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迷宫：但见器官，不见人

梁知行

没有人知道红灯到底要亮到哪个程度，器官移植界才会停下来，而器官捐献这一唯一的绿灯却迟迟亮不了。王保田就被绕进了捐献迷宫

举债捐献之旅

17岁儿子的突然死亡将王保田拉扯进了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器官捐献之旅，为此他举债13万。

43岁的王保田，在北京承包了某单位的物业工作，月薪2000块。妻子在某大厦做保洁，月薪800块。一家人住在单位提供的一间6平方米的单房，在单车棚里煮饭，上公厕方便。父母和读高中的一儿一女在老家安徽阜南县。

他偶尔接点家装来养活这个家。19岁来北京后，他在工地干活。一次他在五楼接电线，不知楼下电闸开着，幸亏一楼有人果断合闸。命保住了，一道白色蜈蚣状的疤痕横贯他的右手掌。24年里，他两头忙活。供两个弟弟上大学、帮两个妹妹在北京开饭馆，在老家盖房。

此时，17岁的儿子王鑫突遭不测。去年11月4日，王鑫在学校上厕所后突然晕倒，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脑出血，刚推进手术室，王鑫的呼吸、心跳就停止了。

从北京回家的火车上，王保田听医生说要准备后事了，他立即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王保田曾偶然从电视中了解到我国器官移植界的困境。

100万尿毒症患者中，每年可获肾移植的仅五六千人，30万人终末期肝病病人中，每年仅1000人获肝移植。

技术不成问题，缺的是器官供体。王保田和母亲谈及王鑫的后事处理。他们都笃信基督教，愿意死后捐献遗体和器官，“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然而转入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输液后，王鑫“死而复生”，似乎恢复呼吸和心跳，脸红扑扑的。王保田知道这只是一种医疗安慰，儿子实际已死。自此，王保田进入捐献迷宫。

安徽省红十字会只接受死亡后遗体捐献。按现行死亡定义，人无心跳、呼吸停止后才算死亡。此传统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标准相悖。丧失心脏功能后，人体内其他器官会在极短时间因热缺血而功能衰竭。

王保田不知何处可接受器官捐献，安徽省红十字会让他通过阜阳的记者联系深圳红十字会。打了100个电话后，他终于找到深圳红十字会负责人高敏。

忙了一天，听高敏说可以接受，王保田的心踏实下来。红十字会的人告诉他，得通过合法手续才能捐献。王保田满口应承“只要可以捐献，一切按程序来。”

不料，一个远超过他想象的复杂捐献之旅在等着他。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李劲东负责接洽，向医生了解病情。

临床主治医生提醒王保田说，“王鑫还有微弱的呼吸。我们只能继续维持救治。”

阜阳市医院医生以为他们在走脑死亡的路，因而顾虑重重。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密切相关。在脑死亡时宣告死亡，心、肺才能移植，肝、肾等器官的功能也未受损。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脑死亡”标准，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13个国家还将其写进了法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器官移植界专家就开始呼吁国家出台脑死亡法，卫生部也屡屡促进。

脑死亡由一个神经科医生、一个伦理医生和一个非移植的专科医生就可界定，但实际情形复杂。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樊嘉说，医生们担心，为了取器官，可能会出现极端事例：医生放弃本来可以抢救的患者；有钱有势的人买通医生，事先跟“受害人”做好关系，人为造成事故。

三周后，王鑫情形依然，似乎成了植物人。按传统死亡标准和现代医学的脑死亡标准来看，植物人都是活人。但医生也暗示王保田，儿子已无抢救希望。

这期间，王保田成了主治医生和广东省红十字会间的电话转接员，光打给高敏的电话费就达400块。

王保田不想再继续耗下去，和妻子商量后决定马上签署捐献协议，“捐献出去总能救几个人。这一天天的，肾脏、心脏都没用了，一个人也救不着了。”此时，王家在北京借的4万，以及老家借的4万，王鑫学校捐的3万多已花光。

器官移植门前是非多，深圳红十字会坚持严格按部就班来。“我最怕有人说，我们看中了他的器官，跟医院合伙误导了病人。”李劲东说。

按现行法规，只有在主管医生明确的前提下，家属强烈要求自动出院、放弃一切治疗后，医院才可以停用呼吸机、药物。

王保田请阜阳医院对王鑫做了停机试验，暂时撤掉呼吸机，同时停止输液。3分钟不到，进氧饱和浓度和血氧浓度掉到60％以下，血压测不到，无自主呼吸。完成规定动作后，医生判定王鑫的心脏已衰竭，这才明确宣布无抢救价值。

耗时一个月零两天，王保田夫妇终于得以与深圳红十字会签署器官捐献协议，无偿捐献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

由于长时间使用大剂量的药物，王鑫的心、肺功能受损，前一天抵达的北京安贞医院医生评估后认为移植风险大，放弃全器官捐献。

至此，王保田尚欠医院2万多元，他不要李劲东照惯例勾销欠费：“就算倾家荡产、卖了房子，我也要还。”

