赚十几、二十万元，自然舍不得放手。

　　不过，李治国的马脚还是露了出来。

　　2008年9月，北京市药监局的工作人员监控到内蒙古电视台的一则“协和降糖胶囊”广告，广告中频繁出现的“见效快，无任何毒副作用”等字眼，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在查询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数据库后，监察人员发现，根本没有该药品的相关信息。他们于是假扮患者，定购了3盒“协和降糖胶囊”并送至北京市药品检验所检验，结果发现，该药中非法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格列苯脲等具有极大毒副作用的化学药物成分，持续服用，不但会耽误病人的最佳治疗时间，严重的还可能导致肾衰、心衰以及循环系统衰竭。

　　同时，药监局还发现，北京市有一个特大制售假药团伙，先后在内蒙古、山东、吉林等地新闻媒体刊登广告，并在京制售此类药品，且药品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批号及名称均系虚假伪造。

　　2009年2月，北京市药监局将情况通报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很快，分局抽调300多名民警组成了专案组，并对初步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全天不间断的取证。经过两个月的调查，侦查人员发现，该团伙将制售假药的窝点隐藏在丰台大溪地别墅、宣武区华睦大厦等10个隐蔽场所内，涉案人员达到100多人。办案刑警向记者介绍，盯人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几辆涉案豪车，经过对车主信息的追踪，逐渐掌握了该团伙核心人员——李治国、李彬、杨艳丙等人的情况，并最终在2009年4月14日，将149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巨额利润背后的“人命债”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制售假药的利润比得上贩毒，而相比贩毒，风险又小多了。李治国一伙人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他们制售的假药成本十分低廉。以每万粒胶囊500元、每个空药瓶0.35元、每60公斤中药粉末350元计算，每瓶药的成本不过1.1元左右。杨艳丙将这些药以每8瓶2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李彬，李彬再一转手，按“1360元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服用8瓶”卖出，前后一倒手，价格翻了近70倍。

　　看到利润可观，李治国将妻子、侄子都拉了进来，这一团伙很快发展壮大。每个核心成员都开着宝马、奥迪A8等豪车。李治国则开一辆保时捷，但这辆车和他并非形影不离，他常是住在某小区，却把车开进另一小区停放。

　　为了隐蔽和“安全”，他们彼此间单线联系，并将办公地点设在高档小区，甚至年租金50万元的别墅中。刑警杨洋告诉记者，这些社区严密的保安，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时只能装扮成送货工或送水工，才能混进去。

　　李治国一伙赚了大钱，却有人因服用这些假药送命。庭审中，一位姓王的女士讲述了她的惨痛经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电视上有关协和降糖灵的宣传，就从“主治大夫”那儿订购了一个疗程，希望能缓解十多年来一直受糖尿病折磨的母亲的痛苦。谁知，母亲第一次服药后就“差点过去了”。王女士赶紧拨打咨询热线，得到“主治大夫”的答复：“患者可能不适应，下次少吃点。”又连续服药两次后，母亲便一直昏睡，最终不治身亡。面对这些事实，李治国仍然大声辩称：“这不关我的事。”

　　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患者都是看了李治国在省市级可信度较高的媒体上做的广告，才开始买他的药，其中又以电视最为典型。这起危害严重的假药案，再次暴露了我国在电视购物广告领域的监管缺陷，国家广电总局曾于2009年年底出台《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和《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明确指出，严禁播出介绍药品等产品的广告和节目。相关政策已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