但见器官，不见人

中山一院医生并没有告诉三名“中奖”患者移植器官来自王鑫的捐献。

我国器官移植界将器官质量分为三等：一等是活体器官，二等是死刑犯器官，捐献器官最次。虽然王鑫的器官经过了风险评估才取用，在谁都当自己是VIP的情况下，医生们不想多事，也不想病人背着心理负担上手术台。

一位没有全麻的肾移植患者注意着手术的每一个动静，绷紧的肌肉一度让王鑫的肾放不下去。术前，他已成为器官移植的资深知道分子。他唯一不关心的就是器官来源。

患者和家属都用二分法判断来源：不是自己找的活体器官，就是死刑犯的。

技术与时俱进，而我国器官移植的价值观指针还停在上个世纪。

从上世纪60年代发端后，器官移植起步异常艰难。

1984年有关部门规定出台，死刑犯尸体或器官允许被利用。80年代取器官得层层上报、批准。有医生回应回忆，到宁波、杭州取一趟肝，出动医生和医院领导五六十人。

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之前不存在器官短缺一说，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记得，那时肝脏没人要，肾器官很多，价钱相当于材料费，6000至8000元。之后，全国可做器官移植的医院超过600家，连广东虎门镇的镇医院都敢做肝移植。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随之器官短缺，死刑犯器官变成挖不尽的富矿。

国外等待移植的富人嗅到了生机，涌往我国。在国外，比如沙特等地的去美国做移植手术，交35万美金，信息公布在网上，平均等待500天。而我国费用在20万以内，等待时间不超过一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住院部俨然变成了国际俱乐部，沙特、以色列、韩国……2004年，其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25万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40万元。

彼时，意识到利用“自愿捐献”的死刑犯器官不妥的人，比“双色球”大奖得主还少。

2007年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开始实施。卫生部同时对器官移植实行准入制，全国600多家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只剩164家。

然而，一孽未锄，一孽又生。2007年最高法执行死刑复核后，死刑犯器官减少三分之二，民不告官不举的活体移植迅速蔓延。“以前活体移植占不到5％，2007年上升至15％－20％，2008年迅速超过一半。”何晓顺说。器官供给也随之国际化。广州某三甲医院的肾移植医生李锐（化名）听闻某越南华侨一批、一批地带越南人来广州卖器官。在一些医院，中介有专门的办公室，甚至有人挂上医院教授的名头。尽管严禁器官买卖的法规已赫然生效。

相反，规范却要付出代价。2008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严格审查，亲属关系要由司法系统的公证机关出据公证，就把患者送到了北方。“患者少了，江湖地位就下降。”何晓顺说。

在同济医院教授陈忠华眼中，死刑犯器官是器官移植界的毒品，而活体器官则是冰毒，一旦上了瘾，难以戒除。

活体器官移植本是陈忠华大力推行的，本意是让器官移植在血亲间进行，降低移植后的排异反应。亲属捐器官，费用几近于零，家境贫寒的患者也能打开生之门。

一些人却用中国式的智慧找到“钱途”：随便打一个办证电话，伪造身份证、户口本、公证书等文件，陌生人就眨眼变为亲属。为了经济利益，绝大多数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只是摆设。

移植医生的焦虑

王鑫捐献器官的三例手术中两例由主任操刀，一个是肾移植中心主任王长希，另一个是肝移植中心主任朱晓峰。

单纯的肝、肾移植，在各器官移植中心，一名普通医生就是熟练的裁缝。之所以劳驾两位主任，全因医院异常重视器官捐献。

“如果有正常的器官来源，谁愿意去搞那些陪吃陪喝的事？”王长希说。

王长希和朱晓峰平时的日程都排满了。有器官就得手术。器官通常晚上到，从晚忙到早，换肾平均两三个小时，换肝经常通宵。超过12点补10元，下半夜三点20元，做到次日早上六点补30元。

“我捡破烂，一个通宵捡30元应该捡得到。”朱晓峰说。10年来，朱晓峰连一天年假也没法休。手术使他与家人去马来西亚旅游的计划泡汤，交旅行社的钱拿不回来。有时中心其他人轮不过空来，他们还得自己去取器官。

并不擅长社交的他们还得随时与法院“沟通感情”。不然，别人“感情的天平”可能倾向别的医院。

“下辈子让我做器官医生，我不做。”朱晓峰无奈。

像樊嘉、何晓顺、王长希、朱晓峰等正处盛年的业务骨干，属于“积极入世派”，将自己的职业前景寄托在器官移植的规范发展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业务水平已超过国际水平，但要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有关移植临床的论文比较困难，主要是所做手术的器官来源会引起质疑。

而像李锐这样的“小鱼”则陷于深渊：内心痛苦，难以前进；退呢，只会做移植，不干只能改行。

令李锐深度忧虑的是，移植医生的职业生涯与恐怖片相仿。出差取器官，由于器官热缺血时间越短越好，为抢时间，车往往超速行驶。有医生护士就因此出车祸而死。一般医院还没给医护买人身意外险。某夏天在深圳，李锐和几个同事只能蹲在水泥地上取，穿着防护服更像架在炉上烤，又紧张、害怕，半个小时后，他们全部脱水。

中间还穿插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河源一个女孩做肾移植已经花了几十万，术后肺部感染，要上呼吸机，声称回家借钱的父亲再没回来，用不了药，李锐只能看着她死去。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病情还未到终末期，为了做活体，就被推上了手术台。主刀医生不愿做活体移植，医生就从外地找来。医院间互相介绍病人，都有介绍费，所谓组织到其他医院“学习”，实质都是谈介绍病人。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教授苏泽轩和南方医院教授于立新等距退休不远的老教授属于“消极避世派”。他们看不惯业内的黑暗现实，不肯折腰，干脆转了业务方向。

于立新说，死刑犯器官基本已被极少数通过旅游移植大赚其钱的医院垄断，数十万一个器官，立足科研与社会效益的医院根本没有这个财力。身为全国肾移植专业组副组长的他，冒着被排斥出主流圈的风险，一开会就放炮。

罕见的捐献志愿者

最近，王保田当上了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者。

这个新身份像块硅胶，可以填充王保田心里的空洞。王鑫离世后，那儿不断分泌苦涩液体。只有在他对人讲述捐献儿子器官时，他觉得儿子又回来了。

从第一例器官捐献以来，全国不过130例，罕若沙漠绿洲。捐献器官者中大多数为外出打工者家庭，共同点是欠缴医院的抢救费，甚至连丧葬都困难。像王保田这般自己举债捐器官的绝无仅有。

捐出儿子器官的王保田，泅渡在悲伤之河。情难自禁，他曾设法去见三个陌生人。王鑫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长在了这三人身体里，他觉得他们载着再生的儿子。

从老家安徽省阜南县出发，经上海飞到三亚，王保田一家不知道施行手术的医院是哪一家，便让出租车司机到市区随便找家宾馆。“像天意安排”，他们被拉到陵园西路，距中山一院仅几百米。

院方安排王保田一家和肝移植者下午见面，另两名肾移植患者已经出院。在等待中，王保田打开房间电脑，进入儿子的QQ空间。里面的日志，有些甚至已能背诵，他在电脑前静默着。

在我国最早器官捐献立法的深圳，曾有捐献方和移植方见面后的纠纷。捐献方不时找移植方哭诉，移植方在东海渔村设宴、给数千抚慰金，仍无法了断。关于器官捐赠者与受赠者的权利和义务，尚未出台。

出于慎重，院方把王保田一家和肝移植者见面的事请示了卫生部。随后，院方取消原计划。

目前，卫生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活动，期间暂停全国活体器官移植，对于急需移植挽救生命的，各省经卫生厅批准后施行。“在此情形下，‘活体的尸体’可能增多。”某业内人士说。“活体的尸体”是一些嫌常规的活体移植“麻烦”的人搞出来的。他们骗一些农村赌六合彩输了、欠高利贷的人，说可卖肾赚钱，然后在县城偏僻的地方切了肾，高价卖到有移植资格的医院，谎称尸体肾。

没有人知道红灯到底要亮到哪个程度，器官移植界才会停下来，而器官捐献这一唯一的绿灯却迟迟亮不了。

直至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透露今年将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进行修订，突破性的一点是将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动员器官捐献和器官分配。也将明确可选择临床死亡标准：脑死亡或心跳停止死亡。

选择红十字会这一非政府组织，是希望建立独立于医院机构之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分配体系。

3月初，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联合下发文件，器官捐献试点将在天津、上海、广东等八省两市启动，但阻力清晰可见。

中国人的器官捐献意识与国际差距甚远。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每100万每年捐献器官大概有40个，美国每年大概有6000个人成功捐献器官。

“我不愿意捐。”肾移植手术室的一位男实习医生明确地说。他家在广东农村，盛行死要全尸的乡俗。五年的医科学习仅是一张移动软盘，随时可抽离他的大脑。

王长希说：“国外信基督教的多，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寄居之所，死后灵魂升天。身体不重要，所以器官捐献率高。东方信佛教，认为人还会转世，身体要保持完整。”

身处这样的文化中，加之别人的看法左右自己的生活，有人想捐献也阻碍重重。王长希认识的一位40岁左右的厅级干部急性脑出血猝死，他的妻子，某省级部门处长，向王长希联系器官捐献。等王长希准备好，她却变卦了。只因她母亲的一句提醒——“人家会说你对他不好，说不定早就盼他死”。丈夫家在广东农村。

捐献者倍受压力。李劲东接过湖南首例捐献者的哭诉电话：他在地里干活时，同村人在旁边说，唉呀，卖了很多钱吧，可以盖房子了。王保田15岁就出门打工，像他这样与熟人社会联系不紧密的，受乡规民俗影响才可能少。

火化、埋葬儿子后，王保田向北京朋友借的1万块还剩2700块。揣着这些钱，他去医院准备还钱。在电梯间，这钱被偷走。在儿子住院的32天内，没哭过的他眼泪直掉。他说：“不是为我儿子哭，也不是为我自己的钱财哭，就为这个世界担忧，为什么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爱？”


记者：苏岭

来源：南方周